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即注册 登录
华人科学网 (华科网) 返回首页

智取生辰纲的个人空间 http://www.sciencenets.com/?9 [收藏] [复制] [分享] [RSS]

博客

已有 19 次阅读2018-12-7 05:13 |个人分类:人妖之间|系统分类:以史为鉴| 中央文革

为什么毛泽东要依靠“中央文革小组”发动与推进“文革”

——皇权政体的结构与机理深刻影响中国现代史的具体例子

来源:  制度学的十万个为什么 作者: 王毅

以1966年《5·16通知》为始的“文革”是中国当代史上最黑暗的一页;而江青等人为首、戚本禹等为骨干的“中央文革小组”(以下简称“中央文革”)在“文革”中的巨大作用,无疑是“文革”史上最引人瞩目的政治现象之一。这不仅因为“中央文革”是毛泽东发动和推进“文革”的主要工具和“文革”中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核心——照当时流行的说法,“中央文革是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总参谋部和战斗指挥部”;而且更在于对许多今人来说,“中央文革”的成员构成、生成方式与政治行为方式,可能非常不易理解:寥寥几个舞文弄墨的秘书文士(多数人资历很浅),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成了口衔天宪、执掌全国各级官员和无数民众生死的权力巨头;这个极小的秘书班子,也取代了国家常规的最高权力机构而成为权力中心与各种殊死政治斗争的策源地。并且在对各种政敌施以疯狂打击的同时,又在一轮接一轮永不止息的权力角逐中,难以自拔地陷入自我毁灭的深渊。周恩来在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报告中说:


中央文革是文化大革命产生的新生力量,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重要作用,直接执行了毛主席交给的任务。[1]


读着这段文字,人们多半要问:“文革”为何要发明这种“新生力量”以“直接执行毛主席交给的任务”?


一、“中央文革”如何登上历史舞台


“中央文革”从登上历史舞台到其权力急剧膨胀、再到其恶贯满盈,众多成员无一例外身败名裂的过程,典型地表现出“文革”时高层权力运作的特点。这套运作的大致过程是:


1964年5、6月间,在毛泽东“批判资产阶级”和“扫除一切害人虫”的战略日益成熟之际,根据他的指示,成立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组成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隶属中共政治局和书记处领导。1966年2月3日,小组就批判吴晗的问题进行讨论,至7日,写成《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拟向中共中央汇报。先此,彭真和康生已于5日将提纲的内容向在京政治局常委做了汇报,大家表示同意。8日,彭真、康生等赶往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毛当面并未表示异议(1967年4月12日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说:“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晗,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说明”[2])。12日,彭真、康生等到上海,将《汇报提纲》给江青、张春桥看,他们均表示同意。23日,《汇报提纲》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发全党。但是不久,这份文件即被身为党主席的毛泽东斥责为“修正主义纲领”。


与上述党内正式渠道运作相对的,则是一套非常隐秘的操作:早在1965年,毛泽东就背着刘少奇、周恩来等人派江青到上海组织张春桥、姚文元等撰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并用秘密方式将文章初稿带到北京反复修改,然后在上海发表。1966年3月下旬,康生借向毛泽东汇报的机会对毛谈及:协助邓小平领导中央书记处日常工作的彭真曾质问上海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不向中宣部打招呼,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这话触怒了文章的幕后组织者毛泽东,所以康生说:“这是整到毛主席头上了”;而毛泽东则说:再不发动文化大革命,老的、中的、小的都要挨整了。[3]


3月31日,自上海回京的康生向周恩来、彭真传达了毛泽东28至30日的连续三次讲话,这些讲话毫不掩饰他对于党和国家常规权力体制的威严处置:如果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


至此,“文革”第一批受难者的任何辩白与乞怜都不能改变其命运了——据李雪峰《我所知道的“文革”发动内幕》记述,这时的彭真还希望能向毛泽东当面申述,哪怕只有20分钟,但已经根本不被理睬。


同时,引爆“文革”的程序正式启动:康生在1966年3月底向北京钓鱼台写作班子传达毛发动“文革”的精神,并要王力起草《通知》,宣布《汇报提纲》作废。文件写成后被毛泽东认为太简单,他指示陈伯达主持,另外写一篇批判《汇报提纲》的文件。陈伯达与王力共同起草后,送毛泽东审定。在此背景下,“中央文件起草小组”成立,其成员有: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吴冷西、王力、关锋、戚本禹等。4月16日至26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杭州举行,毛泽东不仅没有到会,而且在上海召开中央文件起草小组会议。在此期间,他亲自对《5·16通知》草稿反复修改,然后下达政治局。政治局扩大会议只能被迫接受《5·16通知》,并作为“中发(66)267号文件”向全党公布。


即使在很多年后的今天,回首往事仍可以深切感受到那些受难者被推上祭坛时的哀怨:5月16日,刘少奇由康生监督,“主持”仅有在京约80人出席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者包括非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也未到齐,而当时健在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共约160人),以这种非常程序强行通过《5·16六通知》。即将失去自由的彭真在此最后关头,向刘少奇、周恩来提出删除《5·16六通知》中“赫鲁晓夫……”那句矛头暗指刘少奇的话,但已经没有可能(彭真在“文革”后说,他当时即已觉察到“赫鲁晓夫”不是指自己,是指更高位者)。康生表示:毛泽东改定的《5·16通知》文本一个字也不能动,所以刘少奇在郭沫若建议修改《通知》中某些语法而被断然拒绝后说:“连几个字也不让改,这不是专断独行么?……我原来考虑过改一点。现在‘大家’意见还是不改的好,……那就不改吧。”[4]


如此图穷匕见的情形下,“中央文革小组”亦在原“文件起草小组”基础上于5月28日成立,名单主要由江青提出。“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为顾问,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任副组长;成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七人。在“文革”初的5月至12月期间,中共中央日常工作尚由政治局和书记处开会决定,“中央文革”成员仅能列席。但是在1967年1月,江青、陈伯达、康生等执掌的“中央文革”将陶铸、王任重打倒,书记处遂停止运作。接着,由于“反击二月逆流”,作为政治局常委或委员的李富春、陈毅、谭震林等七人被迫“靠边站”,政治局亦停止活动,从此,“中央文革”完全夺取了政治局的大权。


其实,早在1966年7月24日毛泽东召集的中央常委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联席会议上的讲话中,他就已经把自己通过“中央文革”而反击刘少奇等人控制常规国家体制的意图表述得十分清楚,他说:“中央好多部没有做多少好事,文革小组却做了不少好事,名声很大”;他甚至用这样的语言表达对中央书记处等的强烈敌意和对“中央文革”的称颂:“古之民不歌尧之子丹朱,而歌舜;今之民不歌中央书记处,而歌(中央)文革。”[5]


以后,中共八届十二次全会《公报》(1968年10月31日)更对“中央文革小组”的统治地位予以法定的确认:


全会认为,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战略部署,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各个时期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林副主席的多次讲话,都是正确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在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斗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全会《公报》接着宣布: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终于摧毁了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妄图篡党、篡政、篡军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夺回了被他们篡夺的那一部分权力。


这当然是联袂并举的一破与一立。所以直到中共九大开会时,“中央文革”成员坐在主席台左边,政治局委员坐在右边,主席团名单亦是“中央文革”成员排列在前,政治局委员排列于后!


二、“中央文革”的政治禀赋与政治功能


不难看出:“中央文革”特殊的产生方式和成员构成,成因于毛泽东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要通过政治局、书记处、中央办公厅、中宣部、《人民日报》等一套国家常规权力体制贯彻强化、而他本人意志经常受到这套权力体制抑制的强烈愤懑,以及他对国家体制日益官僚化危险的警惕。所以在“文革”以前很久他就不参加政治局会议,多次说北京的空气不好,说自己不读《人民日报》;指责“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暗指刘少奇主持的政治局和邓小平主持的书记处);“文革”前他长时间远离北京,甚至“重上井岗山”,酝酿“以农村包围城市”。因此,与毛泽东“中央要出修正主义”这对国家政治路线性质的基本判断相辅相成的,是他对国家常规权力体制的敌视,所以后来他“文革”战略的首要目的,就是“炮打司令部”。


为摧毁常规权力体制,毛泽东必须造就一个与此战略目的相适应、得力而强大的政治工具;他号召“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而这些“小鬼”的必备条件是:


1、必须处于毛泽东直接与完全驾御之下,绝对按照他的意志行事,即周恩来所说“直接执行毛主席交给的任务”;


2、具有极强的政治能量、权力欲望与攻击性,以便与常规体制相抗衡、直至取而代之;


3、与前项相对应,其政治行为必须与生俱来地舍弃常规方式而以阴谋诡计等一切非常规方式为基本手段;


4、他们必须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具有巨大的鼓动能力,以使“炮打司令部”、“打倒阎王”及时在舆论上具有充分的合法性。


总而言之,“中央文革”的一切恶行,主要不是由于其成员的道德窳劣以及他们与无数受害者个人恩怨所决定,而是出于政治制度结构和运作的一种根本性需要。


毛泽东通过秘书而与常规国家权力体制相抗衡并非偶然,早在合作化运动中,负责农业的一些领导人被他认为是拖后腿的“小脚女人”,所以他在《关于农村合作化问题》中予以严厉批评,研究者注意到:“这篇讲话是在他无视某些地位极高的同事们的看法以及党的农村工作部的计划的情况下发表的。它越过中央官员,直接向省级领导人发出呼吁,……为了保证省级领导人不受中央农村工作部观念保守的官员的限制,他在1955年夏天将两名久经考验的助手安插到该部担任副部长。这两个人是他以前的秘书陈伯达和陈正人。”[6]


而为了保证通过秘书进行政治运作的有效性,毛泽东对秘书的基本要求是:他们绝对不能被国家和党的常规权力体制所控制。比如据曾担任毛泽东秘书的何载追述,他50年代在杨尚昆领导下就任于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和中央书记处第一办公室,这期间他的一次经历是:


(1956年某次毛泽东身体不适时)我得到了电话通知,要适当减少给他送阅的东西。我……向有关办公室转达了要少送文件的意思。(毛)主席当年的习惯是每天要看三四万字的东西,现在一下少送了,很快被他发觉,在一个会议上提出批评,说一个姓何的封锁他,还举了些历史上封锁国君的恶劣行径和严重后果的史例。我简直吓坏了,认为闯了大祸。[7]


可见毛泽东对“封锁国君”的深恶痛绝。更加怵目惊心的例子又比如:田家英在1966年5月被逼死之后,毛泽东任命戚本禹取而代之,负责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戚本禹后来追述:


我担任这个工作之后,江青有一次和我谈话,郑重地告诫我:“……在主席身边工作最忌讳‘结交诸侯’,这‘诸侯’既包括中央的,也包括地方的。”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不能“结交诸侯”这句话。我觉得田家英栽就栽在这个问题上。不能“结交诸侯”,这恐怕也是一切做秘书工作的人最重要的一条戒律。[8]


仅仅从毛泽东(以及他通过江青)所指称的“封锁国君”、“结交诸侯”这类语词、以及他对此类危险的极度警惕,马上就可以知道:从1956年直至“中央文革小组”的上述政治操作方式,其背后一定有着深刻而久远的历史渊源与历史逻辑。


三、“中央文革”与中国皇权政体


“文革”之后的1979年,中共元老李维汉对孙起孟说:我有一个大问题,一直在我心头放不下,这就是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上,怎么会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一场浩劫?“文化大革命”虽然已经过去,但是对它的成因非搞清楚不可。……问题的关键在于封建遗毒。


次年5月24日,李维汉会见邓小平时又郑重陈述:我多日来就想与您谈一个大问题,就是封建主义传统问题。封建主义,包括它的思想体系、风俗习惯,在我们国家,我们党内,反映相当严重。“文化大革命”把这个问题暴露很厉害……[9]


李维汉所说的“封建余毒”,其实准确的表述应该是“君主集权政体及其文化形态”,因为周代的“封建制”至秦即不复存在,其后两千多年实施的主要是秦始皇所确立“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的皇权统治(见《史记·秦本纪》);这两千年历史留下的也不仅是一些显性化的思想和风俗,更主要的是一整套刚性的权力结构、权力运行方式及其法理、法律规则。这些传承脉络往往会像海面下的冰山那样不易被察觉,但实际上体量巨大、结构缜密、其运行必然导致骇人的结果。比如毛泽东认定自己所面对的巨大危险在于国家体制运作造成的“独立王国”掌握了权力并“封锁国君”;而为了粉碎这种局面,就要启用一批“小鬼”以打到“阎王”、“炮打司令部”——正是这种迫切需要,才使得“中央文革”应运而生并迅速攫取了巨大权力。


秦汉以后,皇权与国家行政体系之间既相互依存,但同时也相互矛盾、间或激烈冲突。这就是主张君权至上的法家所深恶痛绝却又反复出现的状况:“览观古今,爰暨书传,君皆欲治,臣恒乐乱”[10];以及明太祖朱元璋一再愤愤然的:“自秦汉以来,兵戈相侵,君臣矛盾,日争月夺”[11];“昔者人臣得与君同游者,其竭忠成全其君,……今之人臣不然,蔽君之明,张君之恶,邪谋党比,几无暇时!”[12]


因此在这种矛盾结构中如何维系君权的至高无上,就成了秦汉以后中国国家权力体系长期发展的一条非常重要的逻辑线索。其演进的基本轨迹在于:在必须建立庞大国家常规行政制度、赋予它巨大权力的同时,又必须能够克服它对君主的束缚、保证君主的个人专权。


秦汉以后统一皇权国家的建立,要求相应地建立和运行庞大的官制体系,即以宰相为首、序列百官的常规性国家行政架构,它是国家政治有序化的保证。但是庞大完整的常规官制架构之有效运作,又必然与君权独专的要求产生严重冲突,而这又要引起君权对国家权力体系的反抑制。而从根本上说,君权的反抑制不能仅靠君主个人的无法无天、滥施淫威而实现,因为这种方式的效力有限且不具备权力合法性。所以,中国传统政治体系必须发明出能够从制度上保证“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的强力手段;而如此制度设置当中,重要的一项就是:不断在常规行政体制之外设立被皇帝个人亲幸的政治班底,由它直接协助皇帝个人垄断国家最高权力与最高机密,并同时对国家常规权力体制施以强大的反抑制。


上述规律在中国制度史中表现很明显:汉代常规官制体系原本是由以宰相(“三公”)为首的外朝百官组成,皇帝身边的人员只负责生活服务而不具备政治权力。但是汉武帝感到这种制度不适应君权充分控御的朝政的需要,于是为了强化皇权并抑制宰相公卿的权力,他就在常规官制之中强行锲入“加官”制度[13],即亲自提拔一些出身较低、富于才干的官吏超越正常的选拔程序,成为“出入禁门”的“腹心之臣”[14],并让他们越过外朝百官的层层制约而直接向自己提供消息、协助制定政治方案;同时任用原本地位很低、只是负责掌管宫廷文书的小吏“尚书”,充当自己身边掌握国家政治机密的谋臣。


以后,这种政治设计充分制度化:在汉代,尚书(他们通常是皇帝的亲信而出身低微)的地位不仅越来越高、而且极大地侵夺了宰相和御史等外朝高层首长的权力。至东汉,“尚书台”已是实际上的国家最高行政机关,而原来总揽朝政的宰相则被架空;至魏晋,尚书名正言顺地成为正式的国家宰相,而三公则成了没有实际行政权力的荣衔。这个演变方向说明:在中国传统政治体系中,专权(即“秦制”确立的“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原则)远远不仅是君主个人的主观意志,与此相比更重要的是:它还必然演化出一整套可操作的权力运行程序和具体有效的制度架构。


中国皇权史的发展多次重复上述规律。例如:当尚书在魏晋时代取代三公而成为外朝百官首长的同时,皇帝已经不允许其身兼内朝和外朝的权力,于是剥夺了原属尚书郎(尚书的属官)起草诏书的权力,改由以前仅为宫廷小臣的“中书”负责起草诏书,而尚书仅负责诏书的执行。由于“中书”是直接侍奉皇帝左右、负责宣达上谕的文士,所以其部门首长(中书令)很快同尚书令一样,于名于实都成为了朝廷百官的首脑[15]。


而当上述制度确立后,南北朝时期的皇帝们又需要再次启用新的出身微寒、富于政治进击性的文人学士作为自己半秘密和负责起草诏书的政治秘书班底,并赋予其惊人巨大的权力,以便与制度化的庞大官制体系相抗衡,从而保证皇帝专权的充分实现。这种中国历朝延续不断的政治秘书班子,在南北朝时是“中书舍人”,在唐代是直接被称为“天子私人”的“翰林学士”[16],在五代是“枢密院”,在清代是“军机处”。


擢拔地位低下的文人作为“天子私人”并组建“学士院”、进而任用这些恩幸者作为“专掌内命”、控御朝政的工具,这类制度设置有效地遏制了外朝官僚体系“封锁国君”的可能,但它并不能杜绝制度体系中相应而来的“恶劣行径和严重后果”。例如南朝时,皇帝出于戒备宰相等外朝众官的目的而让国家行政大权掌握在侍奉于自己身边的几个恩幸文士小臣(“中书舍人”)手里,结果是这些恩幸文士的“鼠凭社贵”极大激化了权力体系中的矛盾冲突,导致国家政治迅速沦入灾难的深渊,即如史学著作所沉痛描写的:


赏罚之要,是谓“国权”,出内王命,由其掌握,……人主谓其身卑位薄,以为权不得重。曾不知鼠凭社贵,狐藉虎威,……势倾天下,未之或悟。挟朋树党,政以贿成。……构造同异,兴树祸隙,帝弟宗王,相继屠剿![17]


然而因为离开这种手段君权无法抑制国家官僚体制“封锁国君”的趋向,所以一代又一代的“国君”就只能重蹈这千年未变的悲剧。


回顾历史就能知道:“中央文革”的一系列政治禀赋和行为方式,其实无一不是对历史上那种非常成熟的政治组织架构(“天子私人”)的承袭不改。再举北魏的例子:魏庄帝忌恨大将军尔朱荣权势过大,于是秘密布置诛杀他的计划,并由近侍文人“中书舍人”温子升等人参与密谋、起草有关诛讨的文檄。当温子升手持诛讨尔朱荣的诏书出宫时,恰遇到尔朱荣入宫。尔朱荣拿过诏书问道:“写的什么内容?”温子升应答时神色不变,丝毫未引起对方怀疑,所以尔朱荣并未打开文件细看,遂毫无戒备地入宫受死。[18]


诸如此类史不绝书的经典故事,当然与1965年通过秘密渠道擢用姚文元等人撰写批判文章、并以此发动宣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死刑的“文化大革命”,在操作方式及其机理上都有很大的相似性。而这种一脉相承则说明:上文提到的“秦制”确立的政治体制,是如何深刻影响甚至决定着两千年以来中国历史的面目。


结语:“百代皆行秦政法”的根源在于权力制度结构及其法理逻辑


早如唐代著名政治家魏征,在总结历代治乱时就指出:皇帝“信小臣而疑大臣”的结果,必然是这些恩幸小臣借机“舞文弄法”、“谲诈萌生”[19];元代历史学家和政治制度学家马端临也曾喟叹与困惑:为什么一代又一代的“乱臣贼子”,总是能够利用皇帝与外朝常规体制相对抗的机会而成为“天子私人”,同时又总是能在这种抗衡中用各种阴谋手段攫取巨大的权力?[20]


其实,只要我们了解了中国皇权制度的深层机理,就可以知道:上述这一切,都是其权力结构与运行逻辑的必然结果。


总之,如同笔者反复指出的,“秦制”以及“百代皆行秦政法”(毛泽东语)对于中国的影响,远不仅是表浅地体现为观念与思想的呈现、传承——比如人们经常说的“帝王思想”、“官本位思想”、“国民性”等等;更主要也更为深刻的,乃在于其权力制度大厦从巨到细的结构方式、其权力体系的法理逻辑及其运行过程。正是在这个层面上,制度结构与制度法理决定着无数惊心动魄历史症结与历史事件的具体面目,决定着一代又一代人们的价值坐标与伦理取向[21]。而本文介绍的“中央文革小组”的产生原因、其政治行为方式等等,则是这个决定作用的又一具体实例。


(2016年5月“文革”发动50周年之际,删节一篇旧日长文、并补充新见史料而写成本文。)


(作者简介:王毅,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退休。)


【注释】


[1]引自南京农学院革命委员会编印:《读报手册》(1969年版)第290页“中央文革”条。


[2]江青:《为人民立新功》,人民出版社,北京,1967年版,第12页;王毅注:本文中的黑体字,都是我标出的。


[3]详见谭宗级:《〈五·一六通知〉剖析》,《十年后的评说——“文化大革命”史论集》,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7-11页、第30-32页。


[4]1998年王光美对采访者的谈话,详见《香港传真》杂志2008年第6期,2008年1月16日出版。


[5]引自方正等著:《青春的浩劫》第282页,中国社会出版社(北京)1996年版。


[6](英)麦克法夸尔著、魏海生等译:《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第19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7]何载:《我给毛主席当秘书》,见1996年1月5日《作家文摘》。


[8]见阎长贵:《秘书田家英为何吊死在毛泽东藏书室?触犯最大忌讳》,《同舟共进》(广州)2011年第11期。


[9]见石光树:《李维汉建议邓小平肃清封建余毒》,《党史文苑》2005年第21期。


[10](汉)王符:《潜夫论》卷十《叙录》。


[11]朱元璋:《鬼神有无论》,《明太祖集》卷十。


[12]朱元璋:《大诰·君臣同游第一》,《全明文》卷二十九。


[13]详见:《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上》。


[14]详见:《汉书》卷六十四上《严助传》。


[15]详见(清)赵翼:《陔余丛考》卷二十六“中书”条。


[16]详见:《新唐书》卷四十六《百官志·一》。


[17]《宋书》卷九十四《恩幸传》。


[18]详见:《魏书》卷八十五《温子升传》。


[19](唐)魏征:《论治道疏》,《全唐文》卷一三九。


[20]《文献通考》卷四十九《职官·三》:“魏晋以来,中书、尚书之官始为真宰相,而三公遂为具员,其故何也?盖汉之典事、尚书、中书者,号为‘天子私人’,及叔季之世,则奸雄之谋篡者,亦以其私人居是官。……使乱臣贼子递相承袭,以为窃取大物之渐,非所以昭德塞违,明示百官也。”


[21]详见:拙著《中国皇权制度研究》第一编《概论》第四节《中国皇权社会及其文化体系在结构方式上的高度成熟》、拙著《法律制度与“历史三峡”》“写作缘起”第三节《“走出历史三峡”与解析“制度学的十万个为什么”》。


(来源:制度学的十万个为什么·文革篇·“制度硬件”之探讨)


路过

鸡蛋

鲜花

握手

雷人
分享到: 更多

评论 (0 个评论)

facelist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评论 登录 | 立即注册

Archiver|手机版|小黑屋|华人科学网 (华科网)  

GMT+8, 2018-12-16 14:46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