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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 237 次阅读2017-11-18 07:48 |系统分类:中外观察

康熙,蚊子与中医

文:沥泉


拯救皇帝的西药


1693年,39岁的康熙已经诛鳌拜、平三藩、逐沙俄,文治武功达到巅峰,本该是意气风发、志得意满之时,却被一场疾病打倒了。他感染的是疟疾,这在当时令人闻风丧胆的不治之症。帝王之威,可以伏尸百万、血流千里,在面对这场疾病时却几乎只能坐以待毙。帝国最高明的御医们束手无策,在试过各种方子和巫术后,皇帝失去耐心,召来白晋和洪若翰两位神父,打算尝试他们带来的金鸡纳霜。


御医们立即跳出来反对:西药能吃么?能和老祖宗的方子比么?但排外的偏见最终战胜不了事实,中国古代最大的药物试验开始了,在治好了一堆作为小白鼠的太监之后,皇帝喝下新药,高烧退了,命保住了。康熙龙颜大悦,赐给传教士一套房子名为“救世堂”,并允许他们在京城传教。


传教士白晋撰写的《康熙帝传》


这场难倒中国的疾病,其实牵扯到一个世界性的千古之谜:人类的最大杀手是什么?比尔·盖茨在推特上做出了回答,老虎、狮子、鲨鱼这些危险动物每年造成的死亡只有寥寥几十上百人,而人类的自相残杀则要导致每年47.5万的同类身亡,比猛兽凶残成千上万倍。但是,即便是最残暴的刽子手也无法与第一名相提并论——屠杀人类最多的凶手,是毫不起眼的蚊子——它们每年平均导致72.5万人丧生


蚊子对人类造成的杀伤,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存在。它们对人类文明的破坏,超过一切恐怖电影。蚊子叮咬不仅是起包那么简单,还会传播疟原虫等病原体。疟疾病人发起病来,一会儿发热一会儿发冷,满头大汗全身发抖,民间俗称“打摆子”。雄霸欧亚的亚历山大大帝、横扫匈奴封狼居胥的霍去病、文艺复兴时期的大诗人但丁、英国革命的核心人物克伦威尔……这些英雄好汉,都在小小的蚊子面前倒下了。


公元5世纪的“罗马热症”


热带的蚊子非常恐怖,古印度人将蚊子称为“疾病之王”。蚊子时常像蝗虫般横扫一切,但它们消灭的往往是一个地区、甚至整个国家的无数生命。公元5世纪,死神在古罗马帝国大肆收割,当地人口锐减三分之一,君士坦丁堡的人口死了一半以上,遍地都是“无人埋葬而在街道上开裂腐烂的尸体”(就连趁机跑来攻占罗马城的蛮族首领阿拉里克,也得疟疾死了)。上海交大历史系教授李玉尚说:“传染病足以亡国,罗马亡于疟疾。”季羡林先生曾记载过发生在云南思茅的两次恶性疟疾,当地每两个人就有一个患病死亡,县老爷的衙门里,野草长到一人多高。


拯救人类的竞赛



古人不懂疟疾的病因,称为“瘴气”,岭南西南常被称为“瘴疠之地”,发生在这些地方的战争常有“士卒多疫死”、“兵未血刃而疫死者十之六七”的记载,地方官但凡去那里任职都要先写遗书。在古人的想象中,这些荒蛮之地阳气过重,炎热又潮湿,滋生了大量有毒的山溪、草木、虫蛇和疠鬼,毒气到处弥漫,接触和呼吸即致病死亡,流传下来许多离奇而可怕的传说。


疟疾带来的灾难如此恐怖,研究和对抗疟疾,也就成为拯救人类的超级工程,体现着人类探寻和普及真理的过程。这场东西方竞赛中,西方起点很晚,却走上了正确的道路,从而弯道超车。


被埋没的天才


1638年,西班牙传教士鲁柏来到印第安人部落,发现当地土人用金鸡纳树的树皮治疗疟疾,这个小小的例子很快得到注意,并且得到试验,秘鲁总督的夫人辛可娜成为第一个被治疗成功的名人。特效药迅速推广,拯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1820年,法国科学家从中提取出有效抗疟成分,命名为奎宁。之后的100多年内,有四位科学家因为疟疾相关研究获得诺贝尔奖。


事实上,早在一千年前,东晋葛洪在《肘后备急方》中就记载了绞取青蒿汁以治疗疟疾的药方,但长期以来受到忽视,同古代的众多科学发明一样被束之高阁。到上世纪70年代,国内有2400万人患疟疾,屠呦呦团队研究了六百多个古代中药药方,终于注意到了“青蒿方”,并发现和提取出青蒿素,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成为中国唯一的科学类诺奖得主。讽刺的是,如同“青蒿方”在千年历史中遭忽视一样,她在国内长期遭遇冷遇,多年参评中科院院士未果。


屠呦呦博士


诞生了青蒿方的国度,却无人知道如何治疗皇帝的疾病,最终靠的是西来的传教士,为什么这些天才的发现没有在中国流传下来?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大概道出了问题的答案:康熙将金鸡纳霜视为圣药,却无意推广它,而是秘藏于皇宫。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得了疟疾,康熙立即派人星夜赶去送药,却依然迟了一步,曹寅已经病逝。此时已是1712年,康熙病愈近二十年,曹寅是皇帝的亲信和密探,监管两淮盐务和江宁织造的肥缺,权势熏天,富可敌国,《红楼梦》描述的就是他宅子里的奢华生活,连他都搞不到治疗疟疾的药,更别说普通百姓了。


回望历史,被皇权专制耽误的何止一剂金鸡纳霜!自明末利玛窦来华后的100多年内,西方传教士带来各种科学知识和工程发明,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历法、医学、枪炮、蒸汽机等无所不包,却如石子投入一滩死水,激起些许涟漪后又重归沉寂。这不由得令人想起著名的“李约瑟难题”——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无法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乾隆年间钦定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或许部分回答了这个问题:“欧罗巴人天文推算之密,工匠制作之巧,实逾前古。其议论夸诈迂怪,也为异端之尤。国朝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具存深意。”


利玛窦和徐光启合作翻译了海量的科学著作,但对中国没有造成实质影响


于是,在十七世纪,中国的科技全面落后于西方的历史潮流已难以改变,纵然不乏伟大的人物和发现,西方也以开放的态度对中国进行文化交流和知识传入,也无力冲破重压在东方大地的制度阴霾。


“李约瑟难题”的真相


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需要什么?哥白尼的日心说惊世骇俗、举世皆敌,最终冲破统治上千年的托勒密天文体系;飞梭和珍妮纺纱机的发明,瓦特对蒸汽机的改良,都迅速为英国企业家采用,配置在工厂来提高劳动生产率,这里的密码是什么?中国究竟缺少了什么?


科学成果造福于人类,其过程一是研究,二是推广。西方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之后,思想的独立和自由得到尊重,诸国林立的欧洲也使异见者可以容身,大学成为思想家和科学家的摇篮。而随着民主运动对言论自由的保护,学者们可不受压制的发表意见,引发了科学的狂飙突进。在这种环境下,葛洪们的方子就不会埋没在浩如烟海的药方中,而是会在学者们广泛讨论和研究中得到验证,将其余六百张无效药方淘汰,从而选出青蒿方作为学术成果而肯定,为众人所知。


《神童诗》: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反观科举制度约束下的中国,最优秀的大脑想的是“读圣贤书、走科举路”,做统治者的奴才,为王朝的千秋万代服务。官方推崇的价值观和学问成为知识分子的信仰,异议难以容身,独立思考不见踪影,科学和技艺被视为奇技淫巧和末流,不仅遭人鄙薄,更有“离经叛道”的风险。清道光年间,管同就曾写下杀气腾腾的《禁用洋货议》:“昔者,圣王之世,服饰有定制,而作奇技淫巧者有诛。”


而在地球另一端,自亚当·斯密《国富论》出版以来,自由市场的观念深入人心,市场可以发现需求,激励企业家根据需求来创新和生产。在这种环境下,受疟疾之苦的人类成千上万,巨大的赚钱机会让青蒿方不可能被束之高阁,葛洪的门槛会被企业家踏破,争相购买专利而迅速将新药推向市场。病人们有福了,他们能吃到廉价的特效药物,这在大清国是皇家特供;企业家和员工有福了,他们风风火火赚钱和领工资;葛洪们也有福了,赚钱的机会激励他们继续研究新的产品,让造福于人类的成果源源不绝。同样的产品,不同的命运,历史最终把机会给了金鸡纳霜和奎宁,而非千年前就被发现的青蒿方。


美国人霍威,1845年发明缝纫机后脱贫致富


这一切,需要新的观念和包容开放的制度。古代中国不缺葛洪和青蒿方,而是康熙太多,“禁传其学术”太多,“文字狱”太多,“重农抑商”太多。真理被埋没,学者被压制,商人被掠夺,知识的巴比塔从何建成?


仅仅有伟大人物不够,还要尊重和激励他们的成果,保护他们的知识产权,鼓励他们自由研究、辩论和批判,他们才能拿出伟大的发现。


仅仅有伟大的发现不够,还要有思想自由的学术空间,让谬误能迅速被排除,真理不至于被掩盖,发明家才能知道哪些发现是对的,将其转化为伟大的发明。


仅仅有伟大的发明不够,还要有健康运转的自由市场,让企业家将其变成产品推广,从而造福亿万人类,不至于沦为奇技淫巧、祖传秘方或统治者特供。


阿基米德在2000多年前的微积分手稿,“如果在文艺复兴时期被发现,今天的人类或许已经走出银河系"


伟大的人物、伟大的发现、伟大的发明,最终都离不开伟大的制度。在人类与蚊子的战争中,这才是获胜的真正武器。


路过

鸡蛋

鲜花

握手

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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