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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德土壤的败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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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23 07:16:0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习近平暴风骤雨式的反腐确实大快人心,然而中外多数人对其远期前景都不看好;最常提到的理由是制度:缺乏有效制约权力的好制度,腐败就有发生和发展的土壤。于是大家把希望寄托在体制改革和依法治国上。

       然而这些改革的前提是维持和巩固中共的政权,而且是集中权力,自上而下推动的;在政权受到威胁时,一切法律和制度都可以让路
中共对“威胁”的定义又十分广泛和模糊,给大小官员维护自己的权利开了方便之门。结果是一个奇特的现象:近三十年中共政权是世界上最稳固的,效率好支持率也高,但却最提心吊胆,生怕被颠覆。这与其说反映了现实情况,不如说是苏联东欧共产党政权崩溃(苏东波)的后遗症;这种非理性的悸怕常常导致一些非理性的、与社会发展趋势相背离的政策

       用权力推动大制度建设(如依法治国)来限制权力,本身就是个悖论,历史上也没有成功的先例;迄今为止成功的宪政都是利益和力量平衡的结果,是契约。权力至上侵蚀的不仅是法治和制度规则,也包括社会的道德基础。中国自诩礼仪之邦,硕果仅存的文明古国,然而中国游客在国外被认为是最不文明的;国内则是普遍的信任危机,市场上假货泛滥,欺诈横行。社会道德底线失守对官场的影响是巨大的,也是被反腐所忽视的治本之道。没有社会道德基础的“好制度”一定得不到好效果,不管其设计的初衷如何好。中国的反腐机构是世界上最庞大、最复杂的,中国也是腐败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如果腐败成了一种文化,好制度也会变成坏制度,这是邓小平始料未及的,因为在他的年代,腐败远没达到现在的程度。法律和制度靠人来执行,如果人烂了,制度就会跟着烂。因此,社会的道德基础比法律、制度更重要,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人的行为模式。

      官员腐败不仅因为官场的制度不健全,也因为社会对他们的腐蚀。如果社会是一个道德黑洞,它越富裕腐蚀力就越强。宇宙的黑洞使光线都无法逃脱;在道德的黑洞里极少有官员能洁身自好。中国的官员都是同代人中的佼佼者,多数都曾怀抱理想、品学兼优。他们中许多沦为贪官污吏的原因,也需要在社会大环境中寻找。然而,通过审视社会的几个主要的道德源泉,我们发现是权力在侵蚀中国社会的道德土壤,而且权力还在不断扩张

      第一个、也是最有中国特色的源泉是政府的倡导。这在中国可谓源远流长,儒教就是要建立伦理社会,从皇上到黎民都有一套行为的道德规范。克己复礼,只要人人都遵从规范,就会天下太平,社会和谐。皇帝、大臣、士大夫、师傅等都应当为人表率,知识人有义务成为天下的良心,文死谏,武死战等等。中共掌权后延续了这个传统,党员干部凡事要带头,吃苦在先,享受在后,严格要求自己。

      毛泽东时代是榜样治国全面取代依法治国,雷锋、焦裕禄、孔繁森……以及最近的周小平、花千芳等等,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标准,但以德治国、树正气的逻辑不变。然而从古至今,腐败一直是官场的痈疽和癌,近几十年来由于市场力量的介入,权钱结合,腐败愈演愈烈。

       究其原因,这些模范人物的提倡者都在权位上;他们误把权力的制高点当成道德的制高点。且不说为了塑造典型他们往往不得不造假,缺乏有效监督的权力,使他们自己的行为很难总是符合他们提倡的道德规范,甚至被揭发出是贪官,是腐败的源头和始作俑者。这对社会道德是致命打击,是对“官办模范”的极大讽刺,给社会上的不正之风签发了许可证,同时也威胁到政权的合法性。

       权力和道德无缘

      中国传统中的“天命”以道德和社会正义为其精髓对政权的道德判断左右着人心向背和朝代更迭。中共格外注重人心向背。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对道德建设做出了巨大努力;在党内有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整风运动,最近的包括习近平的八项规定,群众路线实践教育,较早的有江泽民的三讲,胡锦涛的保先教育。在全社会则有持续不断的精神文明建设,1980年代的“五讲四美”、胡锦涛的“八荣八耻”,习近平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但老百姓买账了吗?

      从根本上讲,政府不适于作为道德的提倡者。在西方发达的民主国家,政客也被认为是一个鲜廉寡耻的职业,政府永远是挨骂的对象。权力出不了道德的权威,因为它总是和腐败联系在一起。“政府无德”应该是一个定律,不是说政府都不道德而是说权力和道德无缘,不能指望它们相辅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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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主要源泉是宗教。劝善是所有宗教的共性,对信教者,道德本身就是对道德行为的奖励,不需要外在表扬和宣传,那些来世或它世指向的宗教尤其如此。宗教产生的道德行为是最纯正无私的。在现代,除了伊斯兰,它们对政治的影响有限;基督教的政教分离原则已被普遍接受,佛教更是不问世事,一心修炼。在当下物欲横流的中国,宗教是一片难得的净土,是道德生长的可靠土壤,也是社会的稳定器——只要不介入政治,不走极端。

       然而这片土壤也在受权力的侵蚀。由于苏东波后遗症,当局总是过于担心有组织的活动,怕它们威胁到政权的稳定,而对宗教在道德建设,社会稳定上的作用估计不足。于是总想方设法去控制、限制、打压、渗透,使中国的宗教不得不总是和政权打交道,变得政治化了,这片道德的土壤就这样退化了。

       第三个主要源泉是公民社会和其他形式的民间自治,包括中国历史上的家族组织、宗教会社、乡绅、长老的权威、同乡会、商社等。传统上中国政府的权力只到县级,县以下的农村社会全靠自治。在国家垄断合法暴力的情况下,必须靠伦理道德、乡规民约、家教族训和教化来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这也是儒教常兴不衰的现实基础。

持续一个多世纪的接二连三的大革命,包括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不仅摧毁了传统社会的经济基础和阶级结构,也摧毁了其政治、文化、意识形态、信仰和道德建构。近些年来传统社会组织形式有所恢复,但往往被视为对政权的潜在威胁而予以打压。由于得不到合法的生存空间,它们不能健康发展,常常黑社会化。

      苏东波之后,尤其是东欧颜色革命后,执政党内许多人视公民社会为洪水猛兽,西方颠覆阴谋的社会基础,因而不断打压言论结社自由,打压非政府组织、非盈利组织、慈善机构、自愿者组织、维权组织甚至兴趣爱好团体;最近的意向似乎是要用共产党庞大的基层组织(430万之多)来替代它们的功能。

     严格的管控,包括执政党的渗透,使得社会组织普遍趋于半行政化,成为政权的附庸。权力的侵蚀使它们缺乏独立空间和自由意志,因而不能成为社会公德生长的沃土。在一个日趋多元化的社会里,缺乏充分表达和社会协商,使得公平公正得不到足够的伸张,无事不揽的政府却不堪重负,动辄得咎,这恰恰是最大的不稳定因素。

       第四个源泉是社会舆论,包括传统大众媒介和新媒介。健康的社会舆论是公开透明和理性的产物;古语说“理不辨不明”,共产党讲“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只是现在不大提了)。公开的信息和自由的讨论是伸张社会正义的重要途径;在舆论的监督下,权势人物不得不注意自己的行为操守。道德是一个公共现象,不道德总是私下行为。因而公共舆论是培植道德的土壤,压制舆论就是破坏这个土壤。根据上文的分析,制度的笼子不一定能关得住权力,因为制度要靠人来执行。必须把权力也关进社会舆论的笼子,因为这个笼子比制度要细密多了,也公开透明多了。舆论监督是道德的监督,强化舆论就是强化道德。制度总有空子可钻,而道德则无隙可乘。

      然而舆论界是权力侵蚀最厉害的领域之一,当局有一整套庞大而复杂的机构,来控制人们的言论甚至人们的思想。近来的“创新”是政府在网上大规模地制造“民意”。根据“政府无德”的定律,这样做只能适得其反;现实的情况也正如此。在西方,政府总被怀疑在撒谎;在中国则往往是无论政府说什么,百姓都从反面去理解,结果是官民对立,社会缺乏起码的诚信

      在一个没有起码诚信,道德底线失守的社会,人人都没有安全感。大家都觉得唯一靠得住的是金钱,于是拜金主义盛行,道德的土壤被铜臭进一步腐蚀。就像马克思所说,资本使一切亲情、友情、神圣的信仰和悠久传统都化作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为了钱人们什么都可以去做,甚至甘愿冒生命的风险。于是社会陷入一种道德的恶性循环,究其最大原因之一乃权力对道德土壤的侵蚀。而拨乱反正不能走用权力来限制权力的老路,因为这是一个强化权力的怪圈。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

制度的笼子不一定能关得住权力,因为制度靠人来执行。必须把权力也关进社会舆论的笼子,因为这个笼子比制度要细密多了,也公开透明多了

来自 《郭良平:中国道德土壤的败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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