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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 167 次阅读2018-12-23 06:16 |系统分类:大学论坛

谢志浩 | 大学:寂寞与自由

柏林洪堡大学


大学思想家洪堡认为,大学主要的任务是修养和科学。重温洪堡的教导,有助于对陷入泥沼的当代大学进行必要的反省。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陈洪捷先生,对德国的大学思想具有深刻的研究。陈洪捷先生认为,洪堡的大学思想,可以称之为典型的德国古典大学思想。洪堡就任普鲁士教育负责人期间,促成了柏林大学的创建。柏林大学在世界大学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现代大学的传统渊源于柏林大学,柏林大学注重教学与研究相结合,德国一度成为世界学术的中心,岂偶然哉!

洪堡围绕柏林大学的建立,在1809年—1910年间,写出《柯尼斯堡学校计划》、《立陶宛学校计划》、《文化和教育司工作报告》和《论柏林高等学术机构的内部和外部组织》。普鲁士教育掌门人的身份和洪堡与生俱来的人文情怀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紧张关系。阅读洪堡文献,那种紧张可以说无处不在,以至于有意无意间,流淌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蕴藉。

威廉·冯·洪堡, 德国学者、政治家和柏林洪堡大学的创始人
洪堡认为:大学的核心是纯粹科学的研究,根据纯科学的要求,大学的基本组织原则有二:寂寞和自由。“自由是必需的,寂寞是有益的;大学全部的外在组织即以这两点为依据”。“每名成员如果能最大限度地认同于纯学术的观念,高等学术机构才可望实现其目标。所以在这一群体中,寂寞和自由便是支配性原则”。

陈洪捷先生指出:“洪堡虽然强调寂寞对大学的重要性,但对寂寞的含义并未作明确的说明。”洪堡对“寂寞”的含义,为什么没有作明确的说明?大概在洪堡看来,大学充满“宁静”和“寂寞”,这是大学的题中应有之义,不言自明。

近代意义的大学,渊源于欧洲中世纪的修道院。世界史大家阎宗临先生指出:“自西罗马灭亡(476)至君士坦丁堡陷落(1453)——语之为中世纪,意义非常单纯,仅欲说明连接古今,承上启下而已。”

十字军东征,意大利文艺复兴,中世纪的两大关节都与大学的诞生有着紧密的关联。千年中世纪,充满着宗教氛围,这是一个政教合一、神权至上的时代。千年中世纪是欧洲历史十分重要的一环。当时的欧洲,若没有罗马教皇的“大一统”,也许就不会是黑暗的中世纪了,这只是近代欧洲人出于自大的一种浪漫想象。

依照这种“傲慢”的思路,在“黑暗”中世纪的中心地带——修道院,诞生近代大学,岂不是历史的吊诡之处!据说,早期的大学,往往由市镇的主教充当庇护人,教团司法官是大学的校长,神甫是教授,僧侣是学生。遥想当年,在政教合一的时代,世俗的力量,比如说朝廷,在教廷面前,不是一种独立的力量,没有能力干预大学事务,大学的神圣性,最早来自于神权,大学的独立性,其实,也来自神权,既然大学是一种宗教组织,那么,在王权面前,不必表示谦卑。也许,这是欧洲大学最早的一种初始值吧!当然,在文艺复兴时期,一些高门大宅由于具有经济实力,慢慢掌控了部分地区的教会,顺带把大学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

总之,大学与社会之间,还有很大一块缓冲地带。具有超凡色彩的大学,才能成为象牙塔,无论是政治权力还是市民社会,没有足够的能量,不能对大学发号施令。“神学生”驻守着大学,在古老的修道院,无所不思,无所不言,“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沉潜往复,从容含玩。


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各个学院古色古香的老楼旧屋,无一不在暗示着,大学自身洁身自好,保持“象牙塔”的纯净。具有传统的大学,怎能没有一点老楼旧屋呢?

古老的剑桥大学

在中国,寻找与西方辈分相当的“大学”影踪,怕是就要穿越到宋朝的书院了。伴随着西学东渐,传统书院被格式化,很快退出历史舞台,以至于现代中国高等学府,失去了中国文化的主体精神,只是西方大学的简单移植。

北京大学所在地,是燕京大学的故地,别看燕京大学主事者司徒雷登是美国传教士,司徒雷登聘请设计师擘画燕京大学,具有很深的悟性,总想着借鉴中国传统的园林之胜,整体上确实做到了古色古香,但对中国文化毕竟是模仿。燕园建筑,最遗憾的是没有显示出巍峨的气魄。当年,钱穆先生来到燕园,一眼就看出了问题所在,毕竟是外国人设计的,临摹的很认真,欠缺中国古典园林的建筑意。不过,天地翻覆之后,北大在燕园“筑巢”,图书馆与“静园”仅有一路之隔,两相观照,建筑意严重不足的“静园”,反倒古色古香,尽显古典园林之美。1998年之前,尚未经过百周年校庆包装的北大图书馆,执行勤俭建馆的方针,一派寒酸破陋之相。

2003年9月至2004年6月,机缘巧合,在下做北京大学访问学者。骑着一辆二手自行车,穿行在未名湖畔,一种思古之幽情,油然而生。百年风云,涌上心头,临湖轩、斯诺墓、博雅塔、未名湖,不禁浮想联翩,穿越到了司徒雷登时代的燕京大学。随着燕京大学的消逝,北大师生也告别了红楼,来到燕园,一塔湖图(博雅塔、未名湖、图书馆)慢慢成为北京大学的象征。

燕园风光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多快好省方针指导下,北京大学盖了不少粗鄙不堪的房子,2003——2004年访学时,毗邻治贝子园、俗不可耐的第三、第四教学楼,无疑也是那个时代的“杰作”,从这里不难窥见大学品味的丧失。院系调整之后,燕园集中了邓以蛰、朱光潜、宗白华三位美学大家,不唯如此,燕园还是美学家的摇篮,涌现了李泽厚、刘纲纪、叶秀山等美学家。宗白华先生在未名湖畔进行美学散步时,面对如此不堪的新建筑,不知如何承受这份视觉的折磨?

大学建筑乃大学精神的一种表征,大学丧失一股书卷和古意,大学师生的领地如此粗鄙,但是只要灵魂在高处,时时勤拂拭,还是可以克服的。以大学为扫荡目标的政治狂澜,不断冲刷和席卷着校园,大学师生又当如何自处?

北京大学的围墙,相对完好的是西墙和北墙,这些历经沧桑的围墙和古色古香的西门,绝对是北京大学的“门面”,象征着一所学府的尊严。但,门墙再高,大门再厚,也抵挡不住政治风浪的侵袭,批武训传,批胡适、批胡风、反右、拔白旗、四清,无役不从,至于文革,北大则是“发祥地”。

北大保存完好的西门,乃燕京大学的旧物,后来建成的南门,与不少学校的大门雷同,不能与西门媲美,显示不出北大厚重的文化底蕴。1993年3月,主持工作的吴树青,力排众议,拆除北大南墙盖商场——据说这是北大“面向市场经济主战场”的正确姿态。自此大学沦丧为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奴婢,一仆二主。

欧美学府多散落在幽静的小镇,这是因为西方大学多渊源于修道院。哪里有修道院,哪里就有高等学府。中国大学虽说是西学东渐的产物,但很快适应了中国土壤,展示大学的中国性格——具有一定的行政级别。

中国的行政级别划分古来有之,但在1949年之后得到空前加强,哪怕是和尚道士,也都有行政级别。县长一般为“处级”,偶尔也有“厅级”,像北京的密云、怀柔,属于“正厅”级。普通大学校长是正厅级,有一些985大学校长属于副部长级别,这样一来,只有将大学安置在省城和地级市,才不至于因为级别不够而受到担待!这一点,从985大学和211大学的地理分布,就可以看得出来。

2000年秋,张清华先生应邀在海德堡大学讲学,注意到一个有趣的问题:中国大学普遍设在大城市,欧美学府多设在边远小城。东西方有很多地方不一样,这是由历史和传统造成的,不值得大惊小怪。具体来说,中国与欧洲之间,“宗教”、“城市”和“大学”三种文明的样式,迥然不同,判然有别。

中国学人来到异域进行学术交流,大概首先映入眼帘的,莫过于大学“居住方式”的不同——中国在“繁华都市”,西方在“穷乡僻壤”。针对西方“隐居的大学”,张清华先生发生感慨:中国的大学办得不是地方。

2003—2004年在北大访学期间,最亲切、最喜爱的还是那些略显沧桑的老楼旧屋。未名湖畔的博雅塔,百年大讲堂后身的燕南园,无声地诉说着燕园曾经的光荣与梦想、升腾与坠落、喜悦与忧伤。从燕园访学归来,发愿编辑一本有关大学的书——《守望大学》,多年过去了,这本《守望大学》的纸质打印本,还静静地躺在时间的河流里。编选《守望大学》时,师生切磋的乐趣自不必说,关键是做过一回“选家”,对大学的方方面面,诸如渊源与流变、制度与安排、理念与实践、历史与现实,有了绝非泛泛的思考。

比较而言,西方大学是自然生长的过程,中国大学则是文化移植的产物。西方大学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如何落地生根?这是一个绝大的问题。大学能否接上中国的地气?有朝一日接上了,日益中国化了,才可以说中国的大学,否则,只能说大学在中国。

省思西方大学移植中国的历史全程,不无遗憾地发现,中国文化传统,在大学的移植过程中发挥的建设性作用,还是不够多,这是不能苛责前辈的。一方面,晚清七十年,中国与西方的博弈日趋紧张,大学在中国的落地,伴随着自强运动的节拍。中国大学的设立,既然是富国强兵的改革措施,那么,首要的目标,也是完成富国强兵的使命。这样,大学的使用价值被放到了更加突出的地位,大学自身的价值,长期被忽视,以至于隐而不彰。另一方面,西方大学在中国落地,时间很紧,任务很重,历史没有给中国大学一个自由生长的时间和空间。试想一下,欧洲大学近七百年的自然发育,在遥远的中国,浓缩在一二十年完成,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中国大学的诞生,主旨不在知识的增长、真理的发现和学术的好奇,而是为了船坚炮利,富国强兵,抵御外侮。现代大学的使用价值,从一出生,便压过了它的价值。因此,不可能像西方学府或者中国书院,在幽静的地方盖房筑屋,荒江老屋之中,二三素心之人,抚素琴阅金经。

中国大学一出生,便设立在大城市,与变法相伴生,与国运相激荡,属于器物——制度——文化变革三部曲的有机构成。如此生态,如此格局,天然决定了中国政府“提携”大学的生态,大学在接受“提携”的同时,免不了受到政府过度的“干涉”,无一例外,每一次干涉,政府都认为没有超出必要的范围之内。无论是国立大学还是省立大学,皆依托于政府,既想获得政府的有力支持,还不愿意与政府距离太近,这样一举两得的好事,何曾有过呢?

百年中国,曾有三位“大儒”建立了性格鲜明的“书院”,他们是马一浮先生在四川乐山创办的复性书院,张君劢先生在云南大理创办的中国民族文化书院,梁漱溟先生在重庆创办的勉仁书院。三位先生别有怀抱,秉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念而创设书院,三大书院的人文理想,决定了其从一出生,就天然地成为现代新儒家的“三大基地”。虽然在艰难的国运中,三大书院命途多舛,但,马一浮、张君劢、梁漱溟三位先生对东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的一片赤诚,天地可鉴。

1949年,钱穆先生在滚滚的硝烟中,前往香港创办新亚书院,理念主旨与三大书院相似。这四大书院,都是有“魂”的,这个“魂”就是“中华魂”。为中国文化招魂,乃马一浮、张君劢、梁漱溟、钱穆先生的大事因缘。

马一浮、张君劢、梁漱溟、钱穆四位先生,既是书院的掌门,也是“现代新儒学”四大家,岂偶然哉!四位先生办理书院的指导思想,君子不器,体用不二。深悲大愿是入读四大书院的前提条件。既然有志于成为君子儒,受苦、受累、受辱(高王凌先生语)则是一种必要的磨砺。拈轻怕重,贪求名利,岂能担得起来弘扬儒学的重担子!

反观设置在首都和省会的大学,就近方便获得政府拨款的同时,也免除了一种寂寞的心境。大学在西方是象牙塔,移植到中国,很容易来到十字街头,伴随着百年国运,载沉载浮。

欧美大学也不尽在小镇,哥伦比亚大学就设在国际大都市——纽约,该校与曼哈顿、联合国总部和百老汇毗邻而居,周围有很多咖啡厅、书店、酒吧。一所学府处于这样的城市,位于这样的社区,依照中国的逻辑,可谓纸醉金迷之地,温柔富贵之乡,如何保持一种“寂寞”的心境?置身纽约这种“巨无霸”城市,人声鼎沸,熙熙攘攘,拥有一份寂寞的自由,不会那么容易了……

但是,哥伦比亚大学在如此热闹的地方,并没有丧失自我,也没有染上“喧嚣”的毛病。试想,没有寂寞的心境,怎么可能安静而从容地进行纯粹的科学研究呢?哥伦比亚大学有四所附属学院,其中两所为美洲犹太教神学院、纽约协和神学院。欧美大学即使没有神学院,也有一些老楼旧屋,令人难忘的,还有那些古老的教堂,以及悠远的钟声。

哥伦比亚大学

欧美大学是在西方文明的土壤中生长开来的,众所周知,深厚的宗教背景是西方文明的底版。既然教堂是大学的发祥地之一,那么,现代社会中,大学祛除了教堂的神性,建立了现代的理性,但,教堂也不妨成为大学抵御庸俗市侩的一种标志性屏障,有利于大学师生保持一种寂寞的心境。

大学的教堂是非常有趣的。也许通过教士的开导,面对圣母玛利亚进行忏悔,从而获得精神境界的提升吧!当然,大学的寂寞,并不仅仅表现为修道院的建筑,更多地体现在大学的心态。身处象牙塔的大学,还要面对现实世界,因为,欧美大学并没有围墙。

民族国家崛起之后,社会对大学寄予很大的期待。大学尽管往往脱胎于修道院,但相对于教会来说,大学依然是一种世俗的力量,象牙塔不是一个神性的国度,而是一个理性的国度。

大学正是生长在世俗与超俗、学袍与市镇、政治与经济、民族与世界、保守与激进的多元生态之中。在这种多元生态中,大学左冲右突,闪转腾挪,利用修道院的神权,抗击世俗力量的袭扰。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又让大学浸染了很深的民族文化性格,以便抗击神权的裁判。长此以往,大学在统一性与特殊性之间,共性与个性之间,世俗与神性之间,保持了一种适度的张力。

大学师生面对世界,更多地保持一种宁静的心境。这种内心充实的心境,就可以说是“寂寞”。“寂寞”为什么重要?因为只有“寂寞”,才可以成为象牙塔的“定海神针”。

大学对于世界而言,展示的是一种理性的心境。大学的理性,要求知识分子面对这个纷纭的世界,进行冷静的思考。不是说,大学拒绝政治介入,大学介入政治,必然具有理性特征,体现大学的风格。大学教授即使身处十字街头,依然拥有象牙塔的理性,否则,大学就会异化成为一种政治组织。

纵览世界大学史,知名学府多为私立大学,不是偶然的。私立大学的经费来自校友的回馈或者社会各界的赠款,校友和社会各界在捐款的同时,不可能轻易改变一所大学的规矩。国立大学、省立大学,经费来自中央政府或者地方政府,在欧美地区,厘定了政府和大学之间的界限,政府不可能因为拥有拨款权,从而“越界”对大学进行不适当的干预。但是在中国,既然经费来自于政府,政府也就拥有通过拨付经费、人事任命从而对大学拥有全方位干预的权利。如此一来,寂寞而宁静的心境,也就不复存在了。

中国大学在移植的过程中,没有将寂寞的情怀引进过来,原因也很简单——中国大学的创设,原本就是民族国家富国强兵的“利器”,大学对国家境遇有着高度的敏感。北京大学具有浓厚的忧患意识,从好的方面说,北京大学在推进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对于民族国家的成长,贡献独多且大,这正是蔡元培先生赢得声誉的原因。

“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一下,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固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蔡元培

蔡元培先生希望北京大学能够涵养一种精神品质、学术品格,蔡先生谆谆教导北大学生“为学问而学问”、“救国不忘读书”,但是,北京大学最终并没有服膺蔡元培先生的大学理念,反其道而行之——“读书不忘救国”。北京大学的传统,突出在“爱国”,使得北大成为一所高度政治化的大学。蔡元培先生具有中国大学保姆的作用,北京大学的这种传统,引起其他大学仿效,影响所及,“为学问而学问”的寂寞心境,一直没有在内心扎下根来。

回首往事,也许个别教授具有寂寞的心境,但是,中国的大学对政治和经济的敏感反应,导致大学与政治、经济、社会之间呈现高度紧张,不能保持适度的张力。即使拥有围墙,都不能让大学成为真正的象牙塔,更别说将围墙拆除了,十字街头近在眼前……

大学与社会的互动中,唯政治和经济马首是瞻,独立品质成为一种稀有元素。要是在中国大学校园寻找“寂寞”的心境,怕是要失望了。放眼望去,映入眼帘的只是一味的“喧嚣”,大学在“喧嚣”之中,获得的只是一种同质化的时尚,至于大学自身,已经迷失在政治权力和市场经济的林中路。


如果说寂寞是一种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美好心境,那么自由便是大学的本质特征。身处十字街头的大学,之所以成为具有尊严的象牙塔,关键的因素在于——大学是自由人的自由组合。

在教皇眼中,欧洲最早的大学只有论证上帝存在的自由。说实在的,这不是一种自由,毋宁说是一种义务,如果任由此种情形长期存在,大学岂不变成了教会的附庸,神学的婢女?大学的诞生,与十字军东征有着紧密的关联,在长达二百年的征战中,天主教圣徒从穆斯林和拜占庭东正教徒那里,见识了天下之大,知晓了罗马文明之前,尚有一个希腊文明,希腊的发现,直接引发了文艺复兴。从此以后,真理的探寻慢慢成为守望在修道院神学生的一种自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人文主义的光芒照亮了欧洲,也点燃了大学这盏灯。“神学生”,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无所不言,无所不思,以至于有一天,没有什么能阻挡,大学对自由的向往。

回溯欧洲大学史,“教会”是大学的一大源泉,“行会”也是大学的一大源泉。最早的大学,既体现神本主义,也流淌人本主义。神本主义来源于“教会”,人本主义来源于“行会”。脱胎于教会的大学,一般存在神本主义、人文主义、科学主义,历史上“三种主义”长期博弈,相克相生,相辅相成,谁也消灭不了谁,谁也离不开谁。直到今天,大学也没有把“教堂”请出去,现代科学为信仰留下一定的地盘,正如历史上,信仰也曾为科学留一条生路。科学与宗教,有着殊胜因缘。

法国大革命的旗帜上大书:自由、平等、博爱。如果丧失了自由,大学还成立吗?在洪堡看来,自由是与寂寞相媲美的高等学术的两大组织原则。从最根本的意义上来说,自由是大学的本质。洪堡为了保证大学充分享有自由,从大学的外部生态和内部生态两个方面进行厘定。谢学友将大学的外部生态,称之为“大气候”,将大学的内部生态,称之为“小气候”,相比洪堡,更加简洁。

就大学的外部生态来说,显而易见,一个尊重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的社会环境,是至关重要的。大学师生拥有寂寞的自由,无所不言,无所不思,总有一部分言论不合时宜,不可能全部符合社会主流时尚,有时候,还与主流意见相悖。哪怕甘愿做政府的智库,也不能一味迁就政府,什么好听说什么,更不可能政府出题目,学者得出的结论,正好是政府喜欢听到的意见。智库失去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的能力,也许需要追究的,不是申请课题和项目的研究人员的个人品性,更应该思考,少数人的权利是否受到尊重和保护,独立思考的基础之上,得出有悖时尚的言论,是否得到社会的宽容。

自由的敌人正是专制。希特勒和斯大林,都有迫害言论自由的习惯。苏联在生物学领域长期落后,德国丧失世界学术中心地位,不是偶然所致。二次大战结束之后,美国成为世界学术的中心,正是思想自由受到尊重和保护的结果。

中国大学史上,利用政治力量干预大学的学术自由,由来已久。这种情形,民国就有,于今为甚。可怕的是,持之以恒的干预,使得大学异化成为一种行政机构,权术胜过学术,某种意义上,学术已经成为“校园政治”的花瓶。只要具有“政治正确”,就可以获得课题,晋升职称,住上房子,得到票子。这种情形,所占比例不用有多高,只要有一点,就会鼓舞更多的人,依靠学术以外的力量,运用“政治正确”,分享“政治红利”。

如何将劣质的大学生态转换成一种良性循环?依托上级下指示、发文件,是不大可能的,依托于习惯看上级眼色的大学校长,怕是也不顶事。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劣性循环的一个推动力量。

这就需要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方兴未艾的博客、论坛、微博和微信公众号,为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提供了一种可能,比方说,杨玉圣主持的学术批评网,以及由燕南、天益演变而来的爱思想,还有一度的中国选举与治理网、共识网,为学术共同体的发育成长,提供了一种可能。但是,要实现真正的学术自由,就大气候而言,难以说有多么乐观,但吾辈也不必悲观,抱有谨慎的乐观,不抛弃,不放弃,只要立志往正确的道路去走,路长些也没有关系,一步一步走就是了。宁可十年不将军,不可一日不拱卒。

从大学的内部生态,即“小气候”来看,教学自由和学习自由,对大学师生非常关键。这种自由既受制于大学的外部生态,也受制于大学的内部生态。文明史上,“大气候”和“小气候”之间的关联十分有趣。如果抱有悲观的态度,“大气候”长期欠缺自由,“小气候”通过什么路径获得教学自由和学习自由?此种情形长期困扰着大学,难道大学师生就不去追求自由了?

蔡元培先生主持北京大学时,“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蔡先生所处的社会环境,不能说有多好,有时候还很糟糕。蔡元培先生有何神力,在军阀的眼皮子底下,把北京大学营造成思想自由的大本营呢?

有人将当今社会生态与蔡先生所处环境进行简单比附,这恐怕不大合适,因为两者之间不大具有可比性。把蔡先生身处环境理想化到一定程度,那么,是不是当代校长穿越到民国,替换蔡元培先生,依然可以干的很好呢?为了突出蔡元培先生的功绩,从而不顾历史事实,将其神圣化,未免有“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的慨叹。

制度安排和社会生态,的确至关重要。蔡元培先生能够发挥个人魅力,必然有相应的社会环境。有一种说法,认为蔡元培先生所处时代还比较粗糙,环境能够容纳教育家的个人魅力。言外之意,当今之世,制度定型,不能进行自选动作,只能依照规定动作,因此,大学校长的空间有限,天花板太低,难以展示自身魅力。

作为一位大学校长,面对一所具有深厚传统的大学,应该尊重大学的传统,在对传统的守持中实现大学的发展,而不是急于改变大学的传统,更不能任意摧毁大学的传统,因为,大学是一种长期的文化建设。如果一所大学正处于塑造传统的关键节点,一位真正的大学校长,肩负着塑造大学传统的光荣使命,择善而从,乘势而为,蔡元培先生正是在至关重要的历史节点,来到了一所至关重要的大学——国立北京大学,蔡先生一生,乘愿而来,了愿而归。

大学的内部生态,由校长、教师、学生三方面的力量组成。大学校长对于大学内部生态的养成,至关重要。蔡先生来到北京大学,雍容脾气秉性各异的教授,秉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理念。蔡元培先生传承了德国古典大学观,主张大学应该是纯粹科学的研究,蔡先生心中的纯粹科学,指的是理科,至于工科,蔡先生以为属于理科的应用,不够纯粹。蔡先生断然取消了北京大学的矿科,将有关系科的师生转往北洋大学。

蔡先生主张兼容并包,却不能包容矿科,此举非同小可:一方面,奠定了北京大学以文理擅长的传统,另一方面,工科一直是北京大学的短板。1946年北京大学从西南联大复员,回到北平,短暂设置过工科,但是1949年以后工科又被转往其他大学。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大学进入战国时代,抢滩占地。2005年,北京大学决定设立工学院,在谢学友看来,北大要祛除“蔡元培限制”,塑造工学传统,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谈何容易!

蔡元培先生具有通才的视野,不受学科限制,伦理学、美学、哲学、民族学、历史学、文学、艺术,都为蔡先生所关注。不妨说,蔡先生也是一位具有浓厚百科全书情结的学人,遗憾的是,作为一代通人,采取断然措施,致使北京大学失去了发展工科的传统。也许,蔡先生独上高楼,比凡庸之辈,站得高,看得远,能舍才能得,北大舍弃矿科,或许更有利于树立纯粹科学的传统。

1949年以后的大学史,具有大家风范的好校长,屈指可数,凤毛麟角,但也不是一位都没有。匡亚明、朱九思、管惟炎、刘道玉先生,具有宽广的视野和开阔的胸襟。匡亚明、朱九思,属于政治家办大学,管惟炎的情况与竺可桢先生类似。有人把大学办不好的一部分原因,归咎于校长的工科出身。梅贻琦先生不就是学机电的吗?工科背景没有阻碍梅先生成为好校长呀!

问题在于,不具有梅贻琦先生物来顺应、廓然大公的境界,一方面私心作祟,另一方面,对各门学科,欠缺通识。这样容易造成一种局面,通过申报课题、申报博士点、设立博士后工作站、争取基金和项目,让校长所在的专业成为重点学科,从而获得跨越式发展。但这种跨越式发展,往往是以其他学科受到摧残和冷落为代价。

当然,校园政治可没有这么简单。比如说,另外一个专业拥有一位中国科学院或者中国工程院院士,那么校长就要对院士另眼相看。因为在大学校园里,院士是一种极其稀缺、特别昂贵的资源,只要打出院士的名牌,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一定灵光,大概只有中国大陆才可以看到如此奇异的景观——七老八十的院士,还在自然科学研究的“第一线”,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如此一来,学校里面没有院士的专业自然受到冷落,不容易得到基金和项目。杨振宁先生谦逊地说,自己早就退出了学术研究的第一线。反观大陆,还在宣扬八九十岁学者,如何老当益壮。

当然,老校长退休,新校长履新,受到冷落的专业或许会有翻盘的机会。如此周而复始,循环不已,学科受到的是折腾,还指望着获得自由?在这种态势下,校长出以公心,拥有开阔的心胸就太有必要了。现实的情形是,与其由一位不具有公心和通识的专家担任校长,还不如由一位“政客”担任校长,各门学科获得一定程度的自由发展。

一位好校长对大学的自由发展非常关键。近代以来欧美通行的大学理念,一贯是自由教育。大学老师自由的进行研究,自由的讲课,自由的讨论。学生的学习也是自由的:自由的转系,自由的选课,自由的读书。既然大学培养具有优美常识的通人,那么与自由教育相匹配的就是由通识课、主修课、辅修课、选修课组成的相辅相成的系统。

近代伟大的教育思想家洪堡指出:大学的自由是针对国家而言的,因为在洪堡看来,国家是威胁大学自由的最主要因素。国家不是空泛的,而是由党派构成的政府政策来体现的,政府对大学自由的干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政府利用制定政策的便利,干预大学的学术自由;另一方面,直接在大学活动,出面控制大学。洪堡接着说,如果这种情形在大学出现,那么大学的自由便会荡然无存。蔡元培先生继承了洪堡的这一思想,坚信政府不能包办学术和教育。

“对自由的威胁不仅来自国家,而且也会来自这些机构本身,它们开始可能接受了某种思想,继而动辄压抑其他不同的思想。”

洪堡在这里出现了一种“迷思”,以为摆脱这种情形,最主要的办法就是国家出面制止。一方面,洪堡要求国家尊重科学研究的特性,尽量避免对大学进行干预;另一方面,要求国家干预大学中有可能存在的门户观念和行会风气。国家与大学的关系设定中,国家被赋予的责任极大,但是权力极小。这样,要么由于国家尽量减少干预而出现放任自流,要么由国家出面避免大学里面的门户观念,从而顺理成章地对大学进行控制。所以,洪堡预设的大学与国家的关系,毋宁说说是一种理想状态,现实生活中难以达到这种平衡。

学术发展史中,任何一所大学都难以避免“学阀”的产生,正如企业的发展和集聚,难免出现具有垄断性质的企业一样。“学阀”的产生,也是学术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学阀”有一个成长的过程,没有自由生长的环境,怎么会成长为“学阀”呢?经过多年奋斗成为“学阀”,利用垄断地位打击异己,无疑会阻碍学术的成长。

“学阀”换一个名称,还可以称之为泰斗。泰斗的观点会受到极大重视,还不断强化。一位泰斗长期主持工作,即使泰斗处事公正,也难以避免压制异端学术思想的嫌疑。泰斗心胸狭隘,加以近亲繁殖,就会形成泰斗高高在上,门生众星捧月的态势。持有相反观点的学者与泰斗共事,就会处于非常不利的位置。泰斗掌握学术资源,主持学术团体,编辑学术期刊,操控学术课题,长此以往,简直要成为一位“学阀”了。

1930年蔡元培先生为《教育大辞书》撰写“大学教育”词条:“近代思想自由之公例,既被公认,能完全实现之者,厥惟大学。大学教员所发表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宗教或政党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掣。苟其确有所见,而言之成理,则虽在一校中,两相反对之学说,不妨同时并行,而一任学生之比较而选择,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

梅贻琦先生在《大学一解》中指出:所不可不论者为自由探讨之风气。宋儒安定胡先生有曰,“艮言思不出其位,正以戒在位者也。若夫学者,则无所不思,无所不言,以其无责,可以行其志也。若云思不出其位,是自弃于浅陋之学也。”此语最当。所谓“无所不思,无所不言”,以今语释之,即学术自由(Academic Freedom)而已矣。

政治考虑的往往是现实问题,学术思考的往往是长远问题。大学教员自由表达学术见解,不受宗教或政党的拘束,这才可以说大学的外部生态是自由的,反之,则是专制的。蔡先生成为近现代学术文化保姆,实在是一种“偏得”。蔡元培先生1912年就任民国教育总长,明确教育不能成为政治的附庸。要是不具有深刻的文化自觉和高明的境界,恐难做到。

1916年底,中华民国政府任命蔡元培先生为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以北京大学的特殊地位,不论采取何种教育方针,都会对大学的走势产生深远影响。蔡先生如何办理北京大学,学界关注,万人瞩目。令人欣慰的是,北大师生喜遇先生蔡,蔡先生很快就交出了一份流淌着温情的答卷。

蔡先生回首平生,在《我在教育界的经验》总结道:“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例如陈君介石、陈君汉章一派的文史,与沈君尹默一派不同;黄君季刚一派的文学,又与胡君适之的一派不同;那时候各行其是,并不相妨。”

1928年,蔡元培先生主持中央研究院,直至1940年在香港逝世。蔡先生主持中央研究院时,与主持北京大学时相比,政治形势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国民党已经成为执政党,但蔡先生秉持的理念并没有与时俱进,还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给蒋中正捎句话——国民党不能包办教育和学术。

1928年,竺可桢应蔡元培先生之聘,就任中央研究院气象所所长,对于蔡元培先生无为而治有着深切体会。1936年—1949年,竺可桢先生就任浙江大学校长,这所竺先生主持的“流亡大学”,被李约瑟称誉为“东方的剑桥”,绝非侥幸所致。

竺可桢

竺可桢认为“大学的最大目标是在蕲求真理”,“大学无疑的应具有学术自由的精神”。竺可桢亲属中有不少政府高层人士,但竺先生坚定地认为,学术与政治总应该保持适当的距离。

胡适先生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胡先生和前任蒋梦麟一样,深受蔡元培先生大学理念的熏陶和濡染,胡适担任北大校长期间,所奉行的理念不外乎“思想自由、兼容并包”。饮水思源,不能不对蔡元培先生以及蔡先生事业的继承者表达一份温情与敬意。

结语

回首已是百年身。从生态学的角度,通过对欧洲和中国大学史的梳理,阐释和理解大学,何以具有寂寞和自由?陈洪捷先生认为,洪堡的古典大学理念成为蔡元培大学思想的一大源泉,蔡元培改造北京大学,成为大学中国化的一种有益尝试。梅贻琦、竺可桢、胡适,继承并光大了蔡元培先生的大学思想。

韩水法先生慨叹《世上已无蔡元培》。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蔡元培先生被视为一座可望而不可即的高峰,这就出现了“蔡元培悖论”:既然是一座高峰,晚辈难以逾越,暗含了学习蔡先生的路上,遇到了难以克服的障碍。如此一来,就可能出现尴尬的局面:一边把蔡元培先生推崇为一代完人,一边对蔡元培先生的理念弃若敝履。

2008年初是蔡元培先生诞辰一百四十周年,2008年北京大学迎来一百一十周年,谢学友写了一篇纪念文章,记得题目叫做——《大学应有寂寞的自由》。

2018年初是蔡元培先生诞辰一百四十周年,2018年北京大学迎来一百二十周年,谢学友以一本小书,纪念蔡元培先生,小书的名字叫做——《叩问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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