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先生1929年在《王国维先生纪念碑文》中指出：“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认为：此短文既是对王国维一生的高度概括，也是陈寅恪自己一生的生动写照；既是悲壮的墓志铭，也是豪迈的警世训。

陈寅恪所说的“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与德国哲学家费希特（1762-1814）的一个论断异曲同工。费希特的论断是：人生有两种权利，一种是现象的、暂时的、感性的权利，另一种是本体的、永恒的、理性的权利，作为个人，前者可以通过社会契约而让渡给统治者，而后者则不能让渡。思想自由就属于后一种【转引自谢维营等所著《本体论批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41页）】。也就是说，思想自由是天赋人权。

西方民族自古希腊先哲起就前仆后继地奋斗着：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培根、笛卡尔、洛克、牛顿、莱布尼茨、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康德、费希特、黑格尔等等，终于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后逐步实现了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从而使社会发展日新月异，使公民的幸福指数节节攀升。

反观中国，数千年来，文字狱或变相文字狱久行不衰、无所不用其极！这与我们这个民族的信仰状况有直接关联。我们至今没有找到真信仰，尽管数千年以来我们接连不断地树立了多种伪信仰。尽管伪信仰多种多样，但其内核只有一个，且高度稳定、始终未变。这个内核就是：权力崇拜。我知道，很多国人不愿意承认这一点。然而，口头上如何表白是一回事，骨子里信奉什么又是另一回事。权力崇拜必然导致官本主义。官本主义的本性是：当权者倚仗暴力，处心积虑地愚弄百姓、拒绝监督、为所欲为。官本主义的最大克星就是言论自由——凡是依“暴力＋谎言”来维持的统治，都经不起言论自由的巨浪淘筛。当官本主义成了实质上的“立国之本”的时候，大搞思想垄断、打压言论自由就一定会成为不二法门。中国之所以数千年停滞不前且充满痛苦，就是因为思想被垄断了。

自由，是全世界人人都在追寻的终极目标。作为天赋人权，思想及其表达的自由则是人类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这种自由若是受到了打压，则创造力的精神火花就被扼杀掉了，社会进步的种子也就被扼杀掉了。思想及其表达的自由也是一种舆论监督力量。“大跃进”时期若有言论自由，则“大跃进”提案很可能遭到否决；即便是提案没有被否决，那也会在“大跃进”的恶果刚刚显露时就被制止，而绝不会酿成饿死三千七百多万人的惨剧。思想及其表达的自由还是人的日常精神追求的主要方式，而中国特色“立国之本”则堵死了人民群众探求真理、真相的一切路径。此路径一旦被堵死，则陈寅恪所说的“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就落空了；但是，唯有求真，才能使人高贵，使人睿智，使人安宁。此路径一旦被堵死，则人生的意义感势必大打折扣，幸福指数势必一路下跌，人的一生势必处于无休无止的精神苦闷之中。精神苦闷之下，主流民众势必以寻求刺激来填补苦闷——搞搞笑吧，戏说戏说吧，及时行乐吧，干脆娱乐至死吧——这岂不是离动物世界越来越近了？！万般无奈之下，主流民众势必以说假话、官话、套话为时尚，以对一切恶行都保持沉默为美德，以明哲保身、逆来顺受为荣耀——奴才人格便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了。

数千年来，我们这个民族为了保住官本主义这个实质上的“立国之本”，真是赴汤蹈火、在所不惜啊！我们只要略微回顾一下近代以来的三次官本主义保卫战，就不难看出这种官本主义信念是何等顽固，同时又是何等愚蠢！第一次是1894年（兴中会成立）至1912年（民国成立）共和派与保皇派的反复较量，其结果是：走向了共和，却难以巩固共和（民国初期复辟势力猖獗）。第二次是1921年（中共成立）至1949年（人民共和国成立）国共两党的反复较量，其结果早就妇孺皆知了。第三次是1976年（粉碎四人帮）至1989年……。

历史上一再出现这样的情况：在动乱时期，统治者的控制力被大大削弱，不能像往常那样打压言论自由了，知识分子因此而得以畅所欲言，文化、教育事业反而特别繁荣兴旺。春秋战国时代和民国时代就是这种“国家不幸士人幸（源自‘国家不幸诗人幸’）”奇观的典型。被誉为“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的西南联大就出现在民国时代。没有“西学东渐”祥风的劲吹，没有战乱时期统治集团控制力的削弱，就不会有西南联大的奇迹。西南联大的办学理念，简而言之就是：自由！自由的最大好处，就是尽情地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形成自己的独创能力，而个人的独创能力才是真正的第一生产力。在西南联大，从来都不搞思想教育，这样就实现了思想自由。有了自由，就有奔头了，物质条件上艰苦一些就根本算不上什么了——这就是西南联大成功的全部诀窍！这一点值得当代国人深思啊！当代国人不缺物质条件，缺的是自由啊！ 

“国家不幸士人幸·士人不幸国家幸”终究是一个怪圈，任何民族都不可能在怪圈中真正崛起。必须走出这个怪圈，走向“国家士人双赢同幸”！怎样才能走出怪圈呢？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把天赋人权——思想及其表达的自由——还给全体公民。只有全体公民都享有了思想自由及其外在表现——言论自由，这个民族才能告别奴才人格、从而焕发出勃勃创造力，这个国家才能真正强大起来！

胡适指出：“争取你自己的权利，就是争取民族的权利；争取你自己的自由，就是争取民族的自由。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绝不是由一帮奴才建成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从来就不是高层设计出来的，而是热爱自由的特立独行者们顶着风险争取过来的。我们这个民族并不缺先知先觉的英雄豪杰啊，林昭、顾准、张志新、遇罗克、陆兰秀、王申酉便是！只是，他们的事迹几乎从未得到官方媒体的宣传（1979年对张志新的宣传是历史转折关头的一个例外）。自互联网兴起以来，一场规模空前的网上启蒙运动已全面展开。令人惊奇的是，不计其数的网友自觉自愿、不计回报地在网上撰文，为普世价值助威，为自由民主呐喊！在网友们的努力下，变相文字狱越来越显得不合时宜和愚蠢至极。其实，愚蠢者之所以愚蠢，是因为他们利令智昏。有那么一批当权者在既得利益的驱使下，竟然耗费了巨额资金，用来打造数字信息障碍，企图把中国变成一个信息孤岛。但这只能是螳臂挡车！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星星之火，终将燎原！陈寅恪先生倡导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定将在中华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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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先生纪念碑文

文/陈寅恪

海宁王先生自沉后二年，清华研究院同仁咸怀思不能自已。其弟子受先生之陶冶煦育者有年，尤思有以永其念。佥曰，宜铭之贞珉，以昭示于无竟。因以刻石之词命寅恪，数辞不获已，谨举先生之志事，以普告天下后世。其词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中华民国十八年六月三日二周年忌日国立清华大学研究院师生敬立）

【参考译文（“其词曰：”之后的主干部分）】士人的读书治学，其目的正是为了使自己脱离世俗观念的束缚，真理也因此而得以发扬光大。思想而不自由，那还不如死了的好！这是古今志士仁人所共同献身的信念，岂能是那些平庸鄙劣的人理解得了的？！先生以一死来彰显他独立自由的理想，而不是像某些人所说 是为了个人的恩怨、旧朝的兴亡。如今，立块石碑在此校舍，表达一些哀思，让人们记住他，以忆哲人的刚烈气节，叹命运的深不可测。将来的事情难以预料。先生的著述，其影响可能会随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先生的学说，将来也可能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唯有这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纵然经历千万年，也会如天长、如地久，像日、月、星辰那样永放光芒！

注：本文转载自“猫眼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