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张生家实名批驳匿名谣言

【《科学伦理》编辑按：《科学伦理》发出公开调查引子和问卷后，收到张生家如下一封来信。虽然《科学伦理》编辑以前未阅读张生家所指《知乎》网站的帖子，但有些匿名者在《科学伦理》公开调查文章下的评论似乎已根据这些网上流传的帖子对张生家定下了一个一贯作恶的坏人的印象。而张生家的这篇批驳却貌似真实而有力。为了帮助大家辨别真伪，我们将这篇其实与张生家“抢发论文”和“掠夺成果”的控告无直接关系的文章也公示出来，希望了解张生家的人也能出来真名说实话。】

《科学伦理》编辑:

知乎上一则针对我和我夫人叶菁进行人身攻击的极不负责任的帖子，捏造和歪曲了大量我在德国和挪威工作时期的事情，对我们造成了巨大的人身和名誉上的伤害。我本来不想花时间计较，但这样的行为已经逾越了基本的做人底线，作为当事人我必须站出来澄清事实。

 

            在国外工作这么多年，我总是坚持一个原则：尽力帮助中国人，我也尽最大所能将我的实验小组的工作机会留给中国人。我所工作过的德国实验室和挪威实验室的老板以前从来没有招过任何中国人，由于我在德国几年时间内在Neuron等杂志上发表四篇文章，德国导师出于对我的信任，让我单独组成一个科研小组，并支持我从中国招更多优秀的中国学生。在德国的6年中，我总共招了6名中国学生，包括3名直接从国内招过去的。2008年，我从德国带去挪威两个博士研究生，一个叫卢立，一个叫苗成林，这两个都是北大生科院2001级毕业的学生。在挪威另一个实验室还有一个中国学生，叫郑康，是清华大学医学院常务副院长鲁白原来在NIH的博后。

            在德国，只要听说中国学生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或者处境艰难，不管认识还是不认识，我都尽力帮助。这一点，作为从德国跟我到挪威这么久的学生，你们应该最了解。你们当中的一个学生是清华大学生科院副院长吴畏教授推荐给他原来所在德国癌症研究所（DKFZ）导师实验室的。由于在试用期没有受到德国教授的赏识，在半年的试用期结束之前被开除，德国教授通知移民局要求你两个星期内离开德国。当时我并不认识你，只知道是我实验小组一个北大学生同级毕业的同学。危急关头我跟我德国的导师求情，将你转到我的实验小组，后来也带去挪威。

 

            在德国的时候，你们当中另一个学生告诉我，你在德国的经济来源只是你母亲在街上报刊亭的收入，我很同情你，争取让你在我的小组勤工助学（Hiwi）每月获得近400欧元补贴。2005年你从北大毕业后，你大部分的同班同学拿了全奖去了美国，而你虽然曾代表中国高中生在比利时拿过奥林匹克生物竞赛金牌保送到北大，大学毕业后却只能到德国念一个全自费的硕士项目，你的家人都很担心你会因此感到抑郁。在德国硕士毕业后，你轮转的三个实验室都没有留你继续读PhD，我只好争取把实验小组仅有的PhD位置留给了你。我带的另外两个德国学生却因此没有拿到PhD位置去了其他学校，这也导致德国学生和同事对我的记恨。我一直尽力帮助你，在你的硕士毕业论文里你还说我是你的第二个父亲。然而，把你从德国带到挪威正是我噩梦的开始。为了减少你去移民局的麻烦和开销，去挪威的时候，我申请一次性给你签了4年劳动合同，你从此没有了在德国每半年到一年只有通过考核才能再发新签证的压力。没想到，由于挪威工作节奏太慢，不到三个月，你就因为要回国度假和我闹翻，最后申请去了另外一个实验组，宁愿给一个刚去的日本博后打下手。从此以后，你对我的无礼和冒犯让我心寒，我一再地容忍不和你计较，因为叶菁老是劝我，毕竟你是我从德国带过去的中国学生，不想丢中国人的脸，也不想给其他教授增加负担。你连你的舍友——北大和你一起同去的校友都嫉妒，最后吵架分开后，还到处写污蔑的邮件攻击他。你见了外国人点头哈腰到处送礼，见了中国人从来不理。你在挪威实验室拿到Nature、Nature Neuroscience、Neuron等好文章，去年还跑到华东师大应聘技术员和实验室管家？现在我听说你终于要去美国德州做博后，那就让你的实力和能力说话，我拭目以待!

 

            我把你们带到诺奖实验室，而你们现在也7年博士毕业，拿到了很好的文章，都将去美国做博后。为什么在离开我和叶菁多年以后你们当中还有人心中满是记恨？尤其是叶菁，她曾经给你们做饭，洗衣服，铺床，甚至在最困难的时候都让你们在家里暂住。你们第一次去德国我还去机场接你们，帮你们安顿住的地方，陪你们去移民局办工作签证，到银行开账户，到处去买生活必需品。你不仅没有感激之情，还过河拆桥，血口喷人！你这样的行为我真心觉得心寒和不解，或许落尽下石是某些人的本性，但我只想说，人在做，天在看，请不要太过分了！

 

            关于你诬蔑我坑合作者的事情，描述得绘声绘色，让不知情的人信以为真，你这样口无遮拦地编造谎言，你的良心能得到安宁吗？

 

            德国实验室专攻分子和细胞，包装病毒是每个人都会的常规技能，都是自己包装病毒自己用，从来都不会用别人的病毒。你说有博士后和我合作，使用我的病毒完全是无中生有。在德国我从来没有和别人合作过任何课题，因为我在德国的几年时间里一直忙于Neuron文章里从基因芯片里调出来的与学习和记忆有关的一百多个新基因的鉴定。

 

            关于基因芯片的文章，分析数据的学生是上篇Neuron文章的第二作者，是我在德国带的硕士生Marvin N. Steijaert，后来回了他的家乡荷兰，中途还特意来德国看望过我两次，我也请你们一起和Marvin吃过饭。你这么诽谤我，不知道你还有没有脸见他。

 

            我从NIBS直接招去德国的学生邹明，毕业于北大医学院，后来我推荐他去了瑞士最好的FMI研究所念博士。邹明去另一个组的医学生那观摩怎么做大脑缺血中风模型（MCAO）实验，最后这名医学生是Journal of Neuroscience文章的参与作者。我也帮了他们做了许多基因芯片RNA前期制备和加工。你说我把技术学到手，然后将别人拒之门外的说法完全是歪曲事实。

 

            我在德国带的日本学生Yoshinori Aso曾在PloS Genetics上发表文章，现在在Janelia Farm做博后，中途还特地来我家看我，还经常和我发邮件讨论课题，几年下来我们都有非常好的友谊和联系。我离开德国后，还有两个德国学生专程去挪威看望我, 并且我和德国实验室的导师一直保持很好的联系。我怎么对待合作者和中国学生，你心里最清楚，你这样污蔑一个曾经给予你无私帮助的老师实在是忘恩负义！希望你年纪轻轻不要走这些歪门邪道！

 

            在德国博后期间，莫泽夫妇几次邀请我拜访挪威实验室，我一直犹豫要不要换一个研究方向，直到第三次我才决定去挪威。你说莫泽夫妇被我忽悠才邀请我，是觉得他们没有判断力吗？没有真正的能力和成绩他们会提升我为课题组长吗？你觉得你现在的恶言相向能瞒得过他们吗？

 

            莫泽夫妇邀请我，是想将我的长项神经分子生物学和他们的电生理相结合，解析海马和内嗅皮层空间定位系统的神经环路和细胞分子机制，2013年的Science文章就是关于这个工作。挪威实验室根本不缺病毒，在我去之前就有一个日本博后Ayumu Tashiro从美国研究中心Salk Institute的Fred Gage组过去建立了一个病毒实验室，他现在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当教授。

 

            在挪威的7年里，我组建了独立的光遗传学实验室，做电生理实验也已经五六年，2013年发的Science文章就是光遗传和电生理技术的结合。这篇文章的第二作者在2010年离开我的实验组，因此后三年的工作都是我和叶菁亲自拼出来的，14页的Science Enhanced Research Article工作量有多大，是靠忽悠就能完成的吗？

 

            你污蔑和诽谤我在紧要关头撕毁合作协议漫天要价的言论更是子虚乌有。在挪威的7年里我几乎都是凌晨五点就起床，一直工作到晚上九十点才回家。电生理的实验周期漫长，一个动物手术的时间加上插光纤和电极的时间就得上十个小时，每个动物的电信号采集也需要好几个月，你们先后离开我的实验小组，我们只好又做分子又做电生理实验，每一篇文章都是我们自己辛辛苦苦做实验分析数据得到的。

 

            关于Nature、Nature Neuroscience、Journal of Neuroscience等文章，除了Nature Neuroscience是排在第三位的共同第一作者以外，其他文章我都只是参与作者。当时光遗传学刚兴起，携带光敏感蛋白病毒的制备不像现在这么容易和常规，况且我都提供了修饰过的病毒。而且Nature Neuroscience文章里是一个遗传工程化的AAV逆向病毒，花了很多心血和精力才做出来的，也是这篇文章的关键点。

 

            Nature Neuroscience我作为第三位的共同第一作者已经解释过，我只是提供特殊的逆转病毒，怎么会有实验数据在我手上？这个项目按照最初的协议只有排在第一位的作者和我参与，最后因为数据很有趣，想用计算模型来验证。所以文章最后又加进来一个做计算模型的人作为共同第一作者，我退居第三。争第一作者是无稽之谈，说我在紧要关头撕毁协议漫天要价更是污蔑和诽谤。

 

            用过病毒的人都知道，一管病毒从-80度冰箱取出后，一般不再放回去，因为不仅有污染的问题，还会因为反复冻融而失活。为了保证每次病毒的活性，我都是预先多管分装好，每次手术之前才取出来一管，因为一只动物几微升就够了。只有这样的严格的程序，才能保证实验的可重复性。在此之前，那个日本博后和挪威实验室无论是他自己做的还是从公司买的病毒并不好用。挪威实验室从不缺钱，如果能花钱解决的问题，何必要请人呢？算上人力，制备工程病毒可能比买病毒还贵。我提供给不同的人同一批病毒，是否成功是实验本身更是实验者本人所决定的。你说我给别人的病毒做了手脚完全是信口雌黄。

 

            你说法国博士后是莫泽实验室唯一没有文章的人简直是笑话，事实上，好几个博后走的时候没有任何文章。任何做科研的人都有体会，项目的设计和实验者对成功起决定性作用，同一批实验材料，有的能成功有的不能成功。无论是商业的病毒还是自己包装的病毒，都不能保证每次在动物活体内成功工作。挪威另外一个实验组Jonathan Whitlock用了我的病毒，当时光遗传学刚兴起，他得到了很好的结果非常激动。法国博士后用的病毒是我提供的，但是项目失败是因为RNAi Knockdown不稳定，记录的时间点又与该基因的表达时间点不一致。去Stanford大学做教授的Lisa Giocomo，关于RNA的工作用的也是我包装的病毒，她多次阶段性实验都成功了，从来没有抱怨我提供的病毒有问题，并且我也没有在Lisa的任何文章里有作者署名。

 

            你居然还骂叶菁是泼妇，然而事实上她从来没有跟实验室任何人吵过架。叶菁也从来没有争过任何文章的作者，Journal of Neuroscience和Nature Neuroscience的文章都是和另外一个实验室的合作。Journal of Neuroscience的文章是叶菁的导师莫泽和别的合作实验室争取应得的文章作者。你将叶菁说的一无是处，但莫泽夫妇对她的评价是有目共睹的，我离开挪威实验室后，莫泽夫妇还保留了叶菁的工作，她目前在挪威还有两个课题也在收尾，部分结果也在今年芝加哥的神经科学年会（SfN）上展示过。你说我和叶菁忽悠了挪威的老板6-7年，简直可笑至极，这也太低估了阅人无数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莫泽夫妇的智商和情商了。

 

            在挪威的实验室有心理医生作定期辅导，就连莫泽夫妇也和实验室每个成员一样和心理医生时常交谈。挪威的心理医生是作为社会福利的一部分。莫泽实验室聘请的专业心理医生在我离开后现在不也照常每个星期一参加实验室的组会吗？实验室根本不存在你虚构的成天拿着刀晃的技术员，除非是有妄想症的人才会臆想实验室成天有人拿着刀子晃悠，这样的人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都早被关进监狱了。

 

            我所带的每一个学生，最终都有很好的文章，我都尽全力推荐他们去最好的学校继续深造，包括UC Berkeley的Ignas Cerniauskas，美国Janelia Farm的Yoshinori Aso，瑞士Friedrich Miescher Institute for Biomedical Research的邹明，荷兰Eindhove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的Marvin N. Steijaert，德国University of Heidelberg的David Lau，但没有一个像你这样趋炎附势背信弃义！

 

            在国外谋生多么不容易，我看到在国外的印度人和韩国人总是相互抱团，相互提携。很多知名大学商学院的院长和高科技公司的总裁都有印度人。这一点一直对我触动很大，这也是为什么我实验小组的工作机会总是中国人优先。中国人难道不应该团结一致赢得尊重，而不是只顾窝里斗？如果同胞之间都相互伤害，那以后谁还敢帮我们？

 

            我平时对每一个学生都要求严格，总希望学生比我少走弯路。我说话方式太直接，可能伤了你的自尊心，导致你对我的积怨。请你也好自为之，不要因为一己私仇就公开对他人进行人身攻击，更不要受别人的收买做出违背良心的事。你应该有一点起码的道德和良知，应该有一点起码的血性和正义，而不是在别人危难的关头血口喷人，落井下石！你的所作所为已经超越了我们的容忍底线，你不要以为把知乎上的原帖删除就可以免除法律责任。鉴于你的言论已经对我们造成了不可逆转的伤害，我们必须诉诸于法律途径解决。

 张生家

附：

知乎上的原帖

http://www.zhihu.com/question/35675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