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杜君立

对欧洲来说，印刷机就是现代文明的播种机。印刷通过加速思想的传播而转变了人们的观念，它改变了学者们的思考与表达方式，使读者数量倍增。书籍的商品化使知识祛魅，文字不再是权力的道具，而是一种人人必备的现代语言。

书籍作为象征对象，围绕它形成一种文化构建，或者说是“读者共同体”。文本的规范化与大众化，催生了不同民族和国家的“书面语”，精英的拉丁语迅速没落，世俗的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等登堂入室。

1539年，法语取代拉丁语成为法国的官方语言，实际上也成为欧洲通用文字。在《最后的知识分子》中，拉塞尔·雅各比把经院拉丁语的式微和普通民众方言的兴起，看成是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传播方式转变。“为各国统治者提供共同文化背景的国际知识精英们，逐渐被更加直率的、影响力更大的资产阶级所取代，这一变化使得各民族语言不仅在本国的日常事务中取代了拉丁语，甚至在最新的学术研究中，也取代了后者。”

人是因为语言和记忆而被分为不同民族的，语言和文字的最显著意义是对人的界定；语言是一个民族的集体宝藏和文化密码，是其“社会智慧与共同自尊的源泉”，语言构成族群认同的重要基础。印刷机比秦始皇严厉的行政制度更容易实现文字和语言的统一。印刷术强化了语言群体之间的壁垒，使墙内的语言标准化和同质化，摧毁了小的方言分歧。印刷书被赋予一种记忆的使命，它通过大量的复制和阅读形成“集体记忆”和“集体意识”。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指出，现代国家依靠“印刷资本主义”实现了民族主义统治，没有印刷导致的宣传，就没有民族主义。可以这样说，在文艺复兴之前，欧洲是不存在民族主义的，民族主义完全是印刷术“爆炸”的结果。由印刷书市场勾画的语言疆界，前所未有地展现了一个活生生的民族界线。

约翰·巴克勒的《西方社会史》中说：

16到18世纪之间，印刷术改变了欧洲人的私人和公共生活，给欧洲社会和文化带来了深刻的变化。政府“以往靠繁琐的手抄方式与官员联络，现在很快开始采用印刷文本宣战、公布战况、颁发文告，并以宣传册的形式展开辩论。他们努力借助这些手段打赢心理战”。印刷术使得政治宣传成为可能。它凸显了不同社会集团，如国王和贵族，教会和国家之间的差异，这些差异为不同政治党派的形成打下了基础。印刷材料可以散布到公众中，那些看上去无足轻重的个人受到影响，开始加入某一社会集团。这样，被地理界线分隔的人群便可以达成共同的认识，取得共同的身份。

读书时代

进入印刷时代之后，知识交流的速度大大加快，信息传播的范围迅速扩大，大规模印刷的廉价书籍（特别是《圣经》）刺激了大众教育，识字人口大量增加。许多出身卑微的人通过阅读和教育改变了他们的社会地位，正是这些草根大众成为后来发生的一系列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

在16世纪上半叶，虽然各个阶层的藏书比例变化不大，但藏书量都翻了一番还多。医生的平均藏书量从26本增加到62本，律师从25本增加到55本，商人从4本增加到10本，纺织工匠从过去的1本书变成了4本书。印刷技术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书市场，同时也催生了职业作家群体；在传统上以个人身分资助作家的赞助人不再是必要的；重要的只有实体资本。传统时代以个人身份资助作家的贵族不再是写作的必需前提，资本化的印刷商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作为早期资本主义的典型形态，书籍印刷出版业从肇兴伊始，就是“在富有的资本家控制下的伟大产业”。

新的印刷术诞生不久，印刷所就如同满天繁星遍布意大利。如果说谷登堡发明了印刷，那也可以说尼古拉·詹森发明了“出版”。书的“出版”从几百本到几千本，迅速形成商业规模；一部书所面对的读者不再只是一个人或一群人，与手抄书相比，出版赋予了书的公共性格。

1458年，身为铸币师的詹森到德国学习印刷，1469年，他依靠谷登堡印刷机在威尼斯开了第一家印刷厂。到1480年，意大利已经有50家印刷厂，而当时德国只有30家。15世纪末，仅威尼斯就有417家印刷厂，詹森成为威尼斯、意大利乃至整个欧洲最大的出版商。其时，许多人文主义者聚集在一起，审视、修订大量的拉丁文、希腊文和希伯来文的手稿。经过他们整理的古代经典很快成为印刷商的盛筵。这些印刷书不再是谷登堡圣经那样大开本的豪华藏品，而是每个人都买得起的小开本口袋书，因而得到最广泛阶层的欢迎。

作为一个商船所有者的共和国而不是土地所有者的共和国，威尼斯是一个富裕自由的城邦国家。威尼斯不仅商业高度繁荣，而且享有欧洲最多的言论自由，这里几乎成为宗教裁判所的化外之地。东罗马帝国的陨落使大量知识分子流落于此，一直被教会禁止的犹太、古希腊、罗马和阿拉伯的古代经典在这里重见天日。作为“保留一切艺术的艺术”，印刷术的诞生恰逢其时，欧洲在一场被称之为“文艺复兴”的社会运动中开始崛起。

历史上，不同文化之间的联系曾被证明是人类进步的里程碑。希腊曾经向埃及学习，罗马曾经向希腊学习，阿拉伯人曾经向罗马帝国学习，中世纪的欧洲曾经向阿拉伯人学习，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曾经向拜占庭学习。

“文艺复兴”在意大利语中（Rinascimento），由“重新”（ri）和“出生”（nascere）构成，它其实是指“希腊-罗马古典文化的再生”和“对世界与人类的探索”。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资产阶级的思想解放运动，文艺复兴敲响了中世纪的晚钟，吹响了现代的号角。

以米兰多拉的《论人的尊严》为代表，从14到16世纪，文艺复兴倡导人文主义，以“人性”反对“神性”，用“人权”反对“神权”，迎来了人性与自由的第一缕现代曙光。“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被称为“文艺复兴三颗巨星”的但丁、彼特拉克和薄伽丘，依靠口语化诗歌化的写作，从意大利开始，掀起了前印刷时代的阅读热潮。古罗马时代的《物性论》于1417年重见天日，它所倡导的原子唯物论、对世俗和人的肯定、对现世快乐的追求，直接拉开了文艺复兴的大幕。“在所有北欧人文思想家当中，最有名的也许就要数伊拉斯谟了，个中原因很大程度要归功于伊拉斯谟作品被大量印刷，并被广泛传播到世界各地。”1516年，伊拉斯谟经过对诸多手抄《圣经》版本的精心编校，出版了被后世视为权威的拉丁文《圣经》。

 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

14世纪时，欧洲最著名的畅销书是薄伽丘的《十日谈》，全欧洲也不过2000本左右；到了一个世纪之后，因为有了印刷机，仅意大利一地的图书就超过750万本。作为历史上首次由大众出版业推动的思想运动，人文主义思想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传播到前所未有的众多人群中去。“印刷术使文字深深地内化在人心里。” 书籍提供了许多严肃的公共话题，潜移默化地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权利、平等和自由受到人们普遍的关注。

有了印刷术，思想能以无比迅速的速度传播开来。书籍的影响远比大多数所认为的更加深远和广阔。书籍营造了现代共识，制造了社会认同，现代人因此而确信自己生活在一个道德更加高尚的世界，一个因书籍而形成和改善了的世界。麦克卢汉说：“从文艺复兴起，直到今天仍然盛行的，以书籍印刷术为基础的文化，是我们所继承的一笔无法衡量的巨大财富。”

科学与理性

随着印刷书和阅读者的日益增多，拉丁文跌下神坛，古老的罗马数字被阿拉伯数字取代，学术权力逐渐从教会转移到世俗社会，宗教著作也被人文学者的作品取代。作为“书本知识之父和评论家的鼻祖”，亚里斯多德对中世纪学者有强烈的影响，人们对教科书和规范思维极其敬重，并养成逻辑思维的习惯。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成为翻译的语言最多和印量最大的一本书，堪比世俗版的《圣经》。“在几何里，没有专为国王铺设的大道。”经验一旦被总结，学习就更加有效。1494年，意大利教士帕乔利出版了《数学大全》，其中的“阿拉伯数字”和“复式记账”迅速传播，成为现代会计学的基础。作为欧洲最具影响力的银行豪门，美第奇家族的成功与复式记账有密切的关系。值得一提的是，美第奇家族对艺术家的慷慨资助构成文艺复兴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

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成为翻译的语言最多和印量最大的一本书，堪比世俗版的《圣经》。

科学是一个不断增长和扩展的知识整体，“毫无疑问，哥白尼大量借鉴了托勒密的著作《至大论》，印刷业的出现使其更加容易。”印刷出版不仅促进了科学研究，也加强了科学交流，各种学术著作以及定期的学术刊物，使最新科学成果能够迅速传播。印刷机和可靠的邮政服务构成一个信息网络，“长距离、高层次的对话交流渠道由法庭和大学里通过手稿进行的口头传播，变成了依靠文本大量印行的书面传播。”作为近代科学的代表性思想，马基雅维利的“新政治学”、哥白尼的“新天文学”、维萨里的“新解剖学”、培根的实验科学、伽利略的物理学、牛顿的力学和马兰·梅森的“新哲学”等，他们的思想和作品几乎都是借助印刷而大行其道的。相反，天才般的达·芬奇同样有大量的发明和著作，但却被他雪藏深锁，拒绝刊印成书，这让他无数呕心沥血、巧夺天工的创新研究就像没有发芽的种子一样，对当时的科学发展几无贡献。因此，科学史的创始人乔治·萨顿将印刷术视为近代科学革命的重要前提——

印刷术的发明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转折点之一，它对科学史尤为重要。印刷术改变了历史的经纬，因为它取代了不可靠的传统形式（口头形式和手抄本形式），取而代之的是稳定、可靠和持久的形式，仿佛人类突然获得了一种值得信赖的记忆，而不是飘忽不定、容易使人受骗的记忆。

科学革命使越来越多的人对仅仅基于信仰的宗教权威产生了怀疑，在潜移默化中，科学与宗教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科学革命不仅与宗教改革有关，也与后来的启蒙运动有直接渊源。启蒙哲人把过去大体上分成四大时期：近东的大河文明、古代的希腊罗马、基督教的千年统治和始于“文艺复兴”的现代。这四个时期有节奏地相互关联：第一个时期和第三个时期结伴，都是神话、信仰和迷信的时代；第二个时期和第四个时期都是理性、科学和启蒙的时代。作为现代科学和启蒙思想的立论基础和目标之一，他们认为所有的人类不仅是同一个“种族”，而且分享共同的价值判断的基础，追求同样一种幸福。

“印刷术的发明，排除了匿名的许多技术性因素，而同时文艺复兴运动构建了知识产权和文艺名誉的新观念。”手抄书文化不能维持发明的专利和文学创作的著作权，印刷品的作者署名权作为版权受到尊重和保护，这和后来引发工业革命的专利制度出现在同一时间。印刷书刚刚诞生，威尼斯就率先制定了版权法和专利法。在《美国宪法》中，“作者”与“发明人”属于同一性质，二者在一定时间内拥有“自己的著作和发明”的权利，以推动“科学和应用艺术的进步”。

颇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文艺复兴是一场学术复古运动，但古老的拉丁文还是迅速衰落了。薄伽丘的《十日谈》和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都是用意大利方言写成的，而没有采用拉丁文。在谷登堡印刷机刚出现50年后所印刷的“摇篮本”中，拉丁文占到七成以上；但到了100年后，用拉丁文印刷的书在所有印刷书中所占比例已不足20%。

如果说雕版印刷并不必然意味着文字复制（它常常被用来复制版画），那么活字印刷就具有极其明确的文字指向，这使其成为一场语言革命。印刷技术改变了资料搜集、储存、检索和交流的方式，把语词从声音世界里迁移出来，送进一个完全的视觉平面，从而创造了一个书面世界。尽管印刷书没有淘汰古老的授课，但它的确使自学成为可能；传统的口耳相传的教学方式遭遇到挑战，一个聪明的学生和工匠甚至可以通过读书自学，超过老师和大学教授。牛顿和第谷就是这样“站在前人的肩膀上”。

印刷文本行列规整、页面统一、清晰流畅，这使阅读更加快速，从而使一个人的默读更加普遍。在手抄书时代，所谓读书往往是一种集体活动，一个人念，一群人听。清人何绍基说：“古人之书固以义理为主，然非文章无以发之，非音节无以醒之。”正如音读是口头文化的产物，默读则是印刷文化的结果。默读使文字迅速内化，从而更容易对人的内心产生深刻影响。朗朗上口的诗歌逐渐没落，长篇大论的小说一纸风行。《堂吉诃德》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西班牙语因此被称为“塞万提斯语”。如果说大炮火药摧毁了骑士的城堡，那么小说文字则瓦解了骑士的精神。人们将火药称为魔鬼的发明，而将印刷称为上帝的发明。

人类虽然发明了文字，却一直没有标点符号，文字阅读只能依靠口语经验自行把握。这种不确定随着印刷的出现而终结。印刷追求精准、客观和权威，接下来，科学、新闻、数学公式和法律法规等，无一不从印刷中诞生。意大利出版商马努提乌斯制定了5种印刷标点：逗号（，）、分号（；）、冒号（：）、句号（。）和问号（？）。应当承认，印刷革命其实是通过阅读革命完成对人的改造的，从而使阅读文化成为现代的基本特征。当口语社会变成书面社会后，读写能力成为一种基本的生存技能，因此，读书识字成为未成年人必须接受的教育。“印刷创造了一个新的成年定义，即成年人是指有阅读能力的人；相对地便有了一个新的童年定义，即童年是指没有阅读能力的人”。

注：本文节选自作者杜君立《现代的历程》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