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儒家，在先秦是一派学说，自两汉开始独尊，于宋明成为儒教，五四以降由所谓新儒家唱挽，最后由九十年代开始的大陆尊孔闹剧终场。

一

孔丘创立儒学，意在克己复礼。克己并非克自己，而是希望那些不遵守周礼挑战周制的人们、克制自己收敛自己。克己复礼主要针对的是管仲。管仲在齐桓公支持下开创了尊王攘夷的政治新格局，成为中国历史步入春秋时代的标记。管仲政治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先富民再治国，安高在乎同利。这些皆与周公姬旦奠定的周制周礼背道而驰，为孔丘所深恶痛绝。

事实上，齐鲁两国在政治上的分歧，最早源自姜尚和周公姬旦的不同治国方式。据《淮南子》记载，彼此讨论何以治国的时候，姜尚主张举贤上功，不避利益驱动;而姬旦强调等级分明的尊尊亲亲，以礼治国。孔丘的克己复礼，想要复的就是周公那套尊尊亲亲的以礼治国。如此泾渭，到了管仲政治，更加突出了利益之于政治的驱动性，突出了以利治国而不是以礼治国的实际性和可操作性。所谓富民，并非教习民众以礼仪，而是让民众得实惠，让民众过好日子。这显然比姜尚的政治方式，跃进了一大步。可惜，管仲政治思想，后人没有作认真的研究和总结。

反对管仲政治方式，这是孔丘克己复礼的基本语境所在。正如不知道周公建制建立了什么制度和礼仪，就读不懂老子的小国寡民思想一样;抽掉了管仲政治的语境，便无法理解孔丘的克己复礼。

孔丘的去利取礼，后来被孟轲所继承。只讲义，不讲利。孟轲与孔丘的不同之处在于，把政治理想上升到贵民主义，提出了民本乌托邦。孟轲的民本思想，截然不同于管仲的人本政治。孟轲虽然以民为本，但不是由民作主，而是为民作主。正是这种为民作主的思想，潜伏了后来荀况的君本主义。

荀况是由儒而法的转折点。孟轲的民本主义到了荀况，变成了君本思想。荀况将其君本主义诉诸隆礼重法，礼还是要的，但法更重要。荀况所谓的法，并非是法律法治之法，而是帝王之法，亦即以权术谋术为核心的帝王术。孔丘当年欲复之礼，到了荀况完全变成了朝向帝王的跪拜之礼。从荀况的帝王术再向前一步，就是韩非献给赢政的权力术阴谋术如何打下天下术。

二

汉儒可分西汉东汉。西汉之儒，大都致力于营造话语权。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司马迁、班固以儒治史，孔安国造假。独尊儒术虽然没有让汉武帝采纳，但最后造就了刘秀建立的东汉王朝。东汉皇帝大都相信以儒治国，甚至效仿上古先贤，亲自赤脚种地。也正是以儒治国的政治方式，导致东汉儒生极其活跃，与朝廷呼应，蔚为大观。最后，以汉末党锢血案，收场。以儒，不能治国。

汉末党锢无意间留下一个儒生有所不为、有所必为的骨鲠传统。倘若说，用自孔丘以降的儒学治国很不靠谱，那么自汉末党锢承传的骨鲠儒生，却是精彩的。当然，这样的骨鲠传统，最早始于孟轲面对君王的面不改色，腰板挺立。这跟孔丘并不相干。孔丘的人格特征是世故，可以说，中国人的世故传统，孔丘乃始作俑者。

三

宋儒致力于将儒学变成儒教。张载是最早怀有此志之人。当然，后来由朱熹完成。朱熹理学，所谓理在气先，亦即理高于包括生命在内的万事万物，而朱熹本人又扮演了理的化身。这与黑格尔宣扬绝对精神与马学推举客观规律，如出一辙。骨子里都是想通过一番话语演绎，君临天下。所谓理教，朱熹是当然的教主。凭借理学，朱熹取孔孟而代之。比起克己复礼，以民为本，朱熹理教蛮横冷酷：无非是通过占领道德制高点，成为庶民的精神奴役者。后人所谓的理教杀人，其实就是对朱熹的控诉。更不用说，朱熹的道德说教，是对他人的要求，不包括他这个教主本人。他可以一面宣讲理教一面包养尼姑。儒家诸子，朱熹最虚伪，最僵化，最教条，因而也最受历朝皇帝欢迎。

与朱熹理学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王阳明心学。与朱熹以理学束缚他人相反，王氏心学是针对自己提出的生命修练。王阳明承继陆九渊心即是理的思想，将高高在上的理转化成了内心修为的准则。心外无理，心外无物，心外无事。所有针对他人的道德教条，通通变成了面对自己的省悟。王阳明如此说，也如此身体力行。倘若真有什么修齐治平之人的话，那么王阳明应该是一个。后来的曾国藩应该是第二个。

儒家在历史上有两类人物，是足以令人起敬的。一类是汉末党锢式的骨鲠之士，一类是王阳明、曾国藩那样修齐治平的事功人物。他们既是人格标高，又意味着道德底线。这种品质虽然是后天习得，但也多多少少有着历史的承继性。或者说，是远古《山海经》神话那种担当传统的绵延。

四

五四以降的新儒家，最早的代表人物是熊十力，梁漱溟，还有稍后的钱穆。就文化思潮而言，这批新儒家人物的出现，是对五四倒孔运动的反弹。其中，既有守旧的一面，也有合理的一面。守旧是守在复返儒家学说上，合理是合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并没有对儒家作出令人信服的批判。所谓的打倒孔家店，仅止于情绪性极强的口号而已，并没有对儒家作出历史性的分析和梳理，更没有重新审视先秦诸子。

新儒家虽然著述不少，但并无独到的建树可言。许多探讨，仅止于概念的纠缠。这与其说是新儒家诸子才力有限，不如说是儒家学说已然灯尽油枯。新儒家的特色在于，努力从儒教、或者说从理教，重新回到儒学。作为意识形态的孔孟伦理遭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否定之后，新儒家力图重建作为学术、学问的儒家学说。

这种努力后来在台湾被五四新儒的弟子们发扬光大。台湾的新儒家，比如牟宗三，有志于从中西文化对照的框架上，重塑儒家学说。他们的想法，曾经集中表述在他们于五九年联合签署和发表的宣言里。那份宣言应该是台湾新儒家的历史性文件。他们在宣言里宣告，中国文化已死。他们所说的中国文化就是儒家学说，他们藉此将儒家学说的过气与中国文化的死亡，混在一起谈论。宣言旁证博引，横跨中西，然皆不得要领。惟一值得注意的是，宣言在政治上表达了他们的不认同共产主义。正如宣言将中国文化等同于儒家学说，宣言将共产主义归咎于五四新文化。

台湾新儒家的困境在于，在文化上阐说儒家学说，乏善可陈;在政治上不认同共产主义，却提不出自己的主张。因为无论是以礼治国、以儒治国、还是以德治国、以理治国，全都了无操作性可言，也不可能被任何一方统治者所接受。蒋介石既信奉儒家，但同时又进教堂，骨子里奉行的是独裁政治，心底里想要的是家族王朝。倘若按照新儒家的理念治国，那么既得不到西方世界的认同，又得不到另一阵营的欢心。在冷战时代的台湾新儒家，不仅在文化上没有立足之地，在政治上也没有一席之位。尴尬人偏遇尴尬事，此后台湾的政治和文化嬗变，跟台湾新儒家一点关系都没有。台湾开启两党制政治时，人们可以发现的是，来自在野党的政治领袖，大都是律师出身，与新儒家毫无干系。

五

世纪之交的大陆尊孔闹剧，此处从略。因为凡是大陆人，全都知道的。台湾新儒家不管怎么说，尚能作为一个话题谈论。发生在大陆的这场闹剧，连话题都不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