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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 96 次阅读2018-7-28 22:22 |系统分类:文学艺术

悼念沙叶新:这些年他遇到的那些真人假人

文:李宗陶

著名戏剧家沙叶新先生于2018年7月26日5时去世,享年79岁。特发此文以表悼念!



沙叶新,1939年生,江苏南京人,回族,国家一级编剧。1957年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学习。1963年 7月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创作研究班,同年进入上海人民艺术剧院任编剧。1985年至 1993年任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 1956年开始发表诗歌和小说。主要作品有多幕话剧《假如我是真的》《陈毅市长》《马克思秘史》《寻找男子汉》《耶稣·孔子·披头士列侬》《太阳·雪·人》《东京的月亮》《尊严》《幸遇先生蔡》《都是因为那个屁》《邓丽君》及新作《自由女》等,独幕喜剧《一分钱》《约会》《〈风波亭〉的风波》《论烟草之有用》等。另著有电影电视剧本、儿童剧本、短篇小说、政论、杂文及散文百余万字。

这只是沙叶新在过去半个世纪里,与文化人、政治家、寻常人或深或浅或擦肩而过的一斑


回族,1939年出生于南京,后移居上海。1963年7月进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当编剧,创作《假如我是真的》、《陈毅市长》等剧,引起较大社会反响。

1985年任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1993年辞职。此后创作颇丰,《幸遇先生蔡》2009年获学院奖。现为国家一级编剧。他曾经的名片上印着:“我,沙叶新。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暂时的;剧作家——长久的;某某理事、某某教授、某某顾问、某某副主席——都是挂名的。”

沙叶新瘦了好几圈,化名“少十斤”已难形容。他不再是那个“身高1.66米(晨间1.67米、晚间1.65米),体重曾达150多市斤”的宽人,不过,“黄皮肤、黄头发、淡褐眼珠、红色中国心”没有变。

两年前,他得了胃癌,胃被切除3/4,没有了贲门;在接受采访时,他偶有被食物返流困扰的迹象。沙叶新说,“我不怕死。怕也死,不怕也死,陆陆续续、前仆后继都死了,怕它作啥?”

搬家整理书,找出一本1947年版的巴掌大小书《左拉》,书页焦黄,书脊也颓,沙叶新自己用针线重新装订,再读一遍,依然感动。他用沙哑的嗓音为我们朗诵那些打动他的段落。

虽然很多作品难以和读者见面,沙叶新依然每天很认真地读书写作,依然“每天为你的事业流一斤汗”。受《契诃夫手记》启示,沙叶新也有“手记”的习惯。“听别人讲话,看到听到一个故事、一个细节,忽然情有所动,笑了哭了,或者陷入沉思,那就要停下来想一想,并且随时随地写下来,这是作家应有的职业习惯。”他的电脑里有一些非常有趣的“想到就写下来”的文档——

“对死者以最大的浮华来赞美,对生者则漠视。”

“思考即受难。”赶紧补充:“这是马克思说的。”

“丧失底线、丧失底裤。”

“‘集体主义’?集体是虚幻的、抽象的,最多只是一些有共同利益的个人的集合。”

他正在构思文化系列中的“告密文化”和“崇拜文化”,关于前者,思绪纷纷——

“‘告密’可以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人的一盘散沙、窝里斗、大义灭亲、汇报制度、斗私批修,谁个人前无人说,谁个背后不说人,都和这个有关。”

沙叶新的社交半径颇大,跟他的性格为人有关。1990年代他与作家白桦、音乐家陈钢等8位沪上文艺界人士合资开过一家“三十年代大饭店”,兼做沙龙,办过许多文艺讲座和欣赏会。“钞票点勿清爽”(钱数不清楚)的沙叶新是称职的沙龙男主人之一,当年各地名流来沪,必到“三十年代”踩点。

沙叶新自称“书呆子一样”,直,轴。他会在正式的大会上对某人说:“你怎么拍马屁拍得这样恶心!”回族人的烈性基因此时可能在起作用。但他也很有人缘,凭的也是真和直——魏明伦当年还在自贡川剧团时,曾在沪上领教他的直,以及看手相的功夫。他敬重读书人,但他从没有停止过对读书人的批判。

他又是注意策略和方法的,以便自我保护、与人为善。譬如,受访后他打来电话,请记者不要写对某些人的批评,“以后如有机会,我会当面讲。”

每天吃5顿,少量多餐,锻炼3次,近2小时,包括八段锦、气功以及晚饭前做了几十年的体操。他的胃肯定在生长,他现在的胃口比切除手术那会儿好些了。

他对一儿一女的要求是“自立、诚实、有爱心”,其中“诚实”最重要。采访时,他揽过结婚40年的妻子,请摄影记者兼老朋友雍和为俩人合张影,前一天,是妻子的生日。“只有书和老婆,我是不外借的。”他在一篇短文里说。

沙叶新问余秋雨

沙叶新刚过完70岁生日。那天,好友们张罗了一个饭局给他祝寿。席间,某先生刚一就座,突然说:“沙叶新是坏人,我也是坏人,我们大家都是坏人。”接着解释:“在余秋雨先生眼里,我们都是坏人。”于是,有好奇者就向在座的一位先生求证:“我真的搞不懂,余秋雨这么斩钉截铁地说他不是‘石一歌’成员,甚至愿意拿出一年的收入来找举证人,到底有没有这回事?”那位先生淡淡道:“怎么不是呢?当时为了叫‘石一戈’还是‘石一歌’还推敲了一番。《朝霞》的负责人说,“才不要他的臭钱,告诉他,我们还没死!”席间还有一两位也是当年“写作组”成员或与之有过交际,都说:“办公室进进出出,都看到过他的。”

沙叶新与余秋雨是校友,后来,一个是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一个是上海戏剧学院院长,彼此有些欣赏。沙曾聘请余担任上海人艺的理论顾问。余杰指出余秋雨“文革”期间参加“石一歌”写作组的文章引起波澜后,有一天,沙叶新问:“难道那些质疑你的声音,真的没有一点道理吗?”余秋雨答:“连你也这样看啊?”沙叶新觉得自己不便再说什么了。

再后来,余秋雨称沙叶新为“沙警官”,并列为“四大咬余专业户”之一;而沙叶新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他误会了,我不咬人,也不专业,很惭愧。我也从来不希望提到他。”

“文章好坏在其次,关键是人品。他做作,不诚实。‘文革’是他一块心病。他的书在港台卖得不错,如果当地人知道他有过那样一段经历,销量一定受损,这时惟一能保护他的就是权力。他得到权力庇护后,便能说出一串颠倒黑白的话。而往往因为说了一个谎就得说第二个谎。内心怀着极大的恐惧、圆滑、投机,他是一个典型。”

将这位典型和他代表的一小部分与上一辈人相比,当年的朋友们认为,前者德行缺了很多。“文化根基不够,所以没有什么大智慧。然后被路径选择,走红。然后胆小,贪婪,媚俗。撒谎那么多,不知道晚上能不能睡得安心。”

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先生曾对大陆文化界“都不大要看这个人”抱打不平:我觉得余秋雨先生早期的散文还是不错的,但紧接着,他奉劝散文大师“多读点书”。

叫板姚文元

人物周刊:当年您跟姚文元在《文汇报》上打过一场笔仗,“反右”过后姚文元风头正健,怎么会允许一个在校研究生跟他商榷?

沙叶新:那是1963年,氛围还相对宽松,就是因为“反右”的教训,反着反着发现不对啊。像每次农民起义之后,就会有让步政策。

当时我买了上海音乐出版社一本音乐评论集叫《克罗斯先生》,是法国印象主义的一个大作曲家德彪西写的。我不太懂西方音乐,但有时听完会流下眼泪,会感动。德彪西的文风有点奇特,后来看了钱钟书先生的文章我才知道他用的是通感,把视觉啊、听觉啊、嗅觉啊打通。

这本书在内容简介里说,德彪西的文章有“一种独到而深刻的见解”,后来姚文元写了一篇批判文章《请看“一种独到而深刻的见解”》。我看了之后觉得不对啊,他从音乐里听出了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我听不出来。我就想办法搜集资料,写了篇反驳文章《审美的鼻子如何伸向德彪西——和姚文元商榷》。我是按正常步骤投稿的,登出来大概有半个版,自己也很高兴。

人物周刊:但后来您给《文汇报》总编写过一封信,检讨自己。

沙叶新:认错有3种:一种是事情的确错了,你也心服口服;第二种是事情没错,你屈从了;还有一种是事情可能没错,但你被外界搞糊涂了——当时的情形有点像这种:到处都是批判我的声音,出的集子有那么厚,我当时23岁,孤立无援,怕了,觉得自己错了。

一件“坏事”也常常变成“好事”。我后来听说,贺绿汀先生曾经打听:“沙叶新是谁?会不会是从法国回来的?”黄佐临先生那时候是人艺院长,说:“什么法国回来的,是上海戏剧学院研究班的一个应届毕业生,在我们这儿实习。”

佐临先生当时反应是很强的。人艺有位老先生叫朱琨,他后来跟我讲,“小沙啊,那篇文章发表之后,院长从传达室拿了报纸到我的办公室,把报纸往我桌上轻轻一丢,说,“看,小沙的文章!”佐临先生平时是英国绅士派头,含蓄、幽默,很少这样喜形于色。

这件事可能影响了我的分配。可能上面觉得,尽管你的观点是错的,但理论水平不错,所以一开始我被分到上海市文化局某处,是黄佐临先生要的我,这才进了上海人艺的。他于我有知遇之恩,是恩师。我常说,人生在世有两件事你是没办法定的,一是出生你没法决定,二是这一路上你遇见什么人你没法决定,而这太重要了。

人物周刊:现在如果写回忆黄佐临先生的文章,他的样子是不是就在您脑子里?

沙叶新:第一次见他是1960年,我有个同学写信给他,请教戏剧问题。我跟那个同学都是华东师大话剧团的,就跟着一道去拜访。印象很深的是他个子高高的,相貌堂堂,健步如飞,就是个睿智男人的样子。后来进了人艺,佐临先生话不多,像尊雕塑,让你肃然起敬。他不喝茶、不迟到、爱运动,不怒而威,身上有一股正气。

《假如我是真的》在京开座谈会,他不能去,我想是有意不让他这样重量级的人物到会讲话,以免尴尬。我临走前他把一盘磁带交给我,说,“你拿到会上去放,里面是我的发言。”这是他在保护我。

经过“文革”,我才认识到他已经被“工具化”了。“文革”后他说过一句话,“小沙啊,我觉得现在好像钱不够用了。”君子不言利,他怎么说钱?这让我非常吃惊。其实这说明他开始关注自己的权益了,已经“去工具化”了——这是个飞跃!

人物周刊:黄佐临先生曾带您去北京拜访过一些戏剧界的前辈,比方夏衍先生。

沙叶新:那一次我是比较吃惊,原先我不知道他的腿在“文革”中被打残了,因为延误医治,短了半截,我觉得太残忍了。那是在南竹竿巷一个很杂乱的四合院里,已经不是一户人家了,据说还是部长待遇。夏公那时已经快80岁了,人很瘦小,养了好几只猫,记忆力惊人……我不知道怎样去评价,只能说他坚韧、不计较得失。

人物周刊:在那个年代,一些前辈做过一些事、说过一些话,您现在怎样来理解他们?例如您曾说曹禺先生是表态专家。

沙叶新:我在《“表态”文化》里说“曹禺先生也是一个表态专家”。“反胡风”他表态——我以前看过一本“反胡风”的批判集,收录当时很多大批判、大表态的文章:侯外庐的《胡风——反革命的灰色蛇》、曹禺的《胡风——你的主子是谁?》、于伶的《敌人不投降,就消灭他!》、赵丹的《我的愤怒已到极点》等等,光看这些题目就令人不寒而栗;“反右”他也表态,一直到自己在“文革”中被别人的表态打倒。

吴祖光说曹禺“太听话了”,巴金也劝他“少开会、少表态”,他在晚年终于觉悟到“表态”的卑下和危害,有过深刻的反省:今天你表态打倒别人,明天就很有可能被别人的表态打倒。像曹禺这样的例子不是个别的,只要我们的民主和法制不健全,那人人都不可能是安全的,包括曾经的国家主席刘少奇。

对文化界的这些前辈,我很少去拜访。他们中间有良知的人,言行都会影响我。比如说吴祖光先生,我有幸跟他出境访问了3次,近距离观察。他对我影响也很大。

人物周刊:吴祖光先生给您留下什么印象?

沙叶新:他给我最大的感觉是自然。他的形象、言谈举止没有任何造作、卖弄的地方,丝毫没有要表现自己博学、睿智,或者勇敢、胆大。他在政协大会上敢出言批评毛泽东。这句话从他嘴里讲出来极不容易啊,因为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当年就是经他手在重庆发表的,当年他倾注了多大的感情啊!

当年我读《毛选》,有两句是抄到日记本上的,一句是“让我们还是老实一点吧”,还有一句是“有些人吃亏就吃亏在不老实”。我觉得祖光先生内心就是朴实和老实。

人物周刊:您收下过巴金亲笔签送的《随想录》,写过晚年的徐景贤,也提到过永不回头、最后服毒自杀的于会泳……上一代人跟你们这代人有什么不一样?

沙叶新:他们有信念,忠诚。这一代人中许多出身名门,有一定西方文化背景,知识结构跟老红军不一样。

他们一生坎坷,到晚年两袖清风,所谓“两头清”。他们中的许多人到晚年能达到那样一种认识,已经很了不起了。

“四人帮”倒台之后,我见到过陆定一,当过宣传部长的人,感觉就是忠诚:我是党的儿子,无论妈妈怎样打骂,绝不能说妈妈的坏话。他们信仰并为之奋斗了一生的东西,怎么能去否定?

我跟朱永嘉先生见过一面,吃过顿饭。他写了一篇文章,说梦见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一起过党的组织生活,每个人都有很长的发言,他都写了出来,很有意思。

我还听说他打算写回忆录,就对他说:“我希望你写一部真实的回忆录,而不是一本正确的回忆录。”

他说:“首先要正确,否则真实就没意义。”可见他还是坚持他以往的认识,我很敬佩这样的人,不随风倒,有自己的认识。

说真话是在治病、做好事啊

人物周刊:您这一生,把“说真话”看得很重,为什么?

沙叶新:我得癌的时候跟医生讲:“我什么都能承受,你要跟我说实话。”医生很诚实,你生什么病,他诚实地告诉你,这本身就是一种尊重。好朋友跟我讲,少写点那样的文章,伤心伤神。他们没有想到我这么开心!一般批评人要咬牙切齿、横眉冷对,我不是,我就是看见你病了,告诉你病在哪儿。我相信你跟我一样诚实,所以才告诉你。这是在治病、做好事啊!我真是这样想的,所以讲出来我很快乐。另外我觉得自己可能说得比较到位,能说到点子上,而且是有感情的——就像一个医生,医术高明,但他不冷漠。

人物周刊:有一次您去北京开会,临走前妻子劝您少讲话,说您看出来的那些东西,别人不是没看出来,您说的那些东西别人不是不懂,而是他们都在演戏,就您当真。您觉得这话是不是也说到点子上了?

沙叶新:我不敢说他们都在演戏。但有些人说真话,确实负担比较重,因此不大敢说。最近我重读这本左拉的小书,还是感动。他那时52岁了,已经非常疲倦,没人要求他继续战斗下去。(翻到标注“感动”处,念:)“一种使人想栖住家园,享受自己辛劳果实,想要以更年轻、更坚强的肩头负起这副担子的时候……无论如何,他已比他应尽的责任多付了不少。” 我不是政治家、批评家,我只是一个作家,本来应该回到书斋。我不喜欢什么“腐败文化”、“宣传文化”,为什么要由我来写?左拉,这位世界级的大作家,也有过这种想法,也有过犹豫和动摇,但他还是要写,写出自己应担当的道义、责任和良知。

当然,我和他不是一个等量级的。别人称我“著名作家”的时候、看到网上那些留言的时候,我真的会脸红。

诚恳相当重要,而且要理解。我能理解。不但尊重不说真话、不得不说假话和不得不保持沉默的人,也尊重来找我麻烦的人,我真心诚意地跟他们交流。

人物周刊:您1985年入党,当过9年上海人艺的院长。在9年的体制生涯里,您是否一直都说真话呢?

沙叶新:有没有说过假话我自己知道。严格地讲,基本上没有。有次演讲我说,我厌恶谎言不见得我就不撒谎,下面一片笑声。一点不说假话不可能,善意的谎言就更是免不了的。


人物周刊:就您的经历,这30年在讲真话这个问题上,发言者的处境有哪些变化?

沙叶新:当然好一些了。现在不会因为我说真话,就把我抓起来。领导上门来做工作,买点水果我也收,同时收敛一些,要不然他们也不好交待。像这次去香港书展,我就是想去看书买书。我主动告诉他们我不想演讲,也不想接受采访,我怕麻烦,也怕累。结果还是没办法,书展盛况空前,难以拒绝,广告也早就登了出去,我就只好讲了一场。

“沙老师你是名人啊,还为我做这种事?”

人物周刊:问两个跟你萍水相逢的普通人,一个是张泉龙,《假如我是真的》男主角原型。

沙叶新:(激动地)他现在在哪里?

人物周刊:1983年你们不是在漕宝路吃过饭吗?

沙叶新:后来就没联系了啊。一个蛮聪明的小青年,在“向贫下中农学习”的口号下被发到农场。他有个同学是上海某局副局长,为了回城,他每次探亲都到这个同学家做家务,顺便也接接电话。他很聪明,听到找某个领导,姓名、电话、住哪儿、亲属关系,都记在心里。久而久之,脑子里就编好了关系网,最后冒充李达的儿子,要把他同学“知青张泉龙”调回城。当时一位老干部和一位著名歌唱家都上了当。

我和另两位同事到静安区公安局听了对他的预审,写成了话剧《骗子》,后来改叫《假如我是真的》,开始反响很好,不久被禁演。

张泉龙在狱中给我写过一封长信,因为我们这个剧是同情他的。3年后他放出来,当了一家公司的总经理,请我在漕宝路吃了一顿饭。他比原先稍微胖了一点,但没有掼派头什么的,我还去他公司看了看,办公室布置得蛮好。

人物周刊:另一个是陕西代课老师李小峰。

沙叶新:我之所以感动,想帮他,是因为他真实。他在乡里当代课老师,一个人,从一年级教到六年级。13年里,一共教出134名学生,其中有4个考上了大学。可他自己一贫如洗,每月工资只有103元。就是这点可怜的钱后来也不发了。

他心里很矛盾很痛苦,他要生活呀,还要结婚呀。迫不得已,到西安打工,一个月赚1000元,他很开心,不想回去了,他也是人呀!后来出了工伤,才不得不回乡。回去那天,学生和家长来了一屋,送来玉米、鸡蛋和红枣,没什么话,光是哭,他也哭了,大家一起哭。他知道这个穷山村需要他,这些孩子需要他,下定决心再也不走了,即便没有工资,他也要撑起这个山村小学。他那时有严重的关节炎,体重年年下降,轻了20斤。

我看了报道就想哭!我给他寄钱去,一个月1000元,才寄了两三个月,他就来信,说他的事情传开之后政府重视了,很多好心人都支援他,困难解决了,他现在有300元的月工资,足够了,让我别再寄钱了。

那年过年,我寄了两箱糖果和巧克力去,还有一些文具,每人一份,一共24份。我想让孩子们过一个有点甜味的春节。后来他打电话给我说:“我会上网了,沙老师你是个名人啊?你这么有名,还为我做这种事。”我说你千万别说客气话。

人物周刊:您还帮助过别的什么人吗?

沙叶新:有过,不值得一提。这些事以前我老婆都不知道。

人物周刊:寄钱不要通过嘉华阿姨么?您不是数目字管理混乱的人么?

沙叶新:哎,我有小金库的。

人物周刊:您碰到乞丐会给钱么?

沙叶新:常常碰到,我心软,怕看到,看到就难受,也怕受骗。有一次我在莘庄南广场碰到兄妹两个跪在那里,都十几岁光景。哥哥面前有一张西安什么师范学院中文系的学生证。我一看,中文系的,心里一动,我也是中文系毕业哎。就跟他们谈了几句,他们说母亲在上海住院,没钱交医疗费,所以乞讨。我对那个哥哥说,你不是中文系的吗?我一定会帮你们,但为了让我相信你们,你能不能讲出国外的3个作家和国内的5个作家的名字?他不说话了,我心想可能是骗人的。受骗的感觉非常不好。我有时候想,10个乞丐,我给了9个骗了,但也帮到了一个真乞丐——可是要做到这点很难。


注:本文转载自南方人物周刊,作者李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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