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苏惠昭

当代著名诗人、作家、学者、翻译家余光中12月14日病逝於台灣高雄。

一生苍茫还留下什么呢？

除了把落日留给海峡

除了把灯塔留给风浪

除了把回不了头的世纪

留给下不了笔的历史

还留下什么呢，一生苍茫？

　　　　──《高楼对海》

还留下什么呢？

时间回到2008年10月2日，这一天离余光中10月7日（九九重阳节）80岁生日还有5天，台湾艺文界齐聚一堂为诗人暖寿。“寿庆有馀，光耀九州──艺文界诗歌雅集，庆余光中八秩嵩寿”，邀请帖是这样写的，具名邀请者是中华民国笔会会长彭镜禧与台北市文化局局长李永萍。

诗坛祭酒

写作一甲子笔锋仍在大唐盛世者几希？写作一甲子作品依然笑傲市场者几希？写作一甲子，犹仍矗立顶峰，望着退也退不出的文学江湖，年复一年持续被各种“文学活动”绑架至台北至上海至新加坡而身不由己者，几希？

答案都是余光中。台湾艺文界齐聚为之贺寿，场面可谓空前，恐怕亦将绝后。

余光中“赏"给自己的生日礼为3本新书：诗集《藕神》、评论集《举杯向天笑》、王尔德剧本翻译《不要紧的女人》。继《逍遥游》、《听听那冷雨》之后，《莲的联想》、《白玉苦瓜》、《望乡的牧神》也重排出版。学术界以苏其康主编祝寿专集《诗歌天保》向诗人致敬。陈芳明主编《余光中跨世纪散文》交由九歌，《余光中60年诗选》交由印刻出版。《印刻文学生活志》提前开跑，5月号即已推出"炼石补天60年"余光中专号。陈幸蕙继2002年《悦读余光中：诗卷》，皓首穷余文6年，以《悦读余光中：散文卷》作为80寿礼，未来另有游记文学之卷。

为了这一日，华人文学圈已经放了一整年的烟火。纸本书外，对岸有“余光中与20世纪诗文学国际研讨会”，台北有“余光中先生80大寿学术研讨会”，高雄中山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轮流举办余光中手稿暨文物展。

望向90

台北暖过了寿，余光中偕夫人范我存飞往南京。九九重阳这一天，他选择回到故乡，那里有他念过的小学、中学、大学，其中秣陵路小学有一“余光中班”。南京大学则以出版《乡愁四韵》共襄盛举。

有华人之处便有人吟诵“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便有人吟诵“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那麽么一生苍茫，还留下了什么呢？一千多首诗是不是足以吸尽海峡之水了？一千篇散文、评论是不是能够砌起一座灯塔了？更重要的是，在通往90的路上，余光中仍在峰顶上前行，持续创作。

你们以为已经盖棺论定了，其实我还要写到90岁。所以今天你们评论的，再过5年就变成明日黄花了。（余光中与陈芳明对谈）

日复一日，他驾着车从河堤路住家出发半小时后来到西子湾的研究室，总是先拔掉电话以挡掉过多的干扰。他还欠九歌一本散文集，同时埋首迻译济慈诗选，预备2010年出版。

一甲子，他将身躯焚烧给了文学，一身嶙峋瘦骨便是炼石补天的证据。

重九为清秋佳节，含有辟邪避难的象征。然则茱萸佩囊，菊酒登高，也无非象征的意思。诗能浩然，自可辟邪，能超然，自可避难。茱萸的孩子说，这便是我的菊酒登高。

──《九九重九，究竟多久？》

余光中是“茱萸的孩子”。1999年出版，由傅孟丽执笔的余光中传，便以此为名。

航向南方之南

1929年重九日，余光中出生于南京，祖籍福建。1937年对日抗战起，他的就学纪录无异一页逃难史，先随母亲逃往上海，辗转至重庆与父亲相聚。胜利后由四川回返南京，分别考上北京大学与金陵大学，舍北大而就金陵后，不凡的文学才情如火山迸发，发表了生平第一首诗《沙浮投海》……星星不见了/大海不叫了/星去睡觉了/海也睡着了……，那年他19岁，坐在家中二楼窗口，远眺紫金山隐隐翠微，诗就这样从笔尖流出。

“那稚气的少年绝未想到，起跳的这颗诗心会一直跳到80岁，60年后仍会坐在窗口写诗，而窗外不再是山，是茫茫的海峡。”80岁前夕他重新腾写一遍19岁的诗时，这样惊喟。

接下来国共内战，余光中又与母亲从南京逃到上海，一路往南到厦门，转学厦大外文系，未几又随父母迁居香港，失学一年；1950年落地台湾，以同等学历考上台大外文系3年级，成为梁实秋的门生。22岁，动荡不安的日子终于转趋安稳，于香港失落的文思翩翩然回来了。余光中“注定要做南方的诗人”，“要在亚热带的风雨里成长”。

余光中两度赴美，第一次在1959年，取得爱荷华大学艺术硕士学位；1964年则应美国国务院之请，赴美巡迴讲学一年。在台湾，他先后任教于台师大、政大，1974年应聘至香港中文大学，此去11年，香港成了继台北的20年之后，居住最久的城市。可他千万个料不到，香港返台，他又航向南方之南，接下高雄中山大学聘书，“让春天从高雄出发”。

2009，这是他生根高雄的第24年，“台北已渐行渐远，变得陌生”。余光中闻到了一股南部人的气味从他的皮肤他的手心渗出，他写高雄因此比任何人都多。现在他是中山大学讲座教授，还为研究生上翻译课，更是中山大学镇校之宝。那一间向着台湾海峡背靠柴山的他的研究室，将会永永远远保留下来。

他的银发以及柴瘦的身影，也将凝成一枚永恒的月光在海上。

贴着生活写

诗与散文双轨追求，开创余光中浩瀚的文学版图。以诗为经，以文为纬，纵横半世纪以上的艺术生产，斐然可观；那已不是属于一位作者的毕生成就，也应属于台湾文坛创造力的重要指标。他笔下挥洒成形的恢宏气象，既是个人丰饶生命的投影，也是当代历史魂魄的缩影。从旧世纪到新世纪，从扬眉少年到慈眉老年，由于他同时经营两种文体，任何一个时期都从未出现歉收的迹象。诗风与文风的多变、多产、多样，盱衡同辈晚辈，几乎少有匹敌者。（陈芳明《左手掌纹，壮丽敞开》──《余光中跨世纪散文》前言）

文学创作是如何开始的？德国文豪歌德说过意思大约是这样的话：他所有的诗皆即事即景，遇有什么可写的就写，诸如朋友的告别式、失败的恋爱，并非有什么触动了内心深处，并非为了要去挖掘深沉的希望，完成博大的哲学体系，一切都是从生活中来。歌德说这话，余光中认为他约莫是和人辩论时故意说的，“不过我大体也是如此，创作来自生活，生活起了一点什么变化就把它写下来……”

“贴着生活写”，如此寻常的写作动机，如何写出宛如奇峰异嶂层叠的散文？如何营造诗艺至“炉火纯青，止于至善”？

本事与天才

余光中自己有几个说法。首先，他定位自己，三分之一是学者，三分之二是作家。作家的他读书随兴之所至，不成系统；学者的他则不然，比如讲授文学通史，欢喜与不欢喜的都必须读而研之。

其二，他这一代的人，因为大量阅读旧小说而打下了中文根底，“旧小说虽文白夹杂，可却简练，像《儒林外史》，很长一段章节不用一个“的”字，照样可叙事可抒情。”从旧小说出发，中文为体，吸收西方文化，这奠定了余光中写作的基础。

其三，关于写作的态度。

作家在追寻、发展自我的过程中，他一路结交古今中外朋友，有些朋友后来甚至变成了“家人”，影响思维，占据灵魂一方，王尔德（Oscar Wilde，19世纪英国作家）、梵谷、披头四，都是余光中所谓的“我的家人”。

依据“家人”王尔德的说法，他过日子用talent，写作用genius。余光中对生活与写作的态度大抵也是如此，凭本事过日子，写作则要动用天才，“总不能过日子也很戏剧化，这样人生太累了！”所以他生活平淡，穿着如公务员，资料装在一卡旧兮兮的007手提箱里，连饮食亦十分寡淡无有变化。

都说文如其人，偏偏这不一定对。

“写文章有时候是补偿，文不如其人，而是如‘想成为’的那个人，”余光中解释。初识余光中者都认为他很儒家，端正严肃，不苟言笑，这样的性格写起文章来却是奔放热情，气势恢宏，时而挟带惊人的幽默，这当然是“动用天才”的结果了。

雄厚如斧野旷如碑

其四，关于写作的技艺。

“张晓风之难得，在于她是台湾极少数不受张爱玲影响的作家，”余光中忽然这么天外飞来一笔，祭起一阵迷雾，然后他手一扬指出方向，“而我是绝不受张爱玲影响的！”

余光中分析过，一个张爱玲一个钱钟书，都因为夏志清钦点而经典化，“夏的慧眼识英雄，在于他不相信左派那一套，也不信现代主义那一套。”1930年代的钱钟书斯人已远，1960年代的张爱玲便成为台湾当代作家取法的对象，前仆后继踏进了“张爱玲学校”。

余光中欣赏张爱玲，却一天也不肯进“张爱玲学校”，他无意取法当代，而他走上阳刚一路，关乎性格，其实也是在寻找属于自己的风格，所以吸收足够了梁实秋、钱钟书后，又越过张爱玲往回看，对五四诸家淡而无味的文字则敬谢不敏，于是又回去得更遥远了，终于“回到了唐宋八大家，回到孟子史记，回到整个民族。”

“我投入散文是为了一枝男得充血的笔，一种雄厚如斧野犷如碑的风格，”余光中解释，当年他说这话是针对五四，“我实在不满意五四早期，朱自清、冰心那种斜风细雨的，又像淡茶又似橄榄的文字，无滋无味像素描像水彩画，为什么就不能阳刚，不能气象万千呢？”

恒久的青春热血

于是他留下了几段研究“余体”者必背之诵之的艺术宣言：

一为：“我所期待的散文，应该有声，有色，有光；应该有木萧的甜味，釜形大钟鼓的骚响，有旋转自如像虹一样的光谱，而明灭闪烁于字里行间的，应该有一种奇幻的光。”（《左手的缪思》）

一为：“我真的想在中国文字的风火炉中，炼出一颗丹来。我尝试把中国的文字压缩、槌扁、拉长、磨利。把它拆开又并拢，折来且叠去，为了试验它的速度、密度和弹性。”（《莲的联想》）

王鼎均在2009年出版的回忆录《文学江湖》记了余光中一笔，很重要的一笔。他说：“他（余光中）的语言，把欧化（翻译）、古化（文言）、土方（方言）三者熔铸为新的合金，句法伸缩疏密间贯以奔腾的文气，前所未见，讲意象讲节奏，也似乎开来多于继往。”

余光中用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对读者来说，无论诗或散文，他代表的则是恒久的青春，无限的热血，年轻时如果没有一点余光中，生命便失了血色和活力。

变迁的居所，多重的忠诚

一片大陆，算不算你的国？

一个岛，算不算你的家？

一眨眼，算不算少年？

一辈子，算不算永远？

──《江湖上》

我是谁？余光中一直在问。

一直在问，因为他不断的在迁移，不断的被分类，地理上和精神上的。陈芳明编选《余光中60年诗选》，直接以“台北时期”、“香港时期”、“高雄时期”断代划界，地理环境对余光中创作的鲜明影响斑斑可考，他承认“每换一个居住地，面对新的地理环境，对作家的创作都是考验和挑战，但那也是创作的筹码。”

以到高雄为例，头先两个月心生茫然，之后就逐渐定下来，生活也投入了，这就有了灵感和题材。不管喜欢或不喜欢，余光中认为，当作家能够坐下来写这个地方，就表示到位了，就位了，表示正在与这块土地交流，“某种意义来讲，这个地方就是你的了！”

普罗旺斯是梵谷的，上海是张爱玲的，三峡是杜甫的，海南岛是苏东坡的，余光中呢？南京曾经是他的，台北曾经是他的，还有美国和香港，如今呢，余光中说，高雄是他的，他掌管着旗津的灯塔和台湾海峡。

“大陆是母亲，台湾是妻子，欧洲是情妇。”他既多变又忠贞的爱情里却没有美国，“美国是弃妇，”他说，是他曾经爱过已经不爱不想回头看望一眼的弃妇，而台湾是妻子，“台北是前妻，高雄是第二任妻子。”

变迁的居所，多重的忠诚，复杂的思虑，在在造成余光中的身份认同危机。“我”总是暧暧昧昧、朦朦胧胧，是谁又不是谁，是谁又是谁。诗人说他是学院派，学院派说他不是学院派；传统说他现代，现代说他传统。他写高雄，自认是高雄人，高雄却说他是台北人。台湾人说他是中国人。中国人说他是乡愁诗人。

“一个人如果从意识型态出发，只放大我的一面，完全故意忽略我的另一面，我就会被归类为什么，”余光中说。

自我探索之旅

他注定必须和基本教义派交手，与各种颜色混和，“大概身份很清楚的人多半是基本教义派，基本教义派是快乐的，简单的，他们不必自我探索。”

他的生命却是一场漫长艰难的自我探索之旅，途中也无可避免的遇到政治。生生不息的问号汹汹涌涌拍打，“这反而是对创作的刺激”。

余光中与陈芳明，这两个名字连在一起之所以成为话题，乃是他们开始于一段关系匪浅的师生情缘，接之而来的是巨大的断裂，整整15年，赴美留学的陈芳明名列国民党黑名单，被切断了回台湾的路。

文学也许可以不介入政治，但政治必然介入并扭曲文学。1977年，余光中以一篇《狼来了》点燃台湾乡土文学论战，漫天挟带着意识型态的烽火中，他被戴上“反乡土”、“反本土”帽子，套用现在的话，就是“不爱台湾”、“卖台”。比之这一路走来他参与的“现代诗论战”、“文白之争”、“天狼星论战”、“抽象画论战”，这一战让余光中腹背受敌，尽管他从未把乡土文学和被毛泽东讴歌的“工农兵文学”画上等号。

当时陈芳明选择了站在乡土文学的队伍，20年后师生重逢，“我知道我再也回不去那年与诗人一起捧读诗稿的时光。政治、党派、意识型态、国家认同，在诗人与我之间的情谊中，撒播了过多的杂质。”重逢是苦涩的，但“文学必须回到艺术的纪律，回到审美的位置，”当一切杂质随着时间沉淀，陈芳明终于确定：“如果有人问起我的师承，我的答案不再迟疑。在文学的追逐中，我确信，余光中是我的现代，也是我的古典。”

不只陈芳明，对台湾第二代、第三代诗人来说，余光中亦是以父亲与典范的形象存在，是启蒙者。

而那一场乡土文学论战，余光中后来是这么说的：“当时也有人劝我再为文澄清，可是我觉得会是徒然。真理未必愈辩愈明。论战事件，是方便粗糙的文学史家贴标签，分楚汉。但是哪一个真有分量的作家是靠论战，甚至混战来传后的呢？”

只有文学，只属于文学

终于他知道自己是谁了，他不会再和自己吵架，但别人找上门的那不算，公开批评教育部“删减文言文政策”这事无关个人。

四十岁时他还不断地仰问/问森罗的星空，自己是谁/为何还在下面受罪/难道高高在上的神明/真的有一尊，跟他作对？/而今六十都过了，他不再/为忧惧而烦恼，他的额头/和星宿早已停止了争吵/夜晚变得安静而温柔/如一座边城在休战之后/当少年的同伴都吹散在天涯/有谁呢，除了桌灯，还照着他/像一切故事说到了尽头……

──《后半夜》

他只属于文学。湖南常德沅江2.5公里长的河堤，一路刻诗，从屈原开始，也有洛夫、郑愁予，余光中当然不可能缺席。

那一条属于中华民族的诗的长廊里，他实现了少年时对中国的承诺：“中国将以他的名字为荣”。中国大陆评选“当代散文八大家”，他与冰心、季羡林、金克木、张中行、汪曾祺、余秋雨并列。九歌出版社创办人蔡文甫至今坚信余光中一定能得诺贝尔文学奖，但，“一个作家能被自己民族所接受，就是最大的光荣”──余光中却是这么说的。

注：本文转载自台湾光华杂志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