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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 63 次阅读2019-5-1 09:28 |系统分类:大学论坛

卡尔·波普尔 | 自由与知识分子的责任

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出生于1902年7月28日生于奥地利维也纳(当时属于奥匈帝国)的一个犹太裔中产阶级家庭,毕业于维也纳大学。1928年,他获授哲学博士学位,1930年至1936年间在中学任教。1937年,纳粹主义势力抬头,波普尔移民至新西兰。他在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市(即基督堂市)的坎特伯雷大学任哲学讲师。1946年迁居英国,在伦敦经济学院讲解逻辑和科学方法论,1949年获得教授职衔。1965年,他经女皇伊丽莎白二世获封爵位,1976年当选皇家科学院院士。1969年从教坛退休后,他仍活跃于知识界。1982年,波普尔获颁荣誉侍从勋章。1994年9月17日逝于英国伦敦。


未来是开放的,由我们所有人决定。它取决于你、我、其他人,今天、明天、后天做了些什么。但是,我们能做什么,又受限于我们的理念与希望、我们的期盼与恐惧。未来要看我们怎么看待现在的社会、如何评估未来的开放程度而定。这意味着我们要一肩扛起巨大的责任,而在我们了解如下事实之后,我们的肩头将更加沉重:我们一无所知,或者这么说好了,与我们能做出正确决定所需的信息相比,我们知道的实在太少了,少到跟“零”没有什么两样。第一个了解这点的人是苏格拉底。他说,政治家(statesman)应该聪明——要聪明到知道他自己一无所知。柏拉图也说,政治家,特别是国王,应该聪明;但是,他的意思与苏格拉底完全不同。他的意思是:国王应该是哲学家,应该上他的学校学习柏拉图式的辩证法(Platonic dialectic,这的确是相当深奥、复杂的思辨训练)——更好的情况是,最聪明、最博学的哲学家,就像他本人,应该当国王,统治全世界。这个建议,柏拉图借由苏格拉底的口中说出,引起了相当大的误解。哲学家知道他们有能力当国王,固然是喜不自胜,但是,柏拉图与苏格拉底之间巨大的歧见,却在哲学辩论的迷雾中消逝。我想在这里再次解释两人的差异。对柏拉图来说,“政治家应该聪明”这句话的意思是把政治权力分给博学的哲学家;换句话说,政治权力应该掌握在受过教育的人们、知识分子或是“精英”的手上。苏格拉底的说法,其实跟柏拉图完全相反。他的意思是说,政治家应该知道他的了解有限,所以在制定政策的时候,态度要务求谦逊;他应该明白战和的重责大任放在他的肩上,也应该明白他可能会带来巨大的灾难。“自知!”(Know yourself!)才是苏格拉底的建议;自知,承认你自己知道得并不多[1]。


这是苏格拉底的态度、苏格拉底的智慧。“自知!”知道你自己的傲慢!柏拉图的信徒很少能当上国王的,但是,他们经常以全知全能的角色出现,充当党派领袖。虽说,很多党派是孤家寡人的一人党;但是,几乎所有的党派领袖——特别是那些成功的、具有侵略性的党派——多半是柏拉图的信徒。这些领袖当然是最顶尖的人物、最博学多闻的知识分子、最聪明的精英,也当然是柏拉图认定的领袖的不二人选。

“该谁统治?”这是柏拉图政治哲学中最基本的问题。他的答案是:最好且最聪明的人!乍看之下,这种说法无可批评。但是这位最好、最聪明的仁兄,如果不认为他自己是最好、最聪明的人呢?如果他不愿意担负统治的责任呢?偏偏这种人就是苏格拉底心目中最好、最聪明的人。苏格拉底的信徒觉得,自认是最好、最聪明的人,一定会受到骄傲、自大的蒙蔽,结果变得既不好,也不聪明。[2]

很明显,“该谁统治?”这句话说得不好。但是,到了今天,这个问题还是以不同的形式经常被提起,答案基本上也还是柏拉图的标准答案。古代的答案是:军队推举的帝王,因为他能操控让他保有权力的势力。后来的答案是:上帝庇荫的合法君主。马克思也回答过这个问题:谁该有统治权力,拥有独C专政的能力——是工人还是资本家?他的答案是:有阶级意识的好工人,不能是贱民!他们不能再忍受欺凌与侮辱(不过,在我们世界的这个部分,他们已经不用再忍受了)。

大多数的民主理论家就是为了回答柏拉图的经典提问:“该谁统治?”他们的答案跟着历史演进而变化,他们思考的重点就在如何把中古时代的标准答案“(统治者应该是)上帝庇荫的合法君主”换成“上帝庇荫的人民”——“上帝庇荫”这块招牌被换掉了之后,整个概念事实上已经是“人民庇荫的人民”了。这非常贴近古罗马的vox populi,vox Dei——意思就是:人民的声音就是神的声音。

我们发现,我们永远得面对柏拉图的问题:“该谁统治?”这个问题在政治理论即合法化理论(the theory of legitimacy),特别是民主理论中尤其重要。大家都认为,只要取得了合法性,政府就有统治的权力——也就是说,根据宪法,只要政府是通过大多数人或其代表选出,就拥有合法的统治基础。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希特勒就是通过合法选举上台的,而使得他成为独C者的授权法案,也是议会多数通过的。所以,单凭合法化原则是不够的。因为合法化原则,也可以回答柏拉图“该谁统治”的问题。我们要彻底改变问题本身才行。

多数统治(popular sovereignty)当然也是答案之一。但事实上它却是个危险的答案。多数统治对少数人来说,很可能是灾难。

40年前,我出版了一本书:《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在这本书里我建议用不同的问题:“我们要怎样才能制定宪法,让政府能够不流血更替?”取代柏拉图的问题:“该谁统治?”我的重点不放在选举政府的模式上,而是放在推翻它的可能性上。


“民主”这个词——在语源学上,意思就是“人民统治”——其实是相当危险的。每一个平民老百姓心里都清楚,统治者不是他,所以,他会觉得民主不过是个骗局。所有人都应该从学校里学到一件事:早在雅典时代,民主就是防范暴君统治的一种制度名称而已。独C政治是不好的,我们必须要流血,才能推翻这种体制;有时,流了血,还不见得能推翻。今日的独裁者依旧强大——1944年7月20日试图推翻希特勒的叛变功败垂成,可以让我们清楚看到这点。

但是,所有的独裁统治都有败亡的一天。所有的独裁统治在道德上都是站不住脚的。民主的基本道德原则:这种统治形式可以通过不流血手段来更替政府。独C统治在道德上犯了错误,因为它迫使国家的每一个公民——违逆他们较好的判断,违逆他们的道德信仰——似乎只能维持缄默,跟恶魔合作。它剥夺一个人的道德责任,少了这一层,人就只是半个人,甚至于百分之一个人。它把想要肩负起责任的努力,转化成意图自杀的冒险。

从历史上看来,雅典民主,至少在伯里克利与修昔底德的心目中,强调的其实不是多数统治,而是不计任何代价避免独裁统治。这代价很高,也许是太高了,所以,雅典民主维持的时间不到100年。所谓的代价就是经常被误解的“流放制度”,在雅典,任何人无须犯罪,只要太受人民欢迎,就会被流放。几位善于控制人心的政治家,阿里斯提得斯(Aristides)[3]、地米斯托克利都因此遭到流放。如果把这段历史解释成:绰号“公正者”(the Just)的阿里斯提得斯因为太受人民欢迎,挡住了地米斯托克利的政治发展之路,所以才遭到流放,未免就有点儿无稽了。事情不是这样的。他的绰号证明他很受欢迎,太受欢迎了,流放制度先发制人,阻绝他往独裁的方向继续前进。他跟地米斯托克利遭到流放的理由都是如此。伯里克利心里清楚,雅典民主不是人民统治,这种事情不能存在。我们在修昔底德的记录中,读到了伯里克利的名言:“在我们这群人中,可能只有几个人有能力制定政策、具体实行,但是,我们所有人都要有评判的权力。”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不可能全部统治、全部当家,但是,我们要参与评判政府表现的工作,我们要扮演审判者的角色。

根据我的看法,选举应该是这么回事:我们不是让新政府合法化,而是评判旧政府的表现如何——投票日那天是旧政府缴成绩单的时间。

我必须要解释清楚,多数统治的民主与多数评判的民主之间的差别,并不是语言游戏,而是有实质效应的。人民统治的理念导致了比例代表制(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的施行。他们的看法是:当下流行的意见和不管多么小的党派,在议会里都应该有代表,所以,人民代表制度是一面人民的镜子,而全民政府也有几近实现的可能。我曾经看过一个很可怕的建议:设立一种新的机制,让每个选民都能通过一个选举按钮,在辩论相持不下的时候,直接遥控他选出的代表。这篇报道还说,民主就是人民统治,公民创制制度是好事情。

如果我们把民主界定为人民评判,那么情况就会迥然不同。根据我的看法,党派林立或在选举中选拔比例代表,并不是好事。党派林立会导致联合政府,结果是在人民审判之前没有人负责,因为所有的举措都是折中妥协的结果。这个政府究竟应不应该下台,变得很难判断;政府为了保持权力,当然会不断寻求小党的合作。如果党派不多,政府是多数政府,它肩负的责任就清楚得多了。我不认为人民的意见依照比例反映到人民代表上有什么价值(在政府里,人民的代表少得可怜),只会让政府丧失责任感,因为“反映”跟它的“原型”毕竟不是完全一样的。

但对人民主权最犀利的批判是它鼓动了非理性的意识形态,鼓动迷信。这是一种对威权或是对相对性的迷信:人民(或是大多数的人民)永远不可能错,他们的言行不会脱离正义。这种意识形态不道德,应该彻底铲除。我们从修昔底德的记录中得知,雅典民主(虽然我对这种体制的诸多优点,相当佩服)其实做出了许多罪恶的决定。它攻击了米洛斯(Melos)岛邦,屠杀所有男人,妇女与孩子被卖到奴隶市场。这就是雅典民主会做出的事情。

魏玛共和国(Weimar Republic)中自由选举选出的德国议会,通过授权法案,让希特勒平步青云,成为独裁者。虽然希特勒并没有在德国赢得任何一场自由选举,但是,在兼并奥地利之后,他却赢了压倒性的选举胜利。

我们都会犯错,所有人民、各种团体都不例外。我之所以倡导人民有权力排除(推翻)现任政府的理念,主要是除此之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可以避免独裁。就算是民主变成我支持的方式——人民审判庭(popular tribunal),也不是说,从此之后它就不会犯任何错误。丘吉尔开了一个深具讽刺性的玩笑,在此倒是别具意义:“民主是最坏的政府形式,但其他的政府形式更坏。”综合来说,“人民统治式的民主”跟“人民审判式的民主”之间的差异,绝对不只是言语上的分歧,也不只是一种避免政府无法排除(也就是暴君统治)的制衡工具。差异也有实质上的内涵:就连对瑞士这样的国家都很重要。我明白在教育体系中的小学以及九年制的封闭中学(Gymnasia)都在灌输人民主权的有害意识形态,忽略了比较温和比较实际的防范独裁者上台的理论——我认为这种弊病必须立即更正,因为它在道德上说不过去。

我现在要回到我的出发点。未来是开放的,我们可以影响它的走向。我们的肩上因此有了沉重的责任,但我们却几乎一无所知。要怎么做才有正面意义呢?我们要怎么做才能避免远东的悲剧呢?我说的正是受到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柬埔寨波尔布特政权的受害者和伊朗阿亚图拉(ayatollah)[4]压迫的受害者。我们要怎么做才能阻止这惨不堪言的悲剧呢?我们能做点什么事情呢?能预防什么事情呢?

我对这些问题的答案是:可以。

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我所谓的“我们”,指的就是知识分子——那些对理念感兴趣、能读甚至能写的人。

我为什么觉得我们知识分子使得上力呢?就是因为这么严重的惨剧就是我们知识分子害的。在理念、原则、理论的大旗下,曾经导致过多少次大规模的人类灭绝悲剧——这都是我们的作品、发明,知识分子的发明所导致的后果。如果我们不再挑拨人民仇视他人——通常还是出自善意——单单这点就积了莫大功德。谁能说我们做不到?

“十诫”中最重要的一句是:不可杀人!这句话几乎包容了所有的道德性。举个例子来说,叔本华在阐释他的道德原则时,就是以此为原点向外延伸。叔本华的伦理学其实很简单、直接、清晰:不能伤害他人,尽可能地帮助别人。但是,摩西从西奈山(Mount Sinai)托着法版下山,还没开口宣布“十诫”就先说了什么?他发现罪足以致死的异端——一只金牛——在百姓中接受崇拜。他顿时忘记不可杀人的诫律,叫道:

“凡属上主的人,都到我这边来!”所有的利未人就都集结在他身边。他吩咐他们:“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命令你们每个人都佩上剑,从这门到那门,走遍全营,杀你们的兄弟、朋友和邻居。”利未人服从命令,在那一天约杀了3000人。(《出埃及记》,第32章)

也许这就是所有悲剧的开端。可以确定的是:自此之后,事情就是沿着这样的轨道前进——在圣地[5]、在我们西方,特别是在基督教成为国教之后,情况都是如此。在宗教史上,有多少迫害的悲剧假借“正统”的名义上演?后来——17到18世纪——其他意识形态的主题与信仰前仆后继:国籍、种族、阶级、政治或宗教异端种种,以残酷、恐怖的手段使他们的迫害得以合理化。

正统、异端之争孕育了一个小小的罪恶——一个我们知识分子最敏感的罪恶——傲慢的罪恶:总认为我们是对的,总爱卖弄我们的学识,知识分子的虚荣。这是很小很小的罪恶,当然比不上什么穷凶极恶的罪行(其实,在我们知识分子当中犯下罪行的人也不是没有)。我们有我们应该承认的罪恶。我们只要想想,纳粹的医生在奥斯维辛(Auschwitz)[6]集中营成立之前,不知道杀死了多少的老人、病人,就略知一二——借口就是所谓的犹太问题“最终解决”。

每一次,都是我们知识分子心生胆怯,骄傲自大,犯下严重的罪行。套用法国思想家朱利安·班达(Julien Benda)[7]的话,我们对未受教育的民众有特殊的责任,但是,我们却背叛了我们的心灵。我们发明、散布了民族主义,一如班达的描述,我们跟着最笨的流行走。我们爱炫耀自己,使用晦涩难懂的语言,目的无非是让人刮目相看——这种自恃博学、矫揉造作的语言,是我们从黑格尔的信徒那里承袭来的,而这种虚矫的身段,也把所有的黑格尔主义者拉拢在一起。这是一种语言的堕落、德语的堕落,但我们却夹在其间,相互攻讦。这种堕落害得知识分子很难进行理性的对话,总是说些笨话,总是在浑水摸鱼。

过去我们所造成的伤害,提起来吓人。现在我们有言论自由、创作自由,但是,我们真的负起责任了吗?

我有一篇文章提及柏拉图的乌托邦,我说:想在世界上建立天堂的人,都把地球弄成了地狱。但是,许多知识分子还是对希特勒地狱乐此不疲。瑞士心理学家荣格还把希特勒的地狱当作一种德国灵魂的勃兴喷发。那时的荣格住在瑞士,他当然用不着担惊受怕。但是在希特勒死后,他却忘记自己先前的著作,批评起深植在德国灵魂中的邪恶。丘吉尔、罗斯福和他们的《大西洋宪章》(Atlantic Pact),奠下了新世界的基础;但是,这却是1940年到1941年不列颠之战(the Battle of Britain)空军健儿血战的成果,他们经常面对几乎死亡的险境,并且为我们壮烈牺牲。希特勒死后,我们终于从他的地狱中挣脱,不再凋零憔悴,从此西欧生活在欧洲和平天堂中,生活在有史以来最好最公正的世界中。如果当时的斯大林愿意跟我们(西方)合作——通过联合国的折中协调——不只是在欧洲、北美,全世界都会获得和平,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也会是全世界计划。

但就在新福祉的基础在西方稳定下来、进展顺利之际,却有一股骚动在一旁冷言冷语,胡乱批评我们的时代、社会、文明以及美丽的世界。恐怖夸大的言词说,在我们追寻发展的时候,带来了毁灭与邪恶,毁掉了原本还很美丽的世界角落。这倒是真的,当然,所有的生命都不免面对危险。我想,我们终有一死。永远有危险,环境也一样,从生命初始的时候,就是如此。

在我们太阳系形成以来,自然科学、科技与工业第一次有能力为我们做点儿有益环境的事情,所有的科技专家念兹在兹的也是这个。但是,他们却背负了摧毁自然的罪名。同时,美丽的苏黎世湖、密歇根湖(名城芝加哥就在湖滨)几年来,都平平安安的,再也没有担心的必要。湖滨的生命靠着科技、工业获得保全,这还是太阳系自有生命以来第一次获得了这样的成就。

管理这个世界并不容易。每一种动物、每一种植物,甚至每一种细菌,都会影响一个族类的生活环境。也许我们的影响力比以前是强得多了,但是,任何一种新的细菌,一种新的病毒或是细菌的流行病,可能就会在几年之间让人类绝种。

要控制自然并不容易。我曾经说过,丘吉尔说:“民主是最坏的政府形式,但其他的政府形式更坏。”丘吉尔有些话没讲清楚,我想补充一下。单就政府而言,民主绝对是很麻烦、很难操控的一种形式,因为政府很可能会被取代。政府必须把他们的所作所为向你我、向所有人解释清楚。这种做法很正面,但是很难。我们都是陪审团的成员,我们要负责审判,但是我们却被流窜在世界各地的反宗教(irreligion)说法,带到歧路上。像黑格尔的危险主张——时代精神(Zeitgeist),就是一种流行(但愚蠢)的意识形态。这种谬论会指鹿为马,尽管事实就摆在你的眼前——会把我们带上歧路,忘却我们是陪审团的一员。

希特勒就是这些反宗教狂热分子(包括我在内)发掘出来的。所有事情在他们心里都是深信不疑的:这世界必须靠德国精神治疗,德意志至高无上(Deutschland,Deutschland,über alles,über alles in der Welt)!笃信这一套的希特勒把成千上万的赤贫青年、为了让德国独霸欧洲的勇敢年轻人拖进坟墓,连带让更多勇敢的敌人一起陪葬。这批勇敢的敌人以空前的勇气,拿起武器,捍卫自由与和平,义无反顾的精神,一如为了德皇、军阀、元首(Fuhrer)[8]拓展德国尊严与伟大的年轻人。

今天,我们应该重新评估这些事实。

德国的意识形态只是幻梦,勇敢的德国历史学家菲舍尔(Fritz Fischer)说得很清楚。说得再白一点儿,这根本就是谎言。西方的意识形态——尽管饱受贬抑,甚至有时候蒙上不白之冤——才是事实。西方为了和平奋战,也终于在欧洲实现和平。人类有史以来,和平,总是被战争摧毁。如今,西欧的影响力几乎称得上是无远弗届。

但是,不负责任的西方知识分子,还是把西方世界视为邪恶的表征。他们创建了一种新宗教,硬说我们的世界不公平,注定没落。他们经常引用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的著作《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作护符,因为他们要标新立异,所以对事实视而不见。他们不理会证据,甚至连客观的历史都可以扭曲。

我不想再批评这些知识分子了。我宁可要求他们负起对人类、对真理的责任。我们的自由允许他们随意发表意见,侮辱这个自由的世界,把它丑化成恶魔张牙舞爪的地狱。这是他们的权利,但却不是事实。散布谣言是不道德、不负责任的,只会危害到丘吉尔与罗斯福规划的伟大目标。这两位大战英雄,一手促成马歇尔计划的施行,但却被肆意诋毁,黑白颠倒成这个样子。

我希望提醒你们,苏联已经承认我们的世界、我们的和平,也愿意承认更广泛的和平未必是痴人说梦,不见得没有希望。我们必须凝聚我们所有的精力,确保和平的可能性,不要让那些指鹿为马的谎言,破坏了这难得的良机。

在西方,我们如同置身天堂——当然只在一重天,还没有到七重天的境地。我们的天堂有很大的改进空间,所以,我们不要再诋毁丑化我们的世界;至少在欧洲,这是人类有过的最好的生活环境。事实是:我们对改革的现状并不满意——在美国尤其如此。

我们是善良、自制的民族。从双方在战场上的表现,就可以看得出来。谋求地球和平的基本条件已经出现。其中一个必要条件是:苏联与我们携手合作。如果它真有诚意,就有可能达成丘吉尔与罗斯福的理想——和平将从欧洲扩散到全世界。

这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头一次,苏联愿意与我们合作!萨哈罗夫,这位伟大、勇敢但寂寞的英雄说:我们不应该相信D裁者戈尔巴乔夫,他太有权势了。萨哈罗夫也说:苏联已在崩溃边缘;但是我们不希望看到苏联崩溃,这种情势可能会导致军事D裁——独C政权将会控制全球前所未见的庞大(虽然未必见得是最好的)的陆、海、空军。这会彻底毁掉和平的希望。

索罗斯虽然不见得比得上萨哈罗夫,但他对苏联也算是相当了解——曾经在《纽约书评》上发表过一篇重要的文章,分析这些危险。但是,他认为苏联人是真心诚意地想与西方合作。苏联人比我们更明白,知道哪里是天堂,哪里是地狱。

为了让双方的合作顺畅,我们要在心里先弄清楚我们的成就,取得了哪些进展。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客观评判我们的成绩,提供苏联适当的协助,协助他们裁军——当然,每个步骤,我们都要小心翼翼,以防万一。

这些可能性不再遥不可及,只要知识分子看清客观的事实,不要再跟以前一样,又把天堂整成地狱。

我们应该知道我们一无所知,或几近一无所知,而戈尔巴乔夫的情况跟我们一样。为了向和平更挨近一步,我们必须放弃意识形态,特别是放弃单方裁军会威胁和平的偏见。我们必须小心地试探我们眼前的道路,以蟑螂为师,尽可能地谨慎,以达致真理。我们不再引用全能先知的理论,而这意味着,我们自己也需改变。

(1989年发表于Liberales Forum at St Fall University,此前从未出版。)

[1] 见Xenophon,Memorials of Socrates,IX.6。
[2] 见Xenophon,Memorials of Socrates,IX.6。
[3] 阿里斯提得斯,指挥马拉松战役的名将。——译者注
[4] 阿亚图拉,在伊朗等地伊斯兰教什叶派宗师的尊称。——译者注
[5] 在基督教中,指的是耶路撒冷。——译者注
[6] 奥斯维辛,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纳粹最大的集中营,在波兰南部。——译者注
[7] 利利安·班达,法国的评论大家、反浪漫主义领袖,这里指的是他的作品《知识分子的背叛》(La Trahison des Clercs)。他在这本书中说,为了种族与政治原因,出卖真理与正义是道德上的叛徒。——译者注
[8] 纳粹统治时德国人对希特勒的称呼。——译者注

本文选编于《20世纪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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