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回顾——当前苏联的经济体制问题积重难返时，巴尔戈乔夫面对国内外利益集团的游说和西方国家所谓“民主”宣传的诱惑，实行偏离社会主义道路改革，采取放任自流的改革政策，导致苏联迅速解体，巴尔戈乔夫成为西方国家历史上最成功的木马培植案例与内部策反案例。1992年俄罗斯的前总理盖达尔被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投其所好，实行历时一年多的 “休克疗法”激进经济改革，把俄罗斯经济带入深渊，西方国家又能在苏联解体的历史伤口上再狠狠撒了一把盐。为了避免改革失误或改革偏差对社会产生重大负面影响, 中国在坚持现有社会制度基础上采用渐进式经济改革思路即“摸着石头过河”。经济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中国的社会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但是在这二十多年的经济改革中，为了社会的持续稳定和局势的把控能力，在改革内容上基本上不涉及社会体制的改革和创新。

       现实分析——虽然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中国解决了经济发展的“脱困”问题，但是也积累了其他层面的问题，社会各个层面的不协调发展日益阻碍了中国前进的步伐。个人认为：西方经济学流行的“中等收入陷阱”学说，目前并不属于中国深层次问题，目前中国深层次的问题是由于“社会利益格局”没有得到及时改革和创新，日益陷入“投鼠忌器”的困境。杰弗里·萨克斯的现代翻版——前世界银行行长佐克利及其追随者，积极在中国兜售其西方经济思维模式，如果盲目采信西方思维模式“中等收入陷阱”理论，而中国目前深层次问题即“投鼠忌器”困境得不到足够的重视，仅仅停留在经济问题层面的思考，改革战略采取急功近利和避重就轻的指导思想和行为模式，将给中国未来的发展带来极大的伤害。因此本文对当前中国体制改革面临的“投鼠忌器”困境进行探讨分析，并提出了个人的尝试性建议。

 一、当前中国改革面临的“投鼠忌器”困境

        （一）不变的利益分配格局造就了特权阶层的特殊利益

    第一种“投鼠忌器”困境：在这二十多年的改革中，为了社会的持续稳定和局势的把控能力，中国基本不在社会体制上进行具有突破性改革，但是也造成了今天特权阶层谋取特殊利益的后果。由于缺乏合理的制度设计，缺乏有力的监督和制衡，造就了一大批特权阶层，这些特权阶层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获得超一般的财富收入，并利用特殊资源获取了特殊的社会利益，而这些特权阶层也是国家管理层的重要组成成员。以民生为导向的改革必然触动这些阶层的既得利益，阻力之大不可想象。

        （二）靠政策法规漏洞发家致富人群日益成为强势群体

     第二种“投鼠忌器”困境：中国政策法规基本上是“牛栏关猫”，于是在这二十多年的改革中，改革开放基本上是对国家现有存在政策法规漏洞和滞后所进行的修修补补，但是“牛栏关猫”的效果依然存在。善于钻营的人或善于打擦边球的人，利用政策法规的漏洞和滞后积累了一定的财富（当然，中国很多富有人员是经过自己的勤劳合法致富的），这些人在自己的财富积累过程中，可能会受到官僚的重重欺压，于是对社会现实会有一定的不满情绪，由于社会地位不断上升，具有一定比例的社会经济贡献，这类群体日益成为强势群体，成为中国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如何在改革中应对这类社会群体的社会情绪和行为，维护社会正常经济秩序是重大难题。

      （三）掌控国家财富的国有企业急需进行制度管理改革

    第三种“投鼠忌器”困境：中国国有企业历史责任是行使国家财富的经营管理权，肩负保持国有财富保值增值的重任，并为国家的行政权力积累坚实的经济基础，为国家的发展战略规划提供资本条件，也成为中国对外开展经济合作的重要载体。但是改革开放到现在，中国对于国有企业的行政改革和监管严重滞后，导致很多国有企业经营范围超过原有的界限，积极参与其他社会资源的争夺与开发，进一步压制了其他经济成分的发展空间。同时由于顶层设计管理的缺陷，导致某些国有企业高层利用公权谋私，日益结成相应的利益集团，并对国家的改革产生不利的阻力影响。如何实现国有经济快速平稳发展又能对国有企业进行制度管理改革，维护国有资产安全，这是中国体制改革面临重大难题。

      （四）国外利益集团与国内利益集团勾结，把控话语权

    第四种“投鼠忌器”困境：中国国有企业的不良发展倾向也为国外敌对利益集团所利用，国外敌对利益集团利用强大媒体实力，宣传放大国有企业存在的弊端，利用类似“佐克利”这样的代言人到处兜售和吹鼓全盘私有化，以便化解中国国有经济的社会经济地位和国家发展基础。同时加快与国内有关利益集团的勾结，利用民众的不满情绪，企图游说中国高层接受国有企业全盘私有化的主张，以便在国有企业私有化过程中或侵吞中国国有企业的国有资产，或打击瓦解中国国有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国外敌对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同时也是中国的某些买办社会精英，他们渗透到中国社会的要害部门，企图掌控着中国改革的导向和话语权，短期内对这些买办社会精英进行爱国或卖国甄别是非常难的事情。

      （五）国内外利益集团利用国际外交手段干扰中国决策

    第五种“投鼠忌器”困境：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增长，国内很多利益集团也加快对外的合作步伐，其中某些基于私欲成为了国外敌对利益集团的成员，具有极大隐蔽性的特点。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很多对华智囊机构都拥有谙熟中国国内复杂局势华籍人。这些对华智囊机构为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行政部门或私人组织提供咨询和情报方面的特殊服务，这些对华智囊机构大部分是国外利益集团开展对华业务的代言人或代理机构或中间人，他们除了勾结国内的私欲利益集团影响国内政策外，他们还通过官方渠道，利用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强大的国家机器或外交手段，对中国开展暗示性的外交压力，以便左右中国的政策实施与改革。目前中国和美国结成恐怖的经济结合体，更让中国在敏感外交事务或国内决策上面临极大压力。如何应对国内外利益集团利用国际外交手段干扰中国决策，这是中国体制改革面临的国际环境问题。

        （六）目前中国教育体制成为扼杀人才的主要根源

     第六种“投鼠忌器”困境：梁启超先生在《少年中国说》里面是这样表述：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但是，从改革开放到现在，中国基本没有培养出像梁启超先生在《少年中国说》所表述那样的“年轻人”。目前中国除了少数军工部门的科研附属单位有一些年轻人可以担当重任，其他各级高校和研究所的核心研究骨干依然是五六十年代之前培养出来的人才担当重任，各级人才断层非常明显。中国教育体制形成的初衷是为了培养共产主义的接班人，但是教育政策法规的随意性与政治挂帅短板，导致其运行的结果是扼杀了青少年的独立能力、质疑能力、批判能力和创新能力。目前中国教育体制却仅仅培养出两类人：一类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些人情商较高，善于利用现有的游戏规则和政策框架，投政策所好为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努力；一类人是没有自我意识，成为彻底的唯命是从的生物机器人，没有相应的功底可以学习和升级改造。

二、破解改革“投鼠忌器”困境的策略组合

    （一）推进社会体制改革，体制运行必须围绕民众权益推行

     目的——破除社会特权阶层利益固化现象。目前中国正处于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面临国内外诸多重大难题急需应对和解决。在“人治”占优而“法制”偏弱的历史阶段，各项以民生为导向的改革将受到各种利益集团的强大阻力，应坚定改革创新的坚强意志，由“权威政治”向“权威管理”转变，国家管理由专业性职业性部门实施管理，社会管理实现制度化，不能因人而废。同时要转变社会管理模式，改变社会管理的决策权、监督权和执行路线，破除特权阶层形成的基础和条件，让民众在重大事项决策中拥有决策权。

    （二）加强国家顶层管理部门设计与建设，实现政策法规的普遍适用性

     目的——避免“牛栏关猫”政策法规出现。目前中国“牛栏关猫”的效果造成的破坏力是非常惊人的。中国教育体制的缺陷造就了一大批精致利己主义者，善于利用政策法规的漏洞和滞后积累财富，加剧了中国贫富分化。目前中国产业的发展现状决定了中国必须需要一大批勤勤恳恳的产业化工人、产业化农民和专业化企业，但是“牛栏”政策却把这些“产业化工人、产业化农民和专业化企业”困住，于是属于猫类的一大批精致利己主义者横行，不仅导致政策法规出现信任危机，而且也让大部分的社会生产力收到严重阻碍和破坏。因此，加强国家层面顶层设计的缺陷，实现政策法规的普遍适用性，是中国突破”牛栏“困境的出路。

      （三）加快执法部门的独立执法步伐，维护法纪尊严，维护好国门安全

    目的——关紧国家的内外阀门，实现安全性开放。目前我们国家地方执法显得不够彻底，很大归因于制度的设置问题。目前地方各级公、检、法隶属于地方各级政府，地方各级公、检、法的人事任命归于地方各级政府，其财政开支也来源于地方政府划拨的地方财政开支。因此地方执法显得底气不足。因此，如果对地方各级公、检、法系统采取直线制管理模式，人事任命和财政开支直接由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公、检、法系统对下级部门负责和把控。这样就尽量避免地方官员对地方执法部门的干扰，加快了执法部门的独立执法力度，有利于执法的贯彻执行力度。加强对国防边境、口岸、关口的执法力度，加快相关边境口岸的信息平台建设，实现信息及时共享，强力查处有关进出国境的违法行为，断绝不法人员外逃通道。

      （四）构建国家大型金融信息共享平台保证资金流安全

    目的——维护国家金融体系安全，避免虚假繁荣。纵观近现代史，大多数国家的改革过程中，易于出现扰动社会正常秩序的首要社会经济因素是金融体系的混乱或崩溃，或造成社会资金链断裂，或造成物价飞涨，以致国家各种物资供应紧缺，导致人心浮动，给改革进程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甚至社会动乱。特别是目前中国各种地下钱庄盛行，私人高利贷流行，蚂蚁搬家式的现钞过境等成为各种非法资金的进出渠道。因此，需要构建国家大型金融信息共享平台，对国内的各类金融机构资金信息进行实时监控，及时掌握各类资金的流向、流量和规模，构筑金融防火墙，尽量避免受到国外大规模虚拟经济的虚假繁荣所影响，防止非法资金大规模外逃或非法热钱涌入，为其他相应的改革措施奠定良好的配套条件。

      （五）加快情报信息平台建设掌握财产信息，维护经济和科技信息安全

     目的——断绝不当利益来源渠道，维护信息安全。获取各种类型灰色收入成为管理阶层日益脱离民众利益的起点和根源。而各种类型灰色收入的存放方式有国内金融机构、国外金融机构、国内各种固定资产购买与投资，以及国外各种固定资产购买与投资。近几年来灰色收入的渠道出现了新的变化，以经济信息和科技信息作为谋利对象的现象日益增多，给我国的经济情报安全和科技情报安全带来了极大隐患。因此，有必要加快密级型情报信息平台建设，加强信息的备案和归档工作，积极推进对各个阶层（特别是管理阶层）的财产信息进行联网互通，对非法收入来源进行监控，为推行国家公职人员财产公开制度搭好信息平台。同时也加快对经济信息情报和科技情报采取有力措施，控制经济信息情报和科技信息情报的流通渠道，维护国家经济情报和科技情报的安全。

      （六）改革教育体制，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与技术应用决策权下放

    目的——改革与破除扼杀社会创新的教育体制。目前中国总体上只有一所大学即”教育部大学“，因为中国几乎所有的大学基本都必须按照教育部制定的政策和规定执行，对教育的评价也按照教育部制定的评价指标进行，而各个大学基本缺乏应有的办学自主权。中国小学教育、初中教育和高中教育基本是应试教育，而且中国大学在人才培养方面几乎千篇一律，极大地扼杀了青少年的独立能力、质疑能力、批判能力和创新能力，成为彻底的知识容器罐。教育部作为国家的行政管理部门，它应该仅是教育管理职能和教育政策法规的执行者，并为教育系统提供相应的保障服务，而不是教育政策法规的制定和评判者，教育政策法规应该提交给相应的立法机构、专业协会和领域专家制定和修订。把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与技术应用的决策权下方至相应的大学、科研机构和行业企业，解决人才培养“最后一公里”困境，为中国今后十几年内的产业升级培养出具备独立能力、质疑能力、批判能力和创新能力的专业人才。

                         （注：该博文于2012年12月28日撰写，于2015年5月16日重新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