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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 54 次阅读2017-7-25 21:33 |个人分类:历史真相|系统分类:以史为鉴| 君主立宪

端木赐香:谁在助推洪宪帝制? —— 袁世凯称帝背后的六股张力 ...



某种程度上,袁世凯的称帝也是社会合力的结果,拦不住。那么,都谁在助推洪宪帝制呢?

第一方,老大袁世凯。政治理念本就是君主立宪。在坐稳了民国大总统的席位后,四顾无人心茫然,既对革命党的无法无天深恶痛绝,更架不住内心的渴求与宵小的起哄,终于起了帝制的意念。

第二方,大公子袁克定。克定落魄后,人才清醒过来,而且晚年很有操守,但是年轻时候犯昏——虽然说理念上我不认为帝制有什么不好,但是不理解中国人民的”猴性”(不知国体与政体的区别,听见皇帝就跳脚,听见共和就狂喜)而胡乱走子,就算臭棋了。

第三方,袁身边的新宠们。水涨船高,随着袁世凯位置的高升,手下老兄弟们,也都一步一步高升。中国传统社会下,这种高升只会影响他们的亲密关系。中国的宫廷悲剧,子弑父、妻鸩夫的,何况江湖兄弟?随着段祺瑞等老兄老弟与袁世凯之间隔阂的加深,代之而起的只能是一些新宠了,他们是内务总长朱启钤、税务督办梁士诒、奉天军务段芝贵、农商总长周自齐、参政张镇芳、军政执法处处长雷震宗、拱卫军军需长袁乃宽等(人称“帝制七凶”,与筹安六君子被人并称为“十三太保”)。也不知互相之间是怎么博弈的,是老大的意思新宠们猜着了,还是新宠们的怂恿得了老大的欢心。反正他们互相绑架着上了。

第四方,筹安六君子外加一位洋君子。相形之下,我更愿意相信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等筹安“六君子”是出于自身的政治理念而行事的。

杨度的代表作是《君宪救国论》,中心意思是:中国国民好名而不务实,辛亥之后,必欲逼成共和,反而耽误中国的救亡之策;以二次革命之例推之,此后国中竞争大总统之战乱,必致数年一次;共和政治,必须多数人民有普通之常德常识;君主乍去,中央威信远不如前,遍地散沙不可收拾;中国即使共和,也必得以专制精神才能治也;人民虽愚,但民权方面,宁可少与,不可欺民,咱得真立宪。[1]

孙毓筠、李燮和、胡瑛三人原都是同盟会的骨干,干着干着,估计发现革命不地道了,遂转为帝制的拥护者。

刘师培,国学泰斗,与章炳麟齐名。这种人参与帝制,更与道德无关,与政治理念倒很相关。

严复,是我最敬仰的一位,他学贯中西,一代启蒙大师,民国第一任北大校长,终身反对革命共和。武昌起义后他给莫理循写信曰:“按目前状况,中国是不适宜于有一个像美利坚共和国那样完全不同的、新形式的政府的。中国人民的气质和环境将需要至少30年的变异和同化,才能使他们适合于建立共和国。”[2]

不得不承认,严复这30年都说得太少了。史者喜欢说严复晚年消极保守,不知是国人性子太急,把革命搞成了传销,想一夜跑进共和,结果人仰马翻损失惨重。相形之下严复一直是严复。他的政治理念原先是洋务维新,后来是君主立宪。这种稳健实在,既不讨好革命党,又不讨好革命党忽悠之下的民众。当然,没有革命党忽悠,民众也不喜欢严复,义和团把严复当特大汉奸,必欲杀之而后快,就是最好的明证。

六君子之外,还有一位洋君子,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院长、美国政治学会创议人、中国外交与国际法方面的大才子顾维钧的博导、袁总统府的宪法顾问、美国古德诺。他的《共和与君主论》成为袁世凯走向帝制的理论支撑。其实他是个称职的法学顾问(袁世凯的另一个法学顾问是日本的有贺长雄,他比古德诺性情勇猛,不但跑到日本给袁活动帝制,甚至自称袁的外臣)。基于共和政体中三权分立的平衡,他对《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及后来的《天坛宪法草案》都是持反对态度的。他认为,两个宪法都采用法式内阁制,根本不适合中国。中国是个大国,乱源甚多,所以中央行政权应该强劲有力。更鉴于国会中党派偏见太深,导致国会一权独大,所谓的三权平衡,特别是行政权被压成个橡皮图章,很让古德诺不以为然。[3]

第五方,别有用心的外国势力。按唐在礼的说法,日本公使日置益、袁世凯的日本顾问坂西利八郎和有贺长雄、美国公使芮恩施、袁世凯的美国顾问古德诺、德国公使穆默等,“他们对袁的帝制自为都不仅怂恿推动,而且催促得很厉害”。唐在礼说:“就我所知,当时外国使节没有一个对袁称帝表示不赞称的。确实难怪当时袁世凯认为世界列强都在支持他这件事”。但是最后外国列强全都翻了脸,这让袁和他的亲信们很意外,唐在礼说:“我对当时各国使节的前后言行异致,多年以来一直是个闷葫芦,解放后经过学习,对于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面目有所认识,才不觉有什么稀奇。”[4]

其实,唐在礼还是眉毛胡子一把抓了。事实不是那么简单,以英美论,英国公使朱尔典在欧战爆发前与袁世凯密谈,他与美国公使都支持中国实行君主立宪,但他的条件是,若中国无内乱,才可行之。以德国论,正如唐在礼所言,“袁世凯羡慕日本明治的励精图治,更羡慕称霸全欧的德皇威廉第二的强权政策和俾斯麦的铁血主义”, [5]加之德国公使们与老袁小袁父子两个的交情——穆默从袁世凯直督时,就是袁家父子两个的好友了;1913年克定骑马伤足后,新任德使雷克斯力劝克定到德国疗伤,疗伤时穆默陪在身旁,克定大开眼界,亲眼看到了德国的强大。

按照克定侄儿袁家宾的回忆,他大爷克定还跟德皇亲密接触过:“大伯父抵柏林后,即持我祖父袁世凯亲函,在谒见时面交德皇威廉二世,德皇亲自设宴款待于偏殿,密谈多时。我大伯父向德皇力陈中国非君主立宪不能图强,深得威廉同情与赞称。威廉把从前摄政王载沣来访时,对载沣所说的强干弱枝的理论又向我大伯父重述一遍。”[6]不消说,这一切都会导致袁家父子对德国体制的膜拜。

我觉得,谴责克定皇太子之瘾的同时,也不应忽略,他也应该有政治理念的,那就是日德这些帝国主义阵营里的后起之秀的崛起之术。我觉得,德国先后影响了中国两个人物——大清摄政王载沣和民国大公子袁克定,借以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路径。大清的摄政王载沣因义和团运动中德国公使克林德在北京被杀一事,赴德国道歉谢罪,接受了德皇威廉二世胞弟亨利亲王的赠言,待做了摄政王之后,最猛的动作就是效法德国,把军权收归皇族子弟之手,被大家视为倒行逆施;民国的大公子袁克定去德国瞧了瞧病,同样受了德国的影响,不但和父亲合作往回收兵权,还梦想着回归帝制,让中国像德国那样,进入世界前四强、前八强什么的,被中国的舆论骂个狗血喷头。

两个人的模仿都很失败,什么原因呢?时不利兮骓不逝。对载沣来讲,八旗子弟打江山的时候,军权就在他们手中,几百年的承平后,早不玩军事了,往回收,也玩不好不是?克定父子呢,欲速则不达,跑步进入帝制,特别是旁边还卧了个真正心怀鬼胎的小日本。按我的看法,希望中国一乱再乱的,只有一个国家,那就是日本。辛亥革命时,日本居然三次动了出兵的心思,想帮清政府镇压革命,实在不好意思才罢的手。后来承认了袁世凯的民国政府,但却反对中国共和,认为中国人民根本不适合这玩艺儿,而应效法日本君主立宪。

1985年袁世凯总统府的秘书朱宝仁见到了袁的孙子袁家宾,把他写的当年克定借国际对中国帝制的态度而制造的舆论原文,让家宾抄录下来留存。他跟家宾说:早在1912年,日本公使日置益就联合英国公使朱尔典密电袁世凯:“英国、日本两国政府愿与中国联盟,但英日两国均为君主制,而中国尚系民主,联盟恐不能长期巩固。联盟后愿帮助中国建立强有力之政府(暗指君主)”。还有,当时日本首相大隈重信也在东京报纸上发表谈话曰:“有日本为君主国体,中国若行帝制,则与日本为同一国体,日本当然乐为赞助,且袁氏事实上已总揽中国之统治权,改行帝制尤与事实相合。”[7]还说:“在中国实行君主制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此时能做君主的,除袁世凯外别无他人。政体问题只要对日本没有利害关系,就不想干涉。”[8]

问题是日本支持袁世凯帝制,也仅仅是表面上的或者说故意的。日本的政治与思潮一直是复杂多流易变的,对于中国的政策也是多重博弈中,有人想真正中日亲善,共抗白种人;有人唯恐中国不够乱,表面支持袁世凯称帝,背后又支持革命党、宗社党骚乱,用西原龟三的话来讲,日本很有这种“专以在中国政界制造混乱为己任的人物” [9]——军方人士分析说,袁世凯一旦称帝,“必将由于不满和嫉妒,而引起国内不稳,加以财政日益枯竭,袁氏将备受窘困,在其陷于困境的情况下,就会倾向东方,更加仰我鼻息,听命于我日本帝国。”还说:“有人说袁世凯是绝世的名将、奸雄,工于心计,在日本尚无一人有办法操纵他,想给予帮助,使之信赖于我,结果反被其所利用。或许如此。然此系其处于顺境时的情况,在其作为中国的统治者,当陷于内忧外患的逆境时,日本利用手段,使其不得已而听命于我,相信此也并非难事”。 [10]

孙中山的好哥们儿、日本黑龙会头头内田良平给大隈首相提供意见说:日本对中国帝制问题不应提出任何官方意见,让袁去实行帝制,但不承认他,等中国政局混乱并日益扩大时,就打倒他。袁擅长“利用外交威吓国民,以谋统一”,“这是袁政府对外政策的秘诀,我们的对华政策,其先决问题是除掉袁世凯,否则日中联合终归无望”。 [11]

所以日本方面的实际情形一直是,一方面有人怂恿袁世凯称帝,另一方面又有人怂恿革命党反对袁世凯称帝,左右互搏,搏得中国政局始终摇晃中。它一直认为,蒙古族与满族何德何能?他们都可以入主中原,我大和民族凭啥就不能?而日本庇护下的革命党,更巴不得袁称帝呢,袁一称帝,正好乘机倾而覆之。[12]结果袁家父子真的跌进人家挖好的坑里了,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

第六方,商民百姓。民间百姓受不了共和之乱。溥仪的家庭教师庄士敦说:“共和制取代帝制显然是不符合民心的。有足够的理由相信,由于皇帝的消失而出现在中国政治大厦上的裂痕,只会被继之而来的争吵不休的政治家和互相猜忌的求官者,搞得越来越大。”[13]

这个中国通说对了,中国百姓发现今不如昔。他们中有人上书申请帝制。典型代表应是湖北商民裘治平,上书云:“总统尊严不若君主,长官命令等于弁髦,国会成立在迩,正式选举,关系匪轻,万一不慎,全国糜烂。共和幸福不如亡国奴,曷若暂改帝国立宪,缓图共和。”[14]

作为商民,裘治平是有切身之痛的。民间谚语云: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对于百姓来讲,管你紫禁城里坐上为谁,只要你们不打仗,叫我们安生过日子就行。问题是,安生日子从此不再有。湖北作为革命首义之地,更是乱到不能行,哪方革命派都认为自己分赃不够,先是1912年2月,挂名在共进会之下的群英会发动他们自己的“二次革命”;后是1912年7月,文学社的一帮人酝酿发动“三次革命”,黎元洪为此布告,诛掉三个,其余概不追究,并强调:“政治如有不良,议会有纠举弹劾之责;地方人民如有政见,仅可照章向议会呈请,断不容干犯名义,以危害政府。”[15]

问题是大家革命惯了,不按规则来。再后是1912年9月,南湖马队兵变。再之后湖北就乱套了,“同志乞丐团”、“军官建设会”都出来了,其宗旨皆在破坏大局攘夺政柄,一时间武汉三镇风声鹤唳一夕数惊,城中每夜必有枪声,或断或续,或为连珠,未知从何而发。巡哨与警长闻声寻找,终无所获。黎元洪政府坐卧不安,疲于应付。过年了,连鞭炮都禁了。因为政府区分不出鞭炮声与枪炮声,导致商民们“无不嗟怨共和反不如专制之自由也”。[16]

民众不会发声,既没有发声的本事,更没有发声的空间,所以这种民意一直被革命主流话语所掩盖。老百姓无所谓共和不共和,像革命党这样将革命进行到底,隔阵子就革一次,百姓当然不愿意。所以说,帝制是有一定的民意的。可惜,民不识字,而革命党控制着舆论,俨然代表民意。对于袁世凯与百姓来讲,这是双重悲催!

袁世凯与英国公使朱尔典的一次密谈,很能反映他对中国国情的认知水平,他说:“当日提倡共和者,不知共和为何物;今日主张君主者,亦不知君主为何物。多数人民不过有汉、唐、明、清之专制君主印于其脑中,其或百中有一只知日本之君主,其或百中有一知德国之联邦,至于特色立宪君主,固未尝梦列也。”[17]一句话,他也知道中国百姓傻,不知道他要搞的是中国特色的君主立宪,但是,既然知道中国百姓傻,知道他们只知道汉唐明清的专制,你怎么偏又选上皇帝那个名头呢?

所以,我认为袁世凯在帝制方面最大的失误是,不知道在当时中国,总统也可以是皇帝,只需换个花样。有两个人的话他要能听进就好了,一个是汪凤瀛,汪发表了著名的《致筹安会与杨度论国体书》,对于帝制的恢复,提出了“七不可”之说。声明自己也知道中国人自治能力不够,共和不适中国国情,可是现在已经这样了,切不能再改国体,摇国本了。而且所谓的共和,就目前来看只留“共和”二字,行的已是极端的开明专制,这还不够吗?[18]另一个是梁启超,梁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声明:我们只问政体,不问国体,只要是立宪政体,管它国体是共和还是君主呢;原先君主政体时,我反对共和,现在共和了,你们又要君主。相当于娶媳妇儿,当年横挑人家闺阁,强行苟合,娶到手了,又怪人家不贞,天底下哪有这样的事儿?[19]

这两个人就一个意思:打着共和的招牌只管行专制得了。干嘛非得戴上一个专制的帝号,让迷信共和名号的二杆子们满街追着打呢?

附参考文献:

[1]详见杨度:《君宪救国论》,《解析中国·附录二、三、四》,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版。

[2]骆惠敏(澳):《清末明初政情内幕·上册》,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785页。

[3]详见古德诺:《共和与君主论》,《解析中国·附录一》,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版。

[4]唐在礼:《辛亥前后的袁世凯》,《八十三天皇帝梦》,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158、162页。

[5]唐在礼:《辛亥前后的袁世凯》,《八十三天皇帝梦》,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160页。

[6]袁家宾:《我的大伯父袁克定》,《河南文史资料》,1994(1),第125页。

[7]袁家宾:《我的大伯父袁克定》,《河南文史资料》,1994(1),第128页。

[8]章伯锋:《皖系军阀与日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9页。

[9]西原龟三:《西原借款回忆》,《近代史资料总38号》,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28页。

[10]章伯锋:《皖系军阀与日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9页。

[11]章伯锋:《皖系军阀与日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0页。

[12]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33页。

[13]庄士敦(英):《紫禁城的黄昏》,紫禁城出版社1989年版,第74页。

[14]贺觉非:《辛亥武昌首义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95页。

[15]蒯楚生:《张振武》,新民书社1912年版,第15页。

[16]贺觉非:《辛亥武昌首义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86页。

[17]李希泌等:《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6页。

[18]参见汪凤瀛:《致筹安会与杨度论国体书》,《解析中国·附录五》,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版。

[19]参见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解析中国·附录六》,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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