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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疾病改变的世界历史：麦克尼尔和他的《瘟疫与人》
威廉•哈迪•麦克尼尔是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荣誉退休教授、享誉全球的世界史学家。他倡导的宏观、整体的世界历史观，强调各文明之 间的交往互动，开创了世界史写作的新时期。他的《瘟疫与人》从生物学、病理学和 历史学相结合的独特视角重新审视人类历史，创造性地拓展了世界历史的研究范围，并形 成了以科学逻辑和方法主导的世界历史阐释模式，构成了麦克尼尔独具特色的科学化世 界历史观，同时引发了一轮专业历史学家对于宏观性世界历史主题的关注理解《瘟疫与人》，可以算是理解麦克尼尔宏观世界历史思想的一把钥匙，本文尝试从生物学角度阐释《瘟疫与人》之中包含的生物学思想和观念对于麦克尼尔科学化世界历史 观形成的重要性。
生物学与环境运动的刺激
在《瘟疫与人》写作之前,麦克尼尔在其成名作《西方的兴起》中对交通、技术和 科学特别关注。但在20世纪50、60年代，麦克尼尔审视世界历史的目光还只是聚焦在人类主体上，文明仍然是他的世界历史的中心，他很少关注生物、尤其是微生物与人类的关系。在他的第一部世界历史著作《过去与未来》中，他在讨论北美印第安社会的特 点时曾用疾病做了比喻，但丝毫没有提及传染病在欧洲人征服美洲的过程中发挥的作 用。及至写《西方的兴起》时候,那些被引入世界历史写作的与生物或生态相关的科学思想，基本上还属于生物、生态学中较为抽象的理论，比如用生物有机论来形容文明的有机发展，用物种的扩散论来说明文明的扩散，将生态平衡的概念引入到共生圈理论之中等等。麦克尼尔在关注生物、共生圈这些要素时，他搜集疾病与人类相关材料的目的，还只是着眼于人口的数量消长。他写道：“恶性传染病是罗马和中国的人口在公元二世纪后下降的一个主要原因；罗马和中国位于共生圈的两端，它们比中东更易受新的、不熟悉的疾病的影响，这一点并不奇怪。中东与旧世界远方的来往早已存在，当地人可能已经对疾病具有一定程度的免疫力，而同样的疾病在远东和远西依然能导致在生物学上毫无保护的人口大量死亡。”他指出，共生圈的连接会直接引发疾病灾难，从而导致了人口的锐减。他把传染病看作欧洲人得以迅速征服美洲的三大法宝之一。天花在阿兹特克帝国的瓦解中发挥了比单纯的军事行动更大的作用；而另一种类似疾病早在西班牙人到达秘鲁之前，就可能已经削弱了印加帝国。相比之下，欧洲人在之前与其他大陆人们接触的过程中，对许多疾病产生了某种程度的抵抗力， 因而,从大约1650年起甚至更早，欧洲人口开始呈现出新的高速增长势头。
麦克尼尔1962年写完《西方的兴起》的时候，正是蕾切尔•卡逊的划时代作品《寂静的春天》一书出版的那一年。此后，环境运动勃然兴起。它唤醒了人们保护环境的意识，也推动了与 生物生态相关的科学研究的发展，包括对疾病史的研究。另一位美国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对疾病史的研究，为麦克尼尔后来书写瘟疫与人的历史提供了一个框架。1967年, 克罗斯比发表了一篇文章探讨天花在西班牙征服阿兹特克和印加帝国时发挥的作用。他指出“天花”对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的影响很容易被生活在二十世纪的我们所低估。我们长久以来一直为西班牙征服者的大胆行为所深深吸引，忽视了他的生物盟友的重要性。”这篇文章后来成为他的名著《哥伦布大交换：1492年以后的生物影响和文化冲击》中的一章。该书也是麦克尼尔写作《瘟疫与人》时参考的最有帮助的书。这一时期，麦克尼尔还读到的罗杰•莫尔斯所著的《十四世纪到十八世纪欧洲城市的历史人口导论》它推动了麦克尼尔“关注人类活动中人口消长的集中表现，以及 影响人口波动的人类与其他生物的生态关系”。
那么，相比之下，麦克尼尔的研究有什么独特性呢？作为历史学家，麦克尼尔对于生物与人之间交往关系的关注，必须用具体的历史事例体现出来，而不能流于通俗的概说。麦克尼尔不同于克罗斯比的是，他要书写的不是美洲的而是世界范围的疾病与人的历史,倾向于要将生物学的成就与思想纳入到世界历史写作的指导原则中来。麦克尼尔显然不是第一个选择将疾病作为历史叙事主题的历史学家，但是，从疾病的角度书写一部世界历史，他无疑是先驱。《瘟疫与人》重拾了之前《西方的兴起》没有足够关注的主题,捕捉漏网之鱼的同时，继续用共生圈理论和互动的观点阐释疾病视角下的世界历史，它是对 《西方的兴起》搭建的世界历史框架的一个补充和注释。
疾病、寄生与世界历史
1976年出版的《瘟疫与人》虽然篇幅远不及《西方的兴起》，但它对我们以宏阔的视野认识世界的影响力之深，比之后者有过之而无不及。以往，我们对于历史的关注多半在于人与人之间、种族与种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为了生存空间进行斗争、交往，取得平衡又打破平衡。麦克尼尔认为，在世界历史进程中，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可能更为根本。不可忽视，其中就包括人与病菌的关系。
麦克尼尔在人类与传染病的互动史方面具有筚路蓝缕之功。他解释了为什么这个主题在过去得不 到历史学家的重视：一方面是历史学家们“一直以来对疾病模式发生重大变化的可能性缺乏敏锐洞察力”，他们没有认识到，“一种疾病在熟悉它并经历过它的人群中暴发与同一种疾病失去控制后在完全缺乏免疫力的人群中肆虐，其造成的后果是极度不同的”；另一方面，传染病的“不可预见性使大多数历史学家们感到不自在。我们都希望人类的过去有意义，历史学家们为了迎合这一普遍愿望，往往强调历史中那些可预测、可界定而且往往也是可控制的种种因素”。
麦克尼尔提出微寄生与巨寄生这一组概念，其核心是“食物”与“生存”。不论是微寄生物还是巨寄生物，它们都必须从其宿主那里获得食物，或者说与其宿主形成这样那样的平衡，使得寄生物与宿主得以共生共存。如果说麦克尼尔在《瘟疫与人》中只是将目光聚焦在了疾病史之上，那这部著作的结构也 就相当简单了。但是，在引入了巨寄生的概念之后，麦克尼尔激发了读者极大的兴趣，同时也将自身卷入了争论的漩涡中。争论的主要问题集中在两个方面：一、瘟疫有没有对人类的历史产生决定性的作用？二、研究瘟疫与人的关系，提出微寄生的同时，是不是有必要提出巨寄生概念？从微寄生到巨寄生, 是一种逻辑推导还是一种想象？
针对瘟疫对于人类历史的作用问题，从《瘟疫与人》以及麦克尼尔之前接触的文献看来，引发他的思考并令他对瘟疫极为重视的事件，无疑是西班牙人对墨西哥的征服，以此为起点，他搜集发生在世界历史范围内的其他事例，写成《瘟疫与人》在这一系列事例的经验基础之上，麦克尼尔得出了许多结论, 如瘟疫遏制了波斯帝国的扩张、妨碍了古代早期中国南方的发展、形成了印度次大陆抵抗外敌的天然疾病屏障等等。乍看起来,瘟疫似乎为世界历史中各种文明的拓展设置了大自然的天然边界。如果循此结论再反观《西方的兴起》中各类有关文明扩散和共生圈形成的假说，我们会认为《瘟疫与人》这部著作的确是丰富和补充了一个我们过去从未曾理解的、影响世界历史进展的重要方面，甚至在世界历史的长时段和空间格局上，瘟疫还常常扮演着决定性的因素。
在世界历史进程中，那些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往往是人能够控制的。微寄生物却非如此。在《瘟疫与人》中，麦克尼尔曾写道：“几乎所有的微型寄生物都小得无法用肉眼看见，这意味着在显微镜和其它复杂的帮助人类提高观测力的发明出现以前，没有人能理解或采取很多措施来控制与此类有机物的接触。尽管人类的智慧在处理他们看得见的并可实验的对象上显得得心应手，但是，直到19世纪, 同微型寄生物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仍停留在生物性层面上，也就是说，人类无法有意识地控制这种关系。”事实上，这句话是麦克尼尔赋予19世纪以前的微寄生物某种世界历史意义的依据所在。也就是说,在科学（包括医学、生物学）和技术（发明显微镜）发展到相应的阶段之前，微寄生物对人类某些行动的影响具有决定性作用。在麦克尼尔心中，他不只是想表达那微小寄生物具有影响某一阶段人类历史的力量，而是想借微寄生物来表达大自然之中蕴藏着的影响人类历史的巨大潜能;更进一步可以说，麦克尼尔在《西方的兴起》中反复强调科学对于人类历史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影响之后，他写作《瘟疫与人》 则是在尝试以自然科学中的某些理论来直接解释人类历史的发展。这一点更明确的证明就在于麦克尼尔要用“寄生”概念的组合，即微寄生与巨寄生，来为人类历史提供一个科学的解释框架，其中微寄生作为人与自然关系的解释基础，巨寄生作为人与人关系的说明框架。麦克尼尔将这两类解释在历史情境 中加以综合，构成了一幅微寄生与巨寄生互动的世界历史图画。
麦克尼尔这种以生物学中的寄生原理为核心思想的世界历史解释，受到评论家约翰•诺瑞斯的严厉批评。后者在书评中写道：“麦克尼尔把疾病看作人类与其他生物之间关系的连续统一 体的一部分：与寄生微生物之间的关系被称作微寄生的，导致疾病（有毒媒介导致疾病这一点并没有被提到）；与其他人类的关系被称为巨寄生，导致了征服和统治。他把疾病和被统治的不幸进行类比，荒诞 地歪曲了历史。”显然，诺瑞斯不能接受这样的类比。可是，在麦克尼尔眼中，它根本不是一种类比，而 是一种实在关系的呈现，因为人对人的征服与统治，的确存在一种统治者占用被统治者生产资料的关系。而且麦克尼尔还将微寄生的生物学原理进一步解释巨寄生在形态上的细节。他写道：“在文明历史的很早时期，成功的掠夺者变成了征服者，也就是说，他们学会了以这样一种方式掠夺农民：从农民那里抢走部分的而不是所有的收成。通过试错法，一种平衡可能而且也确实出现了，生产者们能够通过生产 超过自身糊口所需的谷物和其他粮食,在这样的掠夺中生存了下来。我们可以把这种剩余看作是与人 类巨寄生相称的抗体。正如轻度感染可以让宿主对致命疫病的侵袭产生免疫力一样，一个成功的政府 可使支付租税的人们对灾难性的掠夺和外敌入侵产生免疫力。”正是通过将微寄生的生物学原理全面社会化，使之能够解释来自外部的种族征服和在社会内部阶层之间形成的平衡关系，麦克尼尔才有能力 提出和使用巨寄生的概念。
麦克尼尔的创造性还不止于此。在《瘟疫与人》中，病菌与人之间的微寄生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巨 寄生关系相互交错地表现了人类历史的两个核心主题:人与自然、人与人。他告诉我们微寄生是如何帮助印度人和中国人抵御了来自外来种族的巨寄生，巨寄生又是如何在微寄生达成平衡后在文明内部确 立起来。不过，麦克尼尔在巨寄生中引为核心的是巨寄生物与宿主之间的“共生关系”，或者说“平衡关系”。关于共生和平衡，麦克尼尔在《西方的兴起》中已经特别注意，现在，这位追求科学世界观的历史学家,终于可以为这种共生关系或平衡关系提供一套基于病毒免疫的自然科学假说。它似乎在生物学和传染病学中已经证实了，接下来要做的不过是在人类社会中加以证实。
事实上，巨寄生的理论难以被彻底证伪。不过，要提出一些细节证明巨寄生理论是一种不完全假说，这并不难，甚至我们也可以延用微寄生的原理为麦克尼尔制造一个矛盾。例如，历史上屠族灭种的事例数不胜数，最凶残的一次是纳粹大屠杀。若按微寄生的道理，便是病菌将宿主杀死了 。然而，麦克尼尔描述的巨寄生侧重的是共生和平衡关系。在这一点上，麦克尼尔存在一个伦理上不能突破的局限, 即便种族屠杀类似于微寄生物杀死宿主，他也不能或不应主张这是一种合乎寄生理论的事例，要不然，他就会将世界历史的发展彻底归于自然选择或丛林法则来解释，从而令人文学科丧失其应有的价值，也最终将人性中对善的诉求彻底淹没了。麦克尼尔在解释中的人文倾向，恰恰证明寄生理论对于人类历史的解释不是天衣无缝的，人的历史不能完全用生物学或更大范畴的自然科学来进行完全解释。
不可否认，对于世界历史中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关系，《瘟疫与人》是一本发人深省的作品。它在最大程度上开启了人们对于疾病与人类历史之间关系的反思，同时也在最大程度上激励了麦克尼尔去追求以科学的模式去阐释世界历史的行程。
《瘟疫与人》科学化世界历史观的确立
《瘟疫与人》出版之后尽管受到许多专业历史学家们的批判，但获得了普通读者以及其它领域学者的好评。实际上，它是麦克尼尔所有著作中最受欢迎的一本。这部著作可以说从根本上改变了麦克尼尔世界历史研究的方向，也为西方史学界的宏观世界历史研究和写作提供了新的思路，促进了学界对 于自然与历史之间关系的思考，并开拓出环境史、疾病史等新领域。它因此成为麦克尼尔对整个史学研究的主要贡献，也是他确立科学化世界历史观的标志。正如我们之前所提到的，麦克尼尔在此书中大量应用了假设，并且将有限的资料进行论证。在论证无法获得确实的证据，同时假设也得不到新的证据 以证伪时，麦克尼尔并不会做出武断的判断，而是令自己的文字保持一种足够谦虚与开放的风格。
麦克尼尔在“瘟疫与人”这个主题的叙述中，采用了一种不同于传统历史学的论证方式，我们或可称为“跨时空论证”方式。举例如下。在《瘟疫与人》的第四章，麦克尼尔主要想说明欧洲鼠疫大流行的问题。但对于欧洲鼠疫杆菌来自何方，麦克尼尔建立了自己的假设框架。他说道：“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亚欧大草原穴居的啮齿动物是什么时候变成了鼠疫携带者的。”麦克尼尔要说明1200年到1500年间的欧洲鼠疫大流行，但接下来的论述，他却运用了 1921 — 1924年间的国际传染病研究小组的证据。该证据是基于亚欧大草原上的啮齿动物都有可能携带了鼠疫杆菌这一科学调研成果。这时，麦克尼尔提出他的假设“我认为，非常有可能的是，蒙古人跨越之前足以造成孤立隔离的距离而进行的活动，第一次将鼠疫杆菌带给了亚欧大草原的啮齿动物。”为了进一步证明这个假说，麦克尼尔再次使用了 19世纪的医学证据。这份证据采用了 1894年国际流行病研究小组在香港的研究&由香港通过航海路线向外传输的鼠疫在之后的10年传遍全球，并造成了印度600万人的丧生&香港的鼠疫随后也传播给了北 美、南美等世界各地的啮齿类动物。麦克尼尔在此运用写作于其研究对象数百年后的研究报告来充当 1200 — 1500年间欧洲黑死病病源说明的证据，这至少说明两点（一）他认为对瘟疫传播史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隶属于自然科学研究，如此才可以在进行论证时采用）时空的证据，因为自然科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受时空局限性不大，或者说自然科学研究往往可以被安置在一个长时段近乎静态的时空框架之 中；即便证明瘟疫的传播需要采用时空匹配的证据来说明，但是在不同个案中，其传播模式并不具有与 特定时空相关的特征 （二）对于瘟疫与人的历史研究，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接近或至少必须吸纳自然科学方法的研究，而自然科学在对相关假说进行论证时，不但证据的时间性居于次要位置，不同个案的类比也可以直接采用归纳法转化为研究的逻辑可以接受的实际证据。如此，我们才看到了麦克尼尔不断用19-20世纪的证据来论证他对于13-16世纪的历史问题提出的解释性假说。
这种“跨时空”的表达在传统史学研究中也有存在的实例，但它更多的是历史学家们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揣度方式，对历史中的某种与现实相似的现象发出感叹，它不是一种合乎逻辑的“论证”。麦克尼尔在《瘟疫与人》的写作中运用假设一一证实的叙述路线，并且采纳超越时空的证据，这与传统上以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场景为核心的历史写作模式有了明显的差异。我们能够判断的是：麦克尼尔正努力构造一部以自然科学原理，尤其是生物学理论来解释的世界历史，当然，在这部世界历史中，原来只隶属于自然的生物一一病菌成了主角之一，而另一个主角一一人在其中也部分地被当作一种普通生物而被认知。
麦克尼尔在这部作品中出离传统历史学的阐释模式而采用自然科学化的论述，也令一些学者警觉并提出批评。阿萨•勃里格斯批评麦克尼尔的结论证据不足，其解释是完全推测性的，根本没有证据支持。诺瑞斯反感麦克尼尔的推测，他认为麦克尼尔对于疾病的冲击所进行的类比和推 测看起来是毫无必要的，是一个大遗憾。苏•波迪海米尔则写道：“从生物学为基础的角度看历史，展示了新的视角。但是，既然生物学，或者更确切的说，病理学,并不是麦克尼尔的本行，他在历史和生物学之间改变方式的时候，写作中便有一些令人尴尬的局促。”
上述评论，基本上都集中在“推测”、“可能性”、“证据不足”等传统历史学极力避免的问题之上， 一个事实可以说明麦克尼尔的这本著作背离了传统历史学著作的套路:之前一直与麦克尼尔合作的芝加哥大学出版社，首次拒绝出版麦克尼尔的这部著作。而且，该书面世后，大多数好评都来自于非专业历史学家。如果说缺乏史料支撑的推测是麦克尼尔《瘟疫与人》一书的缺陷，那么作为历史学家的麦克尼尔本人当然知道这一点，因此他自己也承认，他的这部著作是在将系列推断和预先推理运用于整个文明社会，尚缺乏结论性文献或者考古学证据，以此来消除批评者的敌意。我们能够给予的解释是，麦克尼 尔的“明知故犯”事实上是在做一种尝试，他希望将科学与人文相结合构成我们对于世界历史的理解。伍德罗•波拉赫准确地理解了这一点，他写道:“该书标志科学性和更为人文化的研究结合，成就了人类历史的一个出色视角，其中人与其寄生物不断发展出一种更为复杂的关系。”
麦克尼尔在《西方的兴起》中表现出来的对于科学的敬仰，在《瘟疫与人》中终于落在了实处。一方面，人既属于生物学范畴，又属于历史学范畴，通过生物学、病理学角度关注人并撰写世界历史，自然既需要科学，又需要历史；另一方面，在麦克尼尔的论证方法上，他大量使用20世纪自然科学普遍运用的猜想与反驳的逻辑来解释世界历史，从而在叙事实现了科学的形式与历史的内容相结合。如此而言，科学对于麦克尼尔不再只是被研究的对象,其理论和逻辑更成了麦克尼尔进行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 。
科学假设与历史论证的结合，才真正能够实现麦克尼尔追求的科学与历史(人文)相结合的梦想；再者，麦克尼尔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宏观性世界历史，这就不可避免为他的追求确立出三个主题性概念: 科学、历史、世界历史。至少在《瘟疫与人》之中，科学(假设)、历史(论证)更测重于方法论之上，而世界 历史仍然是主题所在。相比《西方的兴起》,麦克尼尔通过《瘟疫与人》呈现了一部更具科学解释力度的世界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