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8日下午，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办举行了一次“科技界祝贺屠呦呦荣获诺贝尔医学奖座谈会”，老航注意到饶毅、施一公等在列。其他主要是中国科协、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中医科学院（屠呦呦单位）等重要领导或科学家，而因屠呦呦“三无”，处于舆论风口浪尖的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仅各有一名代表参加，分别是李静海副院长和周济院长。这次座谈会参加者就是领导，也多是学者型的。这样的会议安排是有了点真正尊重科学的意思。若是太多的非专业型的官员参加这样的会议，尽说些无聊的假大空话，那多半会让屠呦呦感到不自在甚至难受。祝贺屠呦呦获诺奖的会议若能成为一种专业与体制反思的对话，那就变得理性与正常一些了。

饶毅与会，让我最感兴趣。屠呦呦几次落选院士评选，饶毅对院士制度的质疑和自己当年宣布退出院士参选，以及他与施一公等在这前对中国科学界体制弊端的批评，让他被邀请参会有了特别的意味。不管此次会议上饶毅会否直接向科协和两院猛烈开炮，我以为他在场就足以让有关领导尴尬了。当然，屠呦呦的在场，更让两院的领导严重不自在。两院院士健在的已有1000多名，偏偏能够获诺奖的够不上条件当院士，让人感到有点怪异。

饶毅是那种体制冲撞监护人，他所批评的科学界就是体制僵化、弄虚作假、欠缺公平公正、效率低下、人事与人情关系复杂那样的状况，希望得到改变。类似这样的人在各个领域是很多的，从教育、医疗、军事、经济、金融（股市）到思想文化、司法、新闻、宣传，乃至行政管理、宪法制度等，都有这样的体制的冲撞监护人，也可以说他们是社会的诤言者，社会公义和除弊革新的探路人。

这些人有些言辞激烈些，有些温和些，有些比较擅长理性思辨，有些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施一公、屠呦呦本质上也是这类人。施一公性格温和些，但他在2013年一篇文章中透露，有段时间他实在没法忍受中国科技界的那种纠结（特别难做事），一度想逃离，离开中国。倒是看起来比较敢冲撞的饶毅劝他留下，后来施一公的研究得到较好的支持，当上了院士，最近又当上清华大学副校长。屠呦呦的应对方法是沉默，不跟你们讲那么多，但是到到了关键的时候，我让证据说话。因此，她有意手中保留了当年青蒿素研究的原始资料，从不轻易示人。当年，就是饶毅想看也不够。她对别人严加防范，因为她知道有些人是些什么样的人。一旦手中的原始资料失去，那就只能听凭他人摆布了。

科技界还好些。在其他方面，主要是社会领域，饶毅这样的体制冲撞监护人则可能首先自己被冲撞得一塌糊涂。有些极端派只要他人与自己坚持的一些理念、信条不合，那就立即组织帮众前来围攻、谩骂，喊打喊杀，扣帽子、打棍子无所不用其极。在此，老航就略去具体的例子吧。但有一点，历史却是清晰的。那些曾经为市场经济与民主法治鼓与呼的人，历史一再证明他们是正确的。现在国家正在深化改革的历史进程中。老航就发现某些体制冲撞监护人曾经的言说，就已经变成国家的新国策。但在这前乃至到现在，他们中的一些人却仍然被一些人时不时地围攻和谩骂。攻击他们的人实际也是反对国家进一步深化改革，想回到文革旧时代的那号人。

回顾历史，现在想起来简直不可思议。1980年代初，允不允许个人办小企业、乡镇企业应不应当发展、特区该不该发建立，奖金该不该发，等等，对中国都是一系列大是大非的难题。许多事稍不留意，就碰到意识形态的那根敏感神经。那时，市场价格有限放开，不放也不行。因为黑市很厉害，越来越难控制。记得一块当时质量不错的表，政府定价20元，黑市价格要四五十元。政府定价也叫计划价格，与市场价常常差太多。这就给了很多人利用两种价格之间的差价牟利。一种是小草民和小商户，他们利用市场和走街串户的方式盈利。一种是有背景的人运作大宗商品，如钢材、粮食和当时紧缺商人电视机、冰箱等获取巨额利润，称为“官倒”。其中最让人气不过的是一些人可以从官员那个弄个批条，仅仅出售批条就大发横财。当时的那种怪现象，如果不是一批体制冲撞监护人勇敢地挣脱落后体制的束缚，中国也不可能有今天这种的发展成果。

对体制冲撞监护人，也只有社会学会了接纳，可以让他们的建言献策通过论证化为国策，同时让他们其中比较有智慧的人得到重用，进一步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我们的国家才真正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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