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不出圆珠笔的圆珠的国家科技水平会如何？

 

嵇少丞

 

李克强总理本月初在一次座谈会上承认，中国企业不仅产能过剩，而且生产能力有限，甚至连圆珠笔的圆珠都不能生产。李克强总理指出，中国钢铁业产能过剩的同时，还要从国外进口高质量钢材，因为本国没有能力生产。中国企业产品急需升级、提高质量。他举例说，中国至今不能生产模具钢，比如圆珠笔的圆珠都需要进口。

据媒体报导，去年3月，李克强在审阅中国机械设备出口文件时，发现很多制造业产品都需要进口，比如港口吊车、起重机械的钢缆、汽车发动机主轴、飞机外壳铝合金等，他当时在文件上划上三条红杠，掩卷深思五分钟。

中国过去三十的经济发展主要是靠农民工的廉价劳动创造的，科技教育对此实在没有多大贡献，原创性不足，高新技术依然依赖外国，比如半导体芯片仍然需要大量进口，每年进口消费高达2000亿美元，超过石油进口额。即使中国自己能生产的，质量往往欠佳，国人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于是个人利用旅游的机会，跨境购物，包括名牌包、化妆品、服装、家电，甚至还有电饭煲、马桶盖等日用品。日本由于中国出国购物者太多，特别出现了一个新词“爆买”，还成为2015年日本最流行词。另外，中国企业不仅做不了高端高档产品，反而热衷山寨国家名牌产品，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美国国土安全部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国进口产品中，90%的假货来自中国。日本2014年侵犯知识产权产品的案件共有3.2万宗，其中92%的假货来自中国。欧盟2011年查获了1.15亿件假货，73%来自中国。

几年前我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还读到 “研发技术获突破，易拉罐实现中国造”的报道。文章说，【日前，位于重庆市西彭的西南铝业公司传出喜讯——制罐材料研发取得突破，已具备量产能力，铝制易拉罐从此实现中国造。铝制易拉罐在我国每年用量高达数百亿个。别看它貌不惊人，但由于我国一直无法拿出薄而强度高的合格铝材，只能依赖进口。此次西南铝造出的易拉罐厚度仅0.27毫米，还不及3根头发丝的平均直径。西南铝业经过20多年的不懈追赶，终于造出达到国际标准的易拉罐。从此，国内易拉罐用户的成本有望降低三成以上。专家认为，这让我国跻身世界高质量铝板带加工的国家】。

“恨铁不成钢”的感叹之余，我还多了一些思考。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2011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10年中国广义科技人力资源总量达到9462.3万人，其中专业技术人才资源5550.4万人，高技能人才资源2863.3万人，农村实用人才资源1048.6万人。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已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2011年中国研发人员数量达到288万人，也是世界第一。2012年全国研发投入达到1万亿元，即使在世界上也是数得上。另外，据教育部的数据，近十几年来，中国每年毕业的博士生数量世界第一，中国大学教授总数世界第一。改革开放30多年里， 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中国学者发表科技论文越来越多，已经位居世界第二，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至少在我熟悉的地学领域）越来越高，但是许多关键性核心技术依然掌控在西方国家人手中，否则中国虽然有这么多的科技人才，怎么连铝制易拉罐这样简单的东西在2009年以前还做不出来呢？从1984年到现在，近30年过去了，中国不但自行研制不出 “黑鹰”这样的直升机，而且连圆珠笔的圆珠也造不来？痛心啊！教授满街走， 真才有几人， 这是中国科学技术界的悲哀！中国大学的悲哀！不是说我们中国人聪明勤奋吗？那么为什么科学技术的许多方面还这么落后？我们中国体制内的知识分子还有什么理由说“中国不缺人才”？在科学技术方面，从来就是质量而不是数量（人海战术）说了算，中国不是不缺一流人才， 而是太缺一流人才。从国外引进几千“千人学者”，又有几人真正全职回国？有的被引进的“千人”甚至有严重的学术不端问题， 被国外大学与研究所勒令下岗。屈指可数的几个大海龟（施一公、饶毅）还常被网上的泼皮土鳖骂得狗血喷头。

为什么中国的大学培养不出一流人才，钱学森之问迄今无人回答。

中国科技人员的整体业绩太让人失望了。在中国科教界，很大一部分科研经费没有用到科研的刀口上，不幸成为一个不争的客观事实，甚至还有大学校长，接受建筑商的大量贿赂，花大钱到澳门赌博，包养80后女学生，被判处无期徒刑。网络上人们常常把教授写成“叫兽”，社会上大学教授贬值成为人们共识性的话语。为什么过去的大学教授“望之如神仙中人”（季羡林先生语），而现在的教授却如此“沦落”，反差的致因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现在大学教授们自己不争气。

相比之下，西方特别是老牌的西欧国家如德国对大学教授非常尊重。欧元之前的德国马克上印着德国历史上著名科学家而不是政治家的的头像。在德国大小城市中，用科学家、文学家、哲学家、音乐家名字命名的街道和公园比比皆是。德国前总理科尔说过，“我们德国人对大学教授的尊重远远超过对商业巨子、银行家和内阁部长，这就是我们的希望所在” 。

德国人为何对大学教授如此尊重和尊敬? 其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教授们用他们的实际业绩赢得了民众的尊重和尊敬，二是民众从教授们创造的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的成果中享受到实际的利益。

德国历史上出过莱布尼茨、康德、黑格尔、费希特、费尔巴哈、叔本华、尼采、马克思、柯亨、那托尔普、卡西尔、文德尔班、卡尔纳普、胡塞尔、海德格尔、马尔库塞、弗罗姆等伟大哲学家；产生过马克思、拉萨尔、伯恩斯坦、考茨基等著名思想家。德国产生了像欧姆、赫尔姆霍茨、提出热力学第一定律的克劳修斯、伦琴（X射线发现者）、狄塞尔（柴油机发明者）等著名物理学家；它哺育了热力学与现代物理学大师普朗克，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两个物理学家之一爱因斯坦（另一个是牛顿）、上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玻恩（量子力学大师）、海森堡格（量子力学的重要人物），拥有平炉炼钢发明者西门子等才能超群的发明家；德国还产生了一大批数学家，其中最著名的有人类四大数学家的“数学王子”：近代数学的奠基人之一高斯；微积分创始人莱布尼茨，哥德巴赫猜想的提出者哥德巴赫；椭圆函数创造人之一雅可比；解析数论的创始人狄利克雷；成就众多的黎曼几何创始人黎曼，数学巨人希尔伯特等。

德国也有过许多伟大天文学家，如天体力学的奠基人、17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开普勒，星云假说的提出者、哲学家康德，现代理论天体物理学之文之一史瓦西等。德国还是世界化学王国，先后拥有一大批世界级的化学家，如经典化学大师、大学化学实验室先驱李比希，光化学巨匠本生，生理化学先驱科塞尔。德国在生物学方面也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它诞生了一系列著名生物学家，如比较胚胎学之父贝生、细胞学说创始人之一施旺、细胞病理学之父微耳和细菌学奠基人之一科赫。德国拥有几乎所有世界最重要的地理学家、如近代自然地理学气候学、植物地理学）之父亚历山大·洪堡，矿物学之父阿格里科、大陆漂移假说的创立者魏格纳、政治地理学大师卡尔·豪斯孟费尔。德国还有世界最伟大的心理学家，如心理学大师冯特，人格心理学大家凯伦霍妮，格式塔学派鼻祖韦特墨、考夫卡、苛勒和勒温。

德国也有引以为自豪的文学巨匠，例如，大诗人歌德、戏剧家席勒、浪漫主义诗人海涅、童话大王格林兄弟、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亨利希曼。德国是世界著名的音乐王国。世界音乐发展史上好几个代表人物都是德国人，例如古典音乐大师贝多芬、巴赫等，德国出现了光照世界的大画家如丢勒和贺尔拜。

德国柏林市的洪堡大学（1949年前叫柏林大学），一个学校就有29位诺贝尔奖得主。可是，一个人口众多、高呼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许多年的大国至今依然没有一位诺贝尔奖得主。

1864年到1869年，世界生理学的100项重大发现，德意志民族占其中89项；1855年到1870年，德意志民族取得136项电学、光学、热力学的重大发明，英法两国合计为91项；到 1869年止，德意志民族取得了33项医学发明，英法两国合计29项。 

既然德国的教授为世界文明作出如此巨大的贡献，怎能不被他们的国人尊重和尊敬呢？　　

有学者认为，德国之所以在学术和思想界名人辈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德国很早建立了完善的大学教育系统。早在19世纪初，普鲁士教育大臣——威廉·冯·洪堡 (后人称他为德国现代教育之父) 便厉行教育改革。洪堡按裴斯泰洛齐的自然本性发展个人的天赋和力量的教育思想改组普鲁士公立学校。他把柏林大学（1949年改名为洪堡大学）建成科研自由和教学自由的大学，使之成为各德国大学效法的榜样。洪堡从大学是从事纯科学的机构这一核心观念出发，认为大学的组织原则应建立在纯科学的观念之上。大学的研究并非对实用的、专门性科学知识的研究，以实用为目的的职业教育和高等技术教育都是片面的畸形的教育，于人格发展并无多大裨益，只有那些“纯粹科学”才能使人心智得到完整的训练，才能教会人们去进行自动的、创造性的思考，去进行符合道德原则的行动。根据洪堡的理念，大学的基本特征有二：寂寞（独立）和自由。大学全部的外在组织即以这两特征为依据。大学的寂寞意味着不为政治、经济社会利益所左右，一定与之保持距离，强调大学在管理和学术上的自主性。在洪堡看来，自由与寂寞是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没有寂寞（独立）就没有自由。应用洪堡的教育理念，德国的大学造就了一批又一批英才。

　   19世纪初, 普鲁士惨败于拿破仑的法国，虽然当时普鲁士正在向法国支付巨额战争赔款，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依然拿出了最后一点家底，下决心要办好教育。柏林大学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创立了，威廉三世不仅把豪华的王宫捐献出来作为柏林大学的校舍，而且每年还为柏林大学拨款15万塔勒。而在教育大臣威廉·冯·洪堡为学校做的经费预算中，只有非常少的一部分用作了建筑费用，较多的经费则用于聘请有真才实学的一流教授方面。在洪堡大学的办学经费预算中，比人员工资预算还要多出一倍的是用于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的预算。教育部长威廉·冯·洪堡明确提出：“国家必须对教学活动给予物质支持，但是不得干涉教育和学术活动”，“大学是研究学问、追求真理的地方，而不是职业或技术培训中心，更不是卖文凭的机构”。“为科学而工作”成为柏林大学的校风。上世纪20－30年代，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也说过：“大学，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 。可惜，近60年来人们把这样的理念几乎忘了, 更甚者——出大官者，乃杰出大学也。

柏林大学刚创建时，教授的标准工资是年薪1500塔勒。在当时发达的港口城市，一个熟练的手艺人家庭，年生活费仅需150塔勒；一个受过高度教育的中产阶级家庭，年生活费约为750塔勒。也就是说，一个柏林大学教授的工资足够养活10户手艺人家庭，或是两户中产阶级家庭。生活在一个经济收入“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拿手术刀不如剃头刀”的社会里，教授是很难有足够的自尊和受到别人的尊重和尊敬的。

德国大学的教授名额有限，每个专业一般只有一个教授，是教研室当然的主任。等级制度非常严格，教研室内其他博士（研究人员），如果不换大学一辈子也不可能当上教授，所以也就不会有教授级工程师。我们中国大学教授太多太滥，一个教研室往往有20几个教授，有的正教授甚至都没有发表过什么有影响的论文。在国外找不到助理教授位子的博士后，往往一回国就成为正教授，于是就以为和国外正教授对等了，其实不然。所以，中国存有严重的“职称泡沫”。

普鲁士教育大臣威廉·冯·洪堡，没有采用当今中国流行的招聘大学院长、副校长（正校长由上级党组任命，不公开招聘）的“笔试＋口试”或“人机对话”的选才方法，自作主张地就直接聘请了呼吁推行全民教育的学者费希特出任柏林大学的第一任校长，于是之后这个大学的讲台上就出现了黑格尔、叔本华、格林兄弟、普朗克、爱因斯坦…… 

看到这里，我们对德国人为何这么尊重和尊敬大学教授就不足为怪了。

为什么中国人没有像德国人那样对自已大学的教授尊重和尊敬呢？为什么当今教授越来越贬值，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我们中国大学的教授中没有出现莱布尼茨、爱因斯坦、普朗克、玻恩和海森堡格等科学和文化大师，没有发明汽车、火车、轮船、飞机、照相机、计算机、手机等，也没有发现电、微积分和相对论。我们日常使用的电器、交通和通讯都是西方科学家原创的成果，中国大学的教授对这些重要的人类文明几乎毫无贡献。这里既有关键的体制问题，当然也有知识分子自身的问。马克思·韦伯指出，一个学者要想赢得社会的认同感，“无论就其表面和本质而言，个人只有通过最彻底的专业化，才有可能具备信心在知识领域取得一些完美的成就”。再看中国大学校园有些教授，不用谈自由思想与独立人格了，简直与社会上的三教九流没有差别，拉帮结派，吹牛拍马、投机钻营，溜须拍马，混迹于市俗，热衷官场，勾心斗角，或滥竽充数，不懂装懂，误人子弟，剽窃国内或国外的论文，制造垃圾论文，他们哪里视学问为自己安身立命的惟一支撑；或在酒桌、歌厅、麻将桌上花时间，这类人注定在科学上没有创新。如果连抄袭、剽窃、弄虚作假都没有人管，这种氛围中有怎会出得了真正的成果？自身不争气，就怪不得民众不尊重和不尊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