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炎平

一个民族的性格实际上是国民个体性格在统计上的平均值。毋庸讳言，国人作为个体从总体来说缺乏对批判的宽容。缺乏批判精神的原因很难确定。也许由于中国的大一统，不同的思想和见解不再需要。不仅仅是不需要，而且对大一统有害。也许古希腊的城邦国家比较容易使得这样的不同见解生存。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确实有不少不同的学派和思想彼此争鸣，但是这样的百花齐放很快就消失了。由于它们的消失是和秦朝的统一同时发生的，于是确实有理由说，大一统是破坏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和造成万马齐喑的罪魁祸首。这样的结论不无道理，秦以前诸多小国并存，各自的生存和繁荣需要“士”的才能和贡献。而秦的专制统一，使得诸子百家时代“士”阶层得以生存和繁荣的诸多小国消失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百家争鸣和不同见解的生存环境，就这样随之完蛋了。

此后的缺乏自省，或许也和中国没有宗教有关。所有的宗教都被砸烂了，今天还尚存的“拜佛”已经不是宗教的一部分，而是政治和商业的一部分。基督教的出现对于古希腊来说是一种灾难，因为它摧毁了更加理性的文明。但是对于一些没有高尚理性的地区，类似宗教的出现应有进步意义。宗教使人们忏悔自己的行为，基督教教义至少使人们有负罪的意识，以及基于原罪基础上的平等意识。其结果就是人们在某种意义上具有自省的勇气和对于批判的容忍。

但是中国历史上缺乏这样的机制，于是国人不善自省，更容不得批判，因为他们没有对此的政治动力，也没有宗教动力，更没有哲学动力，所以剩下的只有物质动力了。因此只有在物质极度贫乏的时候，才会有自省和批判的实践，并且一有温饱，反省就停止了。

中国“文革”后的“伤痕文学”曾经盛极一时，当时对整个民族反省和深究那段令人不堪回首的历史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就在接触到更深层的思考时，这个运动戛然而止了。纵然有许多的政治原因，实际上还是由于我们的民族性格，国人不敢正视淋漓的鲜血和裸露的真理。

中国人近代的自省只是在少数的很有思想和胆量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中进行的。但是这样的自省往往在达到政治目的后就夭折了。有的是自觉地夭折，而有的是被迫地夭折。

对于来自他人的批判就更加是一个问题了。当国人面对来自外人的批判时，其民族热情就陡然被激发。这是很可以被理解的，既然自己都不愿意反省，怎么容得下别人的质疑和批判？

有两本书，《中国可以说“不”》和《中国不高兴》，其令人啼笑皆非的理论揭示了一部分国人内心的阴暗。更令人不解的是，其作者还在西方待过一些时候，但是他们的心态却令人感到困惑，他们似乎从来都没有受到西方民主思想的影响。他们的心态很容易令人想起一则笑话。

一个惧怕老婆的男人，有一天被老婆打到了无路可逃的地步，于是钻进了床底下。他老婆够不着了，就气愤地在外面嚷嚷：“你，出来！”此男人在床底哆哆嗦嗦，却仍然豪言壮语：“男子汉大丈夫，说不出来，就不出来。”

说“不”出来，就“不”出来。实在似曾相识。只有内心真正恐惧的人，只有没有自信的人，才会把说“不”当作是一种值得如此炫耀的荣誉。否则，说“不”应是一件非常坦然的事情。

在西方，没有人采取那个“老婆”的做法。西方是让别人说“不”的，不仅让他们自己的人民说“不”，也让其它的国家说“不”。

如果了解联合国是如何运转的，我们就不得不钦佩西方的公正和勇气。当然，谁都想在某种程度上操纵某个机构为自己所用，西方的政治家也是一样的。但不同的是，他们在游戏开始前会制定规则，使得每个人都知道这个规则，从而按照这个规则进行游戏。游戏中有一个机构，执行和监督这个规则，使得每个人，也包括他们自己，都在游戏中遵守规则。这就是西方的特点。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西方的规则基本上是公平的。联合国的投票机制是一国一票，而这个机构的经费却几乎仅仅由西方，特别是美国提供的。于是，就有这样的现象：西方承担了联合国的所有经费，却让第三世界的所有国家，不分大小，都有发言权，而且是同等的发言权。不少时候，西方国家的提案无法通过，就是由于那些不出钱却有选票的小国在和西方作对。有的时候，对于西方不利的提案却可以通过，原因也是一样的。西方虽然为此头疼不已，但是他们仍然对这样的机构和原则持之以恒，充满信心。

不把自己的困境归结于外来的因素，而更多地审视自己的责任。这是西方普遍的共识和被西方人普遍认可的美德。记得一次我在美国开一个学术会议，会议期间我和三个美国人聊天，说到了民族之间对问题看法的差异。我说了曾经看到的一则幽默：有教授让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写一篇关于大象的文章，至于具体写什么，用什么标题，完全在于学生自己。结果，德国学生写的文章标题是《大象的思维》，法国学生的标题是《大象的爱情》，而俄罗斯学生的标题是《俄罗斯的大象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大象》。那几个美国人听了觉得很好笑。笑过之后，他们要拿自己开涮了。

其中一个首先发难：“咱们美国人会写什么题目？”他们显然在寻找能够最刻薄地批判自己的方式。他们想了一会儿，终于都同意美国人很可能会写这样的标题——《如何迅速繁殖大象以获取更大利润》。理由是，美国人的缺点是太注重利润，什么事情都从商业目的出发。我觉得这几个美国人还真的很有意思。

事情还没有完。他们反过来问我，“中国人会如何写这个题目？”我从来就没有准备把中国人也放到这个幽默中，记得当时我并没有想出什么贴切的答案。也许那几个美国人会感到很失望：“怎么这个中国人不知道自己民族的缺点？”我回去后一直耿耿于怀，后来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答案。国人一定会取这样一个标题——《中国——大象的故乡》。

此事和其它我碰到的很多事情使得我理解，在西方，人们对于自己的民族和政府的批判是极其正常和坦然的事情，他们的批判是他们忠诚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民众和政府理解和欣赏这样的忠诚。

这里还有一个令国人不可思议的事例。在遭到9.11恐怖袭击后，美国组织进行了全面的反恐行动，其中之一就是围剿在阿富汗的基地组织。在一系列的军事行动中，美国军人重创了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武装，抓获的恐怖分子嫌疑犯被关押在加勒比海的关塔那摩美军基地。由于这些恐怖主义嫌疑犯都是在和美军交战时被俘获的，他们的罪证应该说是确凿的。但是由于案件的敏感，对于他们的定罪的法律程序（起诉、辩护、定罪）不能在一般的公开法庭进行。而对于给予这些嫌疑犯的辩护和他们自身的权利，就成了美国民众一个争论的焦点。

一个军事法庭的律师，他本人也是美国军人，被指定给一些嫌疑人进行辩护。他激烈地批评了美国政府对于嫌疑犯处理的不当，侵犯了他们应有的权利。他的辩护出于他内心的信仰和理念。他辩护的对象是证据确凿的恐怖主义分子，他的对立面是作为公诉人的美国政府。他不是蔑视证据，但是他质疑美国政府对于这件事情处理的方式。他认为，那些被告的合法权利受到了不应有的侵犯，美国政府采取了过激的行为。

我钦佩的不仅是这位军事法庭律师敢于挑战美国政府的做法，更是美国的法律以及美国政府对他的批评和挑战的容忍。这种容忍并非一种恩赐，而是一个制度的特征和原则，他由一个民主制度赋予了这样的权利为一个罪大恶极的嫌疑犯辩护，他还被赋予权利批评美国军队和政府在这一问题上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对于这样的激烈批评的容忍，实在是需要勇气和气度。而这个赋予他如此权利的制度，则更加具有勇气和气度。这是基于平等的理念和宽容的心态之上的求真的勇气。

我未必赞成这位军事法庭律师的所作所为，但是我钦佩他的勇气；我未必同意他的观点，但是我理解他的理由。更令我钦佩的是这样一个社会和制度，能够容忍不同看法的社会，才是追求公正的社会；可以不惧批判的制度，才有可能创造合理的国家。

自省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允许他人对于自己的批判。这是历史上国人最缺乏的。国人把他人对自己的批判看作是颠覆自己的阴谋，把对方的言辞和语言当作对准自己的刀枪，于是最后就不得不用刀枪去解决对方的文字和语言的批判。于是我们就有了秦朝的“焚书坑儒”，于是我们就有了汉朝的“独尊儒术”，于是我们就有了清朝的“文字狱”。

我在太行山农村插队时见过这样一个公社书记，这是一个在当时很典型的人物。他在我们的村子里蹲点，迫使我们进行“农业学大寨”。本来太行山的植被不好，不适合种粮食。但“以粮为纲”是那个时代的政策，明明知道这不适合本地的情况，这些当官的谁也不敢说半个不字。上面怎么说，他们就怎么折腾下面的老百姓，而且变本加厉。

有一次上面推广“墨西哥”小麦，这是一种春小麦，面粉比较黑，当地人并不喜欢，但是据说产量高，生长期短，于是当官的就强行推广了。附和与逢迎自古为官之本，上级的旨意从来至高无上，而百姓的好恶永远无足轻重。结果到了麦收的时候，一些诚实的农民就说这麦子不行，里面都是空的，还没有普通冬小麦产量高。有个勇敢一点的老头，看到那天此公社书记在场，就拿了一把小麦给他看，“你看，书记，这小麦里面都是空的，磨不出面。”本来老头的意思也就是“明年咱们是否就不种这小麦了？”想不到，这位书记勃然大怒，他到别的麦子堆里找了一把好一点的，拿到这位老农面前，对他大声吼叫：“你睁开眼睛看看，这是空的吗？是空的吗？”歇斯底里了一阵，书记还不满足，继续说：“脑筋生锈了，不接受新鲜事物，反对新生事物，‘农业学大寨’搞不好就是这些人的阻力。”晚上还组织开会，批判对于“新生事物”的怀疑态度。

这样的人，组织这样的批判会，来批判一种怀疑态度。我觉得真的很滑稽，这样的批判，实际上就是扼杀真正的批判。那个时代就是如此打着批判的旗号，消灭一切批判的胆量和意识，摧毁一切质疑的勇气和正直。

但是值得庆幸的是华夏还有过百家争鸣，但那是一个和华夏后来格格不入的时代，昙花一现，便成了绝响，令人唏嘘遗憾，仰天长叹。

中国的历代统治者，几无例外，绝不容忍对他们的批判，甚至对批判者大加迫害。由于这样的高压，正面的批判在华夏早就销声匿迹了。但是统治者还不就此罢休，他们要把人心彻底摧毁，要铲除最后残存的不悦耳的声音。于是就有了极具中国特色的“腹诽”和“文字狱”。

所谓“腹诽”是从“诽谤”发展而来的。在中国专制政体下，任何违背君主意旨的言论，皆可治罪。大臣即便是出于社稷大计，给君主以善意的批评和劝谏，也有可能触怒君主，招致杀身之祸。从秦朝开始出现的“诽谤”罪名，是典型的言论罪。所谓“诽谤”，特指对君主的“恶意”批评，至于是否真的“恶意”，全在君主一念之间。汉初的思想家指出当时的秦朝“忠谏者谓之诽谤，深计者谓之妖言”。忠诚直言者多被裁定为“诽谤”。华夏特有的名言“武死战，文死谏”说明了朝廷官员由于言论而被处死的普遍危险。

尽管汉初朝廷明白以“诽谤”治罪的弊病，但是到了汉武帝时期，“诽谤”之法比秦始皇时代更为变本加厉，其标志就是“腹诽”之罪的出现。“腹诽”意为在肚腹之中“诽谤”皇帝，统治者仅凭自己的臆断，就可以定罪。此法比“诽谤”更为严苛，它的随意性构成了它最根本的弊端。一个人，甚至一位重臣，哪怕一个字没写，一句话没说，也可以被治以死罪，罪名就是“腹诽”。

汉武帝时代，与“腹诽”罪相关的大案有两起，名臣窦婴、颜异因此被杀。魏其侯窦婴曾经以平定“吴楚七国叛乱”和正直立朝而名动朝野，后来被武安侯田蚡安以罪名：“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杰壮士与论议，腹诽而心谤，视天，俯画地，辟睨两宫间，幸天下有变。”“腹诽”之罪导致窦婴被杀。

汉代以后虽然没有明显的“腹诽”罪名，但是，历代统治者借此杀人的不在少数。南朝萧齐时期的大臣谢超宗，曾经因为口出怨望之言而被免官、禁锢。后来，齐武帝恼怒谢超宗的轻慢无礼，决意除掉这个侍才自傲的人物，为其罗织的罪状就是腹诽：“讪贬朝政，必声凶言。腹诽口谤，莫此之甚；不敬不讳，罕与为二。”最终谢超宗被流放并赐死途中。

中国历史在“诽谤”和“腹诽”方兴未艾的同时，“文字狱”也应运而生。文字狱指君主对文人的一种迫害，《汉语大词典》定义为：“旧时谓统治者为迫害知识分子，故意从其著作中摘取字句，罗织成罪。”这里有两层含义：其一，获罪者并非由于政见不同，并非政敌之间的攻讦；其二，获罪者没有煽动民众的意图，也没有颠覆政府的能力。文字狱是统治者有意借文字无中生有，罗织入罪，藉此震慑天下，钳人之口，压制思想。将文字狱登峰造极的便是清朝了。

整个康乾盛世，文字狱横行，其手段之严酷，追命之离奇，牵连之广泛，都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胡中藻写“一把心肠论浊清”，在我大清之前加“浊”字，自是鬼蜮为心，罪当处斩。乔廷英写“千秋臣子心，一朝日月天”，日月合为“明”字，可见心念前朝，凌迟处死，子孙处斩，妻媳为奴。甚至看书批注都会惹大祸，湖北生员程明禋偶读《后汉书》中所载《刺世疾邪赋》，觉得写得非常好，将该文中“宁饥寒于尧舜之荒岁兮，不饱暖于当今之丰年”等警句加以圈点，并加批语云：“古今同慨”，便以“悖逆”罪被处斩。

更离奇的是燕赵直隶名臣尹嘉铨一案。尹嘉铨曾做过大理寺卿（三品高官，相当于如今的最高法院院长），是一位著述颇丰的道学家，曾受过乾隆皇帝的嘉奖。这位处处以维护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等伦理为己任的卫道士，可以算是从思想到行为都是完全驯服的奴才了，居然也获罪。说来好笑，其罪名竟是因他曾在诗文中自称“古稀老人”，还刻了一方“古稀老人”的印章。而这一称呼乾隆已使用过，视为己有，他人又来用，便是大逆不道的重罪。皇帝盛怒之下，差一点判了凌迟，还是经人百般劝谏，才改为处斩，这已经是皇恩浩荡，法外施仁了。

事情还没完，尹嘉铨的所有著述全被翻出来，细查出一百多处悖逆文字，其实无非是称自己可为“帝者师”，恭维自己的父亲为“孔门四子”而已。于是他所著述编纂的书籍七十九种全被销毁。就连他作序的《女孝经》、《家礼存义》等书籍也被抽毁。这位名臣鸿儒，眨眼之间便成了“狂妄悖逆”“大肆狂吠”的“疯狗”。

鲁迅曾这样评价尹嘉铨的文字案：“乾隆时代的一定办法，就是：凡以文字获罪者，一面拿办，一面查抄，这并非看中他的家产，乃是查看藏书和另外的文字，如果别有‘狂吠’，便可以一并治罪。因为乾隆的意见，是以为既敢‘狂吠’，必不止一两声，非彻底根治不可。”在这样严苛暴虐的统治下，知识分子只能噤若寒蝉，远离时局，躲进故纸堆中寻求安慰。晚清文人龚自珍叹息道“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反映了一代文人著书立说只为混口饭吃，不敢过问国计民生，更不敢追求真理的黑暗现实。一个社会到了这样的地步，真正还有批判精神并且勇于实践的便销声匿迹了。

也许正是由于这样长期的高压，近代就有了那些气壮如牛的人，他们的气壮如牛仅仅是在顺着主子的意思的时候，一旦揣摩到了主子的意思，顺着这意思他们就气壮如牛了。他们同时也是一些胆小如鼠的人，一旦发现主子不开心了，瞧着那脸色他们就胆小如鼠了。他们一拥而上，他们一哄而散，他们振臂高呼，他们噤若寒蝉。这些看起来截然不同的行为却都是由同样的一群人演出的。

“著书都为稻粱谋”到了今天，滋养出更聪明的遗老遗少，《中国可以说“不”》和《中国不高兴》的作者们，就是这样一些人，不敢针砭时弊，却揣摩得宠和获利的妙方，以期不仅谋得“稻粱”，还望仕途平步青云。如果说昔时知识分子为苟延残喘而忍气吞声、谨小慎微，那么今天这些遗老遗少就是为了飞黄腾达而精心揣摩、语出惊人。

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之风范已经离华夏远去了，准确地说，不是百家争鸣远离了华夏，而是华夏远离了百家争鸣。好在今天，我们应该有勇气重回那个时代。

我们可以看到在西方的议会里，批判具有平等、宽容和真诚的特点。我经常看加拿大议会里辩论的电视转播，执政党和在野党之间的互相批评非常有意思。不少时候也面红耳赤，但是并不妨碍大家互相握手致意，更没有大打出手和人身攻击这样的恶行。

有一次在加拿大议会中算是非常出格的一件事，自由党的一位女议员“希拉”以强悍和咄咄逼人著称，每次辩论都伶牙俐齿唇枪舌剑让保守党难堪。于是这次一位著名的保守党议员站起来以和蔼的声音劝这位剑拔弩张的女议员安静下来：“你的名字让我想起了一首墨西哥民歌，‘Tequela【1】，希拉，躺下来，再爱我一次吧’。”这出人意料的讽刺令议会中的绝大多数大笑不已。但是其语言并不合适，于是引起了不小的争议。这也就是西方议会的“不文明”的顶峰了，绝无大打出手，更无政治迫害。

西方今天的对批判的宽容绝非与生俱来，而是经历了艰难曲折，来自“文艺复兴”对古希腊文明的重生。我们今天所见的犀利尖刻的批判，还带着古希腊的余韵和阿里斯托芬的调侃。因此难怪民主制度是在古希腊诞生的，因为民主制度的建立必须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具有批判自我的勇气和容忍来自他人批判的海量。民主制度的产生必须有人的基础，必须有这样一些具备这样理念的人。

法国思想家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图7－1）的格言可能是对待批判的最高境界。即便当面对他认为根本不是批判而是完全荒谬的言论时，他如是说：“先生，我厌恶你所写的一切，但是我仍然会用我的生命捍卫你继续写作的权利。”

图7－1  伏尔泰（Voltaire）

伏尔泰所处的时代在“文艺复兴”后期，古希腊的价值已被全面复兴，这个阶段也被称作“启蒙时代”。确实，“文艺复兴”就是一个启蒙时代，她向世人启蒙了由古希腊创造的精神。

“吾爱吾师，我更爱真理。”这是作为学生的亚里士多德的名言，而之所以可以成为实践，更是由于作为导师的柏拉图的胸怀。

柏拉图在自己创办的雅典学院（Acadamy）里坚定地执行了这样的原则，亦即，他绝不允许也从未使这个学院成为遵循或沿袭他的观点和思想的场所。恰恰相反，独立的和不同的思想在这里不仅被允许而且得到鼓励。培养一个最终挑战自己并且和自己在理念上分道扬镳的学生会使导师如何面对？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三代师生给所有的人做出了最好的典范。为了真理，柏拉图对苏格拉底追随一生；也是为了真理，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分道扬镳。我们今天不必争辩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孰是孰非，因为无论他们如何分道扬镳，都将殊途同归，因为他们都是在追求真理旅途上的同路人。为了真理而产生的异见，比之对真理的追求的勇气和胸怀又算什么？我们今天有谁能够说他们任何一个不够伟大？

他们之所以伟大，不仅由于他们的远见卓识，还由于他们宽容和鼓励他人的异见，支持和培养弟子的超越。这样的伟大，绝不仅仅限于这三代师生，而是整个古希腊时代普遍的社会风尚。看看阿里斯托芬的尖酸刻薄的喜剧、以及政治家对这些喜剧的容忍和古希腊公民对其的欣赏，我们就不难找到答案。

因此，我们应该以举办奥运会的热情鼓励每个人真正理解这句格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我们可以更进一步把这句格言引申为：“我爱我的传统，但是我更爱真理”；“我爱我的民族，但是我更爱真理”；“我爱我的文化，但是我更爱真理”。如果达到了这样的境界，就会有追求真理的勇气，就不会由于他人的逆耳直言而咬牙切齿、仇恨满腔。

如果一个社会有古希腊雅典政府容忍阿里斯托芬的尖刻批判的气度，其必定是一个真正宽容的社会，一个敢于追求真理的社会，一个更加合理的社会。如果一个民族有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勇气和胸怀，其必定是一个虚怀若谷的民族，一个求真求实的民族，一个崇尚理性的民族。

在信仰和理性之间，古希腊人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理性，这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直至文艺复兴。于是古希腊人容忍和崇尚批判，因此也容忍了对于理性的批判，从而对于理性的批判的批判。和古希腊相比，中世纪宗教信仰下的社会只能被称作黑暗，因为那里理性被认为是最大的敌人，而信仰被作为屠杀理性的屠刀。其结果可想而知，古希腊文明在科学和思想上的群星璀璨骤然变成了中世纪的乏善可陈。

“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永远不可能被诞生于中东的基督教、犹太教或伊斯兰教所提倡，因为这将导致人们质疑耶稣、先知和上帝的教诲；因此这只能由古希腊的哲人所崇尚，这就是古希腊的理性的批判精神使然。

从某种程度上说，人类文明史就是对于批判的宽容史。在不容批判的信仰和敢于质疑的理性之间，从来水火不容。这是代表着理性批判的雅典和代表着盲从信仰的耶路撒冷之间长达数千年的，至今仍然刀光剑影的“战争”。古希腊文明消亡后的中世纪蒙昧和黑暗证明了，一个不容批判的社会必然堕落；而“文艺复兴”后的启蒙和光明证明了，一个宽容批判的社会肯定进步。

批判，给人类社会以纠正错误的可能，因为，那些不许质疑的，必定是不能自洽的。当我们容忍那些令人难堪的批判时，不仅仅给予不同的见解以生存的空间，而且给予了一个宽容的社会以生存的可能。只有具有批判精神，才有宽容的胸怀。

只有宽容，才能合理。

【1】一种墨西哥烈酒。

（未完待续，请继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