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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 100 次阅读2017-12-3 01:09 |系统分类:文学艺术

散文与人类自由精神

文:林贤治


文字符号自创造之日始,其自然而不规则的组合便呈现为一种散文形态。对于散文,希腊人称为“口语著述”,罗马人称为“无拘束的陈述”,都是就散文的本然状态而言的。被称为散文者,质朴而富有张力,几乎披覆了历史学、哲学、宗教学、政治学、文学的所有著作,甚至自然科学著作。诗是灵物,既不宜思考,也不宜叙事,只宜承载幻想和情感;其中有益的成分,往往因敷设以取悦感官的韵律所破坏。散文则不然,枝叶留在空中,庞大的根系深入地下,始终谋求精神与生活的汇通。


后来有学者出,从中把格局较小,篇幅较短,且富于文采者分割出来,谓之曰“狭义散文”、“艺术散文”、“美文”、“随笔”等等,有如古代的分封诸侯,另立疆界,自成一统。其实,散文并非王国,乃颇类联邦共和国:在每一块疆土之上,弥漫着同一种共和的空气:人类的自由精神。


卢梭有一句名言:“人是生而为自由的,而又无时不在束缚之中。”在这里,“束缚”固然可以作关于必然性的形而上的理解,具有实际意义的阐释,应当是民族文化传统、制度、宗教、法律、道德、舆论等对人类个体的规限和压迫。奴役与自由的斗争,贯穿着人类的全部历史。社会的开放程度,宽容与否:文人集团的素质、意识、人格、生存状态,都直接影响到散文的盛衰。


中国自近代以降,曾经一度兴起全面反传统的思潮,以至今日,仍然有人持汉民族不存在“蓝色文明”的看法。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韦伯则认为,中国远在春秋时期是自由的。的确,那是一个思想与政权得以平起平坐的时代,所以有灿烂的诸子散文。及至秦汉,先是焚书坑儒,继则废黜百家,知识分子三缄其口,文学方面便只剩下赋了。贾谊的政论和司马迁的《史记》,实际上可以视作春秋诸子的遗风。汉赋大而无当,夸饰过甚,连屈赋里的一点“高级牢骚”也没有,从形到神都是反散文的。魏晋以后,文学走向自觉时代。建安诗人以诗为文,创立一种称之为“风骨”的罕有的风格;当此黑暗与战乱之际,同时出现逃避现实的另一种倾向:幽玄,散淡,放逸,颓靡,琐细。极权主义变得松弛之后,思想容易流于瘫痪。散文化小说《世说新语》,很得文学史家的推崇,其实是末代士风的写照。韩愈“文起八代之衰”,以散体扫荡骈体;他倡导的古文运动试图在复古口号的掩护下解放散文,却陷人了“文以载道”——一种主流意识形态——的大峡谷。好在当时的古文大家还有几分气魄,写得出像《封建论》一类文字;到了明代,大兴文字狱,行世便只有小品了。清末留学生运动打破了千年禁锢的局面,五四狂飙继起,揭橥“个性解放”和“文学革命”的大旗,不出数年,出现了一批操使现代话语的文学作品。其中,散文成绩最大,公认在诗歌小说戏剧之上。肮脏的马厩毕竟不是一个早晨可以打扫干净的。新文学传统尚未完全确立,就又附上了古老的鬼魂。在中国亟待大批战士出现的时候,相当部分战斗过来的前驱者却退下阵来,以调和、闲雅、幽默的态度同旧世界对话。都说30年代是散文的盛期,其实危机已然发生。所谓危机,本质上是“角色危机”,是人文知识分子的精神溃退。于是,鲁迅成了绝唱。


俄罗斯文学的历史并不长,如果从普希金算起,也不过二百年时间,却见大师辈出。他们的散文,不为一般文体的容器所限,而更多地保留在回忆录、评论、书简中间,著名的如拉吉舍夫的《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恰达耶夫的《哲学书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等。这些作品,一样高扬自由的灵魂。可以说,俄罗斯文学是真正的“自由文学”。它的产生,并不依靠统治者关于“自由”的种种恩赐;相反,是作家以团体的自由意志对抗专制政体而自然形成的。这样的文学,以社会自由解放为艺术目标,因而颇异于西方个人主义的文学。它的深厚的人道主义传统,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仍然有所赓续和补充:蒲宁、高尔基、曼德尔施坦姆、爱伦堡、索尔仁尼琴……他们以各自的精神创造,让艰苦备尝的人类记住了他们。而记住了他们,就记住了俄罗斯。


鲁迅不只一次说,中国没有“俄国式的知识分子”。俄国知识分子是特殊的一群,理想的一群,殉难的一群。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思想》中指出:“知识分子是俄罗斯现象”,“知识分子感到自由受到历史的重压,他们对这种历史重负发难。”他由衷赞美道:“俄国知识分子的敏感与多情是罕见的。”在世界文学中,正是他们,提供了以人格和思想创造文学的光辉例证。


说到西方散文,人们总是把蒙田和培根例举为始祖式人物,其实这是囿于狭隘的文体观念所致。在此之前,从柏拉图、西塞罗、琉善,直到奥古斯丁,已经写下许多博大而深邃的文字了。“中世纪”严格说来是一个西方概念。在中世纪,上帝的绝对统治建立起统一的世界观念,人与神的对话,乃至异端的声音遂得以广泛地传播。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颠覆了神的秩序,人类的自由精神渐渐复苏。在英国,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洛克的《论宗教宽容》、密尔的《论自由》,都是震聋发聩之作。弥尔顿宣称,出版自由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因此,他不能不猛烈抨击“书籍大教区的大主教”,一批“铁锈式人物”对思想学术的“暴君式统治”。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资本积累培育了广大的市场,雄心勃勃的资产阶级,以及活跃的竞争机制。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同时在这里找到了合适的土壤。18世纪初期,报纸杂志相继涌现;


有名的《评论报》、《闲谈者》和《旁观者》,创造了专栏作家和一种流行文体。这种文体,力求迎合有闲阶级的需要:雍容、细密、洒脱、有趣,是典型的英国式随笔。比较起来,法国散文有着很大的差异。这是与两个不同国度的知识分子的特性有关的。自卢梭之后,好像幽灵似地,法国总是不断出现向社会挑战的斗士或狂人;大革命的火焰,搅拌了所有作家的血液,无论共和派、保守派、颓废派,都表示出了对政治的关切的热情。在19世纪,法国经历了共和与帝制的急剧的更迭。此间,一批知识分子如雨果、基涅、路易·勃朗和欧仁·苏等,因为坚持强硬的共和反对派立场,拒不接受政府的赦免。“我忠于我对良心许下的诺言。”雨果发表声明说,“我坚持到底,与自由一同流亡!”对独立、自由、民主的热爱,法国知识分子的表现是十分突出的;本世纪60年代的“五月风暴”,未始不可以算是上一世纪大革命的又一个回声。比起俄国知识分子,他们的斗争富有浪漫主义的特质。雨果说:“浪漫主义,就是文学上的自由主义。”说到法国文学,包括散文,确乎特别的自由犷放,深具冲决的力量。至于德意志,这是一个盛产哲学头脑,先知与疯子杂处的地方。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德国统一的时间相当晚近;可是,在满布容克地主的小王国里,知识分子居然拥有那么超迈的世界性眼光,这是不能不令人惊异的。他们写下许多震撼世界的散文著作,从路德到马克思,从歌德到海涅,从黑格尔到尼采:有意味的是,竟没有一个纯粹的散文作家。


美国远离欧洲大陆,但是文明的源头在欧洲;英国的清教,对于美国精神的影响尤巨。那些清教徒的子孙,冒险者,战斗者和拓荒者.他们历经独立战争,南北战争,从事西部边疆的开拓,在现代民主和经济建没的进程上,始终充满着英雄主义和实验精神。在这个年轻的移民国家里,知识分子并没有自视高贵,却能够在平民本色的保持中,深明自身的职责。从初始的政治斗争,及至后来个人与社会的对立,他们一直致力于个人性的捍卫。在爱默生们看来,只有在个人不受侵犯的情况下,社会才是健全的。幸运的是,他们的政治家并没有妨碍他们,而是跟他们一道进行社会的改造;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美国许多出色的散文,包括演说辞、文告、通信,都出自政治家的手笔。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完成对美国的考察以后,在他的著作中指出:“美国人在任何方面,都不规定思想的总方针和工作的总方针。”在这样的生态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美国散文,必定是盛大的,裸裎的,强健的。即使在“垮掉的一代”中,他们的文字,仍然有着对自我的执著的关注。


霍布斯把自由分为两类:“行动自由”和“愿望自由”。一般而言,自由当指行动自由:对于作家来说,即是写作自由和出版自由。愿望自由是主体的,内在的,相当于俄国哲学家斯洛基所说的“意志自由”。行动自由是事实性存在,而意志自由是应当性存在,是以价值存在为最后依据的。意志自由是对行动不自由的反拨,对既定的、必然的存在的对抗。鲁迅所以强调“奴隶”和“奴才”的不同,正在于奴隶虽然没有行动自由,却有“心的反抗”,也就是说还有意志自由。从历史上看,当然不能说政治文化高压政策一点效力都没有:罗马帝国,秦王朝,除了暴政以外,不是很少留下其他东西么!可以想见,专制政体于散文写作的威胁是致命的。奥威尔说:“在极权时代,诗有可能幸存;有些艺术或半艺术门类,比如建筑,也许还发现暴政的好处。只有散文作家没有选择的余地——要么沉默,要么死掉。”他断言:“任何极权社会,如果得以延续两代人以上,就算已有四百年发展历史的散文,也有可能完结。”问题在于,意志自由是无法扼杀的。这样,暴君同样有可能落在不甘沉默的散文作家的手上,从而失去平索生杀予夺的自由;具罪恶的黑手非但不能掩尽天下目,反之,将被文字永远钉在耻辱柱上。倘世间果然没有这样的文本,我们凭什么知道尼禄、赢政、伊凡四世和希特勒?最可怕的是,倒是知识分子自身对自由的渴望的弱化;马克思的话说,就是“内部不自由”。这比什么都严重。这些知识分子,在专制主义的统治下,把个人著作为自己赢来的声誉,也即“知识特权”,当作社会已经获许的普遍自由而加以滥用。单是文学史,例子便不鲜见。


密尔指出:“在精神奴役的一般气氛之中,曾经有过而且也会再有伟大的个人思想家。可是在那种气氛之中,从来没有而且永不会有一种智力活跃的人民。”人类的自由精神,在许多时候,都是依仗着个人思想家薪火相传。如果连他们也放弃了这种责任,借用杜勃罗留波夫的题目,“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也要消失了。


自由精神表达的形式、内容和深度,决定个人散文,以及不同国家民族的整体散文写作的特点与成就。在这里,我们分别集取了六个文化大国的代表性作品,名为《世界散文丛编》,以作精神现象的艺术的或一面见证。让阅读者用比较文学的眼光,看看散文——其实也是文学——怎样随同人类走向进步,或者竟不进步。知识和经验,未必一定能给我们带来什么;而精神存在本身,是可以不问时间的迟早或长短的。马克思有一个经典的说法是:希腊艺术和史诗,至今就某方面而言仍是高不可及的范本。他指出,要理解这一点是困难的;但接着,他本人便解释说,因为这些古代作品表现了一个“正常儿童”的“天性”。而这,大约也就包含了同样一层意思的罢?


注:本篇原为《世界散文丛编》总序,花城出版社1998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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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T+8, 2017-12-17 1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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