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26、27日这两天，将在中国上海召开G20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这次会议或许会成为中国拯救人民币的最后机会。

选择中国作为G20一系列会议的主办方，其初衷是为了展现中国的进展并让其得到承认，用《华尔街日报》的话说，“推广世界经济运行的新模式”。事到如今，可中国的经济却正在摇摇欲坠，其金融体系正在分崩离析。由此，G20成员国都在希望北京能够“矫正其经济问题”。

除了即将在上海举行的财长会议，今年还会举行其他一些G20活动；不过，似乎与会各国并不准备出台一套救援中国的方案。

拯救人民币也许是北京首要的一项关键任务。正如众所周知的那样，人民币在最近几个月内步履蹒跚，许多中国企业与个人都纷纷将资产带往国外，以避免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去年，中国资本净流出的规模大约在6760亿美元（国际金融学院数据）至1万亿美元之间。

为了减缓资本外流的速度，北京重新启动了资本管制措施，有些措施得到了公开，有些却还没有；此外，中国还大举减持外汇储备，以干预国内与国际汇市。

结果便是中国的外储迅速下降。其下降规模无疑比中国外汇管理局公布的数据还要庞大。从外汇局公布的数据来看，去年中国外储下降了5128亿美元，今年1月又继续下降了995亿美元。

截至上月月末，北京方面声称，其外储余额只剩下3.23万亿美元。一些分析师认为——此外还包括类似于凯尔·巴斯这样的对冲基金大佬——中国的外储流动性头寸实质上要比官方公布的还要少。

中国当前局势的恶化程度，从下述事件中就可见一斑：周四，人民银行却没有发布1月外储报告中的明细项目。

人民银行通常都会公布其外汇购买的历史明细，但在1月的报告中却只剩下了外储余额的数据。央行选择不公布金融机构的购汇数据，这使得分析师很难就外储的流入流出情况进行比对分析。

正如瑞穗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的分析，央行未发布重要数据的理由可能是推迟发布。然而，这似乎更像是北京在近乎绝望般地，试图掩盖外储下滑的程度。

很明显，中国的外储还会继续下滑，直到达到一个合适的水平。不过，与此同时，中国的技术官僚们却坚决地反对让人民币一次性贬值到恰当水平。对于G20财长会是否会达成一项限制货币波动的协议，中国财长楼继伟连说了三个“不”字。他说，对中国搞什么‘广场协议’，这只是“媒体的幻想”。

“这项提议根本就不存在。”

这种看法与关注G20的大部分分析师不谋而合，他们都不认为G20会就汇率达成什么重要协议。资本经济学研究所（位于伦敦的一家智库——观察者网注）的安德鲁·肯宁汉姆表示：“尽管最近金融市场持续动荡，这激发了G20财长会将加强各国协调汇率政策的推测。不过，对于这样一种协议的目标究竟为何，各国根本还没有达成共识。所以很难想像，这一议题会在会上得到严肃讨论。”

大部分G20国家能够达成共识的又是什么呢？肯宁汉姆认为，这便是同意不陷入“竞争性贬值”。

G20国家都认为，应当由市场来决定汇率问题。而这又恰恰是中国政府内部技术官僚们中的主流看法——至少从他们的官方表态来看是这样的。但北京恰恰就不会允许汇率自由波动。在每一个交易日，央行都会确定在岸人民币的一个中间价，有时甚至为了确保每日2%的浮动规模上限，不惜消耗真金白银。

总之，北京的政策制定者们并不允许人民币发现自己的清晰价格，并且花费巨资以捍卫其由政治决定的价格范围。他们依旧可以这样做，也许再做上个半年，但并不会更长久，特别是中国所捍卫的汇率实际上，要比市场自身决定的高出不少。

因此，中国必须对外储耗尽有所作为。然而，人民币贬值，无论是快速还是慢速，也不会成为北京的选择，因为这会造成更加严重的资本外流。

对北京技术官僚而言，根本的问题是，对中国的问题来说，根本就没有什么“技术”的解决方案。新经济思考学院的罗伯·约翰逊正确地诊断了中国存在的问题。他认为：“稳定汇率的关键在于，制订一种可信的发展政策。惟其如此，在人民币与中国外储上的压力才会消除，这是因为投资者将可以看到明确的前景。”

不过，至于约翰逊真正在谈论的——结构改革问题，在中国现行体制下根本无法解决。

到目前为止，北京采取的手段便是开罪华盛顿。在2月10日的一篇社评中，官方的新华通讯社声称：“发达经济体，例如美国，其政策总是主要着眼于国内，却又总是溢出到国外。”

新华社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加强战略协调并坚持全球经济治理的改革”。北京的实际意思是，在多边机构中加强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让中国在例如IMF等等国际机构中发出更大的声音，这究竟是不是个好主意，上述问题已经不重要了，因为这并不能解决中国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将遭遇的问题。

中国所需要的，正是G20为人民币背书。这样就可以为北京寻求解决方案并重获市场信心而赢得时间。

不过，中国高级领导人却过于自负与傲慢——或许甚至太过缺乏敏感性——以至于不会在G20上寻求帮助。而G20对中国来说，恰恰是防止其货币、经济和金融体系崩溃的最后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