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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 63 次阅读2018-8-26 08:55 |系统分类:中外观察

朱学勤 | 德国:一个民族的浴火重生


我们只知道一个诗人,世界历史是惟一的诗人——马克思

1914和1939年,德国发起两次世界大战,第一次失败,失败中产生魏玛宪政;第二次毁灭,废墟中产生波恩宪政。令人意外的是,魏玛宪政是在本土未受威胁的环境下,自由选举产生,十年之后,全局崩溃;波恩宪政是在外部势力将本土撕裂,军事占领下的产物,却浴火重生,创造了战后世界的经济奇迹;40年后甚至覆盖东部新五州,最终解决了德意志梦想百年的全德统一问题。

历史如此吊诡,使得几乎所有社会学、政治学、文化人类学的阐释模式一筹莫展,瞠目其后。

德意志——欧洲的“问题儿童”

早在一百年前,德国的左邻右舍就惊呼这个民族是天使与魔鬼的结合,平静一些的说法,则称德意志为欧洲的“问题儿童”。

“问题”来源于它不幸的地理环境:内部山河切割,不易统一,境内存在的大小公国,曾经比一年中的日子还要多;向外身处中欧走廊,却敞开身躯,没有一条天然山河为国别疆界。这个“问题儿童”的出现,首先就在于它的这一令人不安的地理特征:没有缓冲,就没有安全。

“问题”还来源于它奇特的历史:日尔曼这一词语本身是罗马对北方蛮族的贬称,相当于中国南方人所说的“侉子”,却因为这一民族经罗马恩准拥有骑马征讨的特权,看不起法兰西、意大利所属的拉丁语系,更可蔑视中欧平原上更为散乱的斯拉夫流民(奴隶),傲视群雄。相比英、法,它是最后一个走进现代历史的欧洲大国,却迟迟不愿挣脱中世纪共同体。

1871年1月17日,普王威廉一世在凡尔赛镜宫接受德意志皇帝皇冠的前一天,还在怨恨他的铁血宰相:“明天是我一生中最不幸的日子,我们要为普鲁士送葬。俾斯麦伯爵,这都是你的错!”

“问题”还来源于它那些病态知识分子。在那个以浪漫主义而不是理性主义著称的反启蒙名单上,我们可以读到下列伟人:费希特——呼吁民族神秘起源并以此抵抗法军入侵;黑格尔——以日尔曼国家为世界精神最后终点;斯宾格勒——诅咒《西方的没落》;尼采——鼓吹超人意志;瓦格纳——放纵非理性澎湃热情;海德格尔——“诗意地栖居”并以此与纳粹合作。

“问题儿童”的心理障碍,纠集在因落后而羡慕西方文明,因羡慕而又生嫉恨。

普鲁士的道路

什么是普鲁士的道路?如果不拘泥于列宁当年的定义,这个概念还是可用:

一、崇尚铁血。纳粹崩溃后,法兰克福公共交通曾一片混乱,电车售票员佩戴前陆军中尉军衔,方能维持车厢内秩序。正如《第三帝国的兴亡》作者所言:这是一支有国家的军队,而不是一个有军队的国家。

二、文化优越论加民族主义再加种族主义。正如《大西洋评论》主编泽里希曼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所言:“那些经过充分启蒙的理智型的国家,会运用民主方式应对危机,美国是新政,法国是社民党和共产党的联盟,英国首先是政党大联合,其次是保守党执政,而崇尚反理智的德国人,去寻求了法西斯方式。”一个民族本身落后,却被它的知识分子创造出文化自恋的神话,集体记忆中恰好又有以往被欺凌的创伤,突然暴富立刻报复,这就是它最危险的时候。

三、以技术模仿而不是制度模仿,跨跃式崛起。英国之有幸,很容易成为后起国家实行赶超跨越锁定的目标;英国之不幸,是它的GDP很容易跨越,它的制度文明却很不容易模仿。德国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即曾两次跨越英国:第一次是俾斯麦后期,第二次是希特勒时代。如此崛起,将技术模仿甚至技术创新的后发优势发挥到淋漓尽致,由此而遮蔽政治文明,成为制度层面后发劣势。两次跨越不列颠的是德国。

四、个人责任移交给国家、团体、集体等一切可以被称为父权的共同体,总之是移交给“社会”。德国的地理位置处于俄罗斯与西欧之间,德意志的社会传统也处于集体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

普鲁士道路具有超越一国疆界的普遍意义。此前人类只知道两类现代化模式,一是英美模式,二是法俄模式,从此出现一个异类:以此“道路”命名的德、日模式。连中国都受此诱惑,三十年代的南京政府即曾悄悄模仿过。

魏玛宪政几乎来自一个狂热下午的口误。1918年11月9日,德国命运戏剧性转折的一天:

上午11点,前方39名将领决定不支持皇帝,对革命进行镇压;

中午12点,首相擅自发布皇帝退位的消息;

下午3点,社民党党魁谢德曼在柏林帝国国会大厦的阳台上向群众讲话,结束时顺口说了一句:“德意志共和国万岁”。这就是魏玛共和的起源,后人称其为“没有共和者的共和”。

魏玛宪政生不逢时,一出生,就遭遇极左与极右政治势力的轮番蹂躏:1919年1月,同一个月里成立的就有“德意志劳工党”(DAP),纳粹党之前身;斯巴达克同盟与极左派组成的革命委员会,宣布接管政权;不数日,左翼领袖被右翼“义勇军”杀害。国民议会畏惧柏林为极端政治裹挟,远避魏玛小城,选举社民党艾伯特为共和国首任总统。

7月31日,魏玛宪法通过,这是德国第三部宪法(1871,1848),也是推翻帝制实行共和后的第一部宪法。回报它的是1920年卡普政变,工人组成鲁尔红军,纳粹组成褐衫党,极端政治继续在街头对抗。1925年艾伯特病逝,3月启动选民直接大选,7个候选人无人过半;第二轮再选,78岁高龄的兴登堡元帅颤巍巍登上了总统宝座。

政治光谱两极化年代,惟一有可能把这一民族带出乱局的,是拉特瑙主导政府的短暂半年。1922年5月30日拉特瑙出任重建部部长,希特勒于两个月后出任国家社会主义党主席。这两个人分别位于精神世界的两个尖峰:前者来自于文明教养,集三千年欧亚文明于一身,是德意志令人想到天使的这一面;后者则来自一个由小市民暗室、流浪汉收容所、军营行刑室所组合的阴暗角落,令人想到德意志还有魔鬼这一面。

拉特瑙风度翩翩,拒绝武装护卫,自由散步于菩提树下大街,6月24日遇刺身亡。几十万人自发参加葬礼,出殡结束后人群不散,黑压压的人群看不见尽头。几十万人默不做声,几十万人要讨回公道,这是震撼人心的力量,假如此时去扑灭那些极右分子,德意志还来得及。但是,社会民主党执政的魏玛政府却反而呼吁秩序和纪律。人群解散了,拉特瑙时代结束了,德意志最后一次自我解救的机会也丧失了。

瓦尔特·拉特瑙

1923年1月23日,法国急吼吼出兵占领鲁尔,“短见”即“短剑”,这一剑插入德国工业心脏,魏玛宪政应声倒地。政府号召全民“消极抵抗”,它自己则听任马克贬值,以逃避凡尔赛逼债。1920年1美元合40马克,至1923年底,合4兆2千亿马克,年底实行货币改革,又回到4点2马克。一来一去,减了12个0,德意志几乎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都被洗劫一空。

马克贬值的另一面,就是纳粹党在国会大选的票箱中升值:1928年2.6%, 1932年37%, 1933年43%,加上盟党“黑白红”派的得票,刚好过半数。元帅哀求下士组阁,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接受组阁为总理,魏玛宪政寿终正寝。社会心理的崩溃,是比马克崩溃还要可怕的崩溃。如果说魏玛宪政是“没有共和者的共和”,那么此时开始法西斯肃清西方影响的道德运动,无论是水晶之夜,还是柏林奥运会,都是一场“没有革命者的革命”。

“革命”以恐怖维持,恐怖有二:一种是革命群众沉醉于胜利之中,犹如脱缰之马嗜血滥杀;另一种是国家机器胜券在握,精心策划,运动群众,借此产生骇阻威慑。民众一开始是畏惧,一旦同流合污,就不再有人愿意想起“畏惧”这两个字。以下摘自最新出版的《一个德国人的故事——哈夫纳1914至1933年回忆录》。所有的文学作品都在描绘雪片莲、雏菊花和稚子放长假的欢乐、初恋时光、童话背景、烤苹果和圣诞树。它们在乖巧、温柔的叙述背后,在字里行间不断呐喊:‘你难道没有注意到,我们不受时间影响,回归内心世界了吗?你难道没有注意到,并没有任何事情对我们造成伤害吗?你难道没有注意到,我们什么事情没有注意到吗?请记住这一点,请务必注意这一点,我们向你提出请求!’”

什么是1945年5月,欧洲的“问题儿童”终于被欧洲打垮,枪声停止的那一刹那,柏林、德累斯顿、汉堡、科隆一片死寂。

占领当局最保守的估计,就算每天拉走1000吨碎石,柏林也要30年才能清理废墟完毕。为防止饥荒失控,美军占领区维持戈林元帅制定的统制经济配给制不变;伦敦工党上台执政,英军占领区倾向经济国有化,青睐左翼领袖社民党舒马赫,限制右翼基民盟阿登纳的活动;法军当局一如既往,只关心如何索取战后赔款,越多越快越好;在东部,苏军立刻建立起他们熟悉的计划经济,毫不客气。德国四分五裂,德国何去何从?

战争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德国境内已经出现形形色色的地下反抗小组。但有一个地下小组不是游击队,不是反对党,而是一个经济学家的学术活动:弗莱堡大学三个经济学教授热切议论敌国亚当·斯密的市场经济思想,其中一位就是曾经身患小儿麻痹症,却又神奇痊愈的艾哈德。

路德维希·威廉·艾哈德

1948年7月的一天,担任美英占领区经管会主任的艾哈德教授,进入法兰克福北郊原法本化学托拉斯公司大楼,应召与美军驻德长官克勒将军谈话。他擅自取消了占领军制定的配给制度,突然开放了自由市场,等着挨训。谈话开始时,将军责问教授,谈话结束时,艾哈德却说服了克勒,同意在西德地区实行亚当·斯密传下来的市场经济。

这场谈话是有双重幸运组合的,缺一不可。克勒来自美国佐治亚州,一直记得南方在南北战争之后遭受北军的蹂躏,并不断回想如果林肯能活到内战之后,失败的一方将会怎样?

德国方面的幸运则来自一个好心的邮差。艾哈德参加了1944年7月20日谋杀希特勒的密谋——他应莱比锡市长的要求,起草了一份希特勒死后重建德国经济的建议书。盖世太保正在缉捕这位市长并在他家里守候,一个邮递员发现后,没有往市长家投递艾哈德的邮件,而是在信上注明:“收信人已迁走”,退回了发信者本人。他当然不知道他此时救出的一条性命,正是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之父”。艾哈德明白,艾森豪威尔制定的战后德国4D计划:非工业化、非军事化、非纳粹化和民主化,前两项让德国返回俾斯麦以前的农业时代,仅仅是一个军官的意气用事;后两项具有建设性,但是它们却需要前提:首先在经济上非纳粹化,才能在政治上民主化;没有市场经济的民主化,比魏玛宪政都要脆弱。

在市场开放后没几天,市面上出现抢购,一位美国上校质问:“你怎么敢在普遍缺粮的时候放宽我们的配给制?”艾哈德回答:“上校先生,我并没有放宽配给制,我把它取消了!”

最初的反对不仅来自社民党的舒马赫博士,也来自英国占领当局。而当西德人迅速从瓦砾堆中恢复生产,很快把实际生活水平超过战后英国(这是第三次超过,是真正的超过),英国人曾经想不通:“到底谁是战败者?”但是1949年之后,德国经济开始起飞,英国人开始对艾哈德刮目相看。《泰晤士报》发表报道,称路德维希·艾哈德教授是“亚当·斯密的顽强化身”。

德国之幸运,还在于阿登纳和艾哈德同时出现。阿登纳将艾哈德的市场经济换算为竞选语言——“肚皮政治”,成功击败令人敬畏的舒马赫,以73岁高龄出任联邦德国第一届总理。阿登纳喊出来的竞选纲领是:“和平了,保证每天有面包!”基民盟以经济重建为中心,获得1949年战后第一次选举胜利,并在1953年和1957年连赢两次。这14年至关重要,保证了社会市场经济与波恩宪政跨过了不可逆的临界点。

康拉德·阿登纳

在魏纳宪政与波恩宪政之间能够找到的人脉联系,也就这位前科隆市市长了。但是这一职务曾被两个权力剥夺:国家社会主义的希特勒,以及信奉国有经济的战后英占区长官。在阿登纳故居中有一幅历史照片,记录战后内阁首次向盟军长官汇报工作,所有人都退避在长官办公室地毯之下,只有阿登纳不卑不亢,毅然踏上了那块地毯。

1948年盟国建议,让西德境内十一个州的总理起草一份联邦式宪法。阿登纳全程主持了这一过程,历时9个月。次年5月,各州批准了这一草案。因国土分裂,法案不称宪法,而称“基本法”,又因定都于大学城波恩,称波恩宪政。波恩宪政对魏玛宪政既有继承,又有修正。魏玛的国旗是黑、红、金,在波恩得到了恢复;魏玛总统权力过大,比例代表制投票造成小党林立,议会动辄投不信任案以致内阁危机不断,所有这些弊端在基本法内都得到了明确限制。

德意志的新生从这里开始。1954年,美国《时代》杂志评选阿登纳为本年度新闻人物。1968年阿登纳去世,德国民众称颂他为俾斯麦以来最伟大的“首相”。此“首相”不是彼“首相”,阿登纳之后的联邦德国,波恩宪政屹立不摇,经济第三次赶超英国,这个给别人带来灾难,因而给自己带来加倍灾难的“问题儿童”终于在浴火中重生,创造了政治民主、经济起飞的战后奇迹。

洪荒年代?诗人与刽子手共同统治,玫瑰花与绞刑架交叉并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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