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阎连科

编者注： 阎连科，中国著名作家，被文学界普遍认为是继莫言之后最有希望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之一，被誉为“荒诞现实主义大师”。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作品已经被翻译成二十几种文字。代表作有《日光流年》《受活》《丁庄梦》《风雅颂》《四书》《炸裂志》等。

本文最初在海外发表，本微转载时因故略做删节。

阎连科

一

一位在香港工作的老师告诉我，有次她问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们：“你们听说过在那场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中，中国饿死了三千万到四千万的百姓吗？”她的这个问题，让那些学生们不禁哑然，而且面带惊愕的疑怀，仿佛这位香港教师，正在讲台上公然编造中国的历史，攻击他们正在日渐崛起的祖国。自此之后，那个早被人们私下议论的中国问题——国家性遗忘，便如楔子样楔入我的头脑和骨血的缝隙，时时忆起，都会隐隐听到体内淌血的声息，都会有与国家遗忘相关的一连串的问题，马队般踏着记忆的血道，狂奔着来到我自责的广场：

那些出生在八0、九0年代，而今都是二十至三十岁的中国的孩子们，是否真的成了遗忘的一代？是谁在让他们遗忘？他们被遗忘的方法是什么？我们这些有着记忆的长辈，应该为他们遗忘承担些什么责任？

清理这些问题的时候，感觉遗忘的称谓，在中国应该被称为“失记”更为准确。因为遗忘更多的是让记忆抛弃过去和历史，而失记，则包含着“对现实与历史选择的抛去和留存”。是的，正是这个失记的境况，在我的国家，让新一代的孩子们，成了“有选择记忆的植物人”。历史和现实，过去与今天，都正在失记和被失记中，正在被一代人所整齐、干净、力求不留痕迹的遗忘着。失记和遗忘、真相与失忆，每天都在备受关注的一些语言、文字、头脑中发生着冲撞和争夺。我们一直以为，历史与人类的记忆，最终会战胜暂时的忘怯，而回到良知的真相中。而事实上，事情却恰恰相反。在今天的中国，失记已经战胜了记忆，虚假已经战胜了真相，臆造早就成为了历史和逻辑连接的链条和接口，就连今天刚刚目睹发生的事情，也在以惊人的速度，被选择性失记所抛弃，只剩下一些真假难辨的碎片，残留在社会、生活和人们的头脑中。

二

必须承认，四九年之后，革命和被革命一直席卷着这个泱泱大国。革命在创造政权，创造历史，创造现实。而记忆和被记忆，自然失记和被迫性失记，都在国家有选择的失与记的范畴中，成为一种革命的选择与手段，被有序渐进地推进和实施。封建历史的一切，因为都是封建的，帝王将相的，当然就不再提他了。辛亥革命也已经遥远了，把孙中山的名字留下来，而与这个名字相关、无关的重大事件和历史之细节，也都从史书和教科书中有选择地删去着。就是今天还活着的中国老人都还历历在目的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共有哪些党派、军队、志士在前线抗日流血和牺牲，也都被有选择地记住和遗忘。这一关于失记的行为，是一种国家性策略，及至到了后来，这个国家在以一个人的热情，带动着整个民族沸腾的建设中，最早以运动延续战争，以革命替代生产的发生在1951至1952年的“三反五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官僚主义），因为它为1957民族灾难的“反右”清理奠定了实践基础，因此，关于它和那场直到今天想来都还让人不寒而粟的“反右”运动，都被强制地从人们记忆的库房移向了失记的仓库。而后的大跃进、大炼钢铁与随之而来的遍及整个中国、有数字统计饿死三到四千万人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以及让整个世界都随之起舞的十年“文革”，都因其荒诞、残酷、广众和令整个人类都为之惊震与哑然，因此而不敢、不能、也不愿再去还原这一旧有的恶貌，让孩子们的记忆中有着历史的真相。延续到中国的改革开放之后，和越南那场无为的战争，无论中国或越南阵亡了多少士兵和死去多少无谓的生命，也都只字不再去提了。发生在1983年的那场“严打”，所谓法律，就是权力的上牙和下牙的一次敲碰，因此有多少人在街头亲吻，而被当作流氓送进了监狱，有多少人因穷盗物而人头落地，也不再回头追问了。

在这一切所发生的国度，人们和孩子们，都在经济高速发展，国力快速强盛的欢呼中，对它们感着陌生了，大体忘怯了。还有什么呢？还有今天所发生的一切，爆发在九十年代中期的面际之广、人数之众让人无法查考、因卖血而起的艾滋病；黑煤窑、黑砖窑隔三错五的瓦斯爆炸和大塌方；毒饺子、毒奶粉、毒鸡蛋、毒海鲜、地沟油和遍布甚广的含有严重致癌物的青菜、水果和昨天计划生育中的暴流产，今天城市、乡村无处不在的强拆和对上访人员恶截的不法与无礼，如此等等，现实中所有有损国家形象与权力机制的负面事件，都会迅速因国家失记而成为昨日之烟尘，在一切报纸、杂志、电视、网络和可有文字记忆的地方通过删去、禁言的方式，达到失记和忘却的目的。

失记不是所有人的病症和意志之特征，而是国家管理的策略和社会制度的一种必然。其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在意识形态中实行禁言的政策与方法；通过权力的控制，割断一切可以延续记忆的渠道，如史书、教材、文学和一切文艺的表现与表演。这些并不是哪个国家的独创和独有，世界上凡是集权的国家，或是某一集权的历史阶段，无不是采用这种权力对语言的压迫，从而使那些记忆良好的知识分子们，首先沉默和失记，渐次地再在统治的时间中，把失记扩展到民间、基层和百姓的生活里。因此，当下一代对此一无所知后，这种强制性失记就大功告成了。

历史就被完美地重新改写了。

三

强制性失记，是一种强汉对弱女的奸淫，其强汉的暴行，其实廖无新意，一如某种动物对自己领地的捍卫。没有这种捍卫，也就没有那种动物的生存和生命。而集权之所以会在意识形态中采用对历史和现实的强制性失记，也正是集权对集权的巩固之必须。然在今天的中国，问题并不能简单、笼统地归咎为国家与权力，还要去质问那些在强制性失记中心甘情愿的知识分子们。他们甘愿渐次地失去记忆，而最终达到权力所需的完全的忘记，这才是中国知识分子与其它国家、民族和历史最大的不同。以作家而言，前苏联的白色恐怖，其目的也是为了集权、独裁而采取着“文字狱”的遗忘之法，可结果，在那儿却产生了布尔加科夫、索尔仁尼琴、帕斯捷尔纳克和雷巴科夫等等一大批的作家和作品。他们的写作，与其说是对权力、制度的抵抗，倒不如说是对记忆、遗忘的修复和疗救。昆德拉的《遗忘》，是直接探讨强权对他的国家和民族记忆的伤害和剥夺；匈牙利作家雅歌塔.克里斯多夫的《恶童三部曲》，则把民族最黑暗的记忆，拉至一切有着阳光照晒的地段去。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而中国——今天的中国，已经决非三十几年前的那个如今日之朝鲜样的国度，一切通向光明的门扉、窗口都是关闭、锁死的。今天的中国，一扇窗子（经济）是向世界开放的，而另一扇（政治）则因权力对其社会、人们的管理之需要，是关闭或穷力关闭的——问题就在这儿。与记忆、遗忘相关的中国式的国家性失记的特性，就在这半开半闭的窗妙里。

首先，在强有力的意识形态笼罩下，那半开的窗口是被意识形态笼罩监督的。没有人可以监督国家的意识形态，而国家的意识形态却无时、无处不在监督着知识份子每个人的口与笔。

其次，因为那打开的一扇窗子有阳光透进来，世界之风之光也无可阻地进来了。可以让人感受到改革、开放和开明了。法律在记忆和遗忘中没有具体意义，几乎形同虚设，它既不保护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和作家想像的自由，也不保护那些不愿失去记忆的人们有记忆的权力。一切都寄希望领导人的开明和道德之情操。而这已经打开的窗口和门扉，与其说是知识分子的思考换来的，不如说是权力在开明时候恩赐的。一如长久关闭在黑暗监狱中的人，已经给你打开了一扇透光通气的窗户后，难道你还有权力要求狱门大开吗？于是，有选择的记忆，就在这打开的窗口进出流动着；必须的失记，就永远封闭在了那扇关闭的窗户后。这就是今天中国的作家和知识份子们，甘愿在规定可选择的记记中写作和被迫性失记中沉默忘记的环境与根由。心甘情愿，是一种智者的集体妥协，是群体记忆放弃后的相互理解与彼此心照不宣的认同——今天已经有我呼吸的空气了，也就不需要再为明天的春日清风去做无为的牺牲了。

第三，对失记的默认与赞同，还源自这个国家的富裕和奖惩。赞同失记的，无论你是作家、教授还是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只要你只看到只让你看到的，不去看那不让你看到的；只要你只去讴歌那需要你讴歌的，不去描绘那需要遗忘、失记的；只要你的想像只去想像权力、历史、现实需要你虚构、加工、创造想像的，而不要把想像的翅膀延伸到必须遮掩、失记的土地和天空中，那么，就把权力、荣誉、金钱全都奖给你。反之，就把疏冷、禁止奖给你。

在这个国家里，金钱有一种无可比拟的强大和力量，它可以让双唇紧闭，让笔水枯干，让文学想像的翅膀，借助金钱的力量，飞向反真实和良知的方向。然后，再以艺术和艺术家的名誉，堂而皇之地完成历史遗忘中的虚构和现实假像那有砖有瓦的华丽重建。在这儿，真相被埋藏了；良知被阉割了；语言被权力和金钱轮奸了。而被权力驾空的时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帮助着国家性失记的完成；也在生养、培育着每个人的习惯性失记和对怀疑的怀疑。怀疑者总是受到惩罚，而甘愿相信虚假、虚伪与虚构的人，不怀疑黑色的下边原有耀眼底白的人，他们把所有的奖励都收入囊中了。于是，国家性失记的历史之工程，也就大业告馨了。

在中国式的国家性遗忘、失记的策略中，强制性是全世界共性的相通，妥协性与奖励性则是今天中国现实的独特。三十多年前，中国对记忆者不肯失记采取的是绳索、铁链的高压和强制；而今天，这个富裕的国家，灵活而大方的运用着他大把大把的金钱，采取奖励的方法，使你在记忆中妥协和放弃。在中国，就文学艺术而言，没有一家民间或个人组织的国家奖项。几乎所有的评比和奖励，都是党和国家的。所以，所有的文学、艺术、新闻和文化奖，也都是在失记和规定可选择的记忆中运作进行的。不是说这些奖项是绝对的不公与不合理，而是说，它允许你在规定可选择的范围内创作、创造和想像。只要在这可选择的范围内，你有成就了，自然可以获得各种的荣誉与奖项。

四

最近，瑞典作家、诗人埃斯普马克正在中国出版他的七卷本长篇小说《失忆的时代》。其中第一卷的名字就叫《失忆》，写了主人翁对他前半生包括爱情在内的一个人记忆的全面丢失和寻找。这是一部独特而奇妙的小说，探讨了个人记忆的来源和无来源。它与中国式的失记所不同的是，中国式失记是一种国家行为，是国家权力对它的人民管理之策略，丢失的是民族的历史和记忆，荒诞的现实和未来，而个人获得的是金钱、权力和荣誉；是用自己的失记去领得一份诱人动心的换取物。《失忆》在中国的出版——是中国式失记的寓言和预言。是一个国家性失记在个人身上的表现和延续。我们在失记的过程中，首先丢失的是历史中的民族记忆；然后再丢掉现实中的一切真相；第三步，每一个有记忆的中国人，就都该像《失忆》中的“我”一样，失去自己对自己生平的记忆、对情人的记忆、对恩爱仇怨的记忆、对欢乐苦恼的记忆。让大脑中记忆的区域，成为一张洁净的白纸，等待着社会、权力依照他们的需要，重新去告诉你历史是什么样子，社会是什么样子，你和你的过去是什么样子。

国家、权力和社会，渴望他们管理的人民——每个区域、阶层和环境中的人，智商都如三至五岁的幼儿。他们希望对一个国家的管理，如同幼稚园中老师对孩子们的管教，让他们吃了就吃，让他们睡了就睡，让他们娱乐了，他们就面带天真、纯净的笑容，举着头大的红花，在别人写好的脚本上，投入自己的感情进行歌唱和表演。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就只能让有记忆的人失记，让能表达的人沉默，让成长中的下一代，脑子洁净如洗，如同一张等待随意涂鸦的白纸。然后，一个国家就有可能成为一个巨大的幼稚园，成为等待重新开垦并随意沙漠或种植的处女地。然而，如同幼稚园中总有叛逆的孩子，总希望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些什么，而不是老师让做什么，才去做些什么。在这个国家，也一样如此，总是还有那些不愿失记的知识分子和作家们，他们总在争取自己的发声，争取让自己想像的翅膀，沿着灵魂、良知和艺术的途径，飞越规定可以创作的区域，到任何历史与现实的角落，创造出承载记忆的作品来。

记忆不是衡量一部作品好坏的唯一标准，但却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党派、一个民族真正成熟的最有效的尺度。为此，我总是抱着一个作家天真的幻想，延续着当年中国老作家巴金先生的记忆之梦——不仅在中国建一个文革纪念馆（其实，今天连这个建馆的建议也没人再提了）——中国已经改革开放了三十余年，它该成熟了、完善了，该有着巨大的包容、自省、记忆能力了。那么，就在世界上最为阔大、游人最多的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建一座“民族失记碑”，刻写下我们国家自某一历史时期以来的全部伤痛与记忆，如反右、大跃进、三年饥荒、十年文革等，凡此种种的民族之灾难，都记刻在最为醒目的广场上，告诉所有的国人与世人，我们的民族是完善的、成熟的，敢于记忆的。

 因此，它才真正是伟大的、可敬的，敢为世人榜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