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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 88 次阅读2018-3-20 09:18 |系统分类:以史为鉴

羽戈:以史为鉴为什么那么难?


关于历史的格言,有两句立意恰巧相反。巴枯宁说:“历史唯一的用处是警戒人们不要再那么样。”这是老生常谈,我们都不陌生。周作人则道:“历史唯一的用处是告诉人又要这么样了!”此言听起来有些武断,回头想想,却非全无道理。

这两句话的冲突之处,在于结果,其实巴枯宁和周作人的出发点非常一致,即把历史当作一面镜子。不过巴枯宁谈的是应然:后人揽历史之镜自照,理当避免重蹈前人的覆辙;周作人谈的则是实然:历史之镜照亮了我们的眼前路,然而明知覆辙在前,偏偏难以避开,故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许多时代,历史都是悲剧的重复,用托克维尔的话讲,历史这座画廊,“原作很少,复制品很多”。

发人深省的问题在于:为什么在巴枯宁所发出的警告之下,我们一再陷入周作人所诅咒的困境?为什么在“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的警钟之下,肉食者前赴后继,跌倒在同一个坑里?譬如历朝历代的皇帝,几乎都被教导“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然而那些昏君和亡国之君,偏偏要亲小人,远贤臣,甚至囚禁、诛杀贤臣,终而断送了自家和王朝的性命。

人类,何以至此?历史,何以至此?假如历史正如周作人所言,如宿命,如魔咒,它之于我们还有什么意义?

古往今来,我们都喜欢谈历史的意义。不过不得不承认,历史所能焕发的意义,正取决于现实的发掘,此即西哲所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由来。时代不同,历史之镜的表现则迥异:有些时代,白昼如夜,历史之镜被无垠的幽暗所笼罩,难觅一丝光芒;有些时代,历史貌似镜子,实为版画,任何人去照,都是同一副依现实雕刻的盛世光景;有些时代,历史如一面哈哈镜,只能照出扭曲的人性与人心,而无一丝真相可言;有些时代,历史如一面魔镜,为阴毒的王后所垄断,真相随之沦为其囊中之物,与民众没有一分关系;有些时代,历史之镜终于恢复了正常,不料国人竟丢失了照镜子的习惯,他们所乘坐的时代列车一往无前,绝尘而去,倘能回头,则可从镜中窥见时代的背面,其实千疮百孔,白骨累累;有些时代,国人终于从历史之镜照见了现实的病症与伤口,却不知该如何应对,只能任其滋长,其结局,便是周作人那句感言,杜牧《阿房宫赋》结尾的感慨,亦如此理:“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让我们放弃对历史之镜的素描,而加以归纳。在我看来,对待历史,大抵有三种失败的态度:不知以史为鉴,不愿以史为鉴,不能以史为鉴。

所谓不知以史为鉴,可一分为二,一是不知有历史这码事,二是不知历史是一面镜子。前者只能解释为智商欠费,代表人物当推晋惠帝司马衷,王夫之有言:“惠帝之愚,古今无匹,国因以亡。”对这样的人,你给他讲历史,他也许会说:何不玩过家家?至于后者,涉及对历史的偏见,如把历史当作垃圾站,堆积的尽是废物,抑或博物馆,储藏的尽是古董,陈旧而过时,于现实并无意义;或者自以为掌握了绝对真理,主宰了世界方向,便视历史于无物,一脚踩进过往的尘埃。

所谓不愿以史为鉴,即知道历史是一面镜子,却不愿观照,而背过身去,逃之夭夭。这种人心里到底怎么想,自负还是恐惧,掩耳盗铃还是讳疾忌医,谁也说不清楚。看起来他们的视力和头脑相当正常,似乎只能归结为心理问题。如果要贴标签,不知以史为鉴可谓历史虚无主义,不愿以史为鉴则接近历史犬儒主义。当然有一种例外,有些人压根不拿历史当回事,所以不愿照镜子,正如不拿未来当回事,他们所奉行的准则是“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

有待细说的是不能以史为鉴:他们把历史视作镜子,并主动站到历史之镜面前,然而所照见的事物,却模糊、扭曲,以此为路标,他们终将误入歧途,重犯前人的错误,甚至比前人错得更离谱。

这里面第一种可能,即有意以史为鉴,然而对历史认知不足,进入宝山,只拿到一堆废铜烂铁。如何兆武谈吴晗,他认为吴晗的明史没有研究好,要是研究好了,“他不至于犯那个错误”。吴晗所犯的错误,一是未能摆正知识人与政治的关系,二是未能认清权力者的真实面目,这两点,只要深入研究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必有所得。

第二种可能,即对历史的认知足够清晰,所开出的药方却趋向极端。因唐朝亡于藩镇割据,宋朝执政者遂反其道而行之:重文轻武,拼命打压武人;限制地方权力,将原本属于地方的事权、军权、财权、司法权等都统统收归中央;一反唐朝“守外虚内”,而以“守内虚外”为国策。这么一来,藩镇割据的风险诚然解除了,不过导致头重脚轻,地方贫弱,边患四起,无力抵御,最终,宋朝未亡于内乱,而亡于外敌:北宋亡于金,南宋亡于蒙元。这大抵便是以史为鉴,自己反成殷鉴的典型案例。

第三种可能,说起来真是悲哀,有些先贤反思历史,无论态度还是心智都是当世一流,然而始终无法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拿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关系来说。古人先是开出了封建制,鉴于封建制之失,继而开出了郡县制,此后千年,便一直在这二者之间辗转反侧、左支右绌,到顾炎武手上,发明了中庸之道:“有圣人起,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而天下治矣。”即以郡县制为主,封建制为辅,以郡县制为面粉,封建制为酵素。这听上去何其美妙,可惜还是解决不了问题。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原来封建制与郡县制本身便充满毒素,不能炼成解药。这两种政制所追求的目标,不是人民的权利,而是统治者的权力,不是为了保护人民,而是为了驾驭人民。不以民权为基础,不以民主为源流,无论如何“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都无法找到“天下治”的出路。

这三种可能,共同诠释了后世为什么不能以史为鉴。明乎此,也许便可理解,何以历史会深陷治乱循环,在同一漩涡沉浮千载,从而不得不接受周作人的结论。我要补充的是,对第三种可能的评述,似乎有点苛责,因为顾炎武们的局限,属于人力与时代的局限,一个人的思想水平,未能超越他所生存的时代,再也正常不过。不过反过来讲,历史研究恰恰就是要超越过去,以史为鉴的最大意义,不仅在温故知新,更在推陈出新。当然,要在旧邦开出新命,不仅需要理性,需要视野,还需要勇气,需要责任:我们在追问“历史能为我们做什么”的同时,还有必要扪心自问“我们能为历史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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