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末，中国在时隔四年半后破天荒地接受了日本外相岸田文雄的正式访华之旅，日本内阁的另一位重量级阁员、防务相中谷元的访华行程据悉亦在协调之中。视双方协商结果，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下半年在日参加中日韩三国首脑会晤前后实现对日本的顺访，亦是极有可能实现的目标。据此而言，如双方均有诚意和足够努力，中日两国外交出现突破性进展不无可能。

在日本民主党政府于2012年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日本称尖阁诸岛）实施国有化，为两国关系投下阴影，中日之间的高层正式交流机制全面停止，中日关系始终在正常与不正常之间徘徊，高层交往以“脸色外交”为主流。但在去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前夕，两国政府间达成四点原则共识后，这一局面开始得到改观。日本内阁安全保障局局长谷内正太郎的对华访问，为中日首脑间在亚太经过和组织峰会期间举行会谈创造了条件。这也是中方对日外交展现柔软身段的开始。

岸田文雄本次受邀访华与中国领导人进行政府间正式会谈，是中国进一步展示柔软身段的表现。中日建交后，两国关系的密切性和重要性日益增强。但政府间正式沟通渠道的中断对中日经贸、政治、外交和军事安全关系均造成损害，两国之间的不确定因素增多，也为对抗创造了氛围和条件。日本在此过程中始终是战略上处于主动地位的一方，即令在极不利情况下也积极寻求对话，而中国则多被民族主义情绪所左右而显得摇摆不定，常常在迎合民族主义和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之间无所适从。

中国的外交姿态软化说明了中国外交决策层意识到拒绝对话的消极外交危害性，改变了对日外交策略。从杨洁篪与谷内正太郎四点原则共识的形成到本次岸田文雄与中方总理、国务委员、外长举行三个层级的会谈，后者时间更是达到了四个半小时，并出席在首都师范大学举行的交流会。中方对岸田的接待符合两国交往的“正常标准”，其中安排岸田与大学生的交流活动体现了友好原则。它们凸显了中方努力改善两国关系的意愿。

观察家注意到，一些紧迫的日程迫使中国的外交态度转向务实，包括即将在日本伊势志摩举行的七国集团首脑会议以及在中国杭州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和中日韩首脑例会。中方希望七国集团首脑会议不要将焦点对准令中国感到棘手的南海议题，同时亦渴望后两个会议取得成功，但若没有第三大经济强国日本的参与，它们都非常不可能。

但中国外交态度软化的更深层原因除了前述两国关系的深层需要以外，还在于中方深感中日之间的疏离和对抗，加剧了中国的多头困境和周边环境复杂化、冲突化，并使自身陷入战略之被动。为了扭转这一格局，中国正在全力展开外交出击，比如打破反对外国干预南海事务的传统政策，积极需求多国对中国的南海主张给予外交支持，以分化和突破美国就东亚海洋争端构建的日益广泛的对华统一战线。

或许更难以启齿的原因是，在过去多年的民族主义主导的外交政策影响下，中国的地缘影响力发生了微妙的下降，受到的猜忌和怀疑则同比例增长，而与此同时在国内也引发外交政策争议，远未实现其预期的政策目标。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试图采取富有弹性和灵活度的外交方式处理与日本的关系，在对话中施展外交影响力，并向外界展示积极的外交取向和负责任的外交形象，表明中国谋求问题的解决而非刻意制造摩擦和冲突意欲“火中取栗”。

最后，中国可能逐渐认识到，日本是美国的亚太战略和亚太多国东亚战略的核心纽带，美国实质性重返亚太的步骤逐步实施，而这一过程中日美安保同盟是关键，日印、日澳、日菲越等多重关系均因中国元素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它们都在很大程度上朝着军事和安全合作推进。对日外交一味逃避的路线，无助于中国亚太利益的实现，而只会加剧自身的战略压力。除非增多与日本的利益交集，否则只会陷入更不利处境而难以自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