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祝和军

对现实生活最有功利价值的科学，在它的发端处却不是出自功利的欲求。在西方文化的视野中，科学首先是作为一种探求世界本原、安顿人类心灵的文化而存在，其次才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第一生产力”。也许，对科学抱有的功利性期待越多，距离真正的科学也就越远。今天，我们回顾古希腊思辨传统与西方科学精神的关系，正是要重新审视科学得以发展的文化土壤，从只把科学视作工具而一味应用的局限中走出来，向人类永不停息的探索精神、永不枯竭的思维源泉致敬——

闲暇和诧异

西方的自然科学是从古希腊的自然哲学中分离出来的，西方的科学精神也由古希腊的哲学思辨传统直接塑造。亚里士多德曾经归纳过进行哲学思辨的两个条件：一是闲暇的时间，二是诧异的眼睛。在这里，“闲暇”是前提。如果一个人终日为生计奔波，吃了这顿饭，还不知道下一顿饭在哪里，他是没有心情来研究哲学的。当时，古希腊拥有比其他任何民族都要发达的奴隶制，贵族因此享有充分的闲暇。而绝大部分的古希腊哲学家都是贵族出身，他们不必为生计操劳，因此才能专门从事纯粹思辨的活动。正如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所说的：“无论人们对于容许奴隶制存在的社会制度怀有怎样的想法，但正是从上面那种意义的君子那里，我们才有了纯粹的学问。”

哲学是贵族的精神，哲学家也是精神上的贵族。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求知是人的本性，哲学家研究哲学不是为了经世致用，而是因闲暇而沉思，因沉思而诧异，因诧异而求知，因求知而满足：“不论现在还是过去，人们只是由于诧异才开始研究哲学，他们起初对眼前的一些问题感到困惑，然后一点点地推进，提出较大的问题。”

能够利用闲暇从事哲学思辨，是古希腊人的特殊之处。古希腊贵族崇尚的高尚活动是战争、游猎和思辨。最后一项风尚造就了一批职业哲学家。从词源学上看，西文的“学校”（School），就是由希腊文“闲暇”派生出来的。学校是柏拉图之后哲学家们活动的主要场所，他们在此研究和传授知识。由于哲学在古希腊是一门独立而崇高的职业，所以，这里的哲学家不像印度哲学家那样属于僧侣阶层，也不像中国哲学家那样属于官宦阶层，而是属于自由的贵族阶层。哲学的这种职业化倾向反过来又促进了希腊民族思辨精神的发展，结果形成了希腊民族特有的静观、思辨的性格。这种性格在一定程度上使古希腊造就了高于周围民族文化的科学理论。比如，埃及人虽然最早从经验中总结出几何测量规则，但古希腊人却在此基础上构造出几何学的演绎体系；巴比伦人虽然早就开始了天文观察，但古希腊人却利用观察材料提出了天文学的思辨理论。

自由与真理

古希腊哲学家对思辨生活的态度体现了古希腊人对心灵自由的追求。拉尔修在《明哲言行录》中记载说，最早使用“哲学家”一词的是毕达哥拉斯。当弗里阿西亚的僭主勒翁问毕达哥拉斯是什么人时，他回答说：“一个哲学家。”他继而解释说：“在生活中，一些奴性的人生来是名利的猎手，而哲学家生来就是寻求真理的。”在这里，毕达哥拉斯明确地将哲学家归到了自由人的行列，从而也就把自由和真理联系在了一起：哲学是一门为知而知，为思辨而思辨的学问，它以真理为最终归旨，而不服从于任何物质利益和外部目标，因而是唯一自由的学问。哲学家，过的则是一种心灵的生活，把玩的是纯粹理智的思维活动，因而是唯一自由的人。

按照这种理解，纯粹的理智思辨正是通向心灵自由和真理之路的不二法门。对于思辨的主体而言，哲学家们进行的是纯粹理智的活动，这种活动不但不需要借助外在的经验，反而还要摆脱外在的经验束缚。否则，这种活动就不再是“纯粹心灵的”了。而对于思辨的内容而言，哲学家们追问的问题，或者是纯粹理智的思维诡辩，或者是普遍、无限、超验的终极性的问题，都无法在现实生活中得到回应和验证。但是，正是这种在今天看来与现实生活完全脱节、毫无实际效用的哲学思辨，却构成了科学的最初形态，也成为了推动科学发展的不竭动力。

比如，古希腊哲学家们提出的第一个哲学问题就是：世界的本原是什么？这个问题不但在提问方式上是以认识论的形式提出的，而且在内容上也是超越经验的。最早对这个问题进行回答的是伊奥尼亚学派的泰勒斯。他认为，水是世界的本原。据后来的亚里士多德说，泰勒斯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大概是基于两方面的考虑：首先，他观察到万物都以湿的东西为养料，热本身就是从湿气里产生的，靠湿气维持。再者，万物的种子都有潮湿的本性，而水是潮湿本性的来源。

在今天的我们看来，这种对本原问题的猜测非常荒唐，甚至非常可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以泰勒斯为代表的那一批古代哲学家是幼稚的。因为真正推动科学进步的并不是对“世界本原”这个问题的具体回答，而是对这个问题的持续追问。事实上，对于无限的世界而言，任何具体的回答都不可能具有普遍的意义。因为人凭肉眼，很难对世界得出超越经验的结论。即使得出结论，也很可能是一种推测或者思维跳跃，很容易被推翻或证伪。因为我们仅仅能够看到世界的一部分，而无法看到整个世界。而“世界的本原”这个问题，恰恰是对整个世界发问的。在这里，经验是无效的，唯有靠人的思辨。正因为此，后来的西方哲人和科学家都在孜孜以求地探究着世界的统一性问题，从而推动着科学在不断证伪的过程中逐渐走向昌明。同时，追求真理而不占有真理，也成为了塑造西方文化传统的科学精神。

有用与无用

古希腊的思辨传统，一开始就表现出了浓厚的超功利特征。但这种超功利的取向，反而为西方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先进的技术文明，可谓无心插柳柳成荫。

关于泰勒斯，有个故事。据说有一次，他边走边思考问题，不慎跌倒在水坑里。一个婢女嘲讽他说：“真可笑，你连身边的事都看不到，却总是想天上的事。”泰勒斯一时竟无法反驳。后来，他用实际行动驳斥了那个庸俗的婢女。他夜观天象，知道来年的橄榄将获丰收，便事先租赁了当地全部的榨油坊。果不其然，橄榄丰收了。于是，泰勒斯将榨油坊高价出租，获得了一笔巨大的利润。亚里士多德对此曾有精彩点评：“哲学家如果想赚钱的话，是很容易做到的，但他的兴趣并不在这里。”而黑格尔的评语更是毫不客气：“只有那些永远躺在坑里，从不仰望高空的人，才不会掉进坑里。”

正是这种为思辨而思辨，为求知而求知的精神，演绎出了西方“智”的传统。当然，古希腊时期也曾经出现过以智慧谋求功利的现象，但却没有成为正统。比如，在古希腊中期，西方历史上曾出现过一个带有明显功利化倾向的思潮——智者运动。这里的智者，专指那些以传授智慧为职业，并在公众事业中有所成就的人。他们虽然是有智慧的人，但却不是爱智慧的人，因为他们传授智慧的目的是要培养能够在政治活动中获胜的人才，同时向学习者收取学费。对他们来说，智慧仅仅是用来满足功利目的的手段。这一点，遭到了后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强烈批评。柏拉图就把此类智者斥为“批发或零售精神食粮的商人”。

即使在学说方面，智者与古希腊早期的自然哲学家也迥然相异。智者关注的焦点不再是对自然的思辨和对宇宙本原的思考，而是对人生和社会的辩论。他们的精力主要用于口头争辩，而不是著书立说。正因为如此，“智者”几乎成了“诡辩”的代名词，遭到了历代哲学家的鄙视，很快被打入了冷宫。而纯粹的理智思辨却登上了大雅之堂，不仅打造了西方两千多年的形而上学传统，而且直接成为了近代科学的滥觞。

有限与超越

在古希腊时期，对哲学思辨的崇尚之所以最终升华为一种对科学真理的不懈追求，还在于古希腊人对人性本质的理解以及对生命价值的态度。这就意味着，带有浓厚科学探索意味的哲学思辨不仅是少数贵族哲学家把玩的思维游戏，而且还是一种能为人提供安身立命之所和个体生命价值的文明路径。从这个意义上讲，西方意义上的科学，本身就是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于此，伊甸园的神话就是一个富有象征性的文化隐喻。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由于偷食禁果的原罪，人将永远受到沉重肉身的羁绊。柏拉图也比喻说：人的灵魂本来就属于上天的精灵，“那时它追随神，无视我们现在称作存在的东西，只昂首于真正的存在”。可后来，灵魂坠入了肉体，依附于躯体，因此而遗忘了过去的一切。因此，人生的意义根本就无法在现实的此岸世界里实现，而只能依靠“灵魂”的力量到形而上的彼岸世界中去探求。前者是有限的，后者才是永恒的。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就在于挣脱有限，进入永恒和无限。这种寻求和超越的姿态，不仅表现在以基督教为核心的宗教信仰中，而且还表现在纯粹的理智思辨中。

我们都知道，在现实世界中，无论怎么在白纸上摆弄圆规和直尺，都无法画出理想中纯粹的“圆”。用柏拉图的话来说，“圆的东西”并不是“圆”本身，只有停留在理性思维里，落实到抽象概念中的“圆”，才是完美无缺的。相反，现实中一切圆的东西，由于受到物质材料的“污染”，总是有着这样那样的缺陷。与此相对应，我们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鼻子闻到的，就是一个充满虚假和错误的世界。而唯有理智和思维，才能让我们完全摆脱感性的束缚，进入到那个理想的纯粹世界。正如巴门尼德所说，“能被思维者与能存在者，其实是一回事情”。思维和存在是同一的，一方面，唯有思维中的东西才是真正存在的东西，而我们感官所感觉到的东西都是一些将我们导入歧途的“意见”，不是“真理”。另一方面，所谓的“真理”，真正的存在，唯有通过智力活动才能达到，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至此，我们似乎可以理解为什么古希腊人如此热衷于抽象的哲学思辨了。因为，正是依靠纯粹的思辨，有限和无限之间才得以架起一座互相通约的桥梁。它不仅给人带来一种纯粹思维的乐趣，而且还是更深层次的安身立命。难怪德谟克利特说，发现了自然界的一个因果联系，比作波斯国的国王还要高兴。亚里士多德也说：吾爱吾师，更爱真理。

理性与非理性

轻感性、重理性的思维取向，在促使理性科学在古希腊率先发达起来的同时，也潜在地侵蚀着理性科学得以确立的基础。因为理性无法反过来证明自身的合理性。由此留下的空白，最终只能由非理性的信仰来提供支撑。正因为此，西方科学的发展，自始至终都伴随着宗教的庇护。非理性的宗教情感，看似是理性科学的天敌，而实际上也为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动力。

维特根斯坦曾说：“令人惊讶的不是世界如何存在，而是世界竟然存在。”科学知识的发展虽然能够令人类更加精确地描述世界，但却永远也无法给出世界“为何如此这般”的正确解释。对此，人只能保持近乎神秘主义的敬畏和信仰。正如爱因斯坦所说：“自然最不可理解的一件事情就是，它是可以理解的。”

这种神秘主义倾向，早在古希腊科学发展中就初露端倪。比如，毕达哥拉斯学派就是一个以研究数学著称的哲学学派。但匪夷所思的是，这个学派也是一个有着各种荒诞禁忌的神秘主义宗教组织。毕达哥拉斯认为，世界万物的本原是数，而不是其他东西。数字和数字之间存在着神秘的和谐关系。而遵循数字关系构成的宇宙，也处于和谐的关系中，就像音乐一般演奏着有节奏的声音。“数就是和谐，和谐就是美，”数学家的任务，就是要去寻找和发现浩瀚宇宙中那种神秘的和谐关系，以体验造物主的神奇。正因为此，当毕达哥拉斯发现了直角三角形三边之间的和谐关系之后，他的信徒一度陷入疯狂，甚至杀掉了一百头牛来祭奠这个在当时根本没有任何实用价值的学说。

这种近乎疯癫的举动似乎切中了“哲学”一词的原初意义。从词源学上考察，“哲学”这个词最早出自希腊文philosophia。这个词由两部分组成，即“philo-”（喜爱）和“sophia”（智慧）。顾名思义，“哲学”就是“爱智慧”。柏拉图曾经借苏格拉底之口说：智慧这个词太大，它只适合神，而“爱智慧”这类词倒适合人类。“爱智慧”，不是“有智慧”，更不是“求智慧”，而是对“智慧”抱有一种非理性的炙热情感。正如柏拉图所说，理性的最佳状态是一种疯狂，最高境界则是一种称之为“爱”的情感。但是，无论是“爱”还是“疯狂”，都是靠一种神秘的直观和体验来实现的。颇具讽刺性的是，直观和体验，恰恰是对理智的背离。就这样，当理智走到了尽头，无法为信仰提供支撑时，科学与信仰、理性主义与神秘主义就不期而遇了。毕达哥拉斯、柏拉图，还有后来的黑格尔，都是以理性思辨著称的哲学大师。可是，他们却都在自己学说的影响下集体走向了疯狂。疯狂地去爱，最终成为了他们无法摆脱的命运。

帕特农神庙的雅典娜，科学的庇护者和智慧女神

现实与未来

一种精神，只有深植于文化的沃土，体现为对生命意义的理解和追求，才能真正地开枝散叶。正因为此，那些将真理视为生命的西方科学家们，才前赴后继地演绎出了一篇篇可歌可泣的科学史话。当罗马大军攻陷叙拉古城时，阿基米德正在沙地上演算几何题。面对敌人的兵器，他镇定自若地提出请求：“稍等一下，让我解完这道题。”为了确立“日心说”，哥白尼几乎耗尽了后半生的精力，在弥留之际终于使《天体运行论》一书公之于世。而为了坚持这一科学结论，布鲁诺曾不断遭受处分、监禁，直至被绑在火刑柱上烧死在鲜花广场……

反观今日之中国，虽然追求科学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和潮流，但为科学而科学的科学精神并没有真正在中国扎根。近代以来，中国经历了亡国灭种的危机，拯救中华的情结已深入国人骨髓。于是乎，带有强烈目的性的知识学习迅速演变成了经世致用的技术训练。这使得我们的学习和教育至今还带有浓厚的“培训”色彩，而对科学的理解也大多停留在功利层面。上个世纪，针对二三十年代的“留学热”现象，陈寅恪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今则凡留学生，皆学工程实业，其希慕富贵，不肯用力学问之意则一。而不知实业以科学为本，不揣其本，只治其末，充其量，只能是下等之工匠。”辜鸿铭也说：“是什么原因促使人们去追求科学呢？多数人会以为是出于对铁路、飞机一类东西的需要导致了对科学的追求。实际上并非如此，当前所谓进步的中国人为了铁路、飞机去追求科学，他们永远也无法懂得科学的真谛。在欧洲历史上，那些真正献身科学、为科学的进步而努力的人们，那些使修筑铁路、制造飞机成为可能的人们，他们最初就根本没有想过铁路和飞机。他们献身科学并为科学进步作出贡献，是因为他们的心灵渴望探索这广袤宇宙那可怕的秘密。”

带有功利色彩和目的预设的科学理念，虽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弊端也日益显露。比如，当前被列为“冷门”专业的不仅是文、史、哲这些文科专业，那些进行基础性研究的理科专业也是“门前冷落鞍马稀”。原因很简单：文科专业无法转化成直接现实的生产力，而基础理科专业，则是不能在很快的时间内转化成生产力。殊不知，没有基础性理论科学的发展，怎么可能会有技术的革新和突飞猛进？没有为科学而科学的超功利精神，怎么会有重大的科技成果重磅出炉？翻开历史不难看到，凡是真正的划时代的科学家，无一不是对人类文明进程有着深远影响的大思想家。莱布尼茨对于二进制的研究，正是得益于中国古代《周易》思想的启发。爱因斯坦在其自传中也坦率地承认，他之所以能够建立相对论，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哲学特别是斯宾诺莎哲学的偏好。

也许，文化土壤的改良，超功利心态的培养，机制体制的改革，才是中国科学进步与发展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