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傅添

每年进入九月的最后一周，美国大大小小的书店、城市图书馆、大中学校图书馆里便会布置起精美的展台和大幅的宣传海报，提醒着过往读者：一年一度的“禁书周”又来到了。在当今世界上，以“禁书”为主题的年度纪念节日，只怕是独此一家、别无分店了。事实上，“禁书周”既非政府居高临下的警告与训示，亦非人民自下而上的抗议和反讽。它是美国整个图书行业捍卫和推动阅读自由的努力，是不断提醒人们防范审查制度的警钟。简单的活动形式背后，隐藏着图书从业者们深沉的历史忧虑。

美国或许有着世界上尺度最大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要在当今的美国社会上查禁一本正规出版物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无论一本书多么刺痛眼球和神经，也不敢妄起“查禁”之议。然而，只有当面对一类特殊群体——少年儿童时，人们往往会产生充分的、进行图书审查和封禁的道德依据和使命感：禁止心智尚未发育成熟的青少年接触某些在我们看来对其尚不适宜、“不健康”的读物，难道不是理所应当吗？

由此，中小学生便成为了当今美国禁书行为的主要对象。具言之，只要任何机构或个人认为学校图书馆或城市公共图书馆中的某些书籍不适合少年儿童，便可向馆方提出质疑。馆方在经过一系列严格的听证、审查程序后，如果认定此书确有可能造成不良影响，便会将其从该图书馆中移除，防止学生接触，从而实现了禁书的目的。而每一起这样的质疑及其处理结果，都会由美国图书馆协会下属的知识自由办公室加以汇总，并于每年的“禁书周”在全国各地的城市图书馆和学校图书馆中予以公开展示。2013年，美国全国共上报了307起质疑。而在1990到2010年的二十年间，质疑的总数达到10676起，理由均是书中包含了“少儿不宜”的内容，如宗教问题、性暗示、种族主义、暴力、同性恋、粗俗的语言、性别歧视等。而其中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质疑最终通过了审查，成功地把某本书“逐出”了特定的图书馆。

若浏览一下历年来遭到质疑或查禁的图书名录，颇能大开眼界。畅销全球的《哈利·波特》系列、《暮光之城》系列、《饥饿游戏》、《安妮日记》、《杀死一只知更鸟》等作品，都是历年质疑或查禁名单上的常客。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芬历险记》早在1885年就被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市立图书馆查禁，理由是这是一本“只适合于贫民窟的垃圾”，而百年后的今天它仍是禁书名录上的常客。在整个20世纪里美国最畅销的100部小说中，就有46部被质疑或查禁过，其中固然包括《尤利西斯》、《蝇王》、《洛丽塔》、《麦田里的守望者》、《儿子与情人》、《查特莱夫人的情人》、《1984》和《动物农场》等本身确有“少儿不宜”之嫌的作品，但同时也包括了《飘》、《了不起的盖茨比》、《太阳照常升起》、《永别了武器》、《战地钟声》等经典著作，而理由可能仅仅是“包含了一些粗俗词汇”或“有几处暴力的描写”。一些畅销的童话书、儿童读物和青少年科普著作，也会仅仅因为包含几个“敏感词”而遭到质疑。甚至连《韦伯斯特词典》也难逃厄运，理由是其中收录了一些与性有关的词条。

成年人这般审查孩子的读物是否正当而合理？相信绝大多数家长都会予以赞同。那么，如此大张旗鼓地宣传禁书，难道不会反而激发孩子们设法一窥堂奥的欲望吗？其实，鼓励青少年去读这些所谓的“禁书”，恰恰正是禁书周活动的用意所在。

禁书周的目的是为了庆祝阅读自由，并强调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重要性。在美国，尽管禁书的数量同每年几十万种出版物相比微不足道，但禁书周的来头却极大：它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图书中心提供支持，由美国图书馆协会、美国书商协会、美国书商自由表达基金会、美国记者与作家协会、美国出版商协会、全国高校书店协会等诸多机构联合主办。每年这个时候，美国整个图书行业几乎全员参与，将其视为一年一度的、宣传人民的阅读自由和出版自由、反对图书审查制度的示威斗争。正是这种几近小题大做的行为，才体现出一种防微杜渐的沉重忧虑，体现出这个国家的图书从业者是在如何小心翼翼地守护着最珍贵、却又极为脆弱的公民自由权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禁书周本身就是美国政治文化的一个缩影：短短的宪法第一修正案本身并不能保障言论和出版自由。在美国早期历史上，审查制度和诽谤政府罪始终是束缚言论自由的两大桎梏。在1798年，亦即第一修正案生效7年之后，美国国会还专门通过了一项法令来惩戒对总统的不敬言论，据之将嘲笑约翰·亚当斯总统的报刊编辑们投进了监狱。而在一个世纪后，根据另一项国会法令，对威尔逊总统实施的政策提出批评的人被判入狱了20年。因此，公民的法定自由权利，终究需要公民自己来察觉、争取和捍卫。

禁书周里，各家主办方还会出售各种款式的徽章、腕带、T恤或咖啡杯，上面写着：“今天，我读了一本禁书！”活动期间，许多中小学生都会郑重其事地把这样的纪念品穿戴在身上，无言地向成人世界宣告：读禁书的后果如何姑且不论，重要的是：你们的喜好，不能影响我们的阅读自由。其实，成年人对孩子的读物进行质疑和查禁，本身也是一种审查制度，是对青少年求知自由的侵犯。禁书周也是在一年年地不断提醒着人们：审查制度永远是阅读自由和思想自由的天敌，不论它是以什么形式和借口出现。就算没有专制政府和宗教裁判所，没有暴君和纳粹，只要存在着审查制度，就总会有人以各式各样的理由，将一己之见强加于他人，阻止他人进行自由阅读、思考和求知。正如禁书周的宣传海报上所写的：“每一天，在全国范围内，我们最基本的自由之一——自由阅读的权利，都处在危险之中。无论在多大或多小的社区里，审查制度始终都在试图破坏我们的阅读自由。”特别是在“9·11”事件之后，美国政府迅速强制出台了《爱国者法案》，授权联邦调查局可以查阅公民在书店的购书记录和在图书馆的借阅记录。这种变相的审查制度激起了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美国图书馆协会、美国书商言论自由基金会等众多机构的极大愤慨。他们在持续不断地开展诉讼的同时，也更加积极地通过禁书周等活动，呼吁社会提高对审查制度的警惕。这当然不是要彻底否定审查制度的意义，只是告诫人们要时刻提防它可能会造成的恶果。如果不能始终把它限制在合理范围内，社会付出的将远不止是公民自由的代价。如同海涅所说：“焚毁经书只是前奏，最后还会把人烧死。”

禁书周的活动始于1982年，因当时被质疑和查禁的图书数量突然激增，引起了美国图书馆协会等机构的深忧。经过30年的发展，它已逐渐成为美国社会中的一个文化符号。然而此时，人们也想起了著名美籍俄裔诗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的一句话：“还有很多比把书焚毁更严重的罪恶，其中之一是根本不去读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