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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君立 |《大宪章》——马镫上的民主
无分国别，人类历史都是自由的历史。——克罗齐
在人类历史上，有很多不起眼的细节决定了历史的走向，马镫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个细节。
马虽然很早就被人类驯化并用于战争，但却一直没有马镫。马镫出现之前，骑兵虽然也具有一定的速度优势，却并不具有太大的力量优势，因此骑兵只用于侦察、通信、小规模突击和骚扰。直到公元8世纪，骑兵在西方的战争中始终只是配角。
马镫从中国传到欧洲之后，一支新型军队、乃至一种新的制度和社会结构冉冉诞生，这就是所谓的骑士时代。有了马镫，全速行进的欧洲骑士迅速成为一支不可阻挡的力量，他们就像堡垒和攻城炮一样，完全是军事工程学的产物。有200块钢板做成的盔甲和20万个小铁环联结而成的锁子甲保护，几乎任何刀剑长矛箭镞都难以伤害他们。这些马镫上的贵族武士不仅是力量和胜利的象征，也是自由和正义的旗帜。正是骑士和骑士精神不屈不挠的斗争，平民社会终于击败任性的王权，将权力这只野兽关入法律和文字的囚笼。
一、骑士的诞生
据传说，公元5世纪的英格兰有一位国王叫亚瑟，他在罗马帝国瓦解之后，率领圆桌骑士团统一了不列颠群岛，被后人尊称为亚瑟王。圆桌骑士据说有128人。所有的骑士都要发誓：
永不施暴，永不谋杀，永不叛国，永不冷酷。宽容需要宽恕的人，同情不能崇拜和臣服于亚瑟王脚下的人，那些可怜人的痛苦多么深！永远帮助女士、少女和贤淑的女子，即使以死为代价也在所不辞。为了世人的利益，英勇的骑士们只参加正义的战争。
所有的骑士都要遵守这个诺言，维护圆桌骑士的荣誉。所谓“圆桌”就是削去了棱角，也削去了人与人之间的高低贵贱。
关于这个美好的传说，人们无法考证它是否真实。虽然在如今的英国温切斯特城，仍然可以看到这个所谓的“亚瑟王的圆桌”。但这个直径5.5米“圆桌”其实是13世纪遗物。对英国来说，文字的历史不过1000年左右，亚瑟王完全是史前人物。或许“圆桌精神”其来有自，但至于骑士的出现则要晚得多。没有马镫，是不可能出现骑士这个社会阶层的。
虽然马镫最早起源于中国，但它最大的历史功效却出现在遥远的西方。对欧洲来说，很少有其他发明像马镫那么简单，而在历史上起过像它那样关键的触媒作用。马镫创造的新作战方式，在西欧造成了一种新的社会形态：这个社会由骑士阶级的贵族统治，骑士们被赋予土地，使他们得以一种新颖而高度专门化的方法来专职于战争。这种马上贵族也因此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行为风格及社会风尚，以及随之而来的文明形态和思想格局。
欧洲骑士制度最早起源于加洛林王朝的法兰克王国，后逐渐推行到欧洲各国。被称为“铁锤”的查理•马特担任法兰克王国的宫相，他发动了一系列重大的政治军事改革，以采邑制加快了欧洲的封建化步伐。凡接受采邑者，须提供相应数量的全副武装的骑士为国服役，西欧的封建制度据此建立，也奠定了一个划时代的骑士制度的基础。
1066年的黑斯廷斯之战中，来自法国诺曼底的威廉公爵率领5000名诺曼骑兵，将英王哈罗德的撒克逊步兵打得一败涂地。胜利者把法国的这种中央集权的有效封建制度强加于英国。英国史书上记载：“哈罗德国王战死了，无数优秀的战士也牺牲了，法国人占领了这片流着鲜血的土地。”
此战以后，马镫使骑士成为征服的象征。征服者威廉成为英格兰国王后发布的第一条法令就是，臣服的盎格鲁—撒克逊有产者不得拥有骑士的装备。诺曼人不仅将法语作为英国官方语言，还使封建制度在英国从此落地生根。
马镫产生了骑士制度，国王通过这种制度，创造了一个强大的贵族阶级，以此来巩固他对农民的权力；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骑士作为一种暴力，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王的权力。这样，封建制度的社会和政治体系就诞生了。在封建制度下，没有一个人是至高无上的的统治者，国王、平民、领主和骑士都共守一种契约。马镫所引发的征服文化中，最典型的骑士莫过于大名鼎鼎的“十字军”。
二、十字军运动
中世纪是一个信仰时代，所谓西方文明正是诞生于中世纪。中世纪也是一个骑士的“英雄时代”，十字军运动拉开骑士文化黄金时代的历史大幕。
十字军无疑是中世纪最为高潮的一段历史。服从教会的召唤而加入十字军，被看成是骑士们的义务和骑士精神的标志。在漫长的战争中，宗教信仰的虔诚与狂热、骑士精神的勇猛与野蛮、封建与基督教及商业的扩张等等，都走向一个新的高潮。
十字军东征作为一次全欧洲性的重大事件，几乎欧洲所有的阶级都为这一行动而疯狂。教皇为了取得更多世俗权力而积极煽动，好斗好战的骑士们热烈响应，他们变卖家产踏上征途。理查王甚至抵押了整个属地与国家。包括德皇费里德里希一世和法王路易九世等，许多国王命丧东征途中。武力传教的十字军运动建立了一个文化意义上的欧洲，这是罗马帝国崩溃以后最有凝聚力的一次统一，马札尔人、日耳曼人、意大利人、爱尔兰人、西班牙人、挪威人、芬兰人都被纳入了一个基督化的欧洲文化中。
基督教虽然起源于亚洲（中东）而不是欧洲，但后来完全被西方化和欧洲化了。在一个统一的基督教身份之下，中世纪的欧洲其实是一个巨大的矛盾体，农民与贵族之间，贵族与君主之间，君主与教皇之间，这些互相纠结的矛盾使欧洲社会危机重重，因此整个欧洲迫切需要找到一个“出口”，以释放这种“紧张”，就这样，穆斯林就被当作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威胁和“假想敌”。
十字军主力的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在欧洲都拥有无数的田产，包括僧院、村庄和城市。这些上帝的骑士团的活动直接影响了欧洲历史发展的进程。未来欧洲建立起更多的骑士团，其誓约均用以强调和维持那种崇高的道德追求；骑士的规则往往也成为当时社会乃至国家间的一些通行规则。
200年的十字军战争打通东西方沟通的血色通道，阿拉伯数字、火药、代数、帆船、航海罗盘、火药和棉纸在这一时期陆续传入欧洲，使欧洲的商业、银行和货币经济发生了一场革命，并促进了城市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第一次萌芽。
与中国一样，欧洲更多是一种文化概念。从地理上说，欧洲不过是亚洲大陆延伸出来的几个半岛，就像阿拉伯半岛与印度半岛一样。当狂热的欧洲骑士们义无反顾地从大陆的边缘进入亚洲大陆腹地时，几百年来，西欧人第一次接触到了比自己更为优越的文明——“世界”诞生了。
他们在东方，竟然发现了在欧洲已经消失了1000多年的古希腊文化的残存，以及医学和自然科学知识，阿拉伯的数字体系。欧洲人如获至宝，将这些古老的火种带回欧洲，最终导致了文艺复兴的出现。
罗素在《中国问题》一书中写道：
历史上，不同文化之间的联系曾被证明是人类进步的里程碑。希腊曾经向埃及学习，罗马曾经向希腊学习，阿拉伯人曾经向罗马帝国学习，中世纪的欧洲曾经向阿拉伯人学习，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曾经向拜占庭学习。
从东征的那一天开始，偏居欧亚大陆一隅的欧洲就走上了一条世界主义的宽阔道路。对欧洲来说，十字军东征是一个起点。它推动着欧洲从一个黑暗的孤立时代走向开放的现代世界。贸易使货币和市场出现了，接着出现了城市和自由民。条顿骑士团在马镫上将基督教传播到普鲁士和波罗的海诸国，德意志成为欧洲的新生力量。
三、大宪章的来源
从人类文明的角度看，十字军运动最大的收获或许是“人权”的诞生。
1099年，十字军血洗耶路撒冷后，骑士们组织了自治性的耶路撒冷市政委员会。委员会明文要求，即使贵为国王，也必须服从耶路撒冷市政委员会的决议。委员会中的英国骑士从这里找到了反对王权的法律依据。
狮心王查理一世在十字军东征中死去，约翰成为英格兰国王，随后发起对法国的战争。在1214年布汶之役中，约翰战败，封建贵族乘机联合对国王不满的各方力量反对约翰王。1215年，封建贵族的骑士军队占领了伦敦，挟持了约翰王。在强大压力下，约翰于6月15日签署《大宪章》。其中一条承认国王只是贵族“同等中的第一个”，没有更多的权力。大宪章中最为重要的条文是第六十一条，即所谓“安全法”。根据该条的规定，由25名贵族组成的委员会有权随时召开会议，具有否决国王命令的权力。
按照大宪章的精神，国家的权力就这样从国王手中转移到委员会手里，英国虽然保留了国王，但却走出了独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对权力的制约是史无前例的。“任何自由人，如未经其同级贵族之依法裁判，或经国法判，皆不得被逮捕，监禁，没收财产，剥夺法律保护权，流放，或加以任何其他损害。”《大宪章》对骑士及自由农民的利益也有一些保障。第15、16条规定不得向他们征收额外的协助金及强迫服军役。
英国编年史作家罗杰•温德弗记录了大宪章诞生的一个细节：
他们全部都在圣埃德蒙的教堂里集合，并且从职位最高的人开始，全部在大祭坛前发誓，说如果国王拒绝准许这些特权和法律，他们就会撤回对国王的效忠，并且向他宣战，直到他在一部宪章上盖上王玺，确认他们一切的所求；并且最后一致同意在圣诞节过后，他们全体将一同去找国王，要他确认以上要求，并且同时应该准备马匹粮秣和武器，以便国王一旦企图违反他自己的誓言，他们就可以占领他的城堡，借以胁迫他来满足他们的需求。
这份历史记载了这群骑士是以武力为后盾，朝着缔造和平协议的目标前进。如果宪章遭到破坏，骑士们有权以暴力手段强迫国王履约；并且可以使用武力，占据国王的城堡和财产。可以说，《大宪章》是从10个英国人中就有一个人断送了生命的内战坩埚里被锻造出来的。
事实上，英王约翰从一开始就没有接受大宪章约束的诚意，他只不过在武力之下，才不得不签署大宪章，特别是第六十一条，几乎褫夺了他作为国王所有的权力。这种自断其腕的权力自宫无疑只是权宜之计。在骑士们离开伦敦返回封地之后，约翰王立即宣布废除大宪章。即使与约翰王不和的教皇英诺森三世，也抨击大宪章是“以武力及恐惧，强加于国王的无耻条款”。
自从诺曼征服以来，英国本来是欧洲最具专制传统的国家，但具有多次民族融合经历的英国人又素来具有骄傲的公民精神。这些盎格鲁—撒克逊人一方面愿意通过理性的谈判进行妥协，另一方面又敢于不惜以流血抗争来捍卫自己利益和权利。面对王权的一次次自我扩张，公民们展开一次次暴力反抗。
1258年，贵族骑士再次以武力逼迫反复无常的国王签署《牛津条约》，一个12人的委员会成为英国最高权力机构，并有权否定国王的决定和任命高级官员。1265年，英国历史上第一次召开国会，贵族、教士、骑士和市民均有代表进入国会。经过3个世纪的反复斗争、较量、撕毁、再订、破坏和重建，在这种当时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没有的权力格局，君主立宪渐渐趋于定型。其间，为这种权力的分配与再分配，英国发生过多次的动乱、起义、兵变、政变和内战。
1642年到1648年，由平民组成的“铁骑军”与国王军进行了长达8年的战争，最终人民将国王查理一世推上了断头台，英国在短暂的共和革命和斯图亚特复辟之后，1688年，英国人从荷兰请来了一位新国王威廉三世，这次没有流血的政变被称“光荣革命”。作为这场革命的结果，1689年颁布的《权利法案》标志君主立宪制的资产阶级统治正式确立。
1763年，英国率先开始了工业革命的伟大进程，商人出身的首相威廉•皮特将《大宪章》称之为“英国宪法的《圣经》”。他在议会的演讲中，曾这样表达对个人财产权的敬畏：
即使是最穷的人，在他的寒舍里也敢于对抗国王的权威。风可以吹进这所房子，暴雨可以打进这所房子，房子甚至会在风雨中飘摇，但是英王不能踏进这所房子，他的千军万马不敢踏进这间烂了门槛的破房子。
四、宪政的起源
《大宪章》用拉丁文写成，后来被译为盎格鲁—诺曼语和英语，以方便贵族和平民都可以理解。开始时它被称为“自由宪章”，后来被称作《大宪章》。大宪章来自这样一种想法：政府和社会、自由和权利，可以用文件加以组织起来，而这份文件得以生效的，不是某一个人、某一个枭雄、某一位皇帝（哪怕他多么仁慈），而是不变的文字。作为人类文明的最高成就，文字的圣神力量拯救了权力下苦苦挣扎的大众。
在傲慢的权力眼里，没有什么东西被当回事儿，无论是人还是文字。人的尊严和文字的尊严只能靠武力来捍卫。有时候，信誉是被迫建立的。
《大宪章》的墨迹未干，约翰王就背信弃义地撕毁了大宪章，导致英国立即陷入内战。老天有眼，约翰在内战中一命呜呼。约翰王恰如其分的死亡使得《大宪章》得以重新稳固，新国王亨利一世当着骑士们的面，重新颁布了 “亨利宪章”。此后，大宪章这个权力的紧箍咒逐渐成为英国铁定的法律，国王已经很难将它完全推翻。它也成为英国人同意为国王加冕的协议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1265年起，《大宪章》每年颁布两次，如此以来，它像圣经一样深深的烙印在每个英国人心里，人们把它视为一个贤明政府的福音，每当国王越轨，人们就会大喊“《大宪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英国作为一个国家，在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拥有了成文宪法。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民主绝不会从天而降。可以说，人们争得的每一份公民权利都浸透着鲜血。暴烈的权力争夺使理性的英国人逐渐领悟，暴力不能解决权力问题，只有适当的妥协与和解才有可能结束暴力，而权力是无法消灭的，但必须用法律将权力这个魔鬼关入魔瓶。终于，英国创造了一个标志着现代政治文明的民主制度——君主立宪制。
英国宪政追根溯源，即来自骑士制度下的大宪章，其基本精神即王权有限和个人自由。这个文件是一个划时代的人权宣言：它在人类历史上首次确立了人权的基本原则，提出了保护个人的尊严、反对国王滥权的基本精神；它要求恢复人的权利，并制定一个宪法来保证这些权利。
英国大宪章所强调的人权中，不仅包括了人的消极权利，而且还包括着人的积极权利，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整个宪章代表了一项借由叛乱的形式所发出的抗议。它的力量主要在于，把人民针对任何自称具有无上权力的政府所作的挑战合法化。《大宪章》体现了一种代表人类最高理性智慧的契约精神，它以民众的力量将权力关进法律的囚笼。
君主立宪制大大限制了国王的权力，从此英国在人类史上率先与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分道扬镳。美国历史学家杰克•戈德斯通在《为什么是欧洲：世界史视角下的西方崛起》一书中写道：
当时如果从英吉利海峡向大陆望去，从法国一直到土耳其再到中国，都是一片专制王权的海洋，我们就毫不奇怪英国人民一定会为他们能生活在一个拥有个体自由和权利的国度而感到庆幸了。而正是这种与众不同的社会，才在此后的两个世纪里产生了惊人的结果。
19世纪英国政治学家如斯托布斯认为，整个英国宪政史实际上是大宪章的注释史。在后来的历史中，《大宪章》巨大的影响力陆续扩展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南非，以及更多向往文明的国家，从而成为现在世界赖以实现民主转型的公民《圣经》。1956年，英国法官丹宁勋爵称《大宪章》为“古往今来最伟大的宪法文件，是人类用以反对暴君专制独断、争取个人自由的基础。”
对英国来说，《大宪章》就是法治精神的基石，也成为人类宪政的起源。到17 世纪，英国资产阶级起来革命，利用“大宪章”这一古老的文件为武器，同专制王权作斗争。即使后来催生美国革命的《五月花公约》和《独立宣言》，其实也是大宪章和这种民主自由传统的背书和延续。美国的联邦宪法和各州宪法都包含有《大宪章》的思想。二战之后，联合国正式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其实就是一部“全人类的《大宪章》”。
本文节选自《历史的细节》，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4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