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傅光明

“音乐是比一切智慧、一切哲学更高的启示。……我毫不为我的音乐担心，它决不会遭受厄运。谁能参透我音乐的意义，便能超脱寻常人无以振拔的苦难。”——贝多芬

“贝多芬这个名字里蕴藏着多丰富的含意啊！光是这几个字的声音就好像足以永垂不朽了。我觉得好像再也没有其他的字配做贝多芬的名字。”

这句话是舒曼说的，也是我心底的话。面对贝多芬，真的不知该说什么和怎么说，自以为笔还不算太拙，可此时已没有了所谓的才思，似乎只能说，是的，贝多芬只能是这个人，也只有这个人配叫贝多芬。

威尔第说，“我把贝多芬的位置摆在最伟大、最著名的作曲家之上。依我看，《欢乐颂》是我们艺术的顶峰。……无论是莫扎特的卓越的结构，还是威柏的强有力的、惊人的创造性，或是梅耶贝尔的异乎寻常的戏剧天才，在我看来，都不能争夺这位巨人和音乐的普罗米修斯的桂冠。贝多芬无与伦比。”是的，我也会这样想。

罗曼·罗兰说， “哦，贝多芬！别人在我面前称颂过你艺术家个性的伟大，可是你比所有音乐家中的佼佼者更胜一筹，你是全部现代艺术中英雄性格的体现，你是受苦受难的人们和奋斗着的人们最好的、最伟大的朋友。……你将你的勇气，将你关于斗争就是幸福的信念，将你近乎上帝的知觉交给了我们。” 是的，你是我最好的、最伟大的朋友。你拯救过我的灵魂，使我百折不回继续要做事业奋斗的英雄。

萧斯塔科维奇说，“贝多芬的音乐具有不寻常的推动力。它充满了改造世界的热情。作品中的英雄被召唤起来去体验社会生活中的进步思想。行动，斗争，克服矛盾是作品的主要内容，教育人类具有英雄的气质是主要的倾向。”是的，他的音乐能使孤独的生命充满神奇的力量。只要有他的音乐，我就不是真正孤独的。

我时常在想一个幼稚的问题，这个人何以能成为贝多芬？

卢那察尔斯基1927年2月27日在贝多芬逝世百周年的纪念会上，正话反说贝多芬的诞生和生活的条件，是一个音乐家所能设想的最幸运的条件。

这不是笑谈吗？

熟悉贝多芬的人都知道，“他生于贫苦之家，父亲是一个酒鬼和恶棍。他自己曾是各种宫廷显贵的音乐侍从。他们不能容忍他，对他的天才轻蔑地报以虚情假义。一般来说，当时的显贵把为他们提供消遣娱乐的演员、诗人和音乐家看作特殊的侍从丑角。贝多芬晚年双耳失聪。对一个音乐家来说，这尤其是一件可怕的事。他在爱情上从未走过运，他对女子浪漫的热烈眷恋，总是受到阻碍；他疯狂地喜爱自己的侄儿，侄儿却是一个渺小的人，几乎是一个恶棍，他对贝多芬的全部关怀，非但不知报答，反而给他带来失望和痛苦的烦恼。贝多芬的生活笼罩着黑暗。他的生活中很少有美好的时刻。”

既如此，贝多芬的“最幸运”何在呢？

卢那察尔斯基的这一结论是在从社会学的角度对以上这些条件进行分析之后作出的，他说，“某些不幸对他是有利的——不是对常人，而是对创造者；不是对在世界上生活过后来又死去的贝多芬，而是对永生的贝多芬。”

也正因为此，似乎可以说，在这样的生活条件下所经历的命运决定了贝多芬音乐的本质。亦恰如卢氏所说，“贝多芬不是那种透过玫瑰色的眼镜看待命运、社会和个人生活的人。他懂得现实生活的全部严酷性。人生的道路荆棘丛生，我们是在波涛汹涌的大海航行，随时可能触到暗礁。在我们的上空，不是明朗、妩媚的蓝天，而是被闪电划破的块块乌云。这种认为世界、命运和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环境充满着剧烈的、混乱的反抗力量的观点，是贝多芬所特有的。他不美化人生。他有时甚至近似绝望地大胆声明：生活在人世是可怕的，世上充斥了不公道。但他并没有屈服。当命运举起无情的拳头敲他的门时，他并不畏惧。他说，命运艰难，将要忍受无数伤痛。但是，他从不在斗争中退缩。他深知斗争困难，许多优秀人物常遭厄运，但他仍无比坚定地深信胜利的必然性。坚信胜利，憧憬通过斗争摧毁不协调、不和谐、不完善的一切——这就是贝多芬内心恪守不渝的信条。他相信这一点，也体现这一点。在他最艰难的时候，总是这一信念拯救了他。”

我爱贝多芬的音乐，除了其音乐本身，最心仪的就是他的这样一种精神本质——“不，我决不能忍受痛苦！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决不能让命运使我屈服。” 青年恩格斯一次在听了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之后，给妹妹写信说，“这一交响曲和《英雄交响曲》是我最喜爱的作品……真是了不起的音乐！假如你没听过这部壮丽的作品，那你可以等于说一生没听过什么好音乐。”贝多芬的“命运”之声在我人生的奋斗路上，早已熔铸在了精神血液里。每遇痛苦，都会有“扼住命运的咽喉”的音符从心底升腾，也许开始还是微弱的，但最后都是强有力的震撼，我知道这时的我已经再一次走出了阴霾。我爱贝多芬，还因为他并不是一个高高在上遥不可及的英雄，他是一个普通平凡而卓越的英雄。“卓越的人的一大优点是：在不利与艰难的遭遇中百折不挠。”说起来容易，即便贝多芬本人，英雄至此，一生中也多次发生过动摇。1802年，他曾在失去听觉的绝望之际企图自杀，甚至留下了那著名的海利根施塔特遗书。但他终归像自己讲的那样，“我们这些精神上无限而生命有限的人，就是为了痛苦和欢乐而生的。几乎可以这样说：最优秀的人物通过痛苦才得到欢乐。”席勒对英雄的理解是，“英雄们也和一般人一样，会表现出痛苦来；英雄们之所以为英雄，在于他们对痛苦感觉最强烈、最深刻，但不至被痛苦所压倒。”

贝多芬崇尚自由，他“爱自由甚于一切”，他在给友人的信里骄傲地说，“我虽不是男爵，但我是一个自由人。”

贝多芬强烈要求并渴望平等，在他那个时代，他清醒地意识到，“那些所谓阔绰的绅士们，是并不把一个与他们差不多地位的艺术家放在眼里的。”也因此，他对贵族常怀着轻蔑，他说“世界上没有什么事物比大人物更渺小了。”他在写给一个女友的信中说，“我宁愿到你和你的家属这里来，而不愿到许多富有者那里去；富有者暴露着他内心的贫乏。”

1806年贝多芬的贵族保护人李赫诺夫斯基公爵在一次晚会上以主子的姿态粗暴地命令贝多芬为他的客人们演奏，感到自尊和人格受到屈辱的贝多芬拒绝从命。他愤怒离开后，给公爵写了封信，留下了那句风骨傲然的豪言——“公爵！你是什么，这是由于偶然的出身所造成；而我，却是由于我自己。公爵有过，并且将会有几千个，而贝多芬只有一个。”

贝多芬拥有一颗博爱之心，他说，“从孩童的时代以至长大成人，我最大的快乐和幸福，是扶助他人。”

贝多芬是一个勤奋的天才。“为何我写作？——我心中所蕴蓄的必得流露出来，所以我才写作。……我的箴言始终是：无日不动笔；如果我有时让艺术之神瞌睡，也只为要使它醒后更兴奋。”“只有神的艺术才会给我们力量，使我们将生命的最宝贵部分贡献出来。从童年起我最大的幸福和快乐就是能为别人工作。”

他的音乐，他的思想从何而来？

“它们是自己来的，间接来的，也是直接来的；在宽广的大自然里，在森林里，在散步的时候，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在一清早，我受到某些气氛的激发，用双手抓住了它们，而这些气氛在诗人那里转化成语言，在我这里转化成声音。这些声音在鸣响着、喧哗着、咆哮着，直到最后我把它写成音符。”

贝多芬对他的朋友说，“我必须在完美的大自然中恢复我的精神，澄清我的脑筋。你今天有没有什么计划，你想不想同我一起去访问我那些不可移易的朋友，葱郁的灌木、高耸的大树、青翠的树篱、凉亭，以及潺潺的流水“还有葡萄树，它们在自己的山上向孕育它们的太阳献出果子，使它们可以成熟。你愿意吗？我的朋友？在那自然界里，没有嫉妒，没有竞争，也没有不诚实。来吧——来吧！那么明媚的清晨！”

我曾许多年把一尊半身的贝多芬石膏像摆放在写字台上，总想让它不时激励自己在人生、事业上的奋斗。在事业上，我自认还算是一个勤奋的人，或许跟贝多芬有关。直到有一天，我见到了J.施密特的油画《贝多芬在林中散步后进行创作构思》，才感觉他原来是一个那么亲近自然的人。

在一个绿茸茸的小丘，他背依着大树悠闲地坐了下来。据他的朋友回忆，在大自然造物的环绕中，他常常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感官饱尝着大自然所孕育和繁殖的儿女们的景色。在这里，庄严的太阳不受人手所造的污秽的屋顶所遮蔽，青天是我至高无上的屋顶。晚间当我惊奇地静观太空，见那辉煌的众星在它们的轨道上不断运转（它们名位诸太阳或诸地球），这时候我的心灵上升，越过星座千万里，直上升到万古的泉源，从那里天地万物涌流出来，从那里新的宇宙万象将要永远涌流。”“一旦漫游于灌木丛中，在森林里，在树下，在野草和岩石间，是多么快乐啊！没有人能像我这样热爱乡间。人类祈求共鸣，那么，就让森林、树木与岩石给他共鸣吧！”

我想到了维也纳那条静静的贝多芬小路。

贝多芬是1792年从波恩来到维也纳，在此生活了35年，直到1827年去世。他几乎所有的重要作品都在这里完成。他在维也纳多次搬家，他的墓地也在维也纳。贝多芬在维也纳留下了丰富的供后人瞻仰膜拜的生活遗迹，其中有一条贝多芬常常散步的小路，位于维也纳郊外的海利根斯塔特，1802年他就是在这里时写下了“海利根遗嘱”，当时他几乎自杀。1808年他再次在这里赁屋隐居，他的第六交响曲也是在这里产生灵感构思创作完成。那时他正处在创作高峰期，同时构思着几部大作品。

据《贝多芬传》的作者辛德勒记载，他曾陪伴贝多芬在海利根斯塔特一条山谷旁的小溪边漫步，途中，贝多芬踏上一片草地，背靠着一棵树说：“我就是在这儿创作了《小溪边》，黄鹂、鹌鹑、夜莺和杜鹃，都鸣叫着，我把它写进乐曲里了。”

他有个习惯，散步时随身带着笔记本和铅笔，随时记下灵感的乐思，像这样的笔记乐谱竟有2500页之多。

如果把海利根施塔特比喻为“田园”之所，那在其不远处的另一座贝多芬故居堪称“英雄屋”，因为他是在这里创作完成的《英雄交响曲》。1827年3月26日，“他在大风雨中，在大风雪中，在一声响雷中，咽了最后一口气，一只陌生的手替他阖上了眼睛”（罗曼•罗兰《贝多芬传》）。他被安葬在维也纳北郊的魏林格墓地。第二年，贝多芬的好友舒伯特去世，人们也把他在此安葬。1888年，两位音乐大师的棺木又被一起移到了中央陵园。

我早早便在梦中渴望着去维也纳做一次音乐朝圣之旅，去拜谒维也纳音乐厅对面贝多芬广场上建于1880年的贝多芬纪念碑，上边有一尊贝多芬坐像，周围是九个小天使，用以象征着他所创作的九部交响乐；想在充满城郊风情的那条贝多芬小路上，感受他当年创作的氛围。听说小路旁边竖着一块绿色的牌子，上面写了一段贝多芬1815年的日记：“恍惚大地上的每一棵绿树都在向我述说。神圣啊，神圣！森林里的一切都让人心旷神怡。谁能把这一切用语言来表述？森林里的甜密和静谧……”。

贝多芬的旧居有多处，贝多芬小路也有好几条，它们静静地聆听贝多芬与自然的对话。从1815年秋天起，他的耳朵完全聋了，他和人们的交流只有笔上往还。可他的心与自然永爱，这是多么的神奇啊！否则，人类将因此失去那么伟大的音乐。

贝多芬说，“我从没想过为争名逐利而创作。藏在我心里的东西我必须把它一吐为快。所以我才作曲。”从事文学写作和学术研究，不也该如此吗？

英国著名音乐家路易·肯特纳在谈到贝多芬的32首钢琴奏鸣曲时，说过这样一段话：“他的艺术气质在他的钢琴奏鸣曲中得到升华。在其中，内容和形式达到无瑕的和谐，它们是伟大艺术的印证。莫扎特的完美是另一方面的，他也许比贝多芬更全面些。但在人性方面，似乎只局限于一定的时代，而贝多芬的人性则是与世长存的、永生的。” 罗曼·罗兰说“贝多芬的音乐……唤醒和激发人类心灵中一切优美的情操……是使人类精神崇高圣洁的源泉。”

此时，我忽然觉得，那条静静的贝多芬小路对他的音乐人生，对我的文学人生，对人类的精神生活，都是意味深长的。有那样一条小路，至少意味着我们可能还有思想，还在思想，意味着我们或还可以远离灵魂的污秽，意味着我们还能感受和领略自然，意味着我们可能还有艺术的创造。我是那么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有一条仅仅属于自己的充满大自然芬芳的小路，有一条静静的充满了音乐的精神思想的贝多芬小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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