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请文雅的说一句中国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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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烈山先生是我尊敬的文坛前辈。有一天他发来消息：刚才见你满口“逼格”，觉得很不好，以后能不能不要再说了？

当晚，我就在朋友圈写道：“今天被鄢烈山老师批评，此后不再使用‘逼格’这类词。立此存照，切记切记。”

一约既定，万山无阻。这不仅出于对前辈的承诺，抵制语言的低俗，我更想挑战一下自己的定力。

在我看来，所有持戒中，脏话大概是最难戒的一种。因为大多数时刻，脏话大概都是无意识的产物，不比戒烟、戒酒等，大抵可由意识控制。赌咒发誓说“我操，我他妈再也不说脏话了”的，大概也不会只是个笑话。

就像“逼格”，已经成功取代“格调”，成为这个时代的流行语和关键词。大概没有人能够听而不闻、视而不见，但有所见，必入内心，化作杂念，破坏持戒。

02

词语，尤其是新词，其实就是时代的投影。或者说，有什么样的时代，便有什么样的词语，时代的性质塑造了词语的面目，反过来，词语的流行将改写时代的风貌，甚至会支配时代史的书写。

从“格调”到“逼格”的转型，就是如此。遥想当年，“格调”一词随保罗·福塞尔《格调》一书而风靡，正呈现了那个时代的格调；彼一时此一时，当“逼格”及“装逼”、“撕逼”等盘旋于今人嘴边，则呈现了现时代的格调，不，逼格！这两者之间，相隔还不到二十年。

以“逼格”为基点，这个时代新词的最大特色，就是不脱“逼”、“屌”、“婊”等字眼。哪怕仅仅回到十几年前，我们都很难想象，这样极端粗鄙的语汇，可以堂而皇之的出现在每一个看似文雅的中国人嘴边，甚至铅印的文字上。

这些粗鄙的语汇，自然而然挂在嘴边，堂而皇之印在书上，宣泄的是弥漫在整个社会中的戾气，共同构成了时代精神的低俗气质。

我从不认为，说脏话就是粗鄙。这得看脏话的性质、言者的意识，以及对他人的伤害。朋友蛋总是重庆人，平时满口脏话，曾被我讥为“生殖器长在嘴上”，但与之对谈者大都不以为忤，因为他说“我操”“我日”等，只是为了强化语气，绝无辱骂对方之意。

而当下好些言必称“屌丝”、“穷逼”、“绿茶婊”者，几乎每一个词语、词语的每一笔画，都充满暴力属性，以凌辱、攻击为目的；并且，话语暴力的运行轨迹，往往不是弱者反击强者，而是弱者内部自残，或者说，弱者折辱更弱者。这正应了鲁迅在九十年前的批判：“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不可救药的民族中，一定有许多英雄，专向孩子们瞪眼。这些孱头们！”

这个时代最流行的标题：“致贱人”、“致Low逼”、“致道德婊”……像苍蝇一样爬满日渐华美的手机屏幕，我则百思不得其解：难道我们的汉语贫瘠到这等地步，若不用“逼”、“婊”，便不足以精确表意，甚至不会正常说话？难道我们的心理疲乏到这等地步，只能在“贱人”、“Low逼”的粗鄙之中寻觅施虐与受虐的快感？难道我们的思想冷酷到这等地步，必须以讽刺、羞辱的方式表达愤怒和怜悯？

或许，背后还是那个老话题：相比说出了什么道理，说理的方式，其实更为关键。这也正是为什么我一直强调，阅读胡适、王小波等，相比说理，更应该关注他们怎么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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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回来，“逼”、“屌”、“婊”的流行，不能单单归罪于“致贱人”、“致Low逼”的作者们，对一些作者而言，不是他想写什么就写什么，而是读者和市场需要什么，他才写什么。如果“贱人”不能吸引眼球，他可能会改写“致圣人”，如果“Low逼”不能激起波澜，他可能会改写“致土豪”。所以说，汉语的粗鄙化，其实是当下这个社会的共同罪行。

这一百年来，汉语所承受的苦难，累加起来，可能要重于此前千年。

04

《中国周刊》曾将这个时代定义为“粗鄙时代”，并断言，最糟糕的粗鄙，是“强者愈粗，弱者愈鄙”。

就语言而论，官腔的最大特点可谓“空”，新词的最大特点的确是“鄙”。前者架空了汉语，后者贬低了汉语。前者使汉语沦为稻草人，后者使汉语沦为侏儒。二者合力，则使社会断裂：上半身空虚，下半身肿胀。

还是那句话，时代与语言，相互成就。粗鄙时代是粗鄙语言的幕布，粗鄙语言则是粗鄙时代的台词。

当汉语江山花果飘零，支离破碎，陷入重度污染，我们能做什么呢？

我的批判，最大意义只能是反躬自省，反求诸己。基于此，我愿继续守护与鄢烈山先生的约定，并试图证明，不用由“逼”、“屌”、“婊”等所构成的新词，正如不用那些官腔，我们依然能正常说话。也许我们所缺乏的不是正常说话的能力，而是正常说话的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