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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客

已有 109 次阅读2019-1-6 03:59 |系统分类:科政评论

刘晓东 | 思想者的理性和责任



最近,法国大革命与美国革命这两段历史一直在我脑中萦绕着,一个问题也不断出现:如果当年伏尔泰和他的启蒙思想家朋友们能够及时批驳卢梭的错误思想,那么,非理性的法国大革命还会发生吗?

伏尔泰和卢梭的关系在他们俩死后,一直是研究他们的学者们极为感兴趣的课题,此课题也牵涉进大量的伏尔泰的朋友——当时的启蒙一代的思想者们。这些思想者们犯有五四一代中国学者的同样错误,没有及时地批驳仇富G.C的左倾思潮,导致这种思潮蔓延肆虐并对社会产生严重危害。法国大革命的发生就是一个实例。

我有幸读到法国哲学家亨利.古耶(HenriGouhier1898–1994)的书《卢梭与伏尔泰——两面镜子的肖像》。有幸是因为,在我着急找不到英文版时,我欣喜地发现,中国学者裴程将这本法文书译成了中文,并于2010年出版,有六百多页之厚。这本书讲出了卢梭与伏尔泰之间交恶的不为人知的故事。看得出来,作者亨利.古耶是西方左派,他力求中立,但我仍能看出他倾向卢梭。作为读者的我,只探索书中大量的历史事实,作出我自己的思考、分析和判断。


当初,伏尔泰和法国启蒙一代的思想者们都没有预见到,卢梭的思想将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将与伏尔泰齐名,甚至影响更大。在卢梭一本本地埋头写书、出书时,伏尔泰却毫无前瞻性地傲慢地说:“让-雅克·卢梭只配被人们遗忘。”

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Rousseau,1712年6月28日—1778年7月2日,享年66岁)是瑞士裔法国思想家、哲学家、政治理论家和作曲家,一生主要著作有:《论科学与艺术》(1749年);《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1753年);《社会契约论》(1762年);《爱弥尔》(1762年);及其《忏悔录》、《新爱洛漪丝》、《植物学通信》等。卢梭对社会及后人思想影响最大的著作是《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和《社会契约论》。

让-雅克·卢梭

卢梭性格敏感过激,终生穷困潦倒,生了五个孩子都因为养不起而送进孤儿院。他对伏尔泰由敬佩逐渐转为仇恨,在伏尔泰的不断讥讽、打击和孤立下,他于1760年6月17日给伏尔泰发出著名的信《我恨你!》

伏尔泰(法文:Voltaire, 1694年11月21日 — 1778年5月30日,享年83岁)是法国启蒙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著名学者和作家,本名弗朗索瓦-马利·阿鲁埃(法文:François-Marie Arouet),伏尔泰是他的笔名。他的代表作有《哲学通信》《形而上学论》《路易十四时代》《老实人》等。

伏尔泰

卢梭与伏尔泰俩人的性格截然不同,年岁相差十八岁,却在1778年同年先后去世。卢梭性格属瑞士人的呆板倔犟,不善交际,由于观点分歧,与启蒙一代的思想界朋友都断了交。而伏尔泰天性中有着法国人的敏锐灵巧、活泼感性,他既会写出一流的剧本,又会做演员表演戏剧,24岁就轰动法国剧坛,他的文采和魅力吸引着身边甚至欧洲的所有启蒙思想界的朋友和上层贵族。伏尔泰还很会做生意赚钱,办制衣厂办企业,属于巨富。他把自己的家建得像皇宫,还建有剧院,他和有表演天才的侄女共同组织戏剧演出团,经常在家举办演出和沙龙,招待欧洲各国来的二三百位朋友。

伏尔泰常用“哲学家”或“真正的哲学家”来称呼像达兰贝尔、狄德罗这些“百科全书派”的朋友,而且他也自诩是“哲学家圈子的朋友”,但他的真正抱负和兴趣不在哲学,而在诗和悲剧作品。从严格的哲学史角度看,伏尔泰算不上自成一体的哲学家。正如法国伏尔泰专家勒内.波莫 (Rene Pomeau) 所说:“伏尔泰没有固定的理论。他的‘思想’不过是一些他经常喜欢论及的观点。换句话说,是一个结构松散的整体,而且飘忽不定。”

伏尔泰的思想认识水平主要是在宗教神权批判上,对此他无疑是最彻底的。伏尔泰用以批判宗教神权的最有力的思想武器是崇尚理性、热爱科学。他号召“哲学家们”团结起来,“粉粹邪恶”。甚至以他文学感性的文笔说,天主教和加尔文教徒“都是用粪土和着腐朽的血浆捏成的。” 在神学批判上,卢梭自己承认与伏尔泰的分歧不大,而在科学与艺术的认识上,卢梭与启蒙思想者全体,也就是《百科全书》派所有人,有着巨大的根本性分歧。启蒙思想者一致认为,《百科全书》的根本信念是,相信科学和艺术带来的进步。而作为《百科全书》音乐编辑的卢梭,却认为科学和艺术会败坏道德(卢梭:《论科学与艺术》),这个巨大分歧使所有启蒙思想者们视卢梭为叛徒。但卢梭的这些偏见还不至于引发社会仇恨和暴乱,启蒙思想家们的集体失声,也还不算大的失责。他们的大失责是对卢梭仇视私有财产的观点的集体失声,卢梭这个关键性的错误观点,无疑是非理性的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基础。

法国启蒙思想者们显然不具备系统批判卢梭思想的能力。法国启蒙思想者们与美国革命一代先贤们相比,政治思想的深度与表达政治思想的文字挥洒能力都差了一大截。从他们的领袖伏尔泰对卢梭的零星片语的讥讽中,就可以看出他们对卢梭思想的整体的无力感。

当伏尔泰看到卢梭的《契约论》中的话:“果实人人所有,土地不属于任何人。”时,怒火中烧地说:“什么!难道种树、撒籽、圈地的人,竟然不能因自己付出的辛劳而占有果实?竟然有人拔桩添沟,大声疾呼:不要相信他(圈地者)的谎言?”“看看,公理何在?这么一个贼竟然成了给人类造福的人! 这就是所谓穷鬼哲学,让天下的富人被穷人偷抢一空。”这段话是伏尔泰仅有的最有力的反驳。从这句话也可以感到伏尔泰的技穷,而“穷鬼”在当时算是不礼貌的用词。

到1753年时,卢梭的名字在社会上已经沸沸扬扬,他把人民抬高到绝对高度的“人民主权”的口号受到人民热烈拥护,他的“私有制是人类社会苦难的根源”“恶的第一根源就是不平等”等激动人心的语录大大地误导了民众,增加人民的仇富情绪。

而此时伏尔泰对卢梭的只言片语的反击都属于人身攻击,包括揭露隐私和讥讽凌辱,连为伏尔泰立传的史家都感到汗颜,不得不承认这是伏尔泰笔下最黑暗的一页。他们认为,伏尔泰有关卢梭的论述都没有学术价值,只是18世纪的一段文坛纠纷的史料而已。

当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在1753年发表时,伏尔泰就已经意识到卢梭的笔力不错,极有煽动性。可伏尔泰却无力反驳卢梭的已成系统的歪理。他只能骂“这个无可救药的疯子”“让-雅克这个变节分子”,还使用一些无力的诘问“你凭什么信口开河,说贵族的祖先是诬赖?你知不知道,好心给你提供住处的蒙莫朗西就是一个不错的贵族?”还无趣地讥笑到:“一个宫廷大员、公爵的女儿到了十五岁,如果她情愿,就可以嫁给让-雅克订书匠的儿子,只要小伙子长得英俊,略知哲学即可。这就是我可爱的朋友为订书匠和法国贵族设立的完美的平等关系。”还粗俗地玩笑说:“卢梭应赶紧娶一个正宗血统的公主为妻。”

后来在法国思想界又出现一本攻击污蔑卢梭的小册子《公民们的感情》。当时,卢梭不大相信,大文豪伏尔泰会写出这样的滥文。卢梭觉得,《公民们的感情》的行文缺乏伏尔泰的才华,恶毒却又不如伏尔泰做得聪明。现代法国哲学家亨利.古耶却认为,足以一目了然地看出,《公民们的感情》的作者是伏尔泰。不过,有些现代学者认为它是伪造。

总而言之,所谓伏尔泰对卢梭“平等思想”的批驳,其实不过是一些毫无意义的情绪化攻击。我认为,伏尔泰这种无力感的主要原因是,他根本没有领会洛克,没有领会洛克的《政府论》的真谛,所以不可能有力批驳卢梭,这也是法国启蒙思想者们的整体问题。

洛克所谈的自然状态、政治的起源、社会契约、政府、自由平等、财产权,都被卢梭一一对应地针锋相对地做了自己的另行阐述和定义,卢梭对这些论题的阐述和定义都是反洛克的。当法国启蒙运动及其思想在人民中初步进行和普及时,当洛克思想初见成效地得到法国人民的认同时,卢梭却打着“人民主权”的骗人口号成功地误导了人民,把热情的人民引向仇富的泥沼。面对卢梭诸多思想的误导和肆虐,法国启蒙思想者们却无能为力、坐以待毙。

而美国的建国先贤们就做得好得多。美国之所以在民间没有发生法国大革命那样的非理性暴力,是因为美国没有出现误导人民的卢梭,却出现一大批正导人民的思想家,如潘恩、杰佛逊、麦迪逊、富兰克林、汉密尔顿等等。他们个个熟读洛克,麦迪逊在十二三岁时就熟读洛克了。上帝恩眷美国一点不假。

美国建国后发生过十三年的大辩论,始于1791年,止于1804年。这些先贤们为观点而激烈争论,给后人留下了不朽的思想篇章。美国获普利兹奖历史学家Joseph J. Ellis认为,这个时期,有八个关键性的重要代表人物,他们是(以名字字母为先后排列)亚当.史密斯及其妻子艾比盖尔(Abigail), 阿隆.伯尔(Aaron Burr), 富兰克林,汉密尔顿,杰佛逊,麦迪逊,华盛顿。根据美国史学家,华盛顿并没有公开参与大辩论,且反对组党和两党之争。但是,他非常依赖汉密尔顿,到了离不开的地步,并给以汉密尔顿极大的权力,诸多大国策都出自汉密尔顿的大脑,华盛顿对汉密尔顿毫不掩饰的支持,使才华横溢的汉密尔顿如虎添翼。汉密尔顿是大辩论中的联邦党人领袖,另一派的民主共和党领袖是杰佛逊。而人品阴暗的阿隆.伯尔,对美国建国没有寸尺之功,他之所以被列于八人之中,仅因为他阴险卑鄙地杀死了阳光伟大的汉密尔顿。


美国建国头五年,对美国政策影响最大的建国先贤,非金融天才汉密尔顿莫属。三十二岁担任美国第一届政府财政部长的汉密尔顿,为美国的初创立下头等大功。他对美国经济的巨大贡献一直延续至今:建立了国家信用系统,建立了国家中央银行和关税系统,与英国建立友好关系。他的这些设想和实施连智力超人的杰佛逊和麦迪逊都不能理解,当他提出建立国家中央银行时,麦迪逊第一个反对,认为应该建立一些小银行。如果没有华盛顿对汉密尔顿的鼎力支持,汉密尔顿一系列天才般的金融设想绝无可能实施和成功。当时美国政府力量薄弱,国库空虚,外债累累,人民对这样岌岌可危的政府没有信心,担心国家存亡旦夕。然而,局面在短短几年内就出现改观,这个变化主要归功于汉密尔顿的活力和创造力。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杰佛逊与汉密尔顿对美国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的憧憬和预见都截然不同。经济上,杰佛逊认为,要将美国建成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民主共和国。而汉密尔顿认为,要将美国建成一个以发达的工商业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共和国。政治上,杰佛逊对人民高度信任,主张全民参政,加强民选的立法议会的权力,以制约行政部门。而汉密尔顿对人民和民主制度不信任,主张建立高度集权化的行政部门,以强有力的高度集权的政府制约民选的立法议会。杰佛逊那时不懂金融和工业,预见不到国家这方面的发展方向。可他却预见到了政府权力的各种危险,他的“小政府,大人民”的呼吁使他成为最伟大的建国先贤之一。那时的美国政府极为弱小,岌岌可危,所以,建立一个强大的政府是当时所有建国先贤们的共识,没有人会预见到,政府大了,腐败就会大,人民的自由就会相应小。杰佛逊的这个政治洞察力是超群的。可是,杰佛逊当时一点都不能理解汉密尔顿的作用,俩人谁也看不上谁,华盛顿对汉密尔顿明显的偏爱和依赖,更使性格本就张扬的汉密尔顿不可一世,招致诸多政敌和杀身之祸。

汉密尔顿出生在西印度群岛,出身极为悲苦,是私生子,11岁时母亲又去世,小小年纪就独自去伐木赚钱养活自己。他酷爱读书,把西印度群岛上所有的书都读尽。他自学写作,并经常给岛上的报纸投稿。一次岛上发生飓风,小汉密尔顿给报纸写了一篇有关飓风的报导,引起诸多读者的关注,最后他们发现,这篇文笔出色的文章竟然出自一个16岁的孩子之笔。岛上的富人都认为,不能让这位神童在岛上淹没,于是他们出资让小汉密尔顿去美国大陆深造。17岁的汉密尔顿来到美国,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只用两年时间就完成了四年的法律学业。他博学强记,拼命读书,每天花13个小时学习。美国独立战争一爆发,他就满腔热情地参军了,他从始至终参与了美国独立战争,并全心全意地忠于和热爱美国,后成为华盛顿的作战参谋。

汉密尔顿编撰的《联邦党人文集》(Federalist Papers)汇编了85篇文章成书,大多文章出于汉密尔顿之笔,另外两位作者是詹姆斯·麦迪逊(十几篇)和约翰·杰伊(五篇)。此书可谓理性表达的精品,是研究美国宪法的最重要的历史文献之一。尤其重要的是,第51篇阐述了分权制度的必要,第84篇为美国后来建立《权利法案》埋下伏笔。

历史学家Joseph J. Ellis认为,美国革命一代所取得的成就,是共同努力的集体成就。美国革命能够成功,是因为这些建国先贤们的各不相同的个性和理念能够互补。他们是一群道德素养远远高于大众的精英。

美国革命时代的非理性插曲是,在持续十三年的大辩论期间,竟有一百六十多个思想精英为了观点而决斗死去。汉密尔顿自己就经历过十次以上的决斗,汉密尔顿的儿子就因观点决斗而死。而杰佛逊阻止了自己儿子即要参与的决斗。

传统决斗大多是因为女人和债务,而美国那十三年期间的决斗大多是因为政治观点。当人民心目中的“伟大的汉密尔顿”决斗而死的消息传出时,当人民得知,杀手竟是时任副总统的阿隆.伯尔时,全美国都震惊了。持续了十三年的你死我活的大辩论竟在那一天戛然而止,理性最终压倒了非理性。美国思想精英们用生命捍卫自己的观点,而把理性留给了民间,留下了他们光彩思想的篇章,换来了美国两百多年的国泰民安。

美国历史学家Joseph J. Ellis说:“我们现代人的倾向是去探索他们谁的观点正确,但我们应与革命一代先贤广为共享的,应是他们所代表的独立建国的创造精神。”他还说:“伯尔杀死汉密尔顿是美国革命一代中唯一的事件(only occasion),它使得政治分歧从暴力和死亡的形式中休止结束,没有向继续争论的方向发展。”

Joseph J.Ellis还鲜明地评价了阿隆.伯尔和汉密尔顿两个人的性格。他这样写到:汉密尔顿将军,49岁,(身高1米67,笔者注)比伯尔年长一岁,比伯尔高一吋,两人都是矮个子。汉密尔顿有着天鹅绒样的蓝眼睛和红褐色的浓密卷发,与秃顶黑眼睛的伯尔相比,汉密尔顿像是一束有生气的闪亮的光束,而伯尔像是一个静止阴暗的阴影。汉密尔顿一生中从来没有躲避过挑战,他从小在逆境中长大,他把克服人生障碍作为提升自我的锻炼。…… 而伯尔,从人格定义的标准而言,不及格。

汉密尔顿被杀事件引发美国人民对伯尔的愤怒,时任副总统的伯尔连夜骑马逃往美国中部。那时的美国一遍荒芜,伯尔在中部的生活一定困难重重,还传出他通英的传闻并吃上官司,后来不了了之。

美国革命与法国大革命的关键区别是:一个是理性的,一个是非理性的。非理性运动总是表面打着美妙口号,实际干着挑动仇恨暴力的邪恶。高喊冠冕堂皇的“平等自由”口号的非理性运动无一不走向暴力杀人,正如在法国大革命中被砍头的思想者罗兰夫人所说:“自由,多少邪恶假汝而行。” 非理性运动的疯狂参与者们认为自己代表正义,就可以不择手段,就可以挑动仇恨、暴力,就可以神化一个假冒正义的“精神领袖”,就可以把道德和理性踩在脚下。

在多数民众非理性的疯狂时刻,思想者更需具备理性、勇气和责任,及时站出来大声疾呼,制止非理性大众运动的肆虐。哪怕只一人也不可退缩,因为,总是极少数思想者先领悟真相和真理。

注: 本文转载自香港《前哨》杂志2018年4月号, 版权归作者所有, 如有异议请联系我们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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