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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 49 次阅读2018-6-28 08:14 |系统分类:中外观察

梁漱溟论中国文化五大病

文:思想酷


到底什么是“中国文化”?多数人除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等几句空泛的口头禅,似乎也说不上来其他东西。有的人会端出来那十二字箴言“仁义礼智信忠孝节悌恕勇让”,但是,如果说我们从小就是受这种“中华文化“的教育与浸染,为何今天遍地不堪入目的人和事?中国文化当然有极其优秀的内涵所在,但绝不可否认,其巨大的糟粕也几千年来一直“滋养”着我们!


梁漱溟(1893-1988),现代新儒家早期代表人物,获誉“中国最后一位大儒”


鸦片战争后,晚清政府开始了自强运动,推行约三十五年后,以甲午战争战败终止。


这场洋务运动的实际运作者都是官员,他们吸收了一些西方知识,一开始先附会到中国古代经典,为的是证明经典上曾经出现过,因此属于可行方案。后来他们慢慢察觉到中西文化之差别,逐渐不再完全以中国传统思维去审视世界。


满清被推翻后,民初的知识分子励精图治,想让中国奋起,开始检讨中国文明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这场运动中,出于实用立场而采用西学成为当时主流,但对中西文化思维之评判,仍被知识分子所重视。


这其中,梁漱溟的贡献尤大。在“救救中国”的口号下,梁漱溟归纳出中国文化五大毛病,分别是幼稚、老衰、不落实、落于消极后亦再没前途和暧昧而不明爽。


幼稚:梁漱溟指出,中国古代长期施行家族制,导致现今虽摆脱了宗法封建社会,其依稀影子却一直挥之不去。家族制度下,个人的想法不被重视,塑造了个人无须要思考的环境与封闭型社会,容易使迷信与盲从孳生,久之流俗诟病特多:


“中国文化实是一成熟了的文化,然而形态间又时或显露幼稚。举例言之,人与人之间的隶属关系,为封建社会之象征者,在中国社会中即未能免除。子女若为其尊亲所属有,妇人若为其丈夫所属有。乃至主奴之分,许多地方亦且有之。中国虽已经不是宗法社会,不是封建社会,而总被人指目为宗法社会封建社会者,盖亦由此等处而来。其实它乃以走伦理情谊之路,既鲜西洋中古对于个人过分之压制干涉,遂亦无西洋近世个人自由之确然奠立。”


老衰:造成“幼稚”现象的根源是什么?梁漱溟认为,这恰恰是因为中国思维比起西方早熟而老衰,评判标准为两个文化下的“理智”与“理性”不同:


“理性、理智为心思作用之两面,知的一面曰理智,情的一面曰理性,二者密切相连。譬如计算数目,计算之心是理智,而求正确之心便是理性。”


他认为,理性最高表现是达到儒家的精神境界,儒家精神早已存在,但尽管中国理性早启,却没有好好发展,久之使原初精神丧失,遂使整体落入了“老衰”:


“中国文化本来极富生趣,比任何社会有过之无不及;但无奈历史太久,传到后来,生趣渐薄。此即所谓老衰了。譬如骑脚踏车,初学亟须用心费力左右照顾。习惯成熟,便抽出其中自觉心,而动作机械化。必要这样机械化,才腾出心力来向更高阶段用去,如骑在车上玩许多巧妙花样把戏等。社会亦复如是。常将许多合于需用之事,保留传习,成为习俗制度。自一面谈,这于社会生活极有方便,是很好。但另一面,又因其变得机械僵固,积重难返而不好。中国文化一无锢蔽之宗教,二无刚硬之法律,而极尽人情,蔚成礼俗,其社会的组织及秩序,原是极松软灵活的。


然以日久慢慢机械化之故,其锢蔽不通竟不亚于宗教,其刚硬冷酷或有过于法律。如一个为子要孝,一个为妇要贞,从原初亲切自发的行为而言,实为人类极高精神,谁亦不能非议。但后来社会上因其很合需要,就为人所奖励而传播发展,变为一种维持社会秩序的手段了。原初精神意义浸失,而落于机械化形式化,枯无趣味。同时复变得顽固强硬,在社会上几乎不许商量,不许怀疑,不许稍为触犯。触犯了,社会就予以严厉之压迫制裁,此时一遇西洋新风气的启发,自非遭到厌弃反抗不可。厌弃就是因为领会不到它的意味,反抗就是不甘服这种强性压迫。假使在当初中国文化方兴,礼俗初成,意趣犹新,自觉未失,则断不会有此。所以其病完全在老衰这点上。”


不落实:在儒家思想笼罩下,中国古代只重视伦理,把精力放在伦理(和谐)社会的平衡稳定上,造成经济政治发展停滞不前,理想社会变成眼高手低,成为“不落实”的半套政治现况:


“西洋文化从身体出发,很合于现实。中国文化有些从心发出来,便不免理想多过事实,有不落实之病。何谓现实?何谓理想?现实不外两个字:一是利益之利,又一是力量之力。力量所以求得利益,利益所以培养力量。二者循环发展,可通为一。从身体出发者,所务正在此,是故西洋文化为现实之路。反之,若一发乎理性要求,而不照顾到此,那就是理想了。”


落于消极后亦再没前途:梁漱溟认为,根据“天演”理论,文化发展应以力量求利益,利益则培养拓大其力量,力量又求利益,如是回环推进不已,利与力二者互通为一。而中国只积极于伦理,经济政治“落后之后,不再积极”:


“以隐其力于伦理而政治不发达——政治消极,失其应有之发展进步。它似乎是积极于理,而不积极于利与力;然理固不能舍利与力而有什么表现。卒之,理亦同一无从而积极,只有敷衍现状,一切远大理想均不能不放弃。中国文化多见有消极气味者以此。同时,它亦再没有什么前途。”


暧昧而不明爽:千年来,中国的朝代更替看似有进步,实则无明确实绩,总是在维持老一套。引进西方思想后,中国好像处处皆有西方的概念原型,然观其脉络变化,又不同于西方,结果就是事事而非,凡事皆为模糊不清的态度:


“例如在宗教问题上,西洋有宗教,是很明白的,中国却像有,又像缺乏,又像很多。又如在自由问题上,西洋人古时没有自由就是没有自由,近世以来有自由就是有自由,明朗而确实。中国人于此,既像有,又像没有,又像自由太多。其他如:是国家,非国家?有阶级,无阶级?是封建,非封建?是宗法,非宗法?民主不民主?一切一切在西洋皆易得辨认,而在中国则任何一问题可累数十百万言而讨论不完。”


西方由于在中世纪过分压制人的自由,遂产生反动,推动了近世自由观念之确立,借此,西方中世纪走向了集体生活,在近现代进一步由集体转为国家。中国却是社会与国家相融,导致只有社会,没有国家。梁漱溟认为,西洋中古社会靠宗教,近代社会靠法律,宗教自来为集团形成之本,而集团内部组织秩序之厘定,即是法律。如此,西方符合了力(国家)、益(法律)和理(科学)三者积极向上的方式。


中国社会却是以道德代宗教,以礼俗代法律。西洋走的是宗教法律之路,中国走的则是道德礼俗之路,因人情俗礼导致道德败坏以及法律不张,比比皆是。加上中国把农渔牧矿等知识划在学问之外,理性早熟反而压缩了理智,当然无法成就出科学来,也使整体上缺乏了创新意识,遂堕落为暮气沉沉之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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