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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梁文道
1980那一年,蒂莫西加顿艾什(Timothy Garton Ash)还是一个在东柏林当交换生的英国青年。有一天晚上,他和当时的女友安德莉一起躺在床上,忽然她站了起来,把衣服脱光,走到面对街道的窗户旁边拉开窗帘,接着又开了足以点亮整个房间的大灯,然后才回到床上。这个举动似乎没有什么太深的含义,顶多是年轻人那种没来由的浪漫罢了。可是近二十年后,已在牛津大学教授历史,同时替英国各式报刊撰写评论及报道的加顿艾什,却对这件小小的往事产生了不同的看法。他怀疑安德莉其实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安插在他身边的线人;她那天晚上脱衣服开窗帘,为的是要方便外头的同伙拍照。
他之所以生起这种疑虑,是因为他看到了当年东德国安部(简称MfS,更常为人所知的是其俗称“斯塔西”,Stasi)的一份档案。这份档案的封面盖着“OPK”三个字母,意思是“作战性个人管制档案”。根据东德的《政治作战工作辞典》,它的意思是“辨识可能违反刑法,可能抱持敌意负面态度,或可能被敌人基于敌对目的而利用的人”。此类管制的目的,最简单的讲法,就是要回答“谁是谁”的问题。
类似加顿艾什手上这样的档案还有很多,将文件夹竖排起来,可以长达18公里。这也难怪,“斯塔西”大概是人类史上网络发展得最庞大也最严密的国安机构,其正式雇员就有97000人,非在职的线民更有173000人。若以东德人口估算,平均每50个成年人当中,就有一个和斯塔西相关,若非直接替它工作,便是间接为它服务。在这样的一张大网底下,当年东德老百姓的生活真可谓无可逃于天地间。东德的这一系统实在堪称完善,至少理论上它应该很清楚每一个国民“谁是谁”,知道他们在干什么想什么。饶是如此,最后它也还是逃避不了倾覆的命运,这是不是一个教训呢?这个教训的第一个意义是,再巨细无遗的维稳体系原来也无法挽救一个腐败的体制(掌握一切的“斯塔西”当然知道东德的腐败,它的头目梅尔克便曾亲口对下属愤怒地指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一个腐败的国家”)。它的第二个意义是,原来东德干得还不够出色,它们的工作应该再聪明一些细致一些才对。至于哪一个教训更加重要,这就得看要领会这份教训的人是谁了。说来奇怪,虽然“斯塔西”清楚东德的腐败,但它好像没有意识到自己也是造成腐败的原因之一,而且它所造成的腐败可能还是比普通的权钱交易更加深层的腐败。那种腐败就是人际关系与社会道德的腐败。
东德垮台之际,柏林有一大群市民冲向国安部大楼,想要占领这座掌握一切国民信息因而也叫一切国民恐惧的建筑。建筑里头则是一群手忙脚乱的特工,他们正赶着销毁最机密的材料。不知是幸抑或不幸,绝大部分档案都被留了下来,现归“高克机构”(Gauck Authority)管理。这个机构负责保存“斯塔西”留下来的文件并将之分类,允许所有前东德国民调阅有关自己的档案。
后果显然易见,100多万人提出申请,想要看看“斯塔西”有没有关于自己的档案,其中又有近50万人确实看到了这种材料。在这些材料当中,他们就像看老日记似的重新发现了自己,并且是人家眼中的自己。所谓“人家”,指的是他们的同事、同学、邻居、朋友、亲人,乃至于最亲密的伴侣。于是有学者失去教职,因为他曾在过去向当局举报同行,害得后者失业;有人被迫迁居,因为他曾偷窥狂似的监视邻家的一举一动;有些人离婚,因为他的另一半正是当年害他坐牢的“斯塔西”线人;更有些人自杀,因为他们的子女发现自己竟然被父母出卖,自此断绝关系。
不难想象这本书以及其他一切近似体验当中的情绪:发现事实之后的震惊,被出卖之后的痛苦,被背叛之后的不信任,被揭发之后的沮丧、自责与否认。所以很多德国人都说“够了”,应该停止“高克机构”的档案公开工作,它已经毁掉了太多太多人的生活、工作和关系,过去的且让它过去,历史的伤口就留待遗忘来修复好了。不过,这并不是今日德国人做事的风格,何况这是个在短短几十年内经历过两次极权统治的国家。包括加顿艾什在内的许多学者都认为,东德之所以能够建立起如此惊人的秘密警察系统,是因为它有一个在纳粹时代打下的告密文化基础,所以德国不认真清算自己的历史是不行的。
与其抱怨“高克机构”的做法过火,不如想想这一切问题的源头。难道没有它,前东德的百姓,就会继续拥有一个比较健康的生活吗?不,他们很可能只会继续猜疑下去。就像书里头一个老头的告白:“至少我知道怎么写遗嘱了。我原本以为我的女婿在背后打我的小报告,所以一直告诉自己:我要是把房子留给他,就罪该万死。但是现在我知道我还是该留给他了。”除了这个老人,当年到底还有多少人怀疑过自己身边的人呢?这种事情并不是你不把它挖清楚就会不存在的。“斯塔西”的存在正如所有对付自己国民的秘密警察,既秘密又显眼,它以秘密的行动公然宣示自己的力量,如此方能在人人心上种下恐惧的种子。恐惧,乃是这种体制的基石。它的双重性质要求国民也要以双重态度来对待它,在表面上爱它爱得要死,在心里则怕它怕得要死。结果是一群表里不一、心中多疑、彼此提防的原子化个体;这就是它的深层腐败,东德政权大厦的散沙地基。
一个人该当如何理解这林林总总的出卖?难道出卖和背叛(背叛信任、背叛友情、背叛爱情、背叛亲情……)也能够是对的吗?加顿艾什注意到凡是受访的涉外情报人员,皆能理直气壮地描述自己的工作,因为去外国当间谍,还在传统的道德框架之内,是无可置疑的卫国行动。可是反过头来看管自己人的线人和特工就不同了,面对质问,他们往往要不就是否认,要不就是转移责任。
自古以来,几乎任何文化都找不到把背叛和出卖看作为目的价值体系。尤其中国,例如孟子那句名言:“舜视弃天下犹弃敝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然,乐而忘天下”,可见儒家绝对不能接受对任何天然情感联系的背叛。所谓“大义灭亲”,可能是后来皇权时代才有的想法;即便不是,那也只限于少数个案而已。只有到了20世纪,我们才能见到这么大规模的告密、揭发、举报和出卖,而且全都不再需要羞愧。它们非但不可耻,反而还很光荣,因为整套价值必须重估,在崭新的最高原则底下,它们破天荒地成了美德。于是每一个告密者都能为自己的脆弱找到最大义凛然的理由,让自己安心;每一个出卖过其他人的,也都能在事后多年把往事推给那个时代的道德错乱。
GMT+8, 2020-1-14 18: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