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乐与国民

文：言破空

阅时代学园日前发赵先生《从器乐角度谈谈中西音乐的差异》一文，有读后感。

中国音乐，在此界定为：传统中国器乐。香港称“中乐”，台湾沿用“国乐”一词，大陆现称民族音乐”。传统，指西学东渐之前的华夏正声；琵琶改良成32品，或弹奏安德列耶夫的《月光变奏曲》等等，均不属讨论范围。器乐，即纯音乐；盖声乐，除非纯粹啊啊啊啊啊，一般均有唱词，文学作品配乐而已。国民，泛指中国人，包括身居海外而有中国文化背景，可能天天操番邦语言，但劳累、愤恨、迷糊，直至弥留时，中文脱口而出，思维方式乃至生活习惯仍有别于当地人者；“香蕉人”如骆家辉，不在此范围。

赵文谓“中国音乐仅仅只有五声音阶”，似可商酌。我有书为证：《战国策》记载，至易水上，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末两句悲壮，尽人皆知，但“变徵”是啥？《国语》记载周景王欲铸钟，询问乐官州鸠，后者讲解律与数的关系，并列举十二律名称。五声音阶在中国，用得多而成特色，但绝非“只有”。反之，苏格兰民谣《友谊天长地久》，全曲无Fa和Si，纯五声。

古人有五音、二变、七声、十二律。五音之外，尚添加变徵、变宫，遂有七声音阶。变徵则为徵升半音，变宫则降半音，元曲有不少“变宫调”。下图中内外两圈，顺时针为升，反之为降，一目了然。内圈五音，加二变。外圈为十二律，黄钟、大吕至应钟（成语“黄钟大吕”出此）。内外圈相对转动，轮流坐庄，此即十二律旋相为宫，方便嗓音尖或爱唱高调者。

取一物体定音高（如竹管、丝弦），则频率与长度成反比关系。如材质固定，长度愈长，声音愈低。古人先以竹，后用铜，制作“律管”厘定音高，作为调音标准，系度量衡之一。律制则依据乐音之间距离，以音频比计算，比值越简单越协和，就是说好听。最佳为1/2，甚至听不出差异，故任何音阶均设在一个八度之内。次则1/3，如Do 与So，或Re 与La，所以弦乐器往往按五度定弦，而律制也即由此推算。以九九八十一作黄钟开始，三分损益（乘2/3或4/3，使每个律在一个八度内）：黄钟︰81 ；林锺︰ 81×2/3=54 ；太簇54×4/3=72 ；仲吕︰44.9492×4/3=59.9323；清黄钟（黄钟的高八度音）︰59.9323×2/3=39.9549

最后这39.9549，与黄钟长度的一半40.5，有小差距，即“黄锺不能还原”问题。在连乘十二次2/3或4/3后，最后的值不可能达到原始的1/2。历史上有人设计过三百六十律，自称天衣无缝。但他又说，按此律作的乐曲大概无人能欣赏，也恐怕无法按此律制作乐器。为方便转调，让十二个音彼此距离相等。好在一般的人耳对此很满意，毕竟天籁人间难得闻。据学者考证，约在公元前二世纪中国音乐开始应用平均律，其理论，则在1584年明代朱载堉《律学新说》问世之时。理论落后于实践，相去一千六百多年，中间多少人心血。西方则最早从哲学家毕达哥拉斯开始，以五度相生法推算，原理与三分损益相同。

朱载堉（1536-1611），以自制81 档算盘开方（常用算盘为13档），将2开12次方得比率1.059463094，该值自乘12 次即得十二律中各律音高，且黄钟正好还原，解决了千古难题。关键数据“根号2开12次方”通过丝绸之路带到了西方（明朝广州布政司每两年在广州办一次交易会，东西商人和传教士交流货物和思想；朱刊行十二平均律学说时，值耶稣会传教士利马窦来华，其日记中提及朱氏学说）。巴赫（1685-1750）据此造出世界上第一架钢琴，从此凡固定音高乐器，几乎都按十二平均律制造。朱氏当年制作的十二律管，现代比利时布鲁塞尔乐器博物馆复制了其中的两支，旅欧时不妨去看看。

谈古意在论今。前文涉及数学，请勿嫌枯燥。毕达歌拉斯曾言：万物皆数也。改革伊始，有人就提出：改革如果成功，表现的将是一堆枯燥数字；若是失败，会是大起大落、可歌可泣。果然！天安门诗抄字字血泪，国家不幸诗家幸。

而数学使人清醒、理智。碰到那种几何考试画个圈圈交卷，又要领你去共产主义的，要当心！到头来付出身家性命，甚至被整死还高呼万岁。人得了受虐狂、歇斯底里或斯德哥尔摩症便不可理喻，不可救药。

音律研究领先西方约一百年，乐器制作上却鲜有长进。盖因技术落后，只得用天然材料竹子、蛇皮、椰子壳之类。二胡至今制作粗糙，功夫用在镶骨头、雕龙头（龙口还含珠）……甚至名家签名的质量证书。歪门邪道而独独不讲究音准、音色。钢弦替代丝弦几十年了，仍是老外做得最好。由此你就明白青岛下水道在大水中的表现，也会觉得刘晓波所言殖民三百年有点道理。儒家讲究修、齐、治、平，蔑视技术，认为奇技淫巧而已。直至领教洋人“船坚炮利”后才肯认错。但那老三篇里提到“一班鄙薄技术工作，以为不足道、以为无出路的人”，不正好显示劣性未改？而且这一班人后来把持大权。及至文革，乐器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独霸，购买乐器要革委会等开具证明。当年秦始皇只是收天下兵器，并无如此革文化的命。

中国音乐落后，因为独裁者压制、扼杀。中国乐器最为人诟病的是：音不准。solo 还可以，难以合奏，出不了《1812序曲》。赵文认为，“中国民族乐器虽不适于合奏但是很适于在独奏中充分展示每件乐器的特色。”我从中读出：一个中国人胜过一个日本人，三个中国人败给三个日本人。器乐落后，说明文化落后，满足于哼哼小调、戏文。所谓“丝不如竹，竹不如肉（肉指肉声）”，恐怕是无可奈何。不可否认，器乐更抽象，更形而上。音乐似乎什么都没说，却能“说尽心中无限事”。白居易这样有悟性的人不多，国人往往只接受具体的东西，譬如曲名，高山流水、雨打芭蕉、饿马摇铃，都行；F大调作品第几号，不懂。总得和具体、形而下的搭点关系。孔子听韶乐，赞叹：三月不知肉味。圣人如此，遑论凡夫？

更不幸的是，缺少合奏，乐曲便局限于单旋律。就像章回小说，老是时间为序，只是偶尔来点“花分两枝，话分两头”。多声部使人兼听，审美趣味，跟着思维习惯就不会单一，独裁者就难售其奸。毛喜欢一元化，当年那首《咏蛙》结尾：春来我若不开口，哪个虫儿敢出声？至今当局抵制三权分立，就因为国人能习惯、容忍一个声音，“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主义”。勿以为这仅是象征、比喻。试想不同种族，何以总有不同的行为？心理学家勒庞（GustaveLebon）认为，不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内在的性格、习惯、思维、趣味等无不受之先辈，代代相传。而逝去的先辈较活着的一代在数量上无限庞大，因此，死人的灵魂无可置辩地统治活人的头脑。吾人受先辈德行荫庇，代他们的失误受过。

有独裁强势，就有麻木奴性，社会生态的共生现象。孙大炮热衷于向华侨募捐购买枪炮军火，不懂马克思所说“武器的批判不能替代批判的武器”。倒是该多多注意后者，譬如系统介绍西方启蒙学派各家思想、欧美民权意识。香港毕竟殖民一段时期，懂得个中道理。妈妈们推着童车上街抵制洗脑，谁说港人铜臭？妇人之见？深谋远虑啊！

如今的红二代如薄熙来之流，能跟朱载堉比么？朱载堉系明太祖朱元璋九世孙，按皇家宗法，自然要继承王位。但他拒绝，一心要搞学术研究和散曲创作。此事轰动了明王朝，民间称他为“布衣王子”。音律之外，他在乐器制作、舞蹈、美术、哲学、数学、物理学、天文历法、文学创作方面也有建树。他不在乎权贵与钱财，平等待人，与地位低下的吹鼓手切磋技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能诞生出这么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说明中华民族有希望建立民主，他要是投身政治，就是蒋经国、华盛顿、戈尔巴乔夫式人物。何况我们有过林昭、遇罗克、张志新……

从文化看国民性，以及影响、改造国民性，是个难题目、大题目。我这里大题小做。有道是，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有朝一日国人大部份（不说每个人）树立民主观念，事情好办。否则饶你体制改变也枉然，毕竟社会是一个个人组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