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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 27 次阅读2018-9-14 10:02 |系统分类:以史为鉴

汉密尔顿 | 希腊人的自由


公元前五世纪初,伯里克利时代尚未到来,西方文明己走到十字路口。希腊面临着迫在眉睫的危险。一个东方强国在不断进犯希腊。对于希腊人而言,东方是一个长久的威胁。这可以追溯到那个古老的故事:海伦被拐到特洛伊,希腊舰队为她而远征。希腊人认为,西方对东方的入侵所引发的东西方的对决是一场无休止的悲剧的序幕。东方和西方是天然的对手,可是,西方不可能最终战胜地缘广袤、财帛丰盈和人丁兴旺的东方。

现在,历史的下一幕开演了。荷马史诗中的角色被颠倒了,东方正在进攻西方。东方强国波斯正在向一个后援空虚的小国逼进。

所谓西方文明,即指当时的希腊。此时,埃及王朝已陷入无救的衰落;罗马正在蚕食意大利而无暇东顾。当时的第三大强国,迦太基及其属地扼守亚洲的前哨阵地,在本质上,他们的精神不属于西方,而属于东方。那时的希腊和波斯成了担纲历史的主角。希腊与东方,就像一个侏儒与一个巨人,但是,这个侏儒打败了巨人。每个希腊人都知道,这是希腊英雄主义所创造的奇迹。人们无须担心,在马拉松和萨拉米斯的战士决不会否认精神力量而求助于物质。当萨拉米斯的希腊人看到波斯舰队在溃逃时,地米斯托克利说道:“赢得胜利的不是我们。”精神力量战胜了一切最强大的物质力量,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佐证了精神的凯旋。

在那个时代的希腊人看来,最珍贵的财富就是自由,这是东西方之间的唯一差异。东方实行的是专制统治。所有的东方暴君们——在希腊世界不存在——的行为方式如出一辙,为了扫清通向王座之路,他们不惜流血丹陛,弑父杀子。不择手段的杀戮会收到篡权窃国的功效。他们的臣民生来就是任人宰割的羔羊,当然无需再被降格为奴隶。亚里士多德曾代言希腊,把亚洲人说成天生的奴隶。据希罗多德的记述,一个希腊人对一个波斯人说:“你们不知自由为何物,一旦你们懂得了,即便手无寸铁,也会为自由而战的。”

在埃及、巴比伦、亚述、波斯漫漫数千年的帝国史中,自由是一个不明之物。直到盛业崩溃之时,自由的名字才能被他们所领悟。而希腊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与东方有本质的区别,这个孕育了自由的国度必将在西方世界留下永久印迹。

不用说,在拒绝服从制约这一点上,古老文明是相似的。夸张与无视分寸感是它们的特征。亚述鸟兽巨雕、埃及神庙、肖像和金字塔以及巴比伦空中花园,所有这些艺术品就是明证。俗不可耐的珠贝与黄金充盈了帝王的府库,不可思议的豪华与同样不可思议的污秽比邻而居,堆积如山的珍宝和破灭无助的众生判若云泥,东方式的生存总是被两极分化。

简直无法想象,一个人会指望在这样的环境中掌握自己的命运。而在另一端,不受约束的自由势必会酿成一场毁灭人类的暴乱。无论如何,遵循有序法则才更可取。东方的专制之所以承袭不绝,在于它从不顾及理性与秩序。西方世界找到了从自由走向秩序的路径。这应归功于希腊人的发现。令人感到惊异的是,为什么这一理念首先植根于一个贫瘠而人口稀少的小国,却不是威赫一时的埃及或伟大的巴比伦?其原因就在于人的自由本性。希腊人宣扬自由,同时也稳妥地界定了自由的边线。

把握限度和分寸感就是善,这是希腊人的基本常识。言过其实则不是他们的本性。他们憎恶极端的事物,无序的状态会令他们感到不快。在希腊语中,诸如漫无边际和无穷无尽之类的词汇都内含着不良的义项。不仅凡人,还包括所有的思想家和艺术家都在紧紧把握着生命的真实。荷马史诗的神不是超自然的灵异,而是以希腊方式愉快生活的凡人。希腊人不需要玄虚与超智的东西。他们需要真理,从不认为逃避现实就能发现真理。希腊艺术中最优秀和几乎最全部的特征就在于从不超出现实的范畴。希腊的胜利女神没有翅膀,她是现实的化身。拒斥怪诞是希腊艺术家的天性,他们不断追求永恒,与一切反常或不测之物保持距离。不论是一座神庙、一尊雕像还是一只希腊瓶,他们的艺术创作极力要表达的要素是本质与普遍。亚述的艺术家只生产他们所喜欢的东西,而对本质与普遍置之不理。他们的那些可怕的肖像似天马行空,将适度感弃置一旁。而希腊艺术家从不渴求这种自由。他们遵从法则的约束。孟德斯鸠说过:“法则是一种必要的关联,它源自于事物的本质。”这才是希腊人的语言。他们受本能驱使去寻找那个必然的关联,那个将混沌引向秩序的线索,这是希腊人最大的特征。


帕台农神庙雕带上的少年形象并非是现实的拷贝;它既不脱胎于某个人的肖像,也不是纯粹的虚构物。它高于人的天然之美;不过,它又是活生生的男人或女人。它说明艺术家洞见到了美与真之间的必然联系。希腊的艺术家像他们的哲学家和科学家那样在探究那个根本的理念,它会给现实中的不和谐和混沌注入意义与秩序。希腊的艺术家发现了灵与肉的对立与融和,在后希腊世界中,这种对立关系表现得尤为紧张。希腊的艺术家找到了一种能让灵与肉相融合的表达方式,将人的神性与能激发灵性的人体之美结合在一起。

艺术家们与政治家们殊途同归。政治家发现了法与自由之间的必然关系。修昔底德记述了伯里克利说的一段:“我们是自由的民主政制,但是我们服从法律,尤其是那些保护弱者的立法以及那些试探人们廉耻之心的不成文法。”对成文法和不成文法的自愿服从使雅典人获得了自由,实际上,伯里克利在暗示,希腊人认为不成文法是最重要的。雅典作为世界第一个自治体具有深刻的现实价值。伯里克利和他的听众通晓法典中的大部分成文法,对于毫无犯罪冲动的大多数民众来说,反谋杀法和反抢劫法无异于形同虚设,鉴于违反不成文法不会招致判罚或监禁,因此它对每个公民提出了更直接的要求。对怀特海教授所称的非强制性条文的服从,对善、同情心和利他心的服从,对不可或缺的所有生活品行的服从,雅典人,当然,不包括沙漠中的隐士,将它们视为人类自由共处的基本条件而加以接受。比起不受约束的选择自由,法律所确立的行为规范是没有意义的。

希腊人渐渐找到了自由的含义。任何英语单词都无法表达希腊文sophrosune一词的涵意,而它却是希腊人最为珍视的品性。尽管它常被译为克己、自制,但它远超出这个义项。它正是对德尔斐两大神谕精神的界说:“认识自己。”和“任何事都不要做过头。”傲慢与目空一切是希腊人最为憎恶的两种品性,Sophrosune则与之严格对立。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Sophrosune本身的含义是,承认潜存于人类共性中的那种持中的美德,限制放纵,规避无节制的冲动,服从和谐与平衡的内在法则。这个希腊人最为尊崇的美德不是基于他们对中庸之道的偏爱,而是由于他们生命中的自主、丰赡以及灼热的体能使他们必须要把握一种修行精神,否则这些美质将自毁于无意义的暴力。

这就是希腊人的理想,自由不过是他们收获的果实。只有在自我确定的限度内把握自己,人方能获得自由,这一理念是希腊留给我们的遗产之一。借助sophrosune,希腊发现了人们如何自由共存,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自治政体。回溯到公元前六世纪,雅典盛世前的一百多年,大胆而富于远见的政治家梭伦奠定了全新的国家理念。梭伦选中雅典作为建国地,一个自由政制脱胎于世。在这个国度里,每个公民都积极参与国家事务,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她生机勃勃,从不拘泥于成规。新政所体现的非凡精神始终魅力无穷,激发起民众的政治活力,这成为雅典政坛的最显著特征。唯有雅典能够堪当大任,探索者的气质让雅典卓然于世。雅典长久地保持着这种气质。“除了谈论和吸收新鲜事物,雅典人从不在别的事情上花费时间。”圣·路加于六百年后写道。

雅典人随时聆听梭伦的新主张,追随他走上一条所有邻邦不曾涉足的道路。这个旷世实验不依仗兰尼米德列阵中的武士,也没有借助法兰西的恐怖主义和断头台,它在某个雅典独立纪念厅里悄然启动。只有在这个以雅典为首都的小小的阿提卡,新的理念才能够得以付诸实施。长久以来,雅典一直是思想和艺术领域的先驱。在地中海一端的希腊诸邦,科学诞生了。人们不仅探究宇宙,还以迥然不同的方式思考自身。无论如何拥有了雅典这样的城邦以及梭伦这样的先驱者,去争取人的合法权利才成为可能,也唯有雅典人能够跨出这决定性的一步。此时,其他的希腊城邦却在割据一方,各自称王。唯有在阿提卡,每个农夫、牧人、工匠才能成为参与政府事务和法律事务的公民。

在当时的世界,奴隶已成为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在雅典,很多人没有人身权,而奴隶则更是被打人另册。没有人会同情奴隶,那些奴隶得不到社会的认同。这一现象在东方和西方是相似的,使用奴隶而又无视奴隶的存在成为当时的一种生活方式。还奴隶以人权的言论并没有惊动梭伦,他的关于人人皆有政治与法律权利的新思想丝毫也没有惠及奴隶。奴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梭伦相信阿提卡最贫穷、最底层的公民完全拥有自治的权利和能力,可是,奴隶问题从没有进人梭伦大胆而富于建设性的头脑。把心满意足的奴隶主与关注下层民众政治参与权的政治家们相提并论,对我们来说并不难。主张人人自由平等的早期美国共和政制就曾认可了奴隶制的存在。在提及希腊的成就时,务必记住是希腊人首先认真地思考了奴隶问题。思考就意味着批判,而早在美国南北战争之前的两千年,即公元二世纪末,广泛传播希腊哲学的斯多葛派曾公开谴责奴隶制是一个不可宽恕的错误。

至少雅典公民享受着真正的自由。在当时的世界上不曾有比雅典更自由的国家;也不曾有具备如此自由程度的国家。不到敌人兵临城下的重大危急时刻,言论自由在雅典就会受到限制。那些政治家和统帅们的失策和败绩被置于雅典的剧场中加以曝光,任人评判;甚至在公民大会开始时,代表雅典人最高权力的监选人都会发问:“有谁要发言吗?”

在一支被强敌所困的希腊远征军不得不拼死一搏的关头,他们的统帅会在出击之前简短致词:“你们生活在世界上唯一自由的城邦。只有在雅典,国家才不会妨碍个人的日常生活。”修昔底德记述了伯里克利的话——“一个人是可以被信赖的。”大约在1776年,一位与雅典心心相印的政治家曾说过:“不要干涉人类的自治。”毫无疑问,这时麦迪逊从未意识到他在以希腊的方式说话。甚至,他的内心深处也未必想到雅典和梭伦,但是,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优秀的会成为永恒的。这句话一旦被领悟就再不会失掉。即使在行动中被遗忘,它依然留存于这个或那个人的心灵深处,你不能肯定它不会突然变为行动,但你可以肯定,有一天它必将应验。

注:本文选自汉密尔顿著《希腊的回声》,曹博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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