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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 93 次阅读2018-3-30 22:43 |个人分类:世界风光|系统分类:以史为鉴| 罗马

罗马社会的理性是怎么炼成的?



作者: 莲悦


公元前494年,这一年正值中国的春秋时期。吴越争霸,越王勾践轻率出兵攻击吴国,结果大败。勾践向吴王夫差求和,并入吴为奴,誓言世世不得反叛。

这一年,在世界的西方也发生了一件大事。

一支刚刚在战争中获得胜利的罗马军团,在罗马城下整齐列队。战士们的长矛、盾牌、铠甲上还沾着敌人的鲜血,他们的心还在为刚刚赢得的战斗亢奋不已。此刻,他们正在等待一个与每一名战士都利益攸关的消息。

这些战士都是罗马的平民,放下长矛和盾牌,他们就是辛勤耕作的农夫。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他们义无反顾地拿起武器保卫罗马。然而,这又是一个贵族垄断财富的时代,从中小地主到平民、农业无产者都承受着沉重的捐税和劳役。土地兼并和私人借贷让大量的农民债台高筑。而国家又厉行债务法,将无力还债者投入监狱。

就在前一年——公元前495年,罗马遭遇外敌,备受压迫的农民们不肯应征服役。执政官紧急下令暂停债务法,释放因债务入狱的人,并承诺不会对他们再行逮捕。然而,当农民们拿起武器保卫国家得胜归来后,第二执政官却不顾承诺,将有债务者再度投入监狱。

很不幸的是,公元前494年,战争再度爆发,国家和贵族又需要困苦的农民为自己打仗了。农民们原本不再相信背信弃义的执政官和元老院,然而,他们信任和敬重他们的独裁官(罗马共和时代军事官员)马尼乌斯·瓦勒里乌斯。所以,他们再度为国家披甲上阵、浴血疆场。如今凯旋,马尼乌斯·瓦勒里乌斯将一份改革的建议提交给了元老院。

现在,列队齐整的众将士翘首以盼,希望元老院能同意改革。然而,可悲的是,当权者心胸狭窄、目光短浅,对改革的建议坚决抵制。

坏消息传到了军中,愤怒的情绪蔓延,暴动一触即发。这是一支刚刚才为国家赢得了战争和荣誉的军队,手握攻城拔寨的锐利武器,而且已经兵临城下。此时,如果杀入罗马城,杀掉执政官和元老院的贵族元老们,砸碎旧世界,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新世界,对这支精锐之师来说,应当不费吹灰之力。武装起义、暴力革命,对于这些一无所有的农民来说,除了镣铐,什么都不会失去。

然而,罗马的农民和军人并没有选择这条玉石俱焚的道路。他们遗弃了他们的将军和营垒,军容严整地离开了罗马城,开赴阿纽河彼岸的一座小山丘。他们决定以和平的方式创造一个新世界,在这片崭新的土地上建造属于平民的城市。

平民的行动,让刚愎自用的元老院意识到,分裂和内战的危机就在眼前。他们也没有采取任何暴力措施,而是做出让步,设立两名由平民自选出来的保民官,可以独立自由地对抗损害普通民众利益的行政命令。

这次事件被称作第一次和平撤离运动,或者说社会革命。

社会革命不应当仅仅被视作罗马平民的胜利,它是全体罗马人和罗马文明的胜利。无论在力图反抗暴政的罗马平民身上,还是在试图用强权维护既得利益的贵族身上,我们都看到了难能可贵的理性。所以最终,双方都选择了妥协,让事件得以用和平的方式解决,而非暴力对抗、玉石俱焚。

在社会革命发生之前几年,即公元前510年,罗马还发生过政治革命。因为国王暴虐,国事不与元老院商议,随意宣判极刑,国王自己的仓库积谷如山,却还要求公民服额外的兵役和劳役。于是,人民起而反叛,驱逐暴君。政治革命结束了两百多年的王政时代,将罗马推向五百年的共和。

短短几年之中,发生在罗马的两次“大”革命,其实都只是在旧有的政治制度上进行了一些小的修改:政治革命废除终身任职的国王,另立两个一年一任的执政官来领导罗马;社会革命设置保民官,确保底层民众在利益遭受行政命令的侵犯时有合法的渠道进行援助和救济。为选举平民保民官,社会革命之后,罗马的平民有了自己的政治集会——平民会议。这犹如一把钥匙,开启了平民争取政治权利之门。

这些小的修改,无疑促进了大的文明和繁荣。而这些小的修改,全都源自于社会各阶层的理性妥协。

那么,古罗马社会的这种理性是怎么炼成的呢?

古罗马自文明发轫之初,便行走在分权的道路之上。

德国史学家蒙森的《罗马史》告诉我们,即便在王政时代,罗马国王也没有君权神授的观念。国王不在人民之上,也不是一国之主。他的权力并不来自于神,而是来自自由民。任何罗马人只要成年,身心健全,在法律上便能充当君主之位。所以,罗马人只需要听命于王,但并不认为王者优于自己。

如此定义王者,罗马先民显然没有想过要建立一个一君万民的集权制度。因为,在他们看来,将千百万的人命运系在一个人身上,这是最大的不稳定和不安全。

所以,罗马的政体由三部分组成:国王(执政官)、元老院、公民大会,每一部分都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从而实现了各部分在国家整体内的分权。

在分权的社会里没有哪一个人的“金口玉言”这样的概念,更不会出现,需要整个社会每一个人为一个人的决策失误买单这样的荒谬。

一切问题都是协商的结果,都是利益的妥协。在蒙森的《罗马史》中,对罗马人来说,法律不是国王对于民众发布的命令,“而首先是构成国家的各权力代表以说明和反驳的方式所缔结的契约”。

在实现了分权的罗马,治国的是法律,而非立法者。法律代表着各方利益的妥协,是所有人权益的终极保证。如果,一个社会还有法律渠道可以抵抗强权,让弱者通行,那么,弱者必不至被逼迫向暴戾的一面。

对普通民众而言,他们要求的不是绝对的自由,那种不受任何制约,不受统治的自由。他们要求的仅仅是公正的统治和实际利益的保障。而对贵族和元老院这些既得利益者,他们要求的也是现有权益的维护。

所以,在一个有权力制约和法治观念的社会中,基于利益的全面考量,冲突的双方很容易达成理性妥协。

在流传的历史故事中,关于罗马的社会革命,有过这样一个寓言:有一个人身体的各部分器官看到自己努力得来的东西都跑到了肚子里,而肚子只管安享现成果实,于是愤然约好,手不再往嘴里送吃的,嘴不再咀嚼,想一起用饥饿来困倒肚子。结果,所有的器官都饿坏了,差点丢了性命。

这个人就是罗马,器官就是罗马的各阶层。一个国家,只有团结才能强大,内耗只能走向消亡。

遗憾的是,让社会走向理性很难,越颟顸的政权,培养出来的是越暴力的社会和民众。

即令理性如罗马,在共和时代末期,还是出现了频繁的党争和社会革命,将罗马引向了惨烈的内战,最终导致国家从共和时代走向帝国时代。

所以,让社会保持理性,更是难上加难。

2016-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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