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景凯旋

 

捷克当代作家伊凡·克里玛

克里玛是当代捷克的重要作家，其回忆录《我的疯狂世纪》叙写了他在纳粹占领和斯大林体制下的个人经验与思考，读罢令人深思。以往任何时代，善与恶、罪与罚、正义与非正义、复仇与宽恕，都是很简单的人类生存概念，但在作者身历的两个极权时期，这一切都颠倒过来，使得二十世纪成为人类历史上最疯狂的世纪。

 

该书分为两部，第一部自童年写到“布拉格之春”前夕。克里玛出身犹太家庭，童年时就随父母被关进泰雷津集中营。他们全家幸存了下来，但他那些集中营的小伙伴全都死在了毒气室。战后，他考入政治与经济科学高等学校新闻系，后来又转读查理大学哲学系的文学专业。在此期间，他目睹了五十年代的政治清洗，他的父亲虽然支持现政权，但也遭到无辜迫害。这使他意识到，无论是纳粹还是苏联，都声称自己负有拯救人类的历史使命，结果却导致了前所未有的恐怖。

这一切都来自现代人对拯救的渴望，企图用地上的天堂取代上帝的福音。包括克里玛本人在内，许多捷克知识分子都曾真诚拥护新制度的建立，相信伟大的历史进军将会给人们赋予崭新的生活意义，革命的恐怖不过是未来幸福生活的必要代价。历史上所有乌托邦都有一个美好的社会理想，同时也都主张用暴力来实现和维持这个理想。不幸的是，“每一次，当人们相信可以进入天堂时，实际上都开启了通往地狱的旅程”。

对于现代极权制度的建立，知识分子的背叛负有最大的责任。朱利安·班达曾写道，从前的知识分子虽然没能在行动上阻止仇恨与杀戮，却至少在思想上阻止了形成仇恨和杀戮的观念，使得人类虽然行恶，但毕竟崇善。如今这一切都被颠覆了，知识分子公开宣扬崇恶的理念。书中有一个细节，萨特在访问捷克时不无轻佻地谈到，苏联制度的残酷给文学提供了伟大的主题。在捷克作家看来，这的确是挺棒的主题，特别是当人不必生活于其中的时候。对此，克里玛尖锐地指出：“知识分子的背叛必将导致野蛮蒙昧。”

我的疯狂世纪(第一部)，伊凡·克里玛著，刘宏译，花城出版社出版

克里玛先后做过《花》、《五月》、作家出版社和《文学报》杂志的编辑，记者和作家的身份使他能观察到广泛的捷克现实，但他的小说、剧作和报告文学却因为过于真实而很难通过审查，因为这不符合官方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风格。在历史上，捷克作家从来都将文学看作是生活的捍卫者，而极权制度却不容任何对现实的质疑，他们惧怕人们的独立思考，并试图用谎言来制造一个虚拟的现实，文学也因此成为“不自由的艺术”。

1967年，在捷克斯洛伐克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上，克里玛与其他作家一道抨击了官方的文艺政策，大会的自由气氛最终引发了“布拉格之春”。在第一部的末尾，作者写道：“没有自由的知识，没有意见的争论——在争论中不应该存在被禁止的话题——任何社会都不能发展。”正是生活与阅读使得克里玛成为一个思考型的作家。与其他回忆录不同，此书在每一章后面都附有一篇带有总结性的议论文，似乎是有意将感性与理性结合在一起，以引导读者思考。读者借此不仅可以了解克里玛刻划入微的个人经历，而且可以分享作者引人入胜的知识分析。

这些议论可以说全都涉及到现代性的重大题目，如大屠杀的残酷、平庸的邪恶、报复与正义、乌托邦的根源与性质、革命与恐怖、青春与激情、世俗信仰、独裁者的特征、知识分子的背叛、愚民宣传、不自由的艺术、教条与狂热以及极权的疲惫。不待说，纳粹与斯大林体制都是现代性的产物，在极端的层面上表现出现代性理念中道德缺位的后果。从克里玛的回忆录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对自由与文学的深刻思考：如果没有基本的善恶标准，人们就会变得狂热和盲从，而人的心智一旦泯灭，正义与文学都将不复存在。

注：本文为高和分享书目推荐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