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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客

已有 29 次阅读2017-10-23 06:06 |个人分类:改革开放|系统分类:以史为鉴| 儒学, 国学

真国学的对立面,从来不是西学

谌旭彬

近年,“复兴儒学”之类的口号频繁见诸新闻报导。比如,2016年6月,曾有一批“儒
家学者”在四川大学召集会议,联名倡议在中国高校设立“儒学一级学科”,与政治学
、社会学等并列。更有所谓“当代大陆新儒家五大重镇”,跟风喊出了“中国必须再儒
化”的口号。

一叶可以知秋。

反对比主张更真实

“儒学”到底是什么,貌似是个不言自明的东西。其实不然。自西汉起,儒家知识分子
内部就已有“真儒”和“伪儒”之争。扬雄说孔、孟是真儒,其后则假儒当道;程颐之
儒、朱熹之儒、王阳明之儒,都曾被朝廷宣布为“伪学”而遭禁止;明末,又有王夫之
指责汉儒、宋儒、明儒乃是伪儒、败类之儒……

要了解某种自称“儒学”的东西究竟是何物,最简洁的办法,不是看它主张什么,而是
看它批判什么,反对什么。主张很可能只是粉饰,批判却往往深藏真意。

比如,孔孟时代,儒学反对“杨墨”——孔孟主张成仁取义,杨朱主张“拔一毛可利天
下,不为也”;孔孟主张按血缘关系有差别的“孝悌”,墨家主张对所有人无差别的“
兼爱”。

再如,秦汉之际,儒、法尖锐对立——儒家重视礼乐,主张仁义,法家却把礼乐、诗书
、良善孝悌、诚信贞廉、仁义、非兵羞战列为必须铲除的“六虱”。

当代“儒家学者”们倡议“儒学复兴”时,也有很明确的批判对象。比如,川大会议上
的那批“儒家学者”自述,其要求把“儒学”列入大学“一级学科”最主要的理由是:

“中国历史上就有儒教传统,安顿全民信仰。而今信仰空间真空,西方某些信仰乘虚而
入,把中国人变成了外国人,中国文化变成了西方文化。出于重建民族精神家园的需要
,也应提倡儒学。”

简言之,他们倡导的“儒学”,乃是以西学、西方文化为对立面。


图注:所谓“当代大陆新儒家五大重镇”呼喊“中国必须再儒化”

近代之真儒与伪儒

以“西学”为假想敌,将“儒学”弄成“西学”对立物的伪儒,在中国近代史上屡见不
鲜。

比如,1870年代,郭嵩焘出使欧洲,赞誉“英国行政,务求便民”,不但优于大清,即
便是儒家传说中的三代之治,也无法与之相比。结果被国人群指为汉奸。名儒王闿运责
备郭撒谎,理由是按照儒家的理论,西洋人属于“夷狄”, “夷狄”不能算人,只是
“通人气”后懂得了诈伪的“物”,不可能创造比大清更优秀的行政体系。

与郭一同出使的名儒刘锡鸿,一面大骂郭是汉奸,要与之划清界限;一面又在笔记中承
认英国确实没有残暴不仁之政。为弥合这种矛盾,刘给出一种诡异的解释:西洋文明之
所以达到这样的高度,“英国知仁义之本,以臻富强”,乃是他们曾来过中国,“得闻
圣教所致”,而且西洋人学到的只是“圣教”的皮毛,大清要富强,完全不必向他们学
习,只要恢复“祖宗旧法”即可。

近代史上,亦有另一批致力于贯通“西学”与“儒学”的真儒存在。

比如,谭嗣同在《仁学》里说:孔子之儒学,传至孟子时“畅宣民主之理”,乃是继承
了孔子的原教旨。可惜此说失传,后世儒者自荀子开始,冒儒学之名败坏儒学,以致“
两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两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大盗与乡愿
以儒学为遮羞布,互相利用,成就了中国两千年的漫长专制。

梁启超也有相似的观点。梁说:议院虽是西洋之物,但儒学的“五经诸子传记”之中,
也多有相似主张,可惜君主专制统治太长,无人敢于阐发罢了。梁还说,孔教以平等为
宗旨,孟子全书皆言民权,可惜“后世民贼,乃借孔子之名,以行专制之政”。

当然,孔孟之“民本”并不完全等同于近代之“民权”,毕竟相差数千年。但二者背后
的人道主义精神,却无疑是共通的。这种共通,不独谭、梁二人有所体察,更早一些的
儒者徐继畲、郭嵩焘、薛福成、严复等,也都有深刻体会。甚至于明末大儒黄宗羲、王
夫之等,虽从未听闻西方“民权”之说,却也提出了“凡帝王皆贼”、用“众治”取代
“独治”的主张。黄宗羲甚至尖锐指出:专制政体之本质,乃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
,不敢自利,以我(君王)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而真正的好社会,则是“人各得自
私也,人各得自利也”的状态。这种对公权力的批判、对个人私利的维护,与清末谭、
梁等人的思想以及近代西方的“民权”理念,无疑是完全相通的。

所以,审视当代那些“儒学复兴”玩家的真伪时,不妨问他们两个问题:

1、你们要的,是王闿运、刘锡鸿那种与“西学”对抗的“儒学”,还是黄宗羲、王夫
之、郭嵩焘、谭嗣同、梁启超那种贯通中西的“儒学”?

2、如果选择王、刘,郭、谭、梁诸人该如何安放?难道说谭嗣同、梁启超这样的志士
,已“变成了外国人”?如果选择后者,那么“西方某些信仰乘虚而入,把中国人变成
了外国人,中国文化变成了西方文化”之说,还能不能成立?

何谓“君子人格”

川大会议上的那批“儒家学者”搞了个倡议书,其中提到,把“儒学”列入大学“一级
学科”的另一重要理由,是为了“培养合格公民、塑造君子人格”,让国家和民族走上
“全面改善和提升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的康庄大道”。

很遗憾,这些“儒家学者”没有给出“合格公民”、“君子人格”的具体定义。但孔、
孟想造就什么样的“君子人格”,我们是知道的,简单来说,就是“从道不从君”。一
个真正的儒者,应该坚守自己所信奉的民本理念,践行孔子所说的“道不行,乘桴浮于
海”,践行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践行范仲淹所说的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践行谭嗣同所说的“流血请自嗣同始”……而绝不与强权苟
且。也正因为真儒学绝不与强权苟且,朱熹才会慨叹真儒们的政治理想,“千五百年未
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

揆诸史实,依赖官学很难培养出拥有“君子人格”的真儒,因其目的本不在培养拥有“
君子人格”的真儒。

汉代之察举制“以德取士”,结果“守墓生子”之类的伪君子大盛。隋唐而下“科举取
士”,结果凝成《儒林外史》一部丑剧。究其根源,在于“百代都行秦政制”,都在搞
儒表法里这套统治术。用儒学的“道”来装点门面,粉饰合法性;用法家的“术”来操
弄权力,维持社会稳定。梁启超所悲叹的“我国万事不进步,而独防民之术乃突过于先
进国,此真可痛哭也”,即是指此。区区科举,不过是“通过文字游戏挑选聪明人而对
道德毫无分辨力”,自无可能筛选出有“君子人格”的真儒。儒学与强权的关系越苟且
,儒者的人格也就越低劣,至清代康雍乾三朝,已可谓几近于无——臣属上奏“君恩深
重,涓埃难报”, 雍正都要严厉申斥:难道君恩不深重,你就不觉得“涓埃难报”了
吗?自不难想象,承继孔孟“民贵君轻”理念的真儒,在这样的时代,是没有出路的。

所以,审视当代那些“儒学复兴”玩家的真伪时,不妨再问他们一个问题:你们所谓的
“合格公民”、“君子人格”,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公民”,到底是一种怎样的“人格
”?

真国学的对立面不是西学

川大会议上那群“儒家学者”搞的倡议书里,还提到:设立儒学一级学科的另一个重要
理由,是“推动国学门类建设”,将“国学”推上与经济学、法学、文学、历史学、理
学、工学等13个学科门类并列的第14大学科门类。

可惜的是,这群“儒家学者”并没有交代他们心目中的“国学”,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国学”应该是个什么东西,清末明初的学者们已有过很成熟的讨论。

邓实、黄节说得最明白:“国学”的对立面,不是“西学”、“洋学”,而是“君学”
、“官学”。先秦时代,孔孟等真儒的学说“哀民生之憔悴”,提倡民本,乃是“国学
”;秦汉之后,伪儒纷起,其学说“只知有君”,成了“君学”。两千年来,庙堂之上
一直是为强权粉饰、辩护的“君学”当道;惟江湖之远有一二在野君子著书讲学,维系
“国学”一线命脉。

“国学”没有中西之分,真国学一定是中西共通的东西。王国维在《国学丛刊序》里讲
:学问本无中西,只有真伪。在真伪之外,区分中学、西学,来争“一国之名誉与光辉
”,是无聊之事,是在戕害学术。

所以,“儒学”是好东西,“国学”也是好东西。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要的,是哪种
“儒学”,哪种“国学”。

参考资料

《儒家学者倡议设儒学为一级学科,向西化的学科体制要户口》,澎湃新闻2016年6月
23日。《设立儒学为一级学科,好比拿着刀叉吃中华料理》,澎湃新闻2016年6月23日
。秦晖,《传统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谌旭彬,《国粹主义浩浩荡荡吞噬晚
清改革》,腾讯历史《转型中国》栏目第13期。《王国维自述》,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4。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三联书店,2003
。邓实,《国学真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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