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栋大夫的《＜内经时代＞补注》，让我非常感慨。如此感慨，主要不是因为金大夫对我和拙作《<内经>时代》说了些好话，而是因为一个人写的书，在他生前就有人全面做注，在我知道的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换言之，即便有后人做注，都是在作者身后几十年、上百年、甚至几百年才会出现。也许只有《毛泽东选集》是例外。不过，严格说来，那还不是《毛选补注》。总之，《补注》给我的感觉，恰如数十、上百、数百年之后重生，看到原来有人对自己前世的著作下了如此大功夫。于是，现在自觉死而无憾，因为即便数十、上百、数百年之后出现此书，我地下有知，也含笑于九泉了。

我和金大夫素不相识。《补注》上网之初，我也完全不知道。

这是因为，2011年3月4日，我突患重症心肌梗塞。侥幸不死之后，精力大减。不能读书，不能看报，不能看电视，不能下棋打牌，不能面对微机屏幕，有一段时间甚至不能下床，于是静养三年没有上网。今年春天，自觉略好，于是又试着上网。没料到上网当天，就发现了《补注》。作者的网名：河间金栋。于是请朋友查找作者的情况。信息迅速反馈。原来金栋就是作者的真实名讳，也确实是河间人。2013年，他曾经通过我的博客和我联系，而我当时处于闭关状态，于是失之交臂。这一点也使我感慨，因为金栋不但是河北人，和我算是本省同乡，还有河间是中医史上很重要的一个流派的发源地。大约九百年之前，河间学派的创始人刘完素，人称刘河间和金栋同籍。看来，人杰地灵之说很有道理。

我和金大夫还有点关系。他1983年毕业于河北医学院中医系，1981年我开始在那里工作。只是我不敢自称和他有师生的名分，因为我从来没有给他上过课。但无论如何，我俩算是有缘。

还使我感慨的是，金栋大夫就是一位在一个县级市医院和中医院工作的临床大夫。他也没有什么家学渊源。按说他这样的经历和条件，不大会对《时代》这种有些学究气，距离临床较远的著作感兴趣，而且下这么大的功夫作《补注》。换言之，即便是有人为《时代》做注，也最可能出现在学院、研究院那种学术中心，至少作者应该是研究生毕业，特别是研究医史文献的研究生。然而，应该出现的没有出现，很难出现的事情出现了。岂非令人感慨！

其实，仔细想来也不奇怪。比如，《时代》在我曾经做研究生的现中国中医科学院，很敏感。那里的某些人，很可能至今对此很头痛。我的名字和著作，成为那里的心病。即便是多数人对《时代》颇有好感，也不大有魄力给《时代》做注，且不说有无足够的卓识和能力，更不要说那些对《时代》反感者。那里的人也很难虚下心来。

金大夫的临床水平必然相当出色，据说他获得过很多荣誉，自然是一方名医。我猜测他的家境不错，即不必为稻粱谋而疲于奔波。他也肯定不是对挣钱、做官很在意，而是对学术有广泛兴趣。具备了这样的素质和条件，才有可能做《补注》这样的工作。

金大夫是一位很务实而且思想开放的人。他对中医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和我有略同的见解。特别是对如何中西医结合，理解很深刻。他说：“中西汇通，优势互补；中西合参，赛过神仙；现代中医当五诊：望闻问切查。”

自然，最使我感慨的是，金大夫的《补注》下得功夫非常大。他已经为此花费了三、四年的业余时间，工作做得非常细致深入。特别是，他发现了我的很多不足。《时代》中的小毛病，自然不少。比如，引用文献的错讹脱漏和错别字等，金大夫发现的大概有几十处。这些问题，新版的编辑都没有发现，也很少有老读者指出过。

金大夫还发现了比较大的错误。如我当年想当然地说，《玄应书》是一种东汉的谶纬书（见学苑版70页），实属臆测。犯了科学研究的大忌。如果《时代》中有三个以上的此种臆测，就应该付之一炬。还好，这样的问题大约只此一处，但我还是要感谢金大夫的指出。

人很容易犯错误，写一本较长的书，更容易出现毛病，但我不想以此为自己辩护，也不想以当年的条件不好为借口打掩护。比如黄帝的正妻嫘祖，由于我当年找的是一个小印刷厂，它的铅字字库里，没有这个嫘字（早期的微机字库里，也大多没有此字），无奈就用了螺字。正式出版时我忘了此事，于是留下了错误。但错误就是错误，要勇于承认和纠正。这正是人和电脑不同的地方，人会自觉地承认错误并改正错误。承认错误就是直面真理，是学者必备的品格。

至此我想说一下，《补注》是否有必要，或者说此书的价值。

1985年的《<内经>时代》，是自己印行的。那时没有互联网，个人也没有微机。即不可能在网络上发表著作，而且一切都要亲自手工完成。当时我的月薪只有50多元，不可能印行篇幅很大的书，还要考虑到读者的承受能力。于是《时代》的预设规模，只能短小简练。

我对《时代》的价值相当自信，但还是没有料到，那样一本很薄的书，影响之大出乎我的预期。

当年的有些反应，我在“六十自述”中有点交代。这里再比较全地把当年的几位师友的评价，摘要列出。

马伯英来信（马兄是我的研究生同学，颇有文名）

红军兄：

（前略）

此书（按：指《时代》）宏论迭出，尤其首节和跋，锋芒毕露，咄咄逼人。兄真战将也！今后战场形势，尚须拭目以待。兄自尤当谨慎。

上月请张赞臣老出席上海医史分会活动，介绍医界春秋社。完了以后，先生非常激动。即为兄之《论争》慷慨陈词。耿耿铁骨，令人起敬。他说到有人劝他出来发表声明或讲话以谴责你，此老断然拒绝。后来（前不久）还专程到中医研究院讲明他的立场。他还是称赞你的才气，基本同意你的观点。他认为，不过是有些文字表达不理想而已，而一些人存心挑剔。（后略）

周一谋来信（周先生曾任原北京中医学院讲师，后任湖南中医学院医学史教授，和我颇有缘——研究生面试时他就在场，当即许为远器）

洪钧同志：

赐寄大作《<内经>时代》及惠函业已收到，非常感谢。

大作旁征博引，对各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和探讨，有的很有创见。全书笔酣墨畅，才气横溢，锐不可当，可喜可贺。我已向研究生作了推荐，还将向本科生介绍。（后略）

江晓原来信（江先生是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科学史系主任、人文学院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副理事长等）

赵先生：

近在廖大夫育群处见大作《<内经>时代》，拜读之下，大快我心。与习见之言《内经》诸书迥异。夫旁搜远绍，博采众家，此正吾国学者极为缺乏之作风。尤可贵者，言医书不囿于医籍而及于百家、天文、星命、音乐、语言等。世颇有所谓“专家”、“学者”，皓首穷经，专营一艺，往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既而故步自封，夜郎自大，曾不知天地之广。或有稍越其藩篱者，则概以“芜杂”、“不务正业”斥之。此种风气，真可为之长太息也。（后略）

郭文友来信（1987年，郭兄为《四川中医》编辑，人以为川中中医学问无出其右）

洪钧兄：

去年十二月三十日大函及大著《<内经>时代》、《近代中西医论争史》（附“医学发展不能跨越分析归纳阶段”一文）早已奉到。甚感谢。唯以患病良久迟迟未复，殊以为歉，尚祁见谅是幸。

病中通读大著一过，宛如服了一帖强心药，兴奋到了不知所以然。我敢断言，大著是二十世纪中医界所出现的少数几个奇迹之一。吾兄亦为二十世纪中医界出现的少数几个奇才之一。天才及天才巨制，不是每一个世纪都能产生的。我能读此巨著，得识吾兄，实在是三生有幸。（后略）

柴中元来信（柴兄工作在浙江省上虞县中医院，是一方良医且颇有文名）

赵洪钧医师：您好！

《<内经>时代》拜读，深佩大才！王充在“逢遇篇”中说：“操行有常贤，仕宦无常遇。贤不贤才也；遇不遇时也。”这话移之于论书，也是同样。书的水平有高低，但不遇，质高者未得公开发行。遇，质低者畅行无阻。兄之大著，迄未公开发行，诚所谓阳春白雪，和者盖寡，良可叹息。经观兄之二书，佩兄学识非凡。（后略）。

董汉良来信（董兄当时在浙江绍兴工作，和柴中元兄一样，文名和医名颇盛于江南）

洪钧学兄：您好！

大著《<内经>时代》收读。

是一本大破陈腐浊气，给人以新鲜之气的传世佳作。值得敬佩、庆贺。

您的信条，我非常赞同。这是目前中医学界所十分迫切需要的东西。没有这种精神，中医迟早要衰亡，或永远处于原地踏步的地位。

我读的书很少，但在近年出版的中医书当中，我觉得学兄所著的二本最有生气。用政治术语来说：兄乃具有开拓精神的人，是我医界中的虎虎者。我们应该有这种进取精神。

李建民来信（李先生是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为该院著名青年学者）

洪钧教授，您好！

（前略）从廖先生的口中，得知您真是医史界的传奇人物。我读过您的《近代中西医论争史》、《伤寒论新解》（与马堪温教授合写的），所以特别感到亲切。

五月初访京，廖先生建议我与您联络，届时在京可以聚谈。不过，打听得悉您在石家庄，路远，劳您来京觉得过意不去。我在京八天，与医史界友人畅谈。大家都以为：研究医史的人物很多，但“低水平重复”，有个人观点的不多。李伯聪《扁鹊和扁鹊学派研究》与先生的《<内经>时代》算是异数了。

返台逾三个多月，一直想写信给先生问好，也表达一位远在台湾的医史小学生的敬意。

先生手边是否还有《<内经>时代》一书，我遍寻台湾图书馆不得。只好向您请书拜读。也希望多多向先生请益。（后略）

洪钧按：我得信后，立即寄去拙作。大约三个月后，李先生即在《新史学》上发表评论文章，对《时代》大加赞赏说：“赵洪钧全史在胸，小景之中，形神俱足。他在个人条件极为困难的条件（自力出版《时代》）之下，却留下了至今令人反复咀嚼的作品。”

余庆来信（余兄当时在上海中医学院做研究生）

赵老师：您好！

这样唐突地给一个长者写信，我还是第一次，但《<内经>时代》给我的激动，驱走了我的一切顾虑，而且相信对一个读者和学生的打扰，您是一定会给予原谅的。

粗读您的《<内经>时代》之后，虽然一时没有完全解开心中的疑团，但字里行间蕴含的真正的科学精神，却使我振奋。在中医界这种沉闷的学术空气中，它像一颗震人耳鼓的炸弹……只是从您的《时代》中，我才第一次看到了自己的真正追求——实事求是，说真话。

《<内经>时代》提出的种种问题，是很值得讨论的。尤其是那种看问题的全新的角度，更是令人深思。（后略） 

以上溢美之词，也许有的出于客气，也或者有的言过其实。但总的来说，《时代》至今在学界以好评居多。当年也确实在有关学界风行一时。比如，当年台湾中央研究院语言历史研究所的研究员和研究生们，由于无法购到此书，只好复印几十本做到人手一册。

2012年，《时代》终于在学苑出版社正式出版，也和学界的普遍好评有关。

不过，《时代》自刊本，确实有点太浓缩因而简略。于是，多数普通读者读过后，还会有不少疑惑。即便是中医学者，乃至《内经》学者，多数还需要参看有关引用著作，才能真正弄清拙文所指。

我在学苑版《时代》中，加了一些自注，但还是不够。即多数读者还需要参看有关文献，而他们大多缺乏这个条件。尽管现在通过互联网能很容易查到不少文献，和参看《补注》比起来，还是远远不如后者方便而且资料更充足。正如李建民先生所说，《时代》值得反复咀嚼。在咀嚼的过程中，参看《补注》会更有味道和收获。

总之，当年读过《时代》者，大都相当激动。这种激动有的是兴奋，有的是惊奇，有的是赞赏，有的是佩服，有的是丧气，也有的可能是愤怒。因为，人们发现，《时代》要揭开《内经》的神秘面纱，把它从神坛上拉下来，还它本来面目。

但无论如何激动，多数人还是会有些疑惑。因为他们不能确信，我的结论是否有充分而可靠的文献依据。他们没条件或没时间，看到那么多参考书。

金大夫的《补注》，为所有读者解决了上述问题。只要你肯下点功夫，《补注》提供了最充足的文献资料，还有他的精到见解。

总之，《补注》为一切想真正弄懂《内经》的人，提供了最全面的资料和分析。只要你有一般的中医和中国传统文化基础，都可以真正弄懂《内经》。

很可能有人要问：不是有那么多关于《内经》的专著吗！特别是还有国内公认的《内经》权威编写的《内经》注本，还有什么《<内经>研究大全》之类，莫非那些书都比不上《补注》吗？

我不敢肯定地回答说：《补注》比一切现行有关著作都好，只好请读者自己看看作一下比较。

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历来关于《内经》的著作或研究，绝大多数都是百方弥缝地说，《内经》如何如何完全是真理。遇到解不通的地方，“专家”们就会说：《内经》的奥秘是后人不可能完全理解的。持这样的态度，怎么可能真正闹清《内经》。把《内经》看做完全是真理，就不可能发现其中的矛盾、错误或糟粕。发现不了错误和糟粕，也就不可能真正认识到其中的精华。于是，千余年来《内经》之学，还是一塌糊涂。至于拙作和《补注》是否真正做到了揭开笼罩《内经》的迷雾，恰如其分地评说《内经》，只好请读者亲自阅读之后才知道。

不过，在此，我敢负责任地做出承诺：只要你肯花费几天功夫，反复咀嚼《补注》两三遍，必然能从全新的高度，把握《内经》和中医理论体系，而且同时对传统文化（或称旧学、国学、国故）的认识提高一大步。

最后，本来我六十岁时，为日后《时代》正式出版，准备了一篇序或跋，即“六十自述”。然而编辑们，对其中的几句实话实说有顾虑。他们说，最好过些年再发表那篇文字——其实意思是：等到我的百年之后才好发表。那时很多问题都不敏感了，于是编辑们不会碰到麻烦。结果，无奈，我只好同意学苑版删去了“六十自述”。

其实，早在七、八年前，已经有人把“六十自述”上了网络，而且不止一家转载。圈子内的多数人看过她。

现在要把《<内经>时代补注》连载在传心堂，于是把“六十自述”同时发表，和此文一起算是本书的序言。 

洪钧，2015/9/9于白伏故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