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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 67 次阅读2017-8-5 07:43 |个人分类:历史真相|系统分类:以史为鉴| 流行音乐

摇滚乐如何推动了苏联共产党政权的垮台?




想象一下,这么多东德歌迷一起高唱“生于美国”

1960年代,西方盛刮的“披头士疯”(Beatlemania)遭到东德领导人瓦尔特·乌布利希(Walter Ulbricht)的猛批。

他在对忠实的共产党员发表讲话时高呼:“难道我们真想模仿那些破烂儿……那些单调的yeah yeah yeah”

乌布利希当时70岁,他的言论在某种程度上其实和西方不少政客并无太大区别。负责调查东德秘密警察档案的德国联邦国家安全档案委员会(BStU)负责人霍夫斯塔德(Dagmar Hovestaedt)说,“老一代人、经历过战争的那一代人,年轻人的行为让他们很惊骇。”

但是,对东德领导人来说,这事儿关系更加重大。他们担心,热爱西方音乐会导致热爱西方政治制度。所以,他们迫切希望用“自己版本的青年流行文化”笼络年轻一代。

东德出现了国家设计、组织的集体舞,比如“利普西”(Lipsi);还引进了荒唐、没有多少人真正遵守的“配给”制:限定派对每年可以播放的西方音乐的总量。

但是,霍夫斯塔德说,“这种事儿根本不能这样办,不可能组织青年文化。”

许多东德年轻人继续守着收音机,“偷听”西方电台播放的流行歌曲。东德秘密警察斯塔西(Stasi)想尽办法禁止。当局对音乐的偏执多疑,音乐粉丝遭遇的大祸悲剧,通过一个从来没有成为现实的滚石乐队音乐会得到最好体现。

那是1969年。RIAS广播电台位于西柏林,但是在柏林墙那边的东德听众也不少。一天,电台的DJ顺口说了一句,想想,如果阿克塞尔·斯普林格(Axel Springer)在紧靠柏林墙新建的出版社楼顶上搞一场滚石音乐会,东德人也都能听得到,那该多棒。

这句话在东德迅速流传,被许多人以为是事实。东德年轻人以为,滚石乐队要在柏林墙边开演唱会了。不巧的是,那一天,他们的国家领导人也计划在东柏林举办大型活动、庆祝东德诞生20周年。

这一下,斯塔西慌了神。

他们痛恨斯普林格,认为他这个资本主义恶魔执意诱惑年轻人背叛共产主义信仰。当时斯塔西的文件中有不少照片,显示东德街道上用粉笔写下的口号,呼吁滚石粉丝来柏林;还有报告,显示斯塔西如何追查、逮捕写颠覆性口号的人。

但是,到了那一天,大批粉丝还是聚集到了柏林。埃卡特·曼恩(Eckart Mann)当年只有16岁,最近我在1969年他等着听滚石音乐会的地方、斯普林格大厦对面采访了他。他说,当时听到传闻非常兴奋,“滚石!要在这儿开音乐会!Wow!”

事实是,滚石根本没来,斯塔西却来了。曼恩遭到警察痛打、被逮捕,定罪为“反社会主义分子”。在他的档案中,我发现,当时斯塔西的头目埃里希·梅尔克(Erich Mielkem,前东德国家安全部部长)亲自关注了曼恩的个案。曼恩被判两年监禁,出狱后被驱逐到西方,离开了家人。

因为热爱流行音乐,这位少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东德当局这样的重拳旨在阻止年轻人跟着西方“帝国主义”的音乐转。但是,对西方音乐的热爱不仅与日俱增,而且逐渐进入远离大城市的乡下。

东德少年亚历山大·库纳(Alexander Kuehne)家在距离柏林好几小时车程的偏远小村,迫切希望能听到更多的音乐。他想出个主意,买一些西方的新碟。奶奶退休了,可以出国去西德——东德当局认为老人对国家危险不大。库纳给了奶奶一张购物单。

结果不太好:奶奶看走眼了,孙子想要的是The Clash(摇滚乐队“冲撞”),奶奶带回了Jonny Cash(约翰尼·卡什,美国乡村音乐歌手)。一定很囧,现在库纳回想起那个“巨大的噩梦”还是一脸痛苦。

求奶奶不如靠自己。

库纳决定把家乡小村打造成有名的音乐场所。小村恰好离一个主要的铁路枢纽不远,他说服各种各样的音乐迷、乐队来小村酒吧后的一个房间聚会。

他带我参观,边走边说,“就是在这里,我们搞过东德最大的派对。”酒吧里的农夫有时看到很好笑,大批流行音乐粉丝从身边走过、义无反顾地去后面的房间。库纳说,最多时来的人达到过1000。警方规定的那个房间的最大容量是100人。

小村山高皇帝远,警察和斯塔西慢慢儿才醒过味儿来,开始采取行动对付这种大型聚会。有一次,库纳被抓起来带到警察局,警察说斯塔西转天要找他谈谈,他说,“我很害怕。”

还好,他的妈妈原来教过当地的警察。妈妈下令警察放了自己的孩子,然后又搞定了登门的斯塔西。她从来没有告诉孩子具体内幕。时至今日,库纳回忆往事对妈妈仍是充满敬意,“她是我的英雄。”

但是在大城市,斯塔西对那些“颠覆性”、“反社会”的音乐迷的严打一如既往。

我记得,1980年代初期去东柏林,在街上看到过几个朋克。当时我心想,敢穿这样划着大口子、别着别针的衣服上街,一定很勇敢。当局不是要你穿着制服去参加共青团组织的游行吗?

当时斯塔西是怎么处置、怎么理解朋克这类人呢?档案显示,梅尔克曾经绞尽脑汁,试图搞懂朋克、重金属这些奇怪的概念。

我找到了尤尔根·布雷斯基(Jurgen Breski),当时的斯塔西官员,曾奉命渗透朋克圈儿。他同意和我在市中心一家餐馆的隐秘一角见面,向我讲述了当年上司给他的指令。

“他们要让人们过一种社会主义的生活方式,所以我们就想办法打击那些不属于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东西。目的是要控制‘局面’,阻止它广泛流传。”

最后,斯塔西还是用的老办法:尽可能多地发展告密者。其他一些措施还包括,把非法乐队的成员叫去服兵役、派到外地去,布雷斯基说,“突然,乐队没有乐手了!”

但是,很多人依然决心“顶风作案”。

朋克乐队Zerfall(崩溃)的德尔克·卡林诺夫斯基(Dirk Kalinowski)告诉我,斯塔西向他本人、他的乐队施加巨大压力。

他们能够坚持下去,一个难以置信的主要原因是,柏林一家教堂成了他们的舞台和庇护所。东德当局尽管在许多事上铁血无情,但是并不希望直接干涉教会招来国际社会的关注。

卡林诺夫斯基的乐队被禁止参加正常演出,但是,他们可以在教会祷告过程中演唱。牧师会暂停……然后让一群上了年纪的信徒听点儿不同声音。

卡林诺夫斯基回忆,“疯了一样。我是主唱,可以直接看到人群,他们震惊的面孔。不在乎的只有孩子,听到音乐立刻乱蹦乱跳。我永远不会忘记,一对老夫妇堵着耳朵走出教堂。”

还有一家教堂成为另外一场不寻常的音乐会的舞台。英国音乐制作人马克·里德(Mark Reed)将西德一个朋克乐队“死裤子”(Die Toten Hosen)偷偷带过柏林墙演出。里德回忆,当时他对东德人说,我被抓住了,最多被赶出国;你被抓住了,一生可能就完了,你会被看作公敌,

他们回答,“不在乎,就是想这样做。”

“死裤子”主唱卡皮诺回忆说,他们化装骗过守卫柏林墙的哨兵,要梳好头发、穿上正常衣服,“东德当局不希望(朋克)这种病毒以任何方式传播”。

秘密演唱会在东柏林一家教堂内举行,只有25人参加,但是卡皮诺说,东德人在当局的重压下创造出自己的文化空间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们有那种自豪,那种自信。他们说,你们西方有最好的衣服、时尚,但是,我们有友谊,我们互相帮助,我们不浮夸。”

是的,当局可以搬出各种各样的禁令,但是,音乐粉丝想方设法创造自由空间,这成了东欧共产党执政国家的特有现象。

1980年代中期开始,莫斯科的新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放松了对东德的铁腕控制。

柏林墙边,西方音乐的音量越来越大。

1987年,大名鼎鼎的大卫·鲍伊(David Bowie)在紧靠柏林墙西边的地方举行演唱会,东德粉丝聚在墙边大饱耳福。

当时东柏林的副警监迪特尔·迪茨(Dieter Dietze)还比较年轻,这事让他很为难。他知道,如果警察像1969年(滚石乐队谣传要来的时候)那样出重拳压制的话,肯定会起到反作用。他本人也是摇滚粉丝,还曾是乐队成员,他告诉我,他很同情年轻的音乐迷。

不过,东德领导人还是最看重稳定、秩序。

迪茨说,“我很清楚,音乐——摇滚音乐——属于年轻人,你根本挡不住。所以,我和其它几个人开始讨论,为什么我们不也搞这样的活动?”

后来,东德当局批准世界级超级明星在东德土地开演唱会,这包括鲍勃·迪伦(Bob Dylan)和布鲁斯·斯普林斯廷(Bruce Springsteen)。当局本想拿这个当安全阀,给年轻人减减压、取悦拉拢一下。但是,音乐会反倒加强了年轻人对自由的向往。

霍夫斯塔德说,斯普林斯廷那类音乐会“成了要求人权、自由表述、对外面世界渴望的焦点体现。

想象一下,10万东德年轻人齐声高唱‘生于美国’!”

1960年代,滚石乐队粉丝想听听心中的偶像,要冒着坐牢的危险,“到了80年代,他们不再害怕了,当局失去了控制。”

冷战的结束有许多原因,政治的、经济的,但是,对自由的向往也很重要。1989年,这种向往激励成千上万的东德人走上街头、冲向柏林墙,挑战共产主义当局。对于很多人来说,音乐支撑着、体现着他们的向往。

水泥墙、机关枪、铁丝网可以挡住人,但是挡不住音乐。

霍夫斯塔德说,“音乐进入你的大脑、心灵,你一定会听。”在她看来,那一切,都可以归结于一句古老的德国谚语:

思想是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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