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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客

已有 352 次阅读2017-12-24 05:58 |系统分类:中外观察

道德从何而来?

文:白岩松



中国人从小就习惯给人贴上“好人”和“坏人”的标签,我们这一代人可能感触更深。小时候看电影不多,一看电影便要问爸爸妈妈,这是好人还是坏人?后来发现我们这代人最幸福,因为好人坏人一看就知道。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电影,主人公一定是“高大全”的英雄人物,反面角色则是胡汉三、南霸天、黄世仁那样的人,从长相上就能看得出来。这样一种“非黑即白”的传统延续下来,并不仅仅因为这方面的文化基础是如此浅薄,更主要是我们长期生活在一个“革命”的背景下。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而是你死我活的问题,是矛盾对立的关系,不是朋友就是敌人,几乎没有中间地带。这种“革命基因”慢慢渗透到我们看待人性和世界的DNA里,形成了一种简单的二元对立法则。

 

非常遗憾的是,如今很多年轻人依然持有“非黑即白”“非对即错”的逻辑观。可事实上,人性是极其复杂的,没有纯粹的“好”,也没有纯粹的“坏”。每个人心中都并存着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这取决于周围的环境、制度和人激活了你的哪一面。

 

遗留在中国人DNA中的二元对立逻辑,让我们对很多事物的判断都是危险的。打破这种简单对立的思维,是一个真正的基础,全社会都应该在这个基础上前行。

 

教育很重要,教育不是让人性“变好”,而是约束人性中的负面欲望,扬善弃恶;法律也很重要,法律不是最高的行为准则,而是最低的道德底线,它不能让你变成好人,但是它要求你杜绝坏的行为——抢劫、偷东西、杀人是不行的;此外还有环境,如果整个社会环境充满善意和安宁,人们和谐相处,人性中的善就会更多地被激活。

 

我们倡导道德、公益和爱,期待更多的响应,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满世界去寻找“好人”,而是要思考:如何用好的教育、好的法律、好的制度、好的环境等,把人们心中原本就存在的善激发出来。


 

从当年的“小悦悦”事件到宝马车碾童事件,再到如今一起又一起摔倒的老人讹诈搀扶者的案例,大家都很难过,觉得中国人的道德意识一塌糊涂。可是,问题仅仅在于“道德”吗?

 

请大家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道德是从哪儿来的?

 

如果“小悦悦事件”发生在国外,第一个受谴责的肯定是孩子的父母,其次才是司机与围观者。我们可以说,小悦悦的父母非常值得同情,他们在城市里打工不容易。但情感是一回事,法律是另一回事。站在严肃的法制角度看问题,作为两岁多孩子的监护人,小悦悦父母的监管缺失,才是这起悲剧的真正关键点。

 

《人民日报》有一位知名记者,讲过一个经典案例。她妹妹在美国生活,有一次妹妹的孩子回中国,住在她家。一天晚上,她临时有事出门,时间不长,就把孩子单独留在家里。正好这时候妹妹从美国打电话过来,跟孩子聊天,问他:“你大姨呢?”孩子说:“不在家。”妹妹一听急了,“就你一个人在家吗?”孩子说:“对,就我一个人。”姐姐回来以后,妹妹勃然大怒,对她说:“姐姐你这么做是违法行为!”因为在美国,把未成年儿童单独留在家里就是严重的违法行为。

 

说到这儿,如果大家不解,还可以换一个思路。

 

老人摔倒被好心人扶,为什么一瞬间反而要抓住对方说:“你撞了我!”因为这个老人是“坏人”吗?

 

倒退20年,如果大街上两辆汽车追尾,司机肯定下车就打。为什么呢?不打不行!谁打输了谁赔钱。可是现在,谁还会因为追尾大打出手?经常是把车靠边一停,互相递根烟,把保险号一抄就完了。

 

对比20年前和现在,会让人产生一种错觉:中国人变得讲礼节了,道德水准提升了。可是,为什么中国人撞车后的道德水准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呢?因为有“交通强制险”的介入。所有汽车必须买保险,一旦发生事故,不必再用暴力的手段争取权益,于是在这个问题上,人性里“善”的一面流露了出来。

 

摔倒的老人为什么讹诈扶他的人?因为大部分老人没有医疗保险,他们摔倒在地不能动弹的时候,最大的痛苦还不是来自肉体——中国的父母心疼孩子啊,脑子里蹦出来的第一个想法是,孩子要给自己掏钱治伤,少则几千多则上万,他们扛不住。在这之前,他们可能行了一辈子的善,但是这一瞬间都不存在了,他们像抓救命稻草一样抓住了扶自己起来的人。如果中国的老人都有医疗保险、养老保险,还会发生这么多起讹诈事件吗?

 

因此,涉及道德的问题,不应只追问人们“有没有道德”,更应该思考的是,我们的社会环境、相关的法律制度,是否进步到了让人们“可以展现道德”的时候。中国人不缺德,缺的就是让“德”展现出来的制度保障与大环境。我认为,此时此刻的中国,还没有到达这个阶段。所有糟糕事件的发生,都是在强迫我们去设法提高基础保障和完善社会综合配套设施。

 

我从来不愿听到人们站在道德的立场上谈论道德。那没有意义。

 

中国有句古话叫“贫贱夫妻百事哀”。古人为什么总结出这句话呢?因为这才是生活的真相。不管你爱得多么惊心动魄,如果生活得不到最基本的保障,没地方住、没食物吃,矛盾就会逐渐地从小到中,从中到大,最终毁掉爱情。所谓“基础不牢,地动山摇”,道德也是同理。

 

基于刚才谈到的“人性”和“道德”因素,此刻要想快速推动社会进步,谁又有权利去抱怨别人呢?当下最常见的情形,就是所有人都在抱怨。领导在抱怨,群众也在抱怨,富人在抱怨,穷人也在抱怨,唯独没有人抱怨并改变自己,这是中国此时此刻最大的问题。


 

中国人有两张道德面孔,一张面对熟人,一张面对陌生人。这两张面孔反差巨大,就仿佛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

 

面对熟人时,我们大多有礼貌,懂得谦让,不仅不自私,而且很无私,朋友为抢着埋单能打起来;面对熟人时,我们善解人意,尊老爱幼,言语温和,愿意忍让,甚至牺牲小我。

如果从对待熟人的这张道德面孔来看,中国人绝对是世界上最有道德感的民族。可惜,在面对陌生人时,我们的道德面孔是另外一张。我们开始变得自私,爱占各种便宜,排队加塞,开车乱并线,随地吐痰,乱扔垃圾,永远显得不耐烦。那个面对熟人时可爱的中国人哪里去了?

 

这两张面孔清晰地告诉我们,虽然中国城市高层建筑的数量排世界第一,仿佛已很现代化的样子,但实质上,我们才从小村庄走出不久。

 

在长期的农耕文明下,中国人的生活半径很小,一亩三分地儿,乡里乡亲,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一生大都生活在熟人社会中。于是,让熟人认可自己,是必需的生存之道。但是,封闭的生活方式终于被慢慢改变,我们一步一步走出土地,走出乡村,走到陌生人中间,熟人的面孔变少了,约束也仿佛没了。

 

记得有一天在飞机上,听到两个朋友聊天,其中一个谈到刚才自己登机时的不文明行为,面无愧色地说:“怕啥,又没人认识咱!”

 

等我们学会把陌生人也当熟人看待时,才算真正走进现代社会中。而这,需要多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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