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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客

热度 1已有 59 次阅读2020-3-9 23:04 |个人分类:数据分析|系统分类:中外观察| 武冠病毒

这场疫情是如何开始的:中国应对新冠初期的失策


从出现第一批感染者起,中国犯下了一系列错误。政治领导人迟迟未将风险公诸于众,也没及时采取坚定的防控措施,疫情因之加剧

流行病学专家、奔赴武汉的新冠疫情科研攻关专家组组长钟南山 1 月 19 日抵达金银潭医院。

Photo: China Daily/Reuters

去年 12 月 10 日,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的摊贩魏桂先开始感到身体不适。她以为自己感冒了,就去当地一家小诊所看了病,然后又回去工作了。

八天后,57 岁的她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几乎失去了意识。她是新冠疫情中最早的疑似病例之一。这场疫情使中国一度陷入瘫痪,并给全球经济蒙上了阴影。如今,新冠病毒已在世界各地传播,导致超过 10 万人患病。

将近三周的时间里,医生们努力发掘魏女士和其他早期病例的关联,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华南海鲜市场的商贩。一名又一名患者报告了类似的症状,但许多人像魏女士一样,去的是资源匮乏的小诊所和小医院。大医院的设备更好,更易于识别传染病。但一些患者不愿花钱拍胸片;其他一些患者包括魏女士在内则拒绝转到更大的医院。

去年 12 月底,医生们终于确定了这种疾病与华南海鲜市场的联系,他们对魏女士和其他类似病人实施了隔离,并向上级发出警报。但当局阻止他们提醒同行,更别提告知公众了。

最早向中国当局吹哨的医生之一因「传谣」被训诫,此前她与医学院的一个老同学分享了显示一名患者感染冠状病毒的检查结果。另一位医生被迫写了一份检讨,称自己的警告「造成了负面影响」。

即便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1 月 7 日亲自命令官员控制疫情后,相关部门仍不断否认这种病毒可以人传人,武汉百步亭社区仍如期举办了「万家宴」来庆祝农历小年。而医生们自去年 12 月底就知道,人传人的情况已经发生。

中国驳斥了外界对其疫情应对措施的一切批评,称中国为世界其他国家争取了时间。2 月 23 日,习近平在面向全国 17 万名官员的电话会议上表示,中国领导层从一开始就采取了迅速且统一的行动。

《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 的这篇追溯性文章 ,描绘了另一番情形,揭示从出现第一批感染者开始,中国政治领导人迟迟未将风险公诸于众,也没及时采取果断的防控措施,而这一系列初期失策,导致了疫情加剧。

2 月 27 日,中国备受尊敬的流行病学专家之一、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表示,卫生官员在 12 月 31 日前就明确了新冠肺炎,但花了太长时间才公开证实「人传人」。他说,如果早些在 12 月或者 1 月初采取行动,「病人将大大减少」。

尽管医生们努力做到了快速识别出这种传染病,但所处的医疗体系让他们难以前行。尽管在过去 15 年里,中国的医疗体系有了很大的改进,但像魏女士这样的工薪阶层仍旧面临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当医生们掌握了充分材料来敲响警钟时,他们的努力却遭到阻碍。因为危机往往与政治挂钩,无论在地方层面还是国家层面。

现在看来,《按照中国官媒 2 月发表的一篇习近平讲话稿,武汉不顾传染范围扩大的风险,继续举办农历新年庆祝活动之时,习近平已经在亲自统筹疫情防控工作。同样是在他领导防控工作期间,有关部门未经筛查就放任约 500 万人离开武汉,直至 1 月 20 日才公布这种病毒会人传人

其结果是,1 月 23 日政府宣布武汉及湖北的另外三市封城时,病毒的传播范围已相当之广,事情本不该如此。这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隔离。封城和后来的其他措施似乎减缓了新冠病毒在中国境内的蔓延,但中国早期的失策在全球范围内造成了严重后果。

2 月 16 日,魏女士接受采访时说,若中国政府早些采取行动,「很多人不会死」。现在她已经完全康复,回到两居室的家中,近两个月几乎都没出过门。她说她的女儿 1 月中旬被感染,截至采访当日仍在一个方舱医院。

中国政府新闻办公室、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武汉市政府及湖北省政府均未回应置评请求。

疫情到底何时开始,又是如何开始的,目前仍是个谜。「零号病人」(第一个感染者) 的身份也依然不明。主流的说法是,这种病毒起源于蝙蝠,可能是通过华南海鲜市场出售的野生动物传给了人类。

研究病例数据的流行病学家表示,新冠病毒可能最早在 10 月或 11 月就从动物传到了人类身上,然后在人群中传播,而这些人可能没有明显症状,或者没有就医。

可以确定的是,12 月的第二周,在华南海鲜市场工作的多人出现了发烧、咳嗽、疲劳和四肢酸痛等相似症状。即使在最初阶段,也有迹象表明,病毒正在向没有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的人群传播——这是人传人的信号。

武汉市政府上月通报首例确诊病例为患者陈某,他于 12 月 8 日发病,目前已痊愈出院。通报称,该患者否认去过华南海鲜市场。

武汉的传染病专科医院金银潭医院接诊了许多早期病例,该院医生吴文娟在电话采访中证实,最早的病例中有四人来自同一个家庭,其中包括一名 49 岁的华南海鲜市场摊贩和他的岳父。中国疾控研究人员的一项研究显示,这名商贩 12 月 12 日发病,而他没有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的岳父七天后也发病了。

华南海鲜市场商贩魏女士于 12 月 10 日发病,她先是去了马路对面的一家私人小诊所看病。

她连续两天去诊所输液,输的是抗生素。对在华南海鲜市场工作的人来说,这是一种相当普遍的治疗手段,它便宜,而且见效较快。「一般的感冒很有效,」 她说「里面总是排队。」

然而,到了 12 月 12 日,她的病情并未好转。她急忙到中等规模的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看病,这家医院也在华南海鲜市场附近。

她回忆说,在那里,一位中年医生告诉她,她的症状符合支气管炎表现。医生开了药,让她回家,并告诉她不用担心。之后,她又回到私人诊所开了更多的抗生素。但这些药没有任何效果。

她的病情加重了。12 月 16 日,她已无法工作,也几乎说不出话,她又到了武汉协和医院看急诊,医生还是让她回家。两天后,直到女儿帮她挂上专家号,她才获得了呼吸科病房的一个床位。

她回忆起失去意识前看到女儿们泪流满面的场景。大女儿「时不时摸我一下……她怕我睡过去了,」她说。

魏女士三天后醒过来,那时她几乎不能动弹。但她记得 12 月 21 日左右,一位姓孔的医生告诉她,有另外两名在华南海鲜市场工作的人住进了同济医院。那是武汉的另一家大医院。

「他说你的病非常严重,」她回忆道。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CDC) 2 月 18 日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截至 12 月 21 日,大约有 30 多人出现相似症状,这些人之后被计入了新冠病毒的确诊或疑似病例。

然而当时,医生还没找出这些患者之间的共同关联。

武汉协和医院急诊科主任张劲农说,他不记得曾接诊过魏女士,但记得第一批华南海鲜市场的患者是在 12 月 10 日至 16 日期间来医院的

张劲农表示,起初他并不太担心,因为没有迹象表明这种病毒可以人传人。「那时,我一点都不害怕——我甚至有点松懈,」他在电话采访中说。「最初的阶段是麻痹人的。」

有些医生一开始也没有意识到他们在治疗来自华南海鲜市场的病患,这使他们不太可能辨别出其中的规律。

武汉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在 2 月 18 日的采访中说,该院 12 月 16 日接收了他们的第一个新冠病毒病例,一个发烧但没有其他症状的 65 岁男子。该院医生们当时对疫情并不知情。

一份 CT 扫描结果显示该男子双肺感染,但抗生素和抗流感药物并不能改善他的症状。艾芬说,直到他转院后,医护人员才发现他在华南海鲜市场工作。

包括艾芬在内的医生们在 11 天后才开始将华南海鲜市场的病例联系起来

12 月 27 日,她接收了第二名有相似症状的病人,并取了样做实验室检测。到第二天,她见到了七例不明原因的肺炎,其中有四例与华南海鲜市场有联系,包括一名摊贩的母亲。

这可能是一种传染病,她记得当时在心里告诉自己。

艾芬说,她在 12 月 29 日向医院领导报告,后者也通知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地区办公室。当地疾控中心称,他们收到了武汉其他医院的类似报告。

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的一名医生也在 12 月 27 日拉响了警报,中国国家媒体后来报道了此事。

12 月 30 日,艾芬拿到了她送检的实验室检测结果。上面写着「SARS 冠状病毒」,这种病毒在 2002 年于中国出现后,在全世界范围内导致 774 人死亡。

艾芬感到害怕,并马上报告了上级。她用粉色的记号笔圈出了结果,把诊断书照片连同一位病人的肺部扫描视频片段发给了她医学院的一个老同学。

她发出的照片和视频后来传给了武汉市中心医院的李文亮医生,并成为了流向公众的首批证据。李文亮医生 2 月因感染病毒去世,他的死在令公众悲恸之际也引发了对中国官员的愤怒

当天下午,李文亮在一个微信群里对他的 100 多位医学院同学说,「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了 7 例 SARS」,并称患者「在我们医院后湖院区急诊科隔离」。

一位群成员警告说小心班级群被封。李文亮回覆:「冠状病毒感染确定了,正在进行病毒分型。」他补充说:「大家不要外传,让家人亲人注意防范。」

截至当晚,相关信息已经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直到政府审查部门采取行动

医院领导打电话训斥了李文亮。在一份经《华尔街日报》核实的自我检讨中,他写道,泄露的信息给国家卫检委调查疫情的努力「带来了负面影响」。

与此同时,人传人的证据正越来越多。

武汉市第五医院的医生吕小红告诉《中国青年报》,去年 12 月 25 日,她就听说武汉市两家医院有医护人员疑似感染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并被隔离。她当时就意识到,情况可能不简单。

1 月 1 日早上,一名患者从红十字会医院来到艾芬的科室。红十字会医院是魏桂先三周前曾短暂就诊的医院。华南海鲜市场附近一家私人诊所的老板在治疗数名发烧的病人后感到严重不适。

艾芬担心同事也会被感染,当天再次向医院领导反映情况,并要求她自己科室的同事戴口罩。

当晚,医院监察科要求她第二天来谈话。根据艾芬的说法,她被批评「造谣生事」。她试图争论这个病有传染性。但院领导说她的行为影响了武汉市发展、稳定的局面。

艾芬说,院领导还要求医务人员之间不许公开谈及病情,不得通过文字和图片等方式谈论病情。八天之后,她科室的一名护士开始感到不适,后来确诊为感染新冠病毒。截至 3 月初,该院有三名医生因感染病毒去世。

在接到当地医院的预警后,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与华南海鲜市场有关的类似肺炎病例做了追溯检索,并找到更多病例。去年 12 月 30 日,结果被汇报至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后者第二天派出了九人专家组前往武汉。

世界卫生组织称其驻华代表处在去年 12 月 31 日接到报告。武汉卫生官员也在当天发布了首个官方公开通报,宣布发现 27 例与华南海鲜市场有关联的不明原因肺炎病例。

「到目前为止调查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武汉市疾控中心通报称,「该病可防可控。」

与此同时,武汉的医疗官员努力将疑似病例尽量转至传染病专科医院金银潭医院。由于担心病毒可以人传人,该院工作人员已经建起了专门的隔离区。

金银潭医院的医生张丽说,她记得在去年 12 月 30 日接到从其他医院转来的 15 名患者,他们被安排在一个新翻修的空置区域,距离她收治的流感患儿很远。随着更多患者抵达,她将华南海鲜市场的工作人员和附近居民分隔开,并检查其他医院的医护人员是否有感染,但被告知并没有。

「我感到警觉是因为这是一种新型肺炎,还有就是我有抗击 SARS 的经验,」张丽在上周的一次电话采访中表示。她补充说大多数较早的患者恢复得很好。「这也误导了我们。」

在转到金银潭医院的患者中,有一名常去华南海鲜市场采购的 41 岁男性,他的妻子在 2 月 18 日的一次采访中说,这名男子去年 12 月 23 日开始发烧并咳血,随后去了一家社区门诊。

这名男子于 12 月 27 日在武汉同济医院住院。据他妻子说,医生给他做了胸部影像检查后,他们开始佩戴口罩和其它防护装备,并对这名男子采取隔离措施。12 月 31 日那天,他被转院去金银潭医院时,那里的病房几乎是空的。

次日,该院被转入了约 40 名患者,他们均表现出相似症状,并且都与华南海鲜市场有关联。

一些卫生专家称,医疗机构当时犯了一个错,他们寻找的范围局限在有发热症状、有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以及胸片排除了常规细菌性肺炎的患者。

上述卫生专家称,这样做的后果是他们忽略了与此类患者有过密切接触的人,以及那些没有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或症状较轻,或出现肺炎以外症状的患者。

回到协和医院,海鲜市场摊贩魏女士不得不接受一系列新检查,包括咽拭子和从鼻腔进入呼吸道的内窥镜检查。与许多其他早期病例一样,她无法被正式确诊为感染了新冠病毒,因科研人员尚未对其进行基因测序,且还没开发出后来被广泛使用的一种检测方式。

即便如此,医生仍将她视为疑似病例。他们戴上了口罩,对她进行隔离,并试图将她转移至金银潭医院。但魏女士拒绝了,她认为那些医生是在试图摆脱她,因为他们怀疑海鲜市场的商贩不注意卫生。

「我心里想,我是卖的干净东西,」她说,「我是卖的活虾。」

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的七名早期病患中有一位也拒绝转院。不过金银潭医院的一名医生还是从其他六位患者身上采了样,并送至武汉病毒研究所,试图找出病因。

该研究所后来透露,其早已发现了一种新型冠状病毒,并于 1 月 2 日确定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这是控制疫情和研发疫苗的关键一步。但这一信息在当时并未公开。

根据一份内部通知,1 月 5 日,上海一家医学研究中心上报国家卫健委,称中心的一名教授从来自武汉的采样中检测出类 SARS 冠状病毒,并获得了该病毒的全基因组测序。

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的一份报告称,这种病毒有可能通过呼吸道传播,并且建议「在公共场所采取相应的防控措施」。该机构党委书记卢洪洲证实了上述消息的真实性。

尽管如此,中国官方直到 1 月 9 日才公开证实了这种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华尔街日报》于此前两天援引知情人士提供的信息披露了该情况。直到 1 月 12 日,中国才与其他国家共享了病毒基因组序列。

尽管世界卫生组织和中国官员一再声称,迅速共享基因组数据证明北京方面的应对举措足够透明,但一些流行病学家认为,该行动应该提早至少一周。

他们和许多当地的医生也指责政府在 1 月份上半月一再否认存在人传人的情况。

「那时我们就知道,政府在撒谎,」一名当地的医生说道,「但我们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撒谎。可能他们认为这是可控的。」

直到 1 月 14 日,一名世卫官员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可能存在「家庭成员之间的有限人传人」时,武汉卫健委才修改了措辞以呼应这一说法。

但即便到那时,中国疾控中心卫生应急中心主任李群仍在淡化相关威胁。他 1 月 15 日告诉中国的国家电视台称,在「细致的调查,仔细的甄别」后,疾控中心得出的最新认识是「目前的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

1 月 6 日到 17 日期间,湖北省及省会城市武汉的政府部门召开了一年一度的人大及政协会议。地方政府通常会在这样的时期试图压制坏消息。

1 月 5 日到 17 日期间,没有任何新增病例公布。1 月 18 日这天,武汉依旧沿袭多年的传统,举办了春节万家宴,许多家庭聚集到一起合影、聚餐,并且是用筷子在共用的盘子里夹取食物。

公开表明习近平关注到此事的首个信号出现在 1 月 20 日。这一天,官方媒体报道称习近平已命令官员们遏制病毒蔓延。

现在看来,习近平似乎从 1 月 7 日的政治局常委会开始,甚至更早,就牵头负责了疫情应对事宜,这和 2 月份时对公众的说法有所不同,当时民众认为中央缺席了对疫情应对工作的领导,因而怨声载道。

中国医生和科学家表示,中央派到武汉去的一些专家有失误,而且贻误了时机。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王广发医生是在 1 月中上旬被派往武汉的专家组成员之一。他在 1 月 10 日对官方媒体表示,该病毒的致病性较弱,疫情可防可控。王医生在后来宣布他本人也感染了该病毒。王医生对本文不予置评。

据参与疫情应对工作的一些医生和科学家表示,其中一些专家获得了金银潭医院首批 41 个确诊病例的数据,但不愿在将论文发表到一个著名医学期刊前与他人分享数据

「所有医生都开始为其他省份也会出现类似病例做准备,但就是拿不到有关病毒及其传播机制的一手数据。」一位曾多次请求获得更多临床数据的医生表示,「全中国的医生对此都很气愤。」

另一名医生表示,政府部门一直只去寻找医务人员被患者感染的证据,忽视病毒已经在患者之间、患者和家属以及其他接触者之间传播的迹象。

随着国际上对武汉疫情的关注增多,再加上中国卫生部门收到了更多武汉和其他城市新增病例的报告,北京在 1 月 18 日,也就是武汉举办万家宴这一天,又向武汉派遣了一个专家组。

团队成员包括来自香港的一名传染病专家。就在此前一天,这位专家报告了发生在深圳的一个家庭聚集性人传人案例。这家人此前曾前往武汉探亲,但并未去过华南海鲜市场。

团队成员还包括担任新冠疫情科研攻关专家组组长、此前曾在抗击 SARS 阻击战中扮演关键角色的钟南山院士。据武汉协和医院的那位急诊科主任称,当地医生向钟南山提供的证据包括该院一名病人导致 14 名医护感染的例子。

1 月 20 日,习近平首次就此次危机发表公开声明。尽管他向各级官员表示,在春运期间遏制新冠病毒至关重要,却并没明确提及人传人。

几个小时后,是钟南山院士通过中国国家电视台宣布新冠病毒确实人传人。

据了解情况的一位市级官员称,钟南山团队私底下告知中国领导层,形势比他们所了解的更为严峻,并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封锁武汉是其中的备选方案。

就在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委员会在日内瓦召开会议,讨论是否宣布全球紧急状态时,习近平选择了备选计划,于 1 月 23 日封锁武汉及其他三个城市。这一封城令波及人口约 2,000 万。截止 2 月底,中国的新增病例呈放缓趋势,但其他国家的感染人数却急剧上升。

回想起来,魏女士认为自己可能是通过公共厕所被感染。她在西边与卖野味的商贩和其他商户共用一个公厕。魏女士说,她家店铺两边的商户都生病了,斜对面的那个男的差点丧命。她的大女儿、侄女和侄女婿也都感染了这个病毒。

魏女士于 1 月初出院,共支付了约 7 万元人民币 (约合 1 万美元) 的医药费。她还无法复工,因为市场仍然处于封闭状态,也没法去医院看女儿。不过,魏女士还是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她说,「人家还有的花很多钱,连命都没保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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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wxmwrk 2020-3-13 08:52
本帖最后由 ygvfe 于 2020-2-24 11:16 编辑


战争离我们不远,它是中华世纪的产婆》



迟浩田

同志们,

我今天很激动,因为我们委托新浪网做的大型网上问卷调查说明,我们的下一代大有希望,我们党的事业后继有人。在回答“你会向妇孺和战俘开枪吗?”这个问题时,有超过80%的人做了肯定回答,大大超出了我们的预料。

我今天想着重谈谈,我们为什么要委托新浪网对我们的人民进行这项问卷调查。我今天的谈话是上次讲话的续篇,那次讲话中我从三岛问题谈起,提到,20年来牧歌式的“和平与发展”已经终曲,军刀下的现代化是中国下一步的唯一选择,还提到我们有巨大的海外利益。今天我会就这两点做一些具体说明。

我们这次调查尽管表面上的核心问题是要不要对妇孺及战俘开枪,但体现出的意义并不局限于这一点。粗看起来,我们主要意图是摸索中国人民对于战争的态度:如果这些未来的战士连非战斗人员都敢大开杀戒,对于战斗人员自然会百倍杀戮,所以对问卷的回答能够体现出人民对于战争的总体态度。

但事实上,我们的真正意图不尽在此。中央决定搞这次调查的目的是进行思想摸底,我们想了解,如果我们中国向全球发展,必需伴随着敌对国家人口的大规模死亡,我们的人民能否接受,我们人民是拥护还是反对。

大家都知道,小平同志的核心思想是“发展是硬道理”。锦涛同志也总是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要紧紧扭住它不放。但同志们往往理解片面,以为只是局限于我们国内的发展。而事实上,我们的“发展”,指的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复兴,当然不会局限于我们现在这片国土上,当然要扩展到全世界。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党的老一辈带头人刘华清同志,及我们党的年轻战略学家何新同志,都反复强调了世界文明中心转移论。我们复兴中华的口号,就是根据这个思想提出的。大家可以翻翻我们历年来的报刊资料,上网查查,我们党是谁最先提出民族复兴这个口号。就是何新同志最先提出来的。你们知道何新这个人吗?虽然他在做报告时挽着袖子和裤腿、一副与人打架的架式令人讨厌,但他的历史眼光却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

这个问题要从头讲起。


大家知道,按照西方学者宣传的观点,全地球的人类,都是发源于非洲同一个母亲,所以无所谓哪个民族的种族优越性。但是按照我们大多数中国学者的研究,我们中国人与地球上其他人种不同,不是发源于非洲,而是独立发源于现在的中华大地。大家熟悉的周口店中国猿人,就是我们祖先的一个发展阶段。我国正在进行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就是力求完整探究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进程及发展。过去一直讲“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而现在,我们众多从事考古、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历史研究的专家认为,东北红山文化、浙江良渚文化、四川金沙遗址、湖南永州舜帝文化遗址的新发现,进一步清晰了中国早期文明的生存状态,证明仅中国稻作农业文化的历史就可以推到8000年至1万年前,从而打破了“中华文明五千年”的成说。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是“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进步,五千年的古国,两千年的中华同一实体”。这就是我们引以为傲、自称为“炎黄子孙”的中华民族。如果说当年希特勒德国鼓吹他们日尔曼民族是地球上最优越民族,那么我们的民族要比他们优越多了。

正由于我们民族的悠久历史,我们的民族早就扩散到美洲和环太平洋区域,这就是美洲的印地安人和南太平洋各个地域的东亚人种。

大家知道,靠着我们的民族优越,在我们的大唐盛世时,我们的文明发展处在世界的顶峰,世界上没有其他任何文明能够同我们并肩,我们是世界文明的中心。只是由于后来的故步自封、闭关锁国,西方文明超越了我们,世界文明中心才转移到西方。

在回顾这个历史时,大家很自然会关心,世界文明中心是否会再回到中国呢?

何新同志在1988年写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如果说,世界主导中心自18世纪以来位于西方的欧洲,从二十世纪中叶又转移到美国的话,那么,到21世纪,世界主导中心将转移到地球的东方。这个“东方”当然主要是中国。

类似的思想,其实刘华清同志早在八十年代中期就提出来了。他从历史分析指出,世界的文明中心正在发生转移,过去从东方转移到西欧,再转移到美国,现在又要转回到东方。所以,如果说十九世纪是英国的世纪,二十世纪是美国的世纪,那么二十一世纪就是中国的世纪。

自觉认识这一历史规律,迎接中国世纪的到来,就是我们党的历史使命。大家知道,上世纪末我们在北京建立了一个中华世纪坛,在新世纪来到的那一时刻,党中央领导集体在那里高举周口店火炬,举行了迎接中华世纪的誓师大会,就是要按照历史规律,把实现中华世纪做为我们党的奋斗目标。后来我们在十六大的政治报告中,写进了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还在新党章中明确规定,我们党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些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体现了我们党的胆略。大家知道,过去马克思他们可从来没有讲过,共产党是哪个民族的先锋队,也没有讲过,民族复兴可以做为共产党的口号。即使毛泽东同志这个有魄力的民族英雄,他也只敢举“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旗帜,而不敢把民族复兴的口号喊得最响。

我们要高举民族复兴的旗帜迎接中华世纪的到来。怎样奋斗才能实现中华世纪?我们必须借鉴人类历史的宝贵经验,掌握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吸取其它民族的教训。

这个教训就是苏东丧权亡党的教训和当年德国、日本的残酷教训。苏东丧权亡党的教训,近来有好多讨论,我这里就不多讲了。我今天只谈谈德、日的教训。

大家知道,希特勒德国也是非常重视对人民特别是年轻一代的教育,纳粹党和政府专门组建了“全国宣传指导处”、“国民教育与宣传部”、“世界观学习与教育监察处”、“新闻办公室”等多个宣传教育机构,从小学到大学,向全国人民灌输说,日尔曼人是最优秀民族,他们要让人民相信,他们雅利安人的历史使命是要成为 “主宰世界”的“地球之王”。德国当时万众一心的凝聚力比我们现在强烈多了。

但是最后德国惨败了,与它一起的日本也惨败了。是什么原因呢?我们在探求大国兴衰定律的政治局学习会上,在总结德国日本快速发家的经验时,也进行过总结。我们在确定走德国道路复兴中华的同时,决不能重犯他们犯过的错误。

从具体原因来讲,就是以下几点。第一,他们一下子树敌太多,没有抓住各个击破的原则;第二,他们急于求成,缺少成大事的耐心和耐力;第三,该狠狠出手时他们不狠,以致留下后患。试设想一下,如果当时德日能够始终中立美国而在苏联战线步步为营打持久战,如果采取这一方针而争取时间把核武器及导弹搞过关,然后用核武器及导弹对美、苏突然狠狠下手,美、苏必然招架不住而投降。尤其是小日本,犯了一个绝大的错误,发动了珍珠港偷袭。那一小下没有击中美国的要害,反而把它拖进战争,加入为德日法西斯挖掘坟墓的行列。当然,如果他们不犯这三条错误而胜利,历史就要改写了。那样,恐怕就没有我们这些人在驾驭中国,而是日本迁都中国、驾驭中国了。然后,又可能是日本驾驭的中国和整个亚洲,发挥东方智慧,战胜德国人的西方智慧而统一世界。这些都是废话,不讲了……

从根本原因来讲,德日所以惨败,是由于历史没有安排他们做“地球之王”,因为事实上他们不是最优秀民族么。


当然从表面上看,现在的中国与当年的德国相比,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都认为自己的种族最优越,他们都有受列强欺凌的历史而有复仇心理,他们都有崇拜自己权威的传统,他们都感到生存空间严重不足,他们都高举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两面旗帜所以自称为“民族社会主义”,他们都崇拜“一个国家、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

但是如果真正把德国同中国相比,拿江泽民同志的话来讲,那它简直就是小儿科!德国它才有多少人口、多大地方、多长历史?我们三年就消灭了国民党八百万军队,他们德国才杀了对手多少人?他们一把虚火才窜了十几年就熄灭了,我们搞了八十多年还活力十足。我们提出文明中心转移论,当然比希特勒的那个“地球之王”理论高深得多。我们文明的博大精深,决定了我们比他们要高明得多。

我们中国人所以比德国人高明,归根结底由于我们的民族比他们优越,所以我们历史久、人口多、地域广。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两个最根本的传家宝,就是无神论和大一统。我们中华文化的奠基人孔老夫子,就是创始人。

这两个法宝决定我们比他们西方有更强的生命力,所以中华民族经久不衰,不论有多么严重的天灾人祸和民族灾难,我们都注定“天不能死,地不能埋”。这是我们的优势。就拿应对突发事件的战争形势来讲吧,美国至今所以没有亡国,是由于战争没有正式打到它本土。一旦敌人瞄准了它的本土,等它国会争论完了再授权总统对外宣战,敌人早就打到华盛顿了。而我们呢?就没有这种扯皮的事。小平同志讲,“党的领导决定问题迅速,定了就办,没有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的扯皮,这是我们的优势。”我们党的民主集中制就是建立在大一统传统的基础上。而德国的法西斯主义虽然也强调高度的集中,但注重的只是元首个人权力,却忽视中央班子的集体领导,所以希特勒后来众叛亲离,从根本上动摇了纳粹党的战争能力。

我们所以与德国不同,是因为我们是彻底的无神论,而德国原来是个天主教和基督教国家,希特勒只是半个无神论。希特勒虽然也认为普通老百姓的智力低下、所以应该由领袖说了算,德国老百姓那时虽然也非常崇拜希特勒,但德国不象中国这样,有广泛的崇拜“圣人”的经久传统。我们中华社会所以历来崇拜“圣人”,就是因为我们不崇拜任何神。你崇拜了神,就不可能崇拜人,除非你承认谁是神的代表,就像中东一些国家一样。而你一旦承认了谁是圣人,当然你就要由他领导你,而不是由你来监督和挑选他。这就是我们民主集中制的基础。

所以,说到底,只有我们中国,而不是德国,才是对抗西方议会民主制的可靠力量。德国出了个希特勒专制,那可能只是瞬间的历史误会吧。

说到这里,大家也许可以理解,为什么近来我们发决定,要进一步宣传无神论。如果让西方的有神论到中国来把我们掏空,如果让中国的老百姓都去听神的话、跟神走,还会有谁能老老实实地听我们话、跟我们走?如果老百姓不相信锦涛同志是合格的领袖而对他打问号、要监督他,如果我们教会的教徒置疑我们为什么要到教会里去领导上帝,我们党还能领导中国吗?!

德国要想当“地球之王”的努力失败了。归根结底是由于历史没有赋予他们这个历史使命。但是德国当年的三条经验,却是我们在完成我们历史使命、实现民族复兴时应该汲取的。这就是牢牢抓住民族的生存空间问题,牢牢抓住执政党的领导,牢牢抓住当“地球之王 ”这个大方向,紧紧拧住这三个问题不放。

下面我要谈谈这三个问题。

首先是着眼于生存空间问题,这是我们民族复兴的最大着眼点。上次讲话我提到,争夺基础性生存资源(包括土地、海洋)是历史上绝大多数战争的根源,在这个信息化时代会有变化,但不会有本质的变化。我们本来的人均资源就比当年的德国少很多,再加上这二十几年发展经济的恶化作用和气候的急速恶化,我们资源严重耗竭,环境严重恶化,尤其是土地、水源和空气问题,格外严重。我们的可持续发展。甚至是民族的生存,都面临着严重的威胁,严重性远远超过当年的德国。凡到过西方国家的人都能感受到人家的生存空间远远超过我们。他们高速公路旁是大片森林,我们公路旁难得见到几棵树;他们的天空常常是蓝天白云,我们的天空罩着一个黑锅盖;他们的自来水管扭开就能喝,我们连地下水都污染得不过滤就不能喝;他们的大街上没有几个人,他们两三个人就住一栋小楼,我们满街人挤人,几个人挤一间房。多年前有人写过一本书,题目叫《黄祸》,说我国到了人口十三亿的时候,由于我们人人瞄准了美国式生活方式高消耗,有限国土资源承载不了,而导致社会大崩溃。现在我们的人口已经超过这一极限,靠着进口资源来维持。这个问题我们不是不重视,我们有个国土资源部,每天都在专注这个问题不放。但由于“生存空间”一词与纳粹德国有太多联系,我们所以不便公开多讲,以避免西方想起纳粹德国而助长“中国威胁论”。所以我们在按照何新理论强调“人权就是生存权”时,有意只讲“生存”而不提“空间”,避免使用“生存空间”这个词。从历史来讲,中国所以面临生存空间问题,是由于西方国家抢在东方国家前面发展,所以得以在全世界殖民,从而在生存空间问题上占据了有利地位。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带领人民走出去,向国外发展。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要着眼于执政党的领导能力,这个问题我们比他们那个国社党(即纳粹党)要抓得好。他们虽然把纳粹党的权力伸展到德国国家政权的各个方面,但却没有能够象我们这样强调党的绝对领导权,没有象我们一样把“党要管党” 做为第一要务来抓。毛泽东同志在总结我们党打天下的“三大法宝”时,把建设好我们这个共产党,把共产党的领导权,做为最重要的一条法宝。

我们现在要巩固我们党的领导地位和加强领导能力,关键是抓住两条。

一条是宣传好三个代表理论,强调我们党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而不仅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很多群众在下面议论说,“我们从来也没有投票让你们共产党来代表我们,你们怎么可以自称为我们的’代表’?”

对这个问题不要担心。毛泽东同志讲,带领同盟者取得胜利,使他们得到利益,他们就会拥护你。所以,只要我们带领中国人民走出去,解决了中国生存空间不足问题,中国人民就会拥护我们,那时就无所谓什么“专制”“独裁”的帽子了。所以,我们能否永远做中国人民的代表,就看我们能否成功带领人民走出去了。

所以这第二条,能否带领中国人民走出去,就是关系到共产党领导地位的最大课题和关键课题。

为什么这样说呢?

大家知道,没有我们党的领导,就没有中国的一切。所以永远保卫我们党的领导地位,就是我们的最高宗旨。“六四”前我们模模糊糊意识到,只要使中国翻身就能赢得人民对GCD的拥护和爱戴,所以我们就要争取几十年的和平时期把中国发展起来。不管什么主义,不管是白猫黑猫,能把中国发展起来就是好猫!不过那时对中国发展起来以后怎样处理国际纠纷还没有成熟考虑。那时小平同志提出,当代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但“六四”暴乱给我们党敲响了警种,上了最记忆犹新的一堂课。中国和平演变的压力使我们对时代主题必需重新考虑。我们看到,和平与发展这两个问题一个也没解决。西方敌对势力总是按照他们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改造中国,妄图用和平演变推翻我们共产党的领导。所以只搞建设发展还有丢掉共产党江山的可能。那次“六四”暴乱差一点和平演变成功,如果不是我们大批老同志健在并在紧要关头把(敏感词类)班子的权夺了下来,我们都会被关起来,被整死了也没有脸面到马克思那里去报道。但是虽然“六四”这一关过去了,等我们最后这批老同志死光了,没有我们掌舵,和平演变还是要光临中国,就同前苏联一样。五六年他们扑灭了当时的匈牙利事变,打退了南斯拉夫铁托修正主义的进攻,却顶不住三十几年后的戈尔巴乔夫,原因就是,一旦打天下的老同志死得差不多了,共产党的天下就要被和平演变夺走。

“六四”平暴后我们一直在考虑如何防止中国和平演变以保住共产党的领导权,我们想来想去,想不出好办法。如果我们拿不出好办法,中国的和平演变将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就会成为历史的罪人。经过我们党的深刻反思,我们终于得出结论:只有把发展起来的国力转变为打出去的拳头力量,带领人民走出去,才能永远博得中国人民对共产党的拥护和爱戴,我们党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人民就少不了共产党,就会永远心甘情愿地跟共产党走,就同以前我们农村常见的一副对联写的那样:“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

所以六四暴乱使我们认识到,必须把国家的建设发展同准备打仗、带领人民走出去紧密结合起来!所以从那时以后,我们的国防政策就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我们越来越强调“平战(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结合”,我们的一切建设发展都要为战争需要做准备!我们公开强调的仍旧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是事实上经济建设是以战争为中心!我们花大力建设了“长城工程”,在全中国的海防、边防及大中城市附近,建设起能打核子战争的坚强地下长城,储备好一切必需的战争物资。所以我们不惜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也要带领人民走出去,保证我们党的领导地位。无论如何,我们中国共产党是不会退出历史舞台的!我们宁肯要这整个世界甚至整个地球与我们党共存亡也不会退出历史舞台!!!现在不是有什么“核捆绑”理论吗?就是说核武器把整个世界的安全捆绑在一起,要死大家死到一起。我看事实上还有另一种捆绑,就是我们党的命运与整个世界的命运捆绑在一起,如果我们共产党完了,中国就完了,世界就完了。

我们党的历史使命就是带领中国人民走出去。如果我们高瞻远瞩,就能看到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第一,中国悠久的历史造就了世界第一的大陆人口和海外华人人口;第二,利润挂帅的西方资本家为了追求我们这个全球最大的市场必然要在我们打开大门时来中国投入资金和技术支援我们建设发展;第三,那么多海外华人的力量为我国引进外资、外国技术和先进经验创造了最佳条件,使我国的改革开放必然能取得极大成功;第四,中国的经济大发展必然伴随着中国人均生存空间的缩小,促使中国向外争取新的生存空间;第五,中国的大发展也必然伴随着我们军事力量的大发展,为我们走向世界、向海外发展准备了条件。从拿破伦开始,西方就对中国睡狮的苏醒怀有极大的恐惧。但是中国睡狮站立起来并走向世界是不可阻挡的!



我们完成民族复兴历史使命时应该牢牢扭住的第三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坚定不移的抓住“美国问题”这个大方向。

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要有决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什么是我们最大的正确方向?就是解决美国问题。

这看上去很惊人,道理其实很简单。

何新同志提出的一个根本性论断很有道理。他在写给中央的报告中断言:中国的复兴与西方的战略利益有着根本性矛盾,所以必然受到西方国家的全力阻挡。所以中国只有冲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围堵,中国才能发展,才能走向世界!

我们要想走出去获得新的生存空间,美国会答应吗?第一,如果美国坚决出面阻挡,我们难以对台湾及另外一些国家有什么做为!第二,即使我们从台湾、越南、印度甚至日本那里打下来一些土地,那能增加我们多少生存空间?微不足道嘛!只有象美国、加拿大和澳洲才有广阔的土地能够供我们大量殖民。

所以解决“美国问题”就是解决其它一切问题的关键。第一,这使我们有可能向那里大量殖民,甚至建立同属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另外一个中国。美洲本来就是我们黄种人先发现的嘛,哥伦布却把功劳记在白种人身上,我们黄炎子孙有权去享有这块土地!听说黄种人血统的居民在美国地位很是低下。我们要去解放他们。第二,解决了 “美国问题”,欧洲西方国家就会向我们屈服,台湾、日本和另外小国就更不在话下了。所以,解决“美国问题”就是历史交给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任务。

我有时想,中美两国真是冤家路窄,真是太残酷了!你们记得有一本关于刘邓大军的电影,叫做“决战中原”吧,影片有句气吞山河的名言:“冤家路窄,勇者胜!” 就靠着这种破釜沉舟的拼杀,我们才夺取了中国大陆。历史注定中美两国要冤家路窄地互相拼杀!虽然从历史上来讲,美国没有象俄国和日本那样侵占和危害中国,而且在抗战时帮中国打日本,但是它将来必然会是我们民族复兴的阻力, 而且是最大的阻力!长远来讲,中美关系就是这种冤家路窄、你死我活的关系。有一次美国人来访,劝我们认清中美关系是一种互相依存的关系。小平同志很客气地回答他们:“告诉你们政府,中美之间不存在那种互相依赖、谁也离不开谁的关系。”其实小平同志是太客气了,没能直率讲,“中美之间是冤家路窄你死我活的关系”。当然我们现在还没到同他们撕破脸皮的时候。我们改革开放以来还要依靠他们的资金和技术,还离不开美国,所以我们使尽浑身解数发展与美国的关系,在各个方面全力学习美国,以美国为榜样来重新打造我们国家。这些年来在国际交往中我们是怎么过来的?我们哪怕是陪尽笑脸,哪怕是被打了左脸再伸出右脸,也要硬着头皮顶住忍住,发展与美国的关系。还记得电影《武训传》中那个武训吗?他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强忍着疼痛挨尽了多少拳打脚踢!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最成功的国家,只有我们把它的一切有用经验都学到手,我们将来才能取代它。我们虽然现在也学着美国人的腔调说“中美互相依存荣辱与共”,但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文明史反复教育我们,一山不可二虎。我们也千万不要忘记,小平同志强调的“韬光养晦”,它的潜台词其实说到底就是:对于美国,我们必需忍耐,必需隐藏我们的最终目的,隐藏我们的能力,等待时机。这样我们就会头脑清醒:为什么我们没有使国歌“与时俱进”地带上和平色彩,没有使国歌离开战争这个主题,反而在这次修改宪法时,第一次明确规定《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这样我们也会理解,为什么我们始终高喊“台湾问题”而不提“美国问题”,大家都知道“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这个道理。如果说普通老百姓两眼只能看到台湾这个小岛,那么你们作为国家精英,应该能够看到我们事业的全局。这些年我们按照小平同志的部署,把那么大面积的北方领土都让给了俄国,难道我们党中央是傻瓜?

在解决“美国问题”上我们要跳出框框。历史上一国打败了另一国,或是占领了另一个国家,但都不能把被征服国家的人民杀光,因为那时大刀长矛甚至步枪机枪的杀人效率太低,所以不可能只得到一片土地而不要那片土地上的人民。但是如果按照这种框框征服美国,我们也不可能往美国大批殖民。

只有用非常手段把美国“清场”,才能把中国人民带领过去。这是唯一的一条道路,而不是我们愿意不愿意的问题。用什么非常手段才能把美国“清场”呢?飞机大炮导弹军舰之类的常规武器不行,核武器之类的高破坏性武器也不行,我们不会傻得真要用核武器与美国同归于尽,虽然我们高喊为了台湾问题不惜一切代价。只有非破坏性的大规模杀人武器才能把美国完好地保留下来。现代生物科技发展突飞猛进,新的生物武器层出不穷。当然我们也没有闲着,这些年来我们抢时间掌握了这类杀手锏,我们已经有能力达到突然把美国“清场”的目的。小平同志还健在时,中央就高瞻远瞩地做出了正确决策:不发展航母战斗群,而集中力量搞灭绝敌人人口的杀手锏。

从人道主义考虑,我们应该先向美国人民发出警告,劝他们离开美洲而把他们现在生活的土地让给中国人民,或者至少把半个美国让给中国殖民,因为美洲最早是中国人发现的么。但这行得通吗?如果这行不通,那就只有一条路可走:用果断手段在美国“清场”,以迅雷不及掩儿之势把美国这块土地腾出来!我们的历史经验证明,只要我们造成了既成事实,世界上谁都不能把我们怎么样,何况美国这个为首的敌人被消灭了,其它敌人只好向我们低头。


生物武器是无比残酷的。但是不死美国人就死中国人,如果中国人民被困死在这现有国土上发生社会大崩溃,根据“黄祸”作者的计算,中国人要死掉一大半,八亿多人口!我们这片黄土地在解放初时承载了近五亿人口,现在的公开人口就超过十三亿,这片黄土地的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极限,说不定到哪一天,说崩溃就崩溃,人口死掉一大半。

我们要有两手准备。如果生物武器偷袭成功,中国人民将在对美斗争中付出最小牺牲代价。但是如果不成功或引发美国的核报复,中国恐怕就要遭受损失过半人口的灾难,所以我们要做好大中城市的空防准备。但不管怎样,为了党和国家及民族的前途,我们只能大胆往前走!不管有多少艰难险阻,不管要作出多大牺牲!人口即使死了过半,还能再生出来,而共产党一旦垮台,就一切都完了!永远完了!

中国历来改朝换代都是残忍者胜仁慈者败,最典型的就是霸王发了善心没能对刘邦“追穷寇”,结果最后反而死在刘邦的面前。所以我们强调要不惜采取果断手段。未来中美冤家窄路相碰,如果我们心慈手软就是对中国人民的残忍。

我讲到这里,难免有人会问:那么我们在美国的几百万同胞怎么办?他们说,我们不是反对中国人杀中国人吗?

这些同志很迂腐,太不讲究实际了。我们如果坚持中国人不杀中国人,我们能解放中国吗?至于在美国的几百万华人,这当然是个大问题,所以这些年我们也在研究基因武器,就是不杀黄种人的生物武器。但是这项研究的难度很大。全世界的基因武器研究,是以色列走在最前面,他们的基因武器是要对付阿拉伯人而保护以色列人。但即使他们,也没有达到实用的阶段。我们同以色列有研究合作,可以把他们一些技术拿过来一些,把他们用来保护以色列人的技术加以改造,用来保护黄种人。但是他们的技术不过关,我们也难以在几年之内超越他们。如果基因武器在五到十年以后才能突破,我们已经等不及了。我们这些老同志的有限生命已经等不及了。虽然象我这样的老战士还可以再等待五年十年,但那些三八式老同志和仅有的那几个老红军,都不能再等了。所以我们只好放弃对基因武器的期待。当然从另方面来讲,在美国的华人,大多数人都是我们的负担,他们受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熏陶惯了,不容易接受我们党的领导。如果他们生存了下来,我们以后还要搞运动对付他们,改造他们。我们不要忘记了,我们打倒国民党解放中国大陆时,有那么多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都举双手拥护我们,但后来我们还不是要搞“镇反”和“反右 ”来重新清理和改造他们他们?有些人隐藏很深,到了文革才被挖了出来。

历史证明,任何社会大变动搞得不好都会大量死人。可不可以说:死人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三国争霸死了多少人?成吉思汗征服欧亚大陆死了多少人?满清入关死了多少人?辛亥革命倒没死多少人,但我们推翻三座大山加上“镇反 ”、“三反”、“五反”死了至少两千万人。……我们原来担心一些年轻人一听说打仗死人就会吓得心跳。我们战争时期死人见得多了,血肉横飞、肝脑涂地、横尸遍野、血流成河,我们见得多了。到了战场,大家杀人都杀红了眼,因为那是你死我活、勇者胜么。要美国人死它一、两亿人确实是残酷,但只有这条路才能换取中国人的世纪,中国共产党领导世界的世纪。我们不希望死人,我们是革命人道主义者。但是如果历史一定要我们选择:是死中国人还是死美国人?是保全几亿中国人的生命重要还是保全我们党的生命重要?我们只能选择后者。谁叫我们是中国人?谁叫我们是共产党员?从我们入党那第一天起,党的生命就是高于一切!历史将证明我们的选择是正确的。

现在,当我讲完这些以后,你们大概可以理解了,为什么我们要搞这次网上问卷调查。简而言之,我们这次网上调查就是要确实了解,如果有一天我们秘密地用果断手段在美国搞“清场”,会否激起我们人民的反抗?人民是拥护的多还是反对的多?我们的基本判断是,如果人民赞同对对战俘和妇孺开枪,那就会赞同在美国搞“清场”。二十多年来,中国基本处于和平年代,整整一代人没有受过战争的洗礼。尤其是,自从第二次大战结束后,全世界的战争形式、战争理念和战争伦理都有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前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国家垮台以来,西方意识形态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占据了主导地位,西方的人性论和人权观对中国青少年的渗透日益加强。所以,我们本来对人民的态度没有很大把握。如果我们的人民基本上反对我们在美国搞“清场”,我们当然就需要要有相应的应对措施。

为什么我们不通过行政途径而是在网上搞调查呢?这当然有原因。

首先,减少人为干扰,有助于摸清人民的真正思想,另外,不会泄密,不会暴露我们搞调查的真正目的。最重要的是,能够参加网上回答问题的,主要是有一定文化背景、有一定头脑的群体,他们是我们人民中起决定作用的中坚群体和带头羊。如果他们拥护我们,整个人民就会跟我们走;如果他们反对我们,他们就会在整个社会中起登高一呼、揭竿而起的危险作用。

令我们非常欣慰的是,他们没有交白卷,反而,他们交了八十多分的优秀成绩。这是我们党几十年来宣传教育的优秀成果。

当然,也有极少数人受西方影响,反对对战俘和妇孺开枪。他们有的说:“看这么多人说都要对妇孺儿童下手,真是胆战心惊。大家都疯了吗?”有的说:“中国人号称爱好和平,实际上是最为残忍的民族。评论上满篇杀伐之声,令人心寒。”

虽然持这类观点的人太少而不足以影响大局,但我们还是要针对这类论调,加强宣传工作的力度。

这就是大力宣传何新同志的最新论断。他这个最新论断早就报告了中央,你们也可以上网查到。

如果你们上网用关键词查一下,就可以看到,何新同志前些时间同香港《商报》谈话时指出:“美国有个惊天大阴谋”。据他掌握情况,1995年9月27日至10 月1日由美国出资的戈尔巴乔夫基金会,邀集当今世界的500名最重要的政治家、经济界领袖和科学家,其中包括乔治·布什(当时他还不是美国总统)、撒切尔夫人、布莱尔、布热津斯基以及索罗兹、比尔盖茨、未来学家奈斯比特等全球热点人物,在旧金山费尔蒙特饭店举行高层圆桌会议,讨论关于全球化以及如何引导人类走向21世纪的问题。据何新掌握,到会的全球精英们认为,在21世纪,仅启用全球人口的20%就足以维持世界经济的繁荣,其余的80%或4/5地球人口,都是不能创造新价值的人类废物。与会者认为,这多余的80%人口属于垃圾人口,应该逐步设法用“高技术”手段消灭他们。

所以,既然敌人在秘密策划消灭我们的人口,我们当然不能对他们大慈大悲。何新同志的报告非常及时,证明了我们做针锋相对斗争的正确性,证明了小平同志生前高瞻远瞩部署对美战略的英明正确。

当然,我们在宣传何新同志这篇谈话时不能把它登在党报上,以免引起敌人警觉,因为何新的谈话可能使敌人想到,我们掌握的现代科学技术,包括“干净”核子技术,遗传基因武器技术以及生物武器技术,能够为大规模地消灭他们的人口,提供有力手段。

最后一个问题,我要谈谈牢牢抓住军事斗争准备的问题。

当前我们处在进与退的关口。一些同志看到我国到处泛滥的腐败问题、国企问题、银行坏帐问题、环保问题、社保问题、教育问题、艾滋病问题、上访请愿问题甚至暴乱问题,动摇了准备军事斗争的决心。他们认为,应该先抓政改问题,认为我们自身的政改是第一位,解决了国内问题以后,然后才是对外的军事斗争问题。

这使我想起了1948年中国革命的关键时期。当时解放军大军饮马长江,但解放区面临十分复杂的形势,到处都发生难以解决的问题,中央每天都接到告急的警。怎么办?是先停下来整顿后方和内部再前进,还是一鼓作气打过长江去?毛主席以他非凡的智慧和胆略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进军令,解放了全中国。原来那些最初看来“不得了”的矛盾问题,都在革命大浪汹涌向前之中解决了。

现在我们似乎正处在当年革命大军饮马长江的关键时刻,只要我们牢牢抓住军事斗争准备这最根本的一条,中央相信,只要我们一举解决了美国问题,我们国内的问题全都会迎刃而解。所以我们的军事斗争准备表面上是(敏感词类),实际上是针对美国,远远超过打航母打卫星的范围。

马克思主义指出,暴力是新社会诞生的产婆。所以战争就是中华世纪诞生的产婆。在战争向我们走来之际,我对我们下一代充满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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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T+8, 2020-4-6 1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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