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炎平

拉斐尔画作《雅典学院》局部图，为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里特（以米开朗基罗的脸绘制）

继续我们的古希腊文化之旅。输入关键词林炎平13及林炎平14，可提取《我们头上的灿烂星空》系列文章。

什么才能使得我们从未知走向已知？……思辨是唯一的方式。—— 苏格拉底/柏拉图

对于宇宙、世界、自然和社会，人类从古希腊开始有了一个准确无误的立足点，这就是“理性”，这就是古希腊的“思辨精神”。——作者

“给我一个立足点，我就可以撬动地球。”发现杠杆原理的古希腊科学家阿基米德（Archimedes，公元前287－212，图9－1）的名言脍炙人口，家喻户晓，即便是在对于古希腊精神非常陌生的中国，也为所有受过中学以上教育的人所知晓。但是，并没有很多人真的理解其深刻的含义和坚实的基础。

图9－1 阿基米德（Archimedes）

这位伟大的古希腊科学家所说的，不是口号，亦非大话。阿基米德的名言是理性和思辨的宣言：这个世界是可以被认知的，人类的理性超越任何神圣，也将战胜任何愚昧，理性的力量将把人类从对超自然力的恐惧中解放出来。

人类文明是从认识世界开始的，人类的进步本质上就是对世界认知的进步，亦即思维的进步。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旅程就是用理性代替本能和用思辨代替直觉的过程，人类文明的进步就是人类的行为逐渐远离直接功利和走向“间接功利”（相对非功利）的过程。人类的思维创造了人类的文明，人类思维的进步带来了人类文明的发展。人类和其它动物的本质区别就是思维能力和由此而来的创造力。人类所创造的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物质成果，而精神文明则是人类思维的结晶。

崇尚理性，寻找解释，追求真理，就是人类理性思维的最高境界。这就是本章所要讨论的古希腊所具备的独一无二的素质之一的“思辨精神”。

给思辨精神下一个准确的定义并非易事，但是可以说“思辨精神”有这样一些基本特征：

1．理性至上：不以宗教或任何超自然因素为解释现象的理由，蔑视权威。

2．注重逻辑：寻求现象的本源和它们的内在关系，而不满足于归纳和猜测。

3．抽象概括：形成超脱于具体事物的理论。

4．直面证据：正视和理论相悖的现象，欢迎挑战和悖论，勇于对已有的理论进行检验。

5．超越尘世：蔑视功利，不以实际应用为目的。

理性至上是古希腊思辨精神的首要特征。人类文明的几大体系，即中国、印度、中东和希腊，在数千年前几乎同时诞生，并且世代传承下来，影响着当今社会的基本价值。在这些文明中，有的以神权至上，有的以皇权至上，有的混迹于其间，唯有古希腊文明挣脱了神权与皇权的束缚，将理性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这是思辨精神使然，这也使思辨精神进一步得到弘扬。

功利曾经是人类文明初期活动的直接动力和目的。随着人类文明的进程，功利表现得不那么直接了，一些看起来和功利并无直接关系的行为逐渐出现了，比如艺术，继而道德、宗教和哲学。它们不再是直接功利的，而和直接功利渐行渐远，但是它们仍然有着虽然间接的但是不容置疑的功利特征。这毕竟是人类文明从最初走来的必由之路。

人类行为和直接功利的距离可以视作文明程度的标志。如果一个民族的社会行为主要就是寻求当天的食物，那么其文明水平就很低，而如果其一部分社会行为从事非直接功利的事业，比如艺术，那显然其文明水平就较高。

道德、宗教和哲学是一个社会的世界观和行为准则，因此，它们和功利的距离代表着文明程度。如果说道德和宗教代表了一个民族的价值取向，那么哲学就代表了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哲学无疑是一个民族最高思维的代表，因此哲学和功利的距离就是文明的程度。

古代文明的哲学，通常有着非常强烈的功利特征。华夏的古代哲学就处于这样的境况，甚至华夏近代的哲学，都没有摆脱此境况，其具有强烈的实用性和入世情节，它实际上是为更加功利的道德和权势服务的。

许多古代哲学都与道德和宗教混生。在中国，哲学一直和道德纠缠得难解难分。由于道德本身没有严格的衡量标准，于是哲学在其中也折腾得昏天黑地。另外一些民族，比如犹太民族，哲学和宗教混生在一起，由于宗教的不容置疑，遂使哲学成为了宗教的仆人。华夏后来更加不幸，道德和宗教都沦为了权势的奴婢，因此哲学也难逃同样的命运。

但是，“思辨精神”却使得古希腊与众不同，这是古希腊哲学和其它民族哲学的分水岭。“思辨精神”最伟大的意义就是使得“哲学和科学的结合”成为可能。在其它的文明中，哲学或者和宗教结合，或者和道德结合，但都没有形成哲学和科学结合的格局。哲学与科学的结合，同时哲学和宗教的疏远，以及哲学与道德的竞争，形成了独一无二的古希腊特质。

“思辨精神”正是形成“哲学和科学结合”的充分和必要条件。在古希腊，由于“思辨精神”的存在，宗教既不能成为哲学的教条，也不能成为哲学的伙伴，于是哲学和宗教是非常疏远的，宗教充其量只能成为哲学的“注脚”；同时，也是由于“思辨精神”的存在，哲学对于道德的质疑也使得道德不能成为哲学的准则或指南，因此道德至多是哲学的“副产品”。

哲学和科学的结合是古希腊学术最典型的特征，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322）可以说是一个典范。他不仅仅是一个大哲学家，而且是一个大科学家，他在许多自然科学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亚里士多德所代表的并非凤毛麟角的现象，而是一种普遍的规律，因为不仅仅是亚里士多德，而且所有的古希腊哲学家都对自然科学有浓厚的兴趣和深厚的造诣。

于是可以理解，阿基米德的思想有着深厚的文化基础，这就是整个古希腊世界的世界观。他关于“杠杆和地球”的名言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古希腊人把理性和科学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主宰大地和宇宙的不是神秘的上帝，而是理性，世界和宇宙是可以被认知的，如果必要，也是可以被改造的。于是，意识和存在之间将由理性的“杠杆”联系起来，这意味着意识对于存在的认识和干涉是可以实现的。于是，人间的无知和恐惧在古希腊文明的科学理性和求真勇气面前淡去了，而天上万能的上帝根本就没能在这个充满理性的古希腊世界落脚。在古希腊世界，神不是人的主宰，亦非永远正确的偶像，而是人的朋友、战友和竞争者。

宗教在人类文明中的出现带着浓厚的功利目的。宗教的现实和它所声称的“超凡脱俗”完全背道而驰。任何一个民族的宗教都有这样的特点：上帝保护他们，对上帝的虔诚会有丰厚的回报。人们在贫困和恐惧中从宗教寻找慰藉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上所有的民族在发展史上都出现了宗教信仰，俨然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经之路。出自洪荒的人类要在这不可知和充满敌意的大自然中生存下去，期望克服恐惧，解释现象和认识世界，以求得内心的安宁和生存的信心。宗教应运而生，提供了这样一条“捷径”。毋庸讳言，人类最初的宗教信仰的基础是恐惧、无知和功利。

不难理解，一个文明的发达程度也是其与无知和恐惧之间的距离。而思辨把人类从原始的无知和恐惧中解放出来，思辨精神的意义在于给予人们以追求精神解放的勇气。正由于思辨精神，古希腊的宗教具有非宗教的特点。所有产生在古希腊以外的宗教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不许质疑神和他的教导。但是古希腊人却完全不同，他们不仅质疑，而且把神塑造成和他们一样的外形和内心。古希腊神和古希腊人一样，具有人的缺点，这就是古希腊人对神的极大不恭，也是对神的极大信任。

正是由于思辨精神，古希腊的宗教和所有其它民族的宗教有着本质的区别。古希腊的宗教，对古希腊人来说就是神话，是古希腊人精神生活的一部分，绝不影响他们对于真理的追求。他们没有把神话和科学事实混为一谈。古希腊的神话更像是小说，并不干涉作为学术的古希腊哲学和科学。别的古代宗教，甚至一些现代宗教，把自己打扮成真理的化身，逐字逐句的教义成为了人们必须信仰和履行的教条。而古希腊的宗教截然不同，其大致有如下的一些特点：

完整的神谱——古希腊的众神有着清晰的来龙去脉。曾经有人把古希腊的科学思维归功于古希腊人的逻辑思维，古希腊的科学得益于完整和逻辑的神谱。也许更应这样表述：他们的神谱得益于对完美和逻辑的追求。

没有清规戒律——和后来的宗教（基督教、佛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相比，古希腊对神的信仰（或称“宗教”）没有什么清规戒律。他们在意的是人的福祉和社会的和谐，而不是宗教的狂热。古希腊的奥运会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神本身的人性化——是古希腊宗教的一个特点。古希腊的众神和人几无区别，只是他们比人更加强大。他们也有人的缺点，偷情、阴谋，甚至暴力。古希腊的神由于这样的特点变得更加可爱和容易被接受。当然也正由于此而被后来的宗教视为异教。

政教分离——其它宗教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政教合一的，这使得宗教信仰变成了人们日常生活的准则和法律，从而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甚至直接导致了宗教迫害。但是古希腊不同，其政教分离是如此彻底，就是近代社会也不能做得更好。欧洲通过文艺复兴用很长时间才逐渐回到古希腊政教分离的传统。而在中国历史上，政教从来合一，唯一不同的是，其皇权大于神权，神权只是皇权的附庸，因此政教合一更加彻底，只是人们对于宗教的服从远逊于对于皇权的服从。皇权至上也使得中国的政教合一具有更加反人道的本质。古希腊的政教分离应归功于思辨精神和理性至上的理念，也归功于古希腊的人本主义。（后者将在下一章阐述。）

宗教和学术的分离——宗教无权对学术进行限制或控制。这也就是将会在后面的章节中阐述的古希腊伟大的政治家伯里克利（Pericles）在悼念阵亡将士时的著名讲演中几乎完全没有提到神。在古希腊，神和人是如此的接近，他们就是人的邻居和朋友，人们可以拿神开玩笑，可以和他们同甘苦共命运；但是同时，神又是和人如此的疏远，他们既不干涉人的政治，也不干涉人的学术。唯一的解释就是，古希腊人把理性远远置于神或者任何超自然力以上。在古希腊人的思辨精神面前，任何神圣都必须让位，任何权威都必须俯首。

对于古希腊人来说，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教义绝对无法让他们信服。对他们来说，如果有《圣经》这样一本书，那么也仅仅是一家之言，而且是不会占有多少地位的一家之言。古希腊人会对《圣经》进行质疑，从而发现《圣经》的说教本身无法自洽。古希腊人必定会从《创世纪》质疑其真实性，从《约伯书》质疑其道德准则。这也就是当时的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对古希腊文明恨之入骨并欲彻底铲除的原因。

神秘主义通常伴随恐惧和听天由命，而在思辨精神占了主导地位的古希腊，神秘主义不会有市场。这就是为什么如此发达的古希腊的哲学和思辨没有发展出一套共同的宗教教义或者编纂出一套宗教经典。思辨精神也直接导致了古希腊社会的公正、宽容和理性。

正是这样的思辨，使得古希腊人的哲学选择了一条和世界上其它民族的哲学完全不同的道路。古希腊的“思辨精神”创造了古希腊独一无二的哲学和科学，而它们进一步使得古希腊的“思辨精神”的持续发展成为可能。

于是，古希腊的哲学和科学挣脱了尘世的羁绊，从而可以高屋建瓴、超凡脱俗，其达到的高度是任何其它民族的学术远远无法企及的。哲学和科学结合的传统也直接导致了西方的学术高于神权和皇权的格局。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阿基米德才能给出如此伟大的宣言。

阿基米德的时代已经是希腊化时期，距离古希腊的第一位哲学家泰勒斯（Thales，公元前625－547，图9－2）已经过去了近四百年。泰勒斯曾经成功地在公元前585年预言了公元前584年5月28日希腊地区的那次日全食。比预测日全食本身更加重要的是，它表明从那时开始，古希腊的哲学家不再认为这些大自然的奇观是神秘和不可知的，而是坚信这些看似变化万千难以捉摸的现象背后是有规律的，并且这种规律是可以被认识的。显然，古希腊的哲学家从那时开始就把揭示这样的规律作为自己的使命。于是，超自然的神秘和不可知的黑暗在理性的光芒下消失了，人类理性的黎明是在古希腊出现的。

图9－2 泰勒斯（Thales）

这种规律，希腊人称之为“逻各斯”（Logos）。这个词的含义表示理性、真理、概念、逻辑等，今天中文的“逻辑”音译自西文Logic，而其词源就是Logos。古希腊人为此倾注了巨大热情，远远超过了对神灵的关注。注重逻辑推理，是古希腊思辨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现代科学不可缺失的一环。

理性总和尘世有着距离，泰勒斯曾经由于晚上走路还在一心留意天上的星星，居然掉进了路边的沟里。他的仆人笑话他光知道研究天上的东西，连自己脚下的路都看不清了。还是二百多年后的亚里士多德惺惺惜惺惺，举例说明哲学家并非不了解尘世的事情——有一年泰勒斯靠了解天文气象而投资橄榄榨房而赚了不少钱，哲学家要赚钱并非难事，只是他们的志向不在于此。确实如此，古希腊哲学家研究天文地理和自然科学，并无什么眼前的利益可以追逐。在古希腊几乎没有富裕的哲学家，如此甘于清贫的物质生活而追求崇高的精神境界，确实令人肃然起敬。

因此，古希腊人追求对于世界和宇宙的认识出于一种和眼前的功利根本没有关系的动机。正是超脱于功利，使得古希腊人在学术上能够超越尘世。古希腊数学完全是抽象的，这和一些其它古文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也许也正因如此，古希腊人对于改造世界并不像对认识世界一样热衷。他们对于世界和环境采取的是一种顺其自然与和谐的态度，对于未知世界的探索更多的是理解自己和周围的世界，以及让自己和周围的世界和睦相处。他们并不热衷于把在探索未知世界中获得的知识用于日常的功利目的。

阿基米德在浴缸里突然发现了浮力定律，激动得没顾得上穿衣服就出门狂奔，还高喊“Eureka”（希腊语“发现”的意思），为了这“成功发现”欣喜若狂；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约公元前580－500，图9－3）在证明了直角三角形三边的关系后，也就是后来以他命名的“毕达哥拉斯”定理，杀了上百头牛来设宴庆祝。阿基米德的故事细节也许并不真实，但正是这样的传说得以流传的社会背景，体现了不仅仅是阿基米德，而且是整个古希腊民族对于知识近乎“疯狂”的渴求和景仰。这正是所谓的“希腊性格”，一种其它古代民族不具备也不理解的道德素养和价值观念。我相信古希腊阿基米德的“裸奔”是虚构的，就如同华夏“范进中举”中的范进由于突然的仕途亨通而发疯是虚构的一样，但是对于这些虚构的广泛流传和会心认可，则体现了古希腊民族的独特性格背景。

图9－3 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 of Samos），雕塑，陈列在罗马的Capitoline Museums

好奇的激情和沉思的美德，这是构成古希腊性格的重要部分。古希腊语的“Eureka”（“尤里卡”），伴随着人类社会走向理性和现代的步伐，在世界的所有角落回响。“尤里卡”揭开了过去未知的神秘面纱，也改写了曾经笃信的普遍常识。古希腊性格无可争辩地在人类社会的各个阶段和现代社会中显现：越合理的社会，这样的性格就越明显；这样的性格越明显的地方，社会就越合理。

正是由于思辨精神，使得古希腊哲学脱离了直接功利。古希腊的哲学所研究的看来完全没有实际用途，而正是这“毫无用处”，体现了文明的更高层次，她对于人类的物质利益，居然要在千年之后才被逐渐理解。我相信，古希腊人并不确定他们所研究的具有如此深远的间接功利，但是他们对于直接功利的疏远，却证实了他们已经完全不同于其它同时代民族的目光短浅，而具备了我们甚至今天都不易理解的高瞻远瞩。古希腊的基于思辨精神的学术，居然在两千年之后，还不得不使我们对其思维的高度和深度赞叹不已。

正是古希腊人的抽象思维，使得我们现在所知的数学成为可能。毕达哥拉斯是一个里程碑，在此前的古埃及和古巴比伦，数字总是和具体的事物联系在一起，而毕达哥拉斯把数字和具体的事物彻底分开，于是数字就是抽象的数字，不再和具体的实物相联系。逻辑证明，是古希腊的数学和其它文明（比如华夏）的算术的另一个分水岭。暂且不说“毕达哥拉斯定理”从广义上被证明本身是一个伟大事件，更重要的是其体现出的对于数学定理的逻辑证明这一理念：从普遍意义上证明一个规律，而不仅从众多的现象中归纳或猜测。这是古希腊人对于人类思维的一个举世无双的重大贡献。从无穷无尽的现象中统计一种规律固然重要，但是如果没有普适的逻辑证明，任何统计都是不完备的因此也是不可靠的。而古希腊人开创了逻辑证明的先河。

在华夏，“勾三股四弦五”也很早为人所知；在更早的古巴比伦，有人知道包括“勾三股四弦五”在内的十多种构成直角三角形的边长组合。但是这些都只是一些特例而已，并无法称作定理。

古希腊人不满足于直觉和个别特例，非上升到理论决不罢休。英文的“theory”即来自古希腊文的“theorein”，中文译为“理论”。古希腊文的“theorein”是一个动词，意思是研究事物，推导出普适的结论。数学定理是从一系列公理出发，经过严密的逻辑推理而得到的。所以，只要公理正确并且逻辑严谨，那么定理就是正确的和普适的。这一原则和方法在后来的欧几里得（Euclid，约公元前325－265，图9－4）几何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所以欧几里得几何是古希腊科学方法的代表和集大成者。其对后世的科学家和哲学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近代西方物理学家相信，只有把对于物理现象规律的解释表达为“美丽的数学公式”，才算上升为了理论。

图9－4 欧几里得（Euclid），雕塑，牛津大学自然历史博物馆。

古希腊人的思维当然也涉及到了“上帝”。有的学派认为上帝是存在的，而有的学派则不然。阿那克萨哥拉（Anaxagoras，公元前500－428，图9－5）认为有一种神圣的精神在冥冥中主宰了宇宙，创造了万物并给予了意义。但也正是他，认为太阳也是物质组成的，其大小和伯罗奔尼撒半岛差不多大。可见他的“上帝”并没有干涉他寻求理性的解释。德谟克里特（Democritus，公元前460－370，图9－6）所代表的学派则来得更加彻底，认为这样的“上帝”并不存在。近代的一些哲学家，给不同派别的古希腊哲学贴上了不同的标签，比如“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等，但这都不足以描述古希腊哲学的本质。其实不管是哪个古希腊哲学学派，不管是以上哪种哲学观点，都和其它民族对于“上帝”的解释和对大自然的认识有着本质的不同。这些古希腊哲学派系的伟大思想尽管各自独树一帜，但是它们都准确无误地表明，古希腊人允许“上帝”参与他们对于真理的探索，但是拒绝让上帝来主宰他们的思想或干涉他们的判断。古希腊的思辨精神如同灯塔，指明了真理探索者的道路；如同阳光，撒向曾经是黑暗的尘世。

图9－5 阿那克萨哥拉（Anaxagoras）

图9－6 德谟克里特（Democritus）

图9－7 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

在自然哲学中，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公元前490－420，图9－7）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受到了来自以德谟克里特为代表的原子论者的挑战，但是原子论者也碰到了同样的困难。亦即，如果我们认定存在和观测无关，那么观测对于理性就不再必要，于是理性赖以生存的证据就无法获得。亦即，没有了观测，对于存在就不可能有理性的认识，于是对于理性来说，就没有存在。这导致了两难境地：如果客观存在和观测无关，那么也就和理性无关，于是也否认了理性对于存在的认识和描述，那么，一个理性不可认识和描述的存在还算存在吗？如果是，又如何判定呢？这个争论实际上定义了哲学的一个根本问题，亦即，意识和存在的关系。究竟存在是否依赖于意识？在二千四百年后的关于量子力学理论基础的探讨中将激烈地重开这个争论，几度硝烟弥漫，尚未尘埃落定。那只诞生于哥本哈根的“薛定谔猫”，怎么看都像祖籍为古希腊。由此可见，古希腊的思辨是何等地超越时代。他们所提出的问题和思考方式，在数千年后仍然是我们探索真理的启迪和指南。

比古希腊所创立的那些伟大理论更为重要的是古希腊讨论问题的方式和探索真理的勇气及智慧，其对人类思维的发展可谓极其重要并且举世无双。这就是古希腊的“思辨精神”伟大之所在，其最高层次地体现了人类的智慧和理性。思辨精神最重要的意义不在于其提出的理论之正确与否，而是在于其对于真理追求的态度和精神。思辨精神允许错误，但不允许欺骗；允许权威，但不允许扼杀异议；追求真理，但是从来不以真理自居；解答疑问，但是鼓励质疑。

正由于此，古希腊人创造了求真和宽松的学术环境，从而使得科学的发展成为可能。这样的精神也创造了理性和宽容的社会环境，从而使得民主的诞生成为可能。

（未完待续，请继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