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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 35 次阅读2017-10-20 21:38 |个人分类:历史真相|系统分类:以史为鉴| 劝进表

羽戈:百年前的劝进者



袁世凯复辟帝制,共当了八十三天皇帝,准备工作却超过一年,前后严重不成比例。通常把1915年8月14日杨度等人发起筹安会,作为帝制运动的开端,其实这个时间点,起码可以往前推一载。彼时夏寿田在袁世凯的总统府担任内史(秘书),系复辟帝制的主持人之一,他告诉张国淦:“在民国三年下半年,我辈已由言论而进入实际阶段……”若从此时计起,至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称帝,这一年多的漫长前戏,到底在忙乎什么呢?


答案之一,便是劝进。


劝进者是一个庞大的队伍。论人数,以万计;论身份,上至总长、将军,中至学者、商人,下至妓女、乞丐,三教九流,无所不有;论派系,主流自然是袁世凯的追随者,却也不乏曾与袁氏短兵相接、势不两立的革命党人和满清遗老。就此来看,劝进可谓一场全国性的政治表演,充满了名与利、真情与假意、见风使舵与虚与委蛇、欲盖弥彰与欲迎还拒。帝制两个字,成就了民国初年最滑稽的一出戏。


既然是戏,则分假戏真唱与真戏假唱,抑或本是观众,却成了主角,本是主角,却成了观众。基于此,可将形形色色的劝进者,分作真劝进、假劝进、被迫劝进、半推半就劝进等。而今辨析劝进的角色,不仅为了明察哪些人是丑角,哪些人在反串,更是为了认清这出戏的写法与唱法。最终我们会发现,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劝进的剧本,古今都是一个路数。


真劝进者,首推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那年头,若谓谁最希望袁世凯当皇帝,谁最积极推动袁世凯复辟帝制,袁世凯称帝谁收益最大,这三个答案,窃以为都是袁克定(关于第三个问题,需要略加解释:假如袁世凯只当总统,以袁克定的平庸才具,哪怕老子一意扶持,至多官居总长;假如袁世凯称帝,作为嫡长子,袁克定显然最有可能成为太子,与皇位仅仅一步之遥)。帝制运动的关键环节,几乎都与他有关,如筹安会之成立、全国请愿联合会之组建等。最出格的行径,则属篡改《顺天时报》,伪造舆论,蒙蔽袁世凯。如阎锡山回忆:“筹安会幕后操纵者主要为袁之长子克定。袁克定为实现继承帝位的迷梦,曾特地为他父亲专印了一份伪版《顺天时报》,内容与一般人看的《顺天时报》迥异,其中臆造了多少劝告拥戴帝制的消息,以坚他父亲称帝之意。”


这里顺道说一点。关于袁克定伪造《顺天时报》一事,吾友金满楼、谌旭彬等皆判定不实。不过,亲信伪造报纸欺骗袁世凯,并非子虚乌有。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引《虎厂杂记》,称梁士诒、袁乃宽辈曾伪造上海《时报》,“凡载有反对帝制文电,皆易以拥戴字样,重制一版,每日如是,然后始进呈”,有一天赵尔巽拜见袁世凯,读到假《时报》,大惊失色,袁世凯询问其故,两相对照,终将骗术戳破。我还见过一种说法,赵尔巽换成了王士珍。据侯毅《洪宪旧闻》:“闻项城(袁世凯)所阅报纸皆由府中人修改后重印进呈,多称颂功德之文。一日王士珍进谒,项城示以报纸,颇有矜色。王曰:‘外间报殊不尔。’乃检外报呈阅,项城默然,始知为左右所绐也,然势已不可挽矣。”这两节故事,不妨视作劝进之变种。


袁克定之外,历史名声最大的劝进者,应数杨度。杨度劝进,共有两大壮举:一是写作《君宪救国论》,托老同学夏寿田转呈袁世凯,袁世凯读后大喜,批示道:“姑密之。然所论列,灼见时弊,可寄湖北段芝贵精印数千册,以备参考。”稍后亲书“旷代逸才”四字,由政事堂制成匾额,颁给杨度,由此足见此文的力量,被后世称为帝制运动的先鞭,并不为过;二即组建筹安会,一举撕破了帝制运动暧昧的面纱,将其从幕后推到台前。对这两招,需要辨识:民国初年,杨度官运不佳,备感失落,他从夏寿田处听闻风声,遂写《君宪救国论》,以投袁世凯所好,争取“圣主开基第一功”(杨度挽郑汝成),这属于名利心作祟,不必否认,然而,《君宪救国论》文中所论,于他而言,谈不上违心,甚至可以推断,共和危机,君宪救国,恰恰出自他的所思所想,所以说他的劝进,从理念上讲,亦可自洽。


值得一提的真劝进者,还有陈宧。我之所以要写他,不仅因为他是“送命二陈汤”之一陈(袁世凯称帝而败亡,有“起病六君子,送命二陈汤”之说,“二陈汤”中,最得袁世凯宠信、同时给予袁世凯致命一击的便是陈宧),更因他劝进的丑态,肉麻至极,令人作呕。据刘成禺《世载堂杂忆》,1915年初,陈宧领兵到四川之前,向袁世凯辞行,“伏地九叩首,且膝行而前,嗅袁之足曰:‘大总统如不明岁登极,正位中国,陈宧此去,死都不回……’袁曰:‘一切照汝策画,决正帝位。’”曹汝霖恰巧在场,见证了这丑陋一幕,后来告诉刘成禺:“此种嗅脚仪式,欧洲中世纪有对罗马教皇行之者,陈宧在大庭广众中竟能出此,官僚所不为也。”


说到陈宧,还得补充一点。当时之劝进,可分作个人劝进、团体劝进、地方劝进。各省劝进电中,最具文采的正是陈宧所在的四川。其电云:“唐虞禅让,典由个人,殷周鼎革,理犹失政,秦汉而下,陈陈相因。唯我元首,文武全神,顺天承运,天下归仁。四万万众,民意同伸,全体共戴,如拱北辰。德逾尧舜,汤武岂伦,愿建皇极,早御黻宸,富强华夏,协和外邻。宜尔子孙,保我黎民,万年有道,传之无垠。”读来铿镪顿挫,意气飞扬。相形之下,像郑汝成等人的劝进电:“伏愿我大总统府从民意,早奠邦基,以百姓为心,以国家为重,即日诞登大宝,用付海内苍生之望”,与朱启钤等起草、全国通用的推戴书:“谨以国民公意,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不由黯然失色。


劝进者除了人,还有媒体。1915年10月,《远东杂志》记者欧尔温等游览湖北宜昌桥边镇平善坝的石龙洞——因洞中有一些形似龙蛇的钟乳石,故而人称石龙洞——见到石龙,以为龙化石,遂拍照寄往国内外各大媒体。上海《亚细亚日报》原是袁世凯的御用报纸,借此机会,发表新闻《宜昌发现石龙之异闻》,编者还写了一篇短评《记石龙》,称石龙现身,乃是祥瑞,象征“中华帝国之大皇帝实顺乎人,洽于物,而应乎天”。湖北官员如王占元、张履春不甘落后,纷纷向袁世凯发电、上书,以表忠心,更有甚者,则请袁世凯“册封石龙为瑞龙大王,改宜昌县为龙瑞县”。对此丑剧,后世作诗讽刺道:“敕册江神御墨浓,彝陵祠庙有重封。官人善解山灵意,鳞甲森森报石龙。”


劝进与劝退


再说假劝进。其中典型,当推蔡锷。他不仅在劝进表上(如《全国护军使劝进称帝文书》)签名——1915年底,云南宣布独立之后,袁世凯下令免去蔡锷等人的官职,曾在公文之中点破蔡锷劝进一事:“……蔡锷等讨论国体发生之时,曾纠合在京高级军官,首先署名,主张君主立宪,嗣经请假出洋就医,何以潜赴云南,诪张为幻,反复之尤,当不至此。”——而且,据说袁世凯曾亲自问他对帝制的态度,他答道:“某初醉心共和,及见南方二次革命,熟筹大局,中国何能无帝?当赣宁乱平后,某即拟动议。因鉴于宋育仁等之前事,故噤不敢发。今者元首有此志,某首先表示赞成。”这可谓当面劝进,足见蔡锷城府之深,满口谎言,竟丝毫不露声色,袁世凯一世精明,终究为其所欺。


关于假劝进,还有一例。只是不知该称作假劝进,抑或被劝进。主角是杨度的老师、当世大儒王闿运。1915年12月15日,王闿运从湖南衡阳发来劝进电:“大总统钧鉴:共和病国,烈于虎狼,纲纪荡然,国亡无日。近闻伏阙上书劝进者不啻万余人,窃谓《汉语记》有云:代汉者,当途高。汉谓汉族,当途高,即今之元首也。又《明谶》云:终有异人自楚归。项城即楚故邑也,其应在公。历数如此,人事如彼,当决不决,危于积薪。伏愿速定大计,默运渊衷,勿诿过于邦交,勿挠情于偏论,勿蹈匹夫硁守之节,勿失兆姓归命之诚,使衰老余生重睹天日,闿运幸甚!天下幸甚!王闿运叩。删。”袁世凯即日复电云:“衡州王馆长鉴:删电悉。比者国民厌弃共和,主张君宪,并以国事之重付诸藐躬,夙夜彷徨,罔知所届。外顾国势之棘,内懔责任之严,勉徇从请,力肩大局,春冰虎尾,益用兢兢。当冀老成硕望,密抒良谟,匡予不逮。世凯。”那么多劝进电,唯有王闿运得到回复,趋炎附势之徒惊为异数。


关于王闿运的劝进电,历来有两种说法。一般认为,这是杨度代拟,王闿运被冒名,属于被劝进。可为证据的是,一来王闿运文集(《湘绮楼诗文集》)并未收录这封电文,二来此前数日,王闿运分别给杨度和袁世凯写信,信中明言,他对帝制不以为然,对劝进毫无兴趣,如致杨度信中云:“欲改专制,而仍循民意,此何理哉?”“既不便民国,何民意之足贵?”足可表明他的态度;“弟足疾未发否?可以功成身退,奉母南归”,借袁世凯故事,提醒杨度,朝廷杀机四伏,三十六计走为上。


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则将此劝进电归于王闿运名下,不过另有一解:“此笺名为劝进,乃援谶纬童谣,其释当涂高代汉,语气支离,隐以曹操况袁,至汉以后史书如海,独引刘基《烧饼歌》,其为玩弄项城可知。当时不获罪,幸也,而顾以为劝进乎?”他认为王闿运无心劝进,“世多讥袁以俳优蓄湘绮,余则以为湘绮心目中,亦未尝不以沐猴而冠视项城也”。如果此说成立,王闿运可谓假劝进,与蔡锷同道。


与王闿运相比,梁士诒才是真正的被迫劝进。帝制撤销之后,袁世凯曾对张一麐说:梁士诒原不赞成他复辟帝制,今日则劝他绝不可取消,一旦取消,人心就散了,无人可共最后之事。由此可知梁士诒的初衷。只是其地位举足轻重,财政、交通皆系一身,是否赞成帝制,关乎成败。所以袁世凯以“三次长参案”和“五路大参案”施压,袁克定出面谈判,软硬兼施,迫使梁士诒参与复辟帝制。相传梁士诒在重压之下,召集他的交通系同志开会,表示现在赞成帝制不要脸,不赞成则不要头,到底要头还是要脸,请大家选择。结果众人一致回答:要头不要脸。如此他才投身帝制运动,终成祸首。


梁士诒一来是干才,二来号称“财神”,掌管钱袋子,那年头,有钱不但能使鬼推磨,甚而能使磨推鬼。他一旦加入进来,帝制运动立即大张声势,风起云涌。杨度等人的筹安会,犹抱琵琶半遮面,近乎书生之举;梁士诒发起全国请愿联合会,随后各地、各种请愿团接踵而起,齐集新华门,跪呈劝进表,请袁世凯早正大位。其盛况正如宣言所示:“同心急进,计日成功。”


这里出现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现象。梁士诒被迫参加帝制运动,固然要自证忠诚,不敢虚应故事,以糊弄袁世凯这样的强人;然而他对帝制的促成,规模之盛大,动作之迅猛,效应之激烈,远胜于杨度等主动劝进者,哪里有一丝受迫的味道呢?倘若论功行赏,袁大皇帝的从龙之臣,他至少可以排进前五。可笑的是,凤冈及门弟子编《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于这一节大加粉饰,称“此请愿联合会发起人中,某钜公竟代先生署名,其他文件因亦如之,在当时环境自无由自白,世遂谓先生为主动人之一,不知其时言动,且极不自由,他更无论矣”。这实在是饰非文过的欺人之谈。


梁士诒组织的全国请愿联合会,以商界巨头沈云沛为会长,下辖各省公民请愿团、商会请愿团、教育会请愿团、妇女请愿团、人力车夫代表请愿会等。其中乞丐请愿团,以及后来的妓女请愿团,堪称中国劝进史上最无厘头的团队,直教人怀疑发起者的居心,到底是劝进,还是捣蛋。再如妇女请愿团,为女性争权利,本无问题,奈何这位“率我女界二万万同胞,以相随请愿于爱国诸君子之后”的女权领袖安静生,名头实在太坏,从她的绰号安大浪,可见一斑。其请愿书见报之后,立马有女生杨淑仪、陈秀文、梁秀英等发布启事反驳:“政界中之请愿者,希望封爵位也。女界中之请愿者,希望为妃嫔也。安静生本一贱妇,望我诸姑姊妹勿与贱妇为伍!”


最后说一个半推半就的劝进案例,此即名列“筹安六君子”的严复。1919年,严复的弟子侯毅撰《筹安盗名记》,为其师辩白,主旨正在“盗名”二字。如侯毅所记,严复加入筹安会,系杨度连哄带骗、兼以恐吓的结果。这么说,虽可为严复脱罪,却未免小觑了他,把他当作任人摆布的无能之辈——关于严复的性情,李鸿章称其激烈,郭嵩焘称其狂易,岂是容易将就之辈。要言之,当时严复的心理,正处于彷徨的苦境,他对共和,本不认同,却也不同意中国改变国体,返回帝制;对于袁世凯,一面盛赞其“文足定倾,武足戡乱”,甚至呼吁“天下仍需定于专制”,为袁世凯的集权运动站台,一面则认为袁世凯缺乏科哲知识与世界眼光,并不足以作为一国领袖与列强争雄……基于此,杨度请他加入筹安会,他有些犹疑,却未明确拒绝;表态称愿为会员,然而以他的阅历,焉能不知入会意味着什么呢。这样的行止,大抵便是半推半就。后来他给弟子熊纯如写信,自辩道:“筹安会之起,杨度强邀,其求达之目的,复所私衷反对者也。然而丈夫行事,既不能当机决绝,登报自明,则今日受责,即亦无以自解。”言下之意,他反对的只是杨度“求达之目的”,而不是筹安的理念等,由此愈发可见其心态之暧昧。


严复一生,从激进转向保守,与其说他在变,不如说时代在变。彼时还有一人,与其同行,那就是康有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对清室忠心耿耿的康有为自然不能赞成。他先后写了两封信给袁世凯,第一封信开头称“慰庭总统老弟”,大占袁世凯便宜。信中画出了上中下三策,上策云:“……闻公昔有誓言,已买田宅于伦敦,若黄袍强加,则在洹上,此诚高蹈之节,远识之至也。若公禅让权位,遁迹海外,啸歌伦敦,漫游欧、美,旷观天地山海之大,娱游其士女文物之美,岂徒为旷古之高蹈,肆志之奇乐,亦安中国,保身名之至计也,为公子孙室家计,无以逾此。今既为左右所误,谬受大位,遂致内乱外拒,威信隳矣。然今为公计,为中国计,仍无以易此。明哲保身,当机立断,策上之也。”大意是劝袁世凯退位。在劝进的潮流声中,康有为的反潮流,正可名之曰“劝退”。


不过,百年之后再回首,劝进与劝退,到底哪个能代表世界潮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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