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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 24 次阅读2018-5-4 09:08 |系统分类:中外观察

傅国涌:五四时代是什么样的时代?

学者傅国涌

以往我们对“五四”的理解有很多误区,我简单地概括并列举一些:将“五四”单一化地理解成全盘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将“五四”政治化,认为“五四”使马列主义在中国出现,甚至还有一个极端的说法是“五四”导致了“文革”;将“五四”狭隘化,纯粹看作是1919年5月4日学生上街游行以及由此引发的学生和民众运动。当然还有其他一些误解,比如说“五四”是不主张私有制的,“五四”只讲思想、不讲制度,那一代知识分子没有对制度进行讨论……诸如此类,实际上跟“五四”的真实面貌都有差距。

那是值得生活的、非常有魅力的时代

我所理解的“五四”不是1919年5月4日发生的事件,而是1919年前后那个时代,是五四时代。在我心目中,“五四”不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只是一个较好的或者次好的时代。而在整个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大凡追求最好的,收获的很可能是最坏。这个世界上从来不存在最好,只有更好的、较好的、次好的。如果这么说,“五四”就是一个值得我们生活的时代,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时代。

我所了解的“五四”不是一个政治的“五四”,也不仅仅是一个文化的“五四”,而是一个社会的“五四”、经济的“五四”,是一个全面的、多元化的“五四”。我留意过五四时代的经济史,发现今天讲的民营经济这些东西,在五四时代是天经地义、根本不需要讲的。今天的老百姓要创办一家私营银行,恐怕还有制度的障碍,但在五四时代,任何一个中国人,只要有能力、有勇气,甚至不需要巨额资本,就可以注册一家民营银行。从1915到1925这10年间,中国出现了大量的民营银行。最早的海归派之一陈光甫在上海创办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本金只有7万元,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小的银行,但很短时间内就发展成了上海举足轻重的大银行。陈光甫后来被称为“中国的摩根”,在美国、欧洲享有很高的声望。所以,抗战时国民政府才会派他和胡适到美国去借款。作为美国密歇根大学的留学生,他没有资本,也没有显赫家世,白手起家创办银行,而且做得非常成功,创立了很多在金融业界可以成为标本的做法,包括一元钱起存——今天看来十分平常的事情,在90多年前的中国却是创举。

五四时代不仅可以随便办银行,更可以自由创立企业。另一个海归派、一代“棉纱大王”穆藕初,回国后就创办了一系列的纺织企业。荣德生、荣宗敬号称“纺织大王”、“面粉大王”,尽管他们创业的起点是1900年,但他们的企业真正做大、起飞也是在五四时代。那一代民营企业家几乎都在五四时代发扬光大,成为各自领域的“大佬”。其实,什么私有制、股份制、民营企业等,都不是新生事物,在五四时代早已是稀松平常的事情。谈论“五四”是不能离开这个经济背景的——那确乎是一个社会经济多元化的时代,经济的多元化促进了思想的多元化。

回看“五四”不能只盯着北大师生

我们现在提起“五四”,往往只看到学生、知识分子,其实那个时代企业家的声音一点都不亚于知识分子——他们的声音大得很,而且更有实力。他们跟我们这个时代的企业家完全不是一回事。那个时代的企业家本质上还是读书人,无论是留学归来还是没有什么学历的,无论什么出身,他们都对国家和故土怀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情感。这种情感绝不是今天“抵制家乐福”那种情感,它是一种刻骨铭心的对这块土地的连带感,他们要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这块土地——这种爱国不是我们今天理解的画一颗五角星在QQ头像上。这些企业家今天看来更像读书人,他们的业余时间都爱看书。我发现这些做得非常成功的企业家,他们的休息时间,特别是晚上,常常是在做跟国家命运有关、跟文化有关的事,而不是跟娱乐有关的事。

回看“五四”,不能只看当时的北大教授们怎么想、怎么做,而应该把那个时代企业家想什么、做什么和北大的师生做什么联系在一起,才可看出那个时代更完整的面貌。

此外,我们不能只看北京这个政治中心在做什么,还要看看省会城市,甚至更偏远地方的人在做什么。“文学研究会”是在北大发起的,但在江苏苏州一个叫甪直的小镇,有一位小学教师叶圣陶,虽然生活在小地方,但他跟北大师生的精神生活是同步的,他也是“文学研究会”11位发起人之一——因为叶圣陶有个中学同学在北大读书,他们就可以这样连在一起。而北大学生也绝对不会认为叶圣陶是小学老师,没有读过大学,跟我们混在一起做发起人会有什么不得体。那个时代的人们对这一切都感到很正常。

言论自由对五四时代的人来说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你想创办报刊就可以创办。当然那个时代也有压制言论自由、关闭报刊的事,但关了报馆可以再开,这在法律上没有限制。结社自由在那时也是稀松平常的。周恩来们在南开有觉悟社,毛泽东们在长沙有新民学会。如果过多地把目光局限在五四时代军阀统治的维度上,只看到军阀混战,只说外国压迫中国,可能会过于片面——包括上海的租界本身也是个悖论,租界在带来治外法权、国中之国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加先进的文明,带来很多新事物,比如说“律师”就是在租界里面先示范而后影响全国的。甚至一些非常细小的事,比如街道的整齐、自来水的出现、电灯的出现都是模仿租界。中华民国作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之所以在中国产生,租界也是有贡献的,上海的租界保护了许多革命党人。

“五四”时当政的徐世昌恰好是文人总统,而不是一介武夫。在徐之前,黎元洪也好,袁世凯也好,以及后面的冯国璋、段祺瑞、曹锟、张作霖这些人,确实都是军阀。虽然徐世昌是从袁世凯的幕府里走出来的,但是与拿枪者有所不同。在他当总统期间,正好是“五四”的黄金时代。文人政府当然比张作霖这些人要收敛,要更为节制。几乎家喻户晓的是,“五四”学生上街的手段是很激烈的,把赵家楼烧掉了,把章宗祥打了。这些事情在法律上都是可以讨论的,并不一定都是爱国行为了,而且曹、陆、章都是“卖国贼”这种说法也是值得讨论的事情。学生运动本身,就是“五四”上街这件事也是值得反思的。当时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后,一部分比较激进的学生直接往赵家楼去,然后放火、打人。当时北大教师梁漱溟就写文章说这样做是违法的,不能在爱国的旗号下为所欲为,爱国不是万能灵药,不能打着它的旗号做法律之外、人情之外、天理之外的事。


那个时代才能产生真正学贯中西的人

回到“棉纱大王”穆藕初。他在自己创业不久、赚的钱不是很多的情况下,竟然计划拿出一笔巨款,在经过“五四”洗礼的学生当中选五个人,赞助他们赴欧美留学,这完全是用民间的方式建立基金会。穆藕初委托蔡元培(以及胡适、蒋梦麟、陶孟和这些人去辅助)物色候选人,最后选出段锡朋、周炳琳、罗家伦、汪敬熙、康白情(他们在五四运动中都有突出表现,此时却被激进的学生们讥讽为“五大臣出洋”)。这五位学生回国后在学术等领域都有建树。

在五四时代,企业家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是非常默契的。穆藕初到北京,都是跟蒋梦麟这些人游玩,而不是去跟达官贵人往来。企业家的心中有一种对知识的敬畏,对精神的敬畏。那个时代,传统的东西并没有失落,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传承到1919年前后的那几年,不仅没有被反掉,而是有非常好的传承。中国文化温情、美好的一面,在那些知识分子和企业家的身上仍保留着,西方文化中进取、向上的一面,他们身上也有了。也只有那个时代才有可能产生真正算得上学贯中西的人。

林毓生先生有个著名观点,认为“五四”是全盘反传统,是要打倒中国的传统文化。鲁迅讲“青年人不要读中国书”,胡适讲“中国百事不如人”,钱玄同讲“废除汉字”……这是老师一辈的一些言论,学生一辈的傅斯年、罗家伦也有类似说法,但在这些片言只语后面,仔细看“五四”的代表人物,老师一辈的胡适甚至那位“只手打孔家店”的吴虞恰恰都是熟悉传统文化的人,而且一辈子都没离开传统文化。胡适晚年致力于《水经注》的版本研究,鲁迅虽然叫别人不要读中国书,尽量读外国书,但他自己读的还是中国书多。弟弟周作人说鲁迅读得最多的是野史,所以鲁迅的精神资源很大一部分还是来自中国文化。

所以,不能只看这些人说过几句貌似很激烈的话,就断定他们是全盘反传统的。事实上,当时北大的学生有主张白话文、办《新潮》的,也有主张文言文、办《国故》的,校方都给予了支持。在北大,马克思主义者可以搞自己的小社团,甚至在北大校刊上公开发表马克思主义社团的宣言,但北大讲其他主义的更多。任何主义,任何不同的思想、主张,都可以在北大同时并存。这就是蔡元培讲的“兼容并包”,它在当时不是一句空话,也不只是北大这么做。杭州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也办了类似于《新潮》的杂志《钱江》、《双十》,但同时有一个反对白话文的学生凌独见一人创办一份杂志,就叫《独见》,背后也有一些老师支持,这本刊物全部用文言文,不带标点。


这才是真实的“五四”。那时没有游行示威法,上街集会、游行是天然拥有的权利——那个时代真正是“大社会、小政府”,北洋政府比较弱,政府越弱,社会越大,社会的空间越大,所以才会产生相对开放、相对宽松的时代。

后人回眸那个时代,总感觉隐藏着什么不同的东西,其中一个不同就是中国文化的根还没有被切断。胡适们虽留洋多年,但骨子里仍是传统的中国人,他们身上有中国文化的一面。我们不能狭隘地把中国文化理解为儒家文化、“四书五经”那一套。中国文化有很多侧面,特别是我们现在忽略的东西,比如说中国文化中非常强调地域文化,每个地方的文化都独具个性魅力。胡适就是典型的徽州文化的产儿,虽然有西方文化给他的滋养。鲁迅身上带有江浙文化特别是绍兴文化的印痕,包括一些负面的因素也是绍兴文化带给他的,但是他最有魅力的一面同样是地域文化带给他的。抗战、“文革”,一轮又一轮对文化的毁灭,对文化的伤害,到最后不但切断了几千年精英文化的根,也切断了草根文化的根,切断了地域文化的根,而地域文化恰恰包含一个人安身立命最需要的东西。今天的四川人、陕西人可能差异不大,但在50年前、100年前,其差异是非常大的。地域文化如果传承、延续下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抵抗大一统王朝的压榨,因为每个地方有它自己相对独立的文化体系,连换王朝也换不了的一套文化、习俗等。

不幸的是这样一个时代很快结束了

如果说“五四”是全盘反传统,乃至导致了后面的“文化大革命”,这在历史的链条上很难找到印证。“五四”和“文革”之间没有任何可以连接的地方。“五四”强调的核心词之一就是独立的个人主义;五四时代最流行的主义是无政府主义,这是政府打压的对象。那些信仰无政府主义的人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人品好,如巴金,再如三十几岁就病故的辛亥革命元老刘师复——他不要政府,干脆连姓也不要了,就叫师复。无政府主义在当时还是一股非常向上的思潮,青年毛泽东也曾被吸引。这股思潮只开花不结果,但我们不能因此否定它曾经的意义和价值。追求无政府主义的本身也是对社会公正的一种诉求,不是简单地去建立一个无政府主义的天堂。五四时代,政治看上去甚至有点边缘,因为社会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放,人们就不太把政府说的话当回事,社会的价值评判体系并不掌握在北洋军阀手里,总统、总理、总长不代表真理。“五四”的最深的魅力就在这里——权力中心和真理中心不是合一的,而是分离的。人们跟政府之间,跟权力之间保持着一种相对游离的状态。我们还不能说那时已有了非常成熟的公民社会,但至少有相对独立的个人空间,有相对独立的民间社会,从经济上看是这样,从文化上看是这样,从政治上看也是这样。不幸的是这样一个多元的、有各种可能性的时代很快就结束了。

若概括“五四”的特征,第一个重要特征当是社会的出现,或者说社会的解放。我们现在也讲思想解放、个性解放,但最本质的解放应该是社会的解放。只有社会解放了,思想解放、个性解放才不至于成为空话。真正的解放是自己解放自己,而不是某个救世主来为你做主,来解放你。

第二个特征是语言的转换。虽然文字只是一个符号,一种表面的东西,但是它的背后是思维方式的转换。文言思维和白话思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思维,文言相对更具有贵族性,是少数人拥有的权利,而白话就是口头随意说的话。一个时代选择一种语言作为主要语言,思维方式也必会随之相应改变。

第三就是价值评判体系的多元化。“五四”之前,中国已废除了科举,但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整个价值评判体系还停留在科举时代,还是“学而优则仕”。只有到了五四时代,我们的价值评判体系才开始多元化。一个人上了新式学堂,留洋回来有无数不同的出路,可以去银行当职员,可以去工厂做工程师、做管理人员,也可以去学校做教师,可以做编辑、记者……不再是几千年来那种“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单一模式。正是这样一个时代才会产生新文学、新思潮。

整个五四时代,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很有代表性,但我们常常忽略了《新青年》之外的其他刊物,比如1917年创刊、1925年停刊的《太平洋》杂志。如果要研究中国近代史,在我看来《太平洋》的价值不亚于《新青年》。《新潮》、《新青年》不讨论制度性的问题,只关注思想文化层面的东西,《太平洋》恰恰是以制度讨论为主的政论性杂志,在这上面发表文章的学者,包括北大教授王世杰、陶孟和、周鲠生、李大钊、胡适、李四光以及李剑农等人。关于分治还是统一,联省自治还是中央集权制的讨论,当时曾经非常热闹,《太平洋》上几乎每期都有这样的文章。

《新青年》上的随感,那些关于文化、思想的讨论和《太平洋》杂志上关于制度的讨论放在一起才构成了“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完整的思想图景:他们到底想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如果我们单独把《新青年》拿出来说这就是“五四”,那我们看到的“五四”就是片面的。我个人有一个猜测,1949年以后我们对《新青年》顶礼膜拜,把它放大到足以遮掩当时所有报刊的程度,应该跟《新青年》后来的转变有关。1920年以后《新青年》变成了一本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杂志,所以它身上就天然地罩上了政治正确的光环,其他重要报刊却被慢慢地淹没、遗忘了。

他们是为“美好的今天”而奋斗

历史留下的遗憾是,五四时代那种多元的思潮并存,人们可以坐下来讨论、对话的社会气氛,在“五卅”之后激荡的民族浪潮中不可能幸存下来——加上两大国际背景:一个是红色思潮崛起,另一个是二战——比较片面、激烈的思潮逐渐占据上风。对中国来说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占据青岛起,不用等到“九一八”,在这样一种民族危机的压力下,“五四”那种生活方式很难再维持下去了。所以,在“九一八”之前,胡适在学生中的影响要比鲁迅大得多,而“九一八”之后,鲁迅的受欢迎程度日趋上升。鲁迅其实从来没有抗日言论,没有写过什么抗日文章,他跟日本人关系非常密切,也是留日出身,但是他杂文里面民粹主义夹杂着一点民族主义的因素,对政府、精英的冷嘲热讽,加上他出色的文学才华,似乎代底层、边缘、弱势群体立言的平民立场,要比代表精英文化的胡适更能吸引中下层的青年学生。慢慢地在民族危亡当中,理性的声音就失去了主导权。“五四”那种多元的、开放的,试图通过和平、渐进的方式来推动中国的路径渐渐处于下风。

“五四”当时确实有军阀混战,有各种不同的力量,但那套宪法、国会、内阁的框架已经搭起来了,也是事实。“五四”虽然有很多不足(任何时代都会有不足),但至少给每个人提供了追求梦想的各种可能性。蔡元培去世后,陈独秀写了一篇文章说,“五四”没有领导人,但在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是他和蔡元培、胡适三个人。这三个人基本上代表了三个不同的方向。胡适代表一条渐进的变革之路,蔡元培更大度一些,他是讲兼容并包的,大肚能容天下难容之事,甚至能兼容左右翼。陈独秀是胡适的另一面,代表了以激进革命来改造社会的道路,当然,他到晚年也反思了,回到了没有踏上激进之路的前“五四”状态。中国最后选的是陈独秀的激进之路,陈独秀反思了,但别人沿着他的路走下去了。历史有很多的峰回路转,有很多的“之”字形,走来走去,这个历史又走回来了。

蔡元培、陈独秀和胡适

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理应比五四时代更好——当然,更好的前提是我们愿意付出多少努力。这里,我想借用米奇尼克的两句话来定位“五四”:其一,“我们不是为美好的明天而奋斗,而是为美好的今天而奋斗!”这个说法对今天的国人来说多么新颖,但是放在“五四”时代,他们的每一天都是新的,每一天都是可以追求的。在90年前,他们“为美好的今天而奋斗”早就是现实了。其二,“为一个不完美的社会而奋斗,不是为一个完美的社会而奋斗!”宁愿为一个不完美的社会奋斗,也要比为一个虚无缥缈的完美的天堂而奋斗更好。

地上建不起天堂,我们只能建设人间,生而为人注定只能做人间的平凡事。“五四”那一代人没有为天堂而奋斗,他们只是在实践他们自己的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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