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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 559 次阅读2018-1-3 08:49 |系统分类:中外观察

理查德 ·艾伯林:不可预知的未来和自由的赢面


本文作者理查德 ·艾伯林(Richard Ebeling),美国自由主义作家,2003年至2008年担任经济教育基金会 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 (FEE)主席。本文译者:禅心云起。


在新的一年开始之际,人们极易认为,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的自由前景,似乎黯淡无光。毕竟,政府仍在愈变愈大,更加干预成性,还有深重税负,吸走了大量私人财富。


当预测未来走势时,触目所及,赢得自由的机会显得格外渺茫。这个悲观预测,只存在一个问题:未来是不可预测的,昭然若揭的趋势,的确会发生转折变化。


多年以前,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指出:“如果有不断增长的人类知识这回事,那么我们今天就不可能预先知道我们明天才会知道的事情。”这句话代表了什么意思呢?


上世纪60年代,我上高中时,偶然翻阅了一期50年代初出版的《大众科学》,里面一心想要预测70年代普通美国人的生活。杂志刊出了一张图片:妻子和小孩站在公寓顶上,向上班的丈夫挥手告别——他乘着一架单人座迷你直升机!



我尽可能回忆:作者提到了彩色电视、各式新型家电、能干大部分家务的机器人,还有乘坐喷气式飞机进行商业旅行等等。然而,没提到个人电脑,还有它带来的通讯、知识和职业革命。当这一期《大众科学》刊物出版时,计算机革命的一个基本要素还没有得到发明:微电子芯片。


今天岂能预知明天的知识


在让一切成为可能的关键元素被人创造出来以前,作者的想象力无论再怎么丰富,也无法预见一场世界性的技术革命。我们不可避免的不完美知识,意味着我们永远无法预测自己的未来。我们倘若能够预测明天的知识和这些知识的潜力,那么就早早知晓了今天的一切——而且我们知道自己已然尽知一切!


这个道理,也适用于社会、政治和经济的走势。1900年的大多数人,预测和平融洽的国际时代,将在20世纪到来。1911年,英国自由贸易与和平倡导者诺曼·安吉尔(1933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在《大幻觉》一书中写道,战争的财务代价和浪费破坏是如此高昂,以至于走这条道路,对于欧美各“强国”而言显得缺乏合理性,从而再也没有什么吸引力。


可就在1914年,与他的想法背道而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战争一打就是四年,至少夺去了两千万人的宝贵生命,耗费巨资三万亿美元。“大战”前古典自由主义和自由市场略胜一筹的世界,被毁得面目全非。


整个20世纪,是现代史上血腥味最浓、破坏性最烈的时代,其源头正是政治经济集体主义的兴起(以纯粹公有制、中央计划、法西斯、纳粹和干预型福利国家等等形态为代表)。政治经济集体主义所带来的冲突,在过去百年导致2.5亿人丧生。可在1900年,并没有人预料到这一事态的发展变化。


当我在上个世纪60年代后期成为大学本科生时,第一堂经济学课上分配的教材,正是保罗·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第七版)》(1967年)。这本书是当时主要的凯恩斯主义教材。


书里有一张图表,跟踪了美国和苏联从1945年到1965年的国民生产总值(GNP)。萨缪尔森然后预测了本世纪余下时间里的美、苏国民生产总值。他预计大概在20世纪80年代初,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会不少于美国,到了2000年肯定将超越美国。注意到他隐含的预言,即2000年还会有一个苏联。可实际上,苏联1991年12月就从世界地图上消失了。


我们当中有谁真的预料到,我们会在有生之年见证苏联的终结,既没有发生核灾难,也没有爆发一场血腥毁灭的内战?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常常见微知著的法国社会评论家让-弗朗索瓦·雷维尔(Jean-François Revel)出版了《民主政体如何消亡》。书中担心西方知识分子和其他许多人丧失了对于自由的伦理承诺和意理忠诚,意味着在苏联的领导下,公有制在全球获胜的可能极大。结果恰恰相反,苏联的公有制帝国从地球上彻底消失了。


有谁会在1990年1月预料到萨达姆·侯赛因会在那年8月入侵科威特,之后引发一连串事件,导致了美国两次入侵和对伊拉克的十年侵占?


2000年又有谁会预料到,克林顿的八年执政,现在回想起来,比起之后布什和奥巴马执政期间政府开支和干预的爆炸式增长,还算是个政府规模相对受到抑制的时代?


历史年表不意味着因果关系


今天有哪个人清楚整个21世纪将给我们带来什么?推荐答案:没人知道。


美国伟大的社会思想家之一,罗伯特·尼斯贝特晚年有言:“当我们回顾过去时(当然,这个‘过去’是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替我们选择的),有多么容易从中看到趋势和倾向。这些趋势和倾向似乎具有植物或有机体中铁律一般的发展必然性和明确的生长方向性(…)可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关系,是按年代顺序而不是因果关系排列的。”


1914年之前,全球数十年相对和平的环境和根植于市场的繁荣时代,并不意味着20世纪其余时期的战争和破坏就是不可能的。而苏联公有制、意大利法西斯和德国纳粹在20世纪20年代、30年代和40年代的优势,也并不意味着自由就走到了穷途末路。尽管在个人自由和有限政府的倡导者当中,某些最有洞察力的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段日子写下的书籍和文章,充斥着极权主义是未来不可避免之浪潮的绝望和恐惧。


政府干预和福利国家持续之中的扩张,并不意味着恢复个人自由、自由市场和有限政府的古典自由思想是一场白日梦幻。


人间的事件是人之行为的结果。我们的行动是我们观念的产物——我们的行动源于我们执行这些观念的决心和意愿。只要我们允许,大政府的绝对控制,只会势头不减。因为只要我们接受意理对手的观点:干预主义福利国家是“不可避免的”和“不可逆转的”。


也就是说,只要我们承认,按照年表顺序观察到的政府权力过去几十年间的不停增长,在某种程度上是因果关系决定的,在人间事务的川流中是不可避免的,那么现在的趋势就没有止境。


同样道理也可以适用于对人的奴役。人类有史以来,没有哪种机制,像人占有人的奴隶制那样,在世间如此根深蒂固。法律面前人人应该自由平等的建议,放在过去,也不过是场大梦罢了。


然而在18世纪和19世纪,出现了一种新的政治理想——它宣称人人生而平等,人人被赋予生命、自由和诚实所得财产不可剥夺的个人权利,这些权利不应丧于世间任何人之手。奴隶制,亚里士多德看法中某些人的自然状态,在19世纪结束以前,通过人观念的力量和不懈的努力走向终结。


在18世纪,重商主义(18世纪的中央计划)被当成是国家繁荣必要而有利的条件。连亚当·斯密在《国富论》(1776年)中也认为,重商主义观念对人思想行为的影响控制力太强,自由贸易无论如何都无法取胜。然而1790年亚当·斯密去世后,贸易自由和企业不受束缚的体系,首先在英、美两国建立起来,然后在世界其他地方一步步实现。


这一切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主张在人际关系中排斥暴力、反对压迫的个人权利政治哲学兴起,并在局部取得了胜利。


自由能赢的想法就在那里


今天我们无法想象,自由会如何战胜我们目前家长作风的政府,就如同许多人在1940年无法想象一个没有德国纳粹、苏联公有制或美国罗斯福新政的世界。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是不可能的。


正因为未来是未知的,所以我们有信心,趋势能够也将会改变,就像过去一样。今天我们不可能全然知道,自由的友人明天将会怎样发挥想象、清晰表达,以结束政府对我们生活的控制。但是,自由的观点就在那里,等待着更畅晓的阐述、更充分的呈现,就像早些时候自由的友人对奴隶制和重商主义切中要害的驳斥。


1951年,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指出:“当今(社会)进化的趋势是可以改变的,且迄今为止,它们几乎总在变化当中。但它们发生改变,仅仅是因为它们遭到坚决的反对。如果没人鼓起勇气,去攻击其根本的教条,那么希莱尔·贝洛克口中所谓‘奴性国家’占上风的趋势,当然就是不可逆转的。”


因此,唯有一件事是我们可以预测的:耐心、坚韧、相信观念的力量,对个人权利和自由市场表达清晰的辩护,将为我们许多人实现心中渴望的自由社会,提供最好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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