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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客

已有 231 次阅读2017-3-28 00:39 |系统分类:中外观察

我们头上的灿烂星空(六)

文:林炎平

第四章  批判精神——平等、宽容和真诚(上)

先生,我厌恶你所写的一切,但是我仍然会用我的生命捍卫你继续写作的权利。—— 伏尔泰

 

那些不许质疑的,必定是不能自洽的。——作者

 

毋庸置疑,如果没有古希腊的精神和理念,人类社会迄今的进步将绝无可能。概括来说,古希腊对人类文明最伟大的贡献是四大公理和两大定理,这是人类迄今为止最伟大的精神文明。

 

四大公理即:思辨精神、人本主义精神、竞争精神和批判精神。


两大定理即:科学和民主。

 

古希腊的精神文明系统如同欧几里得几何,由一个公理系统通过严格的演绎而形成,这个公理系统就由以上四大公理组成,而科学和民主就是由这些公理出发经过演绎得到的“两大定理”。这四大公理和两大定理不见于任何其它文明。这是人类文明的奇迹,亦即“古希腊奇迹”的最重要的构成部分。

 

我从大学时代开始对古希腊文明从点点滴滴的印象变成全面的好奇,继而是无数的疑问和深入的探讨和思考。在如此庞大和繁杂同时又是如此深刻和逻辑的文明系统面前,我觉得无从下手,只是随着了解的深入越来越觉得古希腊文明和华夏文明的反差之强烈。同时我也感觉到了古希腊文明清晰的脉络和逻辑。也许是我的科学和工程的背景给了我理解古希腊文明深度的可能。于是,古希腊文明的公理和定理逐渐呈现在我的眼前。

 

我将分别阐述和讨论这四大公理和两大定理,在顺序上,之所以首先来讨论“批判精神”,是由于本书在对比其它文明的同时,贯穿了批判。

 

古今中外,多少仁人志士由于批判而招来粉身碎骨、家破人亡。那不许任何人质疑的“皇权”和“神权”导演了一幕幕迫害异见的惨剧,比如神权所制造的布鲁诺事件【1】和皇权所设计的文字狱【2】。但是,唯有古希腊可以坦然对待批判。批判,是古希腊不同于任何其它文明的独特性格。

 

批判无外乎这样几种类型:批判他人或者被他人批判,以及自我批判(或者称之为反省)。对于批判的态度,在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中非常不同。批判自己,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而对待来自他人的批判,以及以平等的心态去批判他人,也同样不容易。

 

“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是亚里士多德的一句名言,在中国也被反复引用。这句话的含义:感情不能等于真理,师尊不能取代批判。这比批判外人和批判自我(即反省)需要更大的勇气,因为需要面对来自各方面的重压,以及来自内心感情上的责难。在这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批判精神”做出了最好的诠释。

 

继承,在古希腊意味着超越、发扬光大,甚至分道扬镳。苏格拉底(图6 - 1)、柏拉图(图6 - 2)和亚里士多德(图6 - 3),这三位古希腊哲学巨匠,也是三代嫡系师生。在国人看来,既然是三代师生,那么应该是一脉相承从无分歧。但事实上,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在哲学见解上的分歧是很严重的。

 

我们不必讨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到底谁的见解更加正确,应该注意的是亚里士多德对于别人责难他对老师的批判时,他的回答之坦然而自信。他残酷地假定老师的教导和真理不吻合,并且坦承此时作为学生应该采取的态度。实际情况也正是这样,亚里士多德不是象征性地对自己的老师进行批判,也不是指出具体的哪个细小的问题,而是从根本上和自己的老师有分歧。其争论之激烈,我想任何中国的师生都受不了。但这并没有影响古希腊这两位师生的关系。对自己的导师苏格拉底顶礼膜拜的柏拉图,面对自己离经叛道的弟子亚里士多德却毫不介意。

图6-1  苏格拉底

 

图6-2  柏拉图

6-3  亚里士多德


爱利亚学派在古希腊的学术上并不占很重要的地位,但是其著名门徒芝诺(Zeno of Elea,公元前490-425,图6-4)的一些悖论却由于其独到的批判和诡异的特点永垂青史。他的一个非常经典的悖论就是阿喀琉斯无法追上乌龟。阿喀琉斯是古希腊神话中伟大的神之一,要用这样的神来开涮,在其它的宗教里是不可想象的。这个悖论的本身也非常有意思,阿喀琉斯是神,速度比任何凡人要快得多,但是芝诺仍然证明他无法追上乌龟。理由是,当阿喀琉斯开始追赶的时候,前面乌龟也开始跑了。当阿喀琉斯跑到了乌龟原来所在的位置的时候,乌龟已经向前跑了一小段距离。当阿喀琉斯再跑到乌龟目前的位置时,此乌龟又向前跑了一小段距离。于是,这样的过程可以无限重复,无限地继续下去。


 

图6-4  芝诺


这是一个看来可以用极限理论来解决的问题,但是实际上要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得多。芝诺有类似的四个悖论,每个都看来荒唐诡异,但却困扰了科学家和哲学家数千年,至今我们仍然不敢说已经彻底地解决了芝诺悖论。这样的困难使得芝诺悖论看起来成为一个搅局的东西,但是在欢迎百家争鸣的古希腊学术中,尽管这样的批判可能一时不被接受,但是显然在整体上受到了容忍而且赞赏。

 

在东方,则不然。继承是顶礼膜拜、粉饰和抄袭。于是,以上在古希腊被完全宽容和鼓励的行为,在东方毫无例外都会被视为违逆纲常犯上作乱,甚至导致行为者被逐出山门。批判遥远的他人,在东方可以被容忍,但是要针对尊长,批判自己的小圈子,那可就不行,师道尊严神圣不可侵犯,“家丑不可外扬”是一条铁的纪律。一旦上升到对于小圈子的批评,那更是“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一致对外,同仇敌忾,绝难善了。学派和团体之内的批判,以及一个国家内部的批判,一个政党内部的批判,这些在具有古希腊传统的西方是极其正常的。但在东方国家,情况就大不相同,普遍缺乏批判和自省的能力和勇气。

 

批判,对于古希腊人来说习以为常。古希腊人常到国外去旅行,其阅历之丰富令其它民族相形见绌【3】。古希腊人在旅行时总是带着怀疑的精神、批判的眼光来进行观察。他们探究一切事物,将所有的问题都搬到理性的审判台上加以考察。古希腊人的特征可以归结为:虚心、勤于思考、渴求学习、富有常识。

 

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明确宣称“未经考察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因此,在古希腊进行政治批判就顺理成章,那些古希腊的剧作大师们,对于时事政治的针砭肆无忌惮。欧里庇得斯(Euripides,公元前480-406,图6-5)支持给予奴隶和外国人更多的权利,主张妇女解放,抨击战争,严厉批评了政府当时的政策。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公元前446-386,图6-6)更加激烈,他的喜剧充满对时事政治的讥讽,他在《吕西斯忒拉忒》中描述了雅典和斯巴达的妇女厌恶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战争,她们约定如果不结束战争就不和她们当兵的丈夫过性生活。剧情诙谐幽默,令人捧腹,在笑声中对政府的政策提出了尖锐的批判。雅典政府对此绝不干涉,须知当时雅典正处在和斯巴达的严酷战争中,这样的气度,就是二战中最民主的国家也望尘莫及。

图6-5  欧里庇得斯(Euripides),古希腊公元前4世纪雕塑的罗马时代复制品,现存罗马博物馆(museo Pio Clementino

图6-6  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

 

阿里斯托芬的喜剧还有更加尖锐的,在《骑士》一剧中,阿里斯托芬激烈地批判了当时的政治家。他是通过剧中人将军和小贩的对白来进行他的批判的:

 

小贩:您能告诉我如何才能成为一个大人物吗?


将军:这太容易了,你已经具备了享有成为大人物的一切条件:出身卑贱,做过买卖,蛮横无理。


小贩:我觉得还是不行。


将军:不行?看来你还有良心。你父亲是绅士吗?


小贩:完全不是,我全家老小都是无赖。


将军:那太好了,这是多么好的成为大人物的开端!


小贩:可我是文盲。


将军:要成为政客,最麻烦的就是你什么都知道。适于做领袖的不是那些有学问的和诚实的人,而是那些无知和卑鄙的人。你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样的好机会。

 

我为古希腊这些伟大剧作家喝彩,同时更为他们感到庆幸:许多历史和现代的文学家剧作家受到了难以想象的迫害,仅仅是由于他们的作品使统治者不舒服,为此,他们有的身败名裂,有的更是家破人亡。但是古希腊的文学家和剧作家从来不曾由于持有不同政见和进行尖刻批判受到任何惩罚或迫害。阿里斯托芬不仅没有由于他的“恶毒攻击”给他带来任何不方便,而且还是全希腊最受欢迎的剧作家之一。想到这里,我不由地为古希腊社会的宽容和豁达而感到由衷的钦佩。如果现代世界上每个国家都能像两千五百年前古希腊一样对不同的见解采取如此平等、宽容和真诚的态度,那么这个世界该是多么美好!

 

是的,两千五百年前!古希腊!一提起这对数字和名词,总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叹惜、惭愧、困惑。任何激情的口号和吹嘘,任何自封的伟大和正确,在这数字和名词面前都会立即变得渺小可笑、分文不值。

 

对真理的执着追求和对批判的坦然宽容,正是古希腊文明的一个特点。古希腊的学派形形色色、多种多样,各种学派有着不同的理论,但是古希腊学派之间从未有过由于观点不同而导致压制和诋毁。并且,古希腊政府也不曾镇压过任何一个学派,更没有对持不同政见的政治家、艺术家或公民进行任何压制或迫害。这样的争论和分歧体现了古希腊崇尚学术自由和追求真理的精神,这样激烈的批判一方面反映了批判者对于社会的关心和使之完善的渴望,另一方面则反映了古希腊政治环境的宽容和平等。这是古希腊民主政治之所以可以形成和实践的关键,也是科学诞生在古希腊而不是别的地方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继承了古希腊传统的西方,批判是极其正常的事情。自然科学的发展离不开批判,社会科学也不例外。在西方,批判是平等的,批判者从不杀气腾腾,被批判者也心平气和。但是到了东方就不行了。被批判者总觉得批判者别有用心,于是被批评者一旦可能便非置批判者于死地不可。批判变成了利益和权力斗争的工具,成了置人于死地的手段,接受批判成了对于罪名的默认;于是“自我批判”(即“自省”)成了苟延残喘的伎俩,成了寻求宽恕的乞求。

 

审视自己在历史上的过失,是一个人和民族内心力量的展示。美国对于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轰炸这一军事行动的反省,反而比日本对其挑起的战争和由此给其它民族带来灾难的反省来得更多更深刻。美国人一直在非常真诚地回顾这个军事行动所有的细节,质问自己当时原子弹袭击到底是否必要。其实美国在进行轰炸以前已经做了很多使平民免受伤亡和文化古迹免遭破坏的工作。最初选择的目标中有京都,但很快就被否决了,理由是京都有很多文化古迹。最后选定的目标是广岛、小仓和长崎中的两个。而小仓由于天气原因躲过了这一劫。

 

2007年底,执行那次轰炸任务的轰炸机“Enola Gay”的飞行员去世了。由于他直到去世也没有对于这次军事行动表示过任何忏悔,许多美国媒体居然对他很不客气。这看来很不公平,这位飞行员是按照上级的命令执行任务,而且我觉得这个军事行动在当时是完全正义的,完全没有必要在今天表示遗憾。如果不是那次轰炸,太平洋战争还会持续一段时间,许多平民和盟军士兵会因此丧生。我并不理解为什么美国要反省这样一个拯救了许多美国军人的生命和及时结束了太平洋战争的军事行动。我只能说,美国人比我有更加宽广的胸怀。

 

但是日本人就不同了。日本有一个人写了关于广岛和长崎应该被炸的文章,结果受到了来自日本国内的死亡威胁,这和美国人的胸怀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而且,每年的原子弹爆炸纪念日在日本各地都举行悼念仪式,搞得沸沸扬扬,而对于二战的历史和日本为什么被炸却遮遮掩掩。不了解历史的人还以为日本是那场战争的受害者,而不是始作俑者。日本对于其发动的战争中对亚洲各国所犯下的罪行迄今还闪烁其词。于是有这样强烈的对比:

 

太平洋战争期间,美国和加拿大政府都不信任其国内的日本移民,为了防止他们捣乱,就限制他们的活动,甚至把他们关押了起来。对此做法,美国和加拿大进行了反省,认为如此对待这些旅居其国家的日本后裔有悖于人道主义原则,于是在多年前就此向这些日本后裔及其后代进行了道歉。于此相反的是,日本对其二战期间的恶劣行径却拒不向其加害的周边国家的人民道歉。

 

西方对于自己的批判和反省每天都在进行,所有的报刊杂志电视台电台都在质疑本国历史上的一些做法,批评现今政府的政策,从来没有停止过。在西方,几乎看不到媒体说政府的好话,也很难听到赞扬政府的历史功绩,而连篇累牍都是批评和质疑。加拿大的“全国新闻”,从不赞美政府,政府干的好事基本不提,因为觉得这是政府的工作,做好了是应该的,而做不好挨骂也是应该的,于是,对政府的问题和缺点,不厌其烦细细道来。因此,“全国新闻”几乎没有好消息。我刚到加拿大时,发现新闻里不是职工失业,就是房屋失火,要不就是交通事故,最多的就是批评政府政策不当,连篇累牍不绝于耳。如果不熟悉西方的自我批判精神,会以为简直是世界末日了。只是第二天早上走到大街上,融入到那个社会里,才发现原来天下如此太平,社会如此公正,生活如此轻松。

 

加拿大政府在过去(1885年)曾经以叛国罪判处了加拿大梅蒂人(英法人和当地印第安人的后裔)Louis Riel死刑。LouisReil为了梅蒂人的利益以武装暴动反叛加拿大政府,在当时看来他“罪有应得”。但是后来,加拿大政府意识到,当时的加拿大政府没有很好地代表梅蒂人的利益,因此梅蒂人的暴乱是可以理解的,而Louis Riel为梅蒂人争取权益的行为是高尚的。因此,加拿大政府追认LouisRiel为英雄。

 

加拿大政府不久前对加拿大华人就一百年前的人头税法案进行了道歉和赔偿。当时加拿大的法案在于限制华人的入境,于是对每一个移民加拿大的华人征收入境税,而其金额远远高于其他欧洲移民。对于一个在那个时代的特殊环境下出现的不公正,虽然有很多的理由和因素促使其所以然,但是加拿大政府还是在一百年以后以非常坦荡的胸怀和态度做出了道义上的道歉和经济上的补偿。这样的行为是需要智慧和勇气的,这样的反省绝不容易。

 

就在我写这些文字的时候(2008年),加拿大政府对于一百多年前对于印第安人寄宿学校政策事件给予了正式道歉。加拿大政府在19世纪70年代强制土著印第安人的子女接受现代教育,而这些印第安子女有许多在寄宿学校里没有得到很好的照顾,有的甚至受到了虐待。这样的事情,完全可以解释成为了印第安人的下一代的利益和他们的长远利益,即便有问题也是好心办坏事。但是加拿大政府没有这样找借口,而是勇敢地承认了自己的过失。

 

一个政府,能够审视自己和前任的过失,进行深刻的反省,这不能不让我钦佩。任何人都会有过失,任何团体和政府也一样。对于自己的过失的态度可以是文过饰非,也可以是深刻反省;可以是钳口压制,也可以是坦然以对。加拿大之所以是一个非常宽容和正直的国家,就是由于她有如此理念的人民和由他们选出的政府。加拿大,不仅让我感到道义上的归属,而且给了我深刻的道义影响。

 

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这是上古流传的圣人教诲。中国曾崇尚自省。早在先秦时代,儒家就非常看重自我反省,把这作为修身齐家治国的起点。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曾子说:“我每天在三方面反省自己:为别人做事,是否尽心、忠实?和朋友交往,是否真诚?对老师所传授的知识,是否认真复习?”)

 

曾子的自省正是后世国人所缺乏的,我为华夏曾经有过这样勇敢的自省而骄傲。但是中国的自省还不是批判。不幸的是,绝大多数华夏的自省是为统治者服务的,它们都是一个意思:自己是否与上级和教条保持一致了。这就是华夏“自省”的现代表达,这就是中国式自省的基本内容。而批判,实际上并不存在。不允许批判的自省更像是对上祷告和自我审查,而不是对于真理的追求。因此就不难理解,曾子三省中的最后一省只是反省自己尽心学习导师的传授,而绝不是质疑导师的教导。

 

中国式的反省不鼓励批判,更加忌讳对于权势的批判。这实际上就把一个社会变成了像是一个没有泄气阀的锅炉,一直静默到爆炸。而到了爆炸的时候,就不是批判,而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了。你死我活完了以后,这个怪圈继续运转,直到下一次你死我活。而真正的反省,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集体,都同样困难。

 

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曾经在中国科技大北京研究生院听过著名美籍华裔数学家陈省身的一个讲演。他有一句话我记得非常深刻,当时出乎意料。他说:美国没有种族主义,只要你优秀,你就可以得到承认。在美国两百周年国庆的时候,他作为唯一的数学家代表美国出访欧洲参加庆祝美国建国两百周年的学术活动。一个亚洲人,在一个欧洲后裔占多数的国家的两百周年国庆作为唯一的数学家代表访问欧洲,这样的信任和承认无疑出于真诚和信念。

 

陈省身如此对美国的评价,实际上是对一些总是把自己的挫折归罪于他人和环境的说法的批判。我相信陈省身作为一个人和科学家的道路绝不一帆风顺,只是像有陈省身这样觉悟的人毕竟太少了,绝大多数人还远远不能达到这样的境界。

 

于是,直面现实、正视历史就体现了一个个人和一个民族探索真理的态度。中国历史上历代多有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而不能正视历史。弄得李白这样的蔑视权贵和直言不讳的诗人也不得不用“西风残照,汉家陵阕”来曲指“唐朝宫阙”。而清朝更是一个以篡改历史著称的政权,以不择手段来逃避批判。正因如此,导致有人说,历史就像一个小姑娘,你把她打扮成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而其本身真实的长相则是第二位的。国人所看到的历史就是一个经过刻意打扮的小姑娘,浓妆艳抹、珠光宝气和厚重服饰,使得我们根本无从知道其真实的长相。

 

而经过“文艺复兴”的西方对于历史的审视则如同古希腊的雕塑,几乎都是裸体的。古希腊的年轻女性和男性的身体被这些伟大的雕塑家严肃而不加掩饰地展示给人们。比如前面提到的《米洛的维纳斯》的雕塑不仅是一个伟大时代的艺术代表,而且是一个伟大时代对于真理的追求的象征。没有掩饰,没有犹豫,只有尽致的美丽和真诚的坦然。一个允许别人说话的统治者,一个允许别人批判的统治者,才可以审视自己和改善自己。一个敢于并且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思想和意见的人民,才可以称作公民。具备这样特点的社会,才可能成为一个公正的社会。

 

1644年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对英国议会作了题为《论出版自由》(Areopagitica)的讲演【4】,他的讲演稿的扉页引文源自古希腊剧作家欧里庇得斯的剧作《恳求的妇女》(Suppliant Women):

 

“只有天生自由的人在公众面前可以自由地演讲,这才是真正的自由。如果他能够也愿意自由地演讲,便能赢得崇高的赞誉。相反,如果他不能或不愿意的话,也能保持他的沉默。在一个国家里还有什么比这更公正的事情呢?”

 

而他的讲演稿的标题“Areopagitica”本来并非一个英语词,而是一个古希腊名词——“雅典最高法庭”,其原本的词义和“言论自由”并不相关。正是古希腊法律对于言论自由的充分肯定才使得文艺复兴后的英国和启蒙者把这个名词升格为普适的言论自由。弥尔顿要说的是,一个文明和公正的国家,必须以最高的仲裁形式把言论自由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

 

这篇演讲稿,成为了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捍卫言论自由的哲学文献之一。弥尔顿阐述了古希腊时代的言论充分自由,敦促他的时代和社会以此为榜样。以古希腊雅典的最高法庭为标题,以古希腊欧里庇得斯剧中台词为扉页题词,还有什么比这更能体现古希腊的批判精神对于一个社会走向文明和公正的伟大作用?其实,仅用“伟大”来形容是远远不够的,这是人类社会进步和公正的本源。


【1】指罗马教廷在罗马鲜花广场对倡导“日心说”的布鲁诺处以火刑。


【2】例如在中国经久不衰的对知识分子的迫害


【3】 L.S. Stavrianos,A Globle History: From Prehistory to 21st Century,Prentice Hall,7th edition,1999


【4】Areopagitica一词源于古希腊雅典的一处地名Areopagus,那里曾经是雅典最高法庭(亦称作Areopagus)所在地。以雅典的最高法院引申出来的“出版自由”,可见古希腊雅典的言论自由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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