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罪恶假“民主”之名而行？

老狼

这种政治的、社会学的、经济的全部塌陷到一个平台上的看法常常被认为是跟随了托克维尔对民主的定义。托克维尔将其称作"各种条件的平等"（the equality of conditions）。然而，这种观点本身就预设了对《民主在美国》（Democracy in America）的一种过于简单化的解读。托克维尔所说的"各种条件的平等"指的是被分割为不同秩序的古代社会走向终结，而不是指总想消费更多的个体掌握统治权。另外，对他来说，民主的问题首先是要找到合适的体制形式来规范这一新的结构图景。为了把托克维尔塑造成民主独裁的预言家和消费社会的思想家，他洋洋洒洒的两本大部头著作必须被缩减为第二本里提醒大家小心一种新式独裁的两三段话。另外，我们还必须忘记，托克维尔怕的是最后出现一个掌握着中央集权国家的全能统治者，而不是今天大家听到他们反复在讲的民主意见的专制。把托克维尔对民主的诠释简化为对消费社会的批判可能是经过了一系列阐释接力才得以最终实现。但它首先是一个更大进程中的组成部分，该进程通过社会学描述与哲学判断之间规范良好的交流往来最终抹除了民主的政治性。

整个过程经历的若干阶段很容易就能分辨出来。首先，八十年代的法国出现了某一类型的社会学文献。这类文献通常都是哲学家写的，主旨就是赞扬消费主义和个体行为新形式与民主社会及国家之间形成的联盟。吉尔·利伯维茨基(Gilles Lipovetsky)的著作和文章充分体现了上述观点。当时，大西洋彼岸传来悲观之音并迅速在法国扩散：三边委员会报告的作者们以及包括克里斯托弗·拉希(Christopher Lasch)、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在内的社会学家们都是该论调的发起人。后者质疑经济、政治、文化领域之间的分隔是否还有效。随着大众消费的发展，这些领域都将处于一个最高价值的统摄之下，这个最高价值就是"自我实现"（self-realization）。这种文化所催生的永无餍足的胃口将直接与民主国家为维护公共利益而必须做出的牺牲产生冲突。那么，利伯维茨基和其他人现在的目标就是反击这种悲观论调。他们认为，以追求个体快乐为目标的大众消费形式与以共同规则为基础的民主体制之间出现分歧，这没什么值得害怕的。相反，正是因为消费者越来越自恋，个体的满足和集体的规制才能越来越协调。结果，个体对民主产生了一种更加紧密的存在层面上的忠诚，个体不再把民主当成限制性的体制形式，民主变成了"第二天性"，变成了"一种环境和氛围。" 利伯维茨基写道，"自恋情绪越是增长"，民主的合法性就越是牢固。民主统治及其多党制、选举制、信息自由等与由个人化的自助服务、买前先试和组合自由构成的社会之间形成了越来越紧密的联系......正是那些一心只想着自己私人生活的人，通过个人化（personalization）的过程，将始终保持跟社会的民主化运作休戚与共。

然而，要为"民主个人主义"恢复名誉，反击来自美国的批判言论，就意味着当事人必须进行一项双重操作。首先，必须埋葬更早一段时间对消费社会的批判，也就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包括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恩（John Kenneth Galbraith：经济学家，凯恩斯主义者，代表作：《富裕社会》）、社会学家大卫·理斯曼（David Riesman）对"丰饶时代"的悲观描述及批评。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按马克思主义模式为这种批判提供了一个更激进的版本。他指责"个人化"的幻觉完全屈从于市场需求，消费主义承诺的平等是虚假的平等，掩盖了"民主的缺失和平等的荡然无存"。而新的社会学理论提出自恋的消费主义，则取消了代表平等（represented equality）与缺席平等（absent equality）之间的对立。它指出鲍德里亚所说的"个人化过程"（process of personalization）是一剂诱饵。通过把昨日异化的消费者转变为今日无拘无束地游戏于市场物品和符号之间的自恋者，新的社会学理论积极地将民主与消费主义等同起来。结果，它自我感觉良好地造出了这么个"经过修复的"民主概念，为一种更激进的批判提供了原料。否认大众个人主义与民主政府之间的冲突表现了一种更大的邪恶。这样做意味着肯定所谓民主只不过是自恋的消费者掌握统治权，他们在选举中投票时就像处理个人喜好一样任性随便。面对这帮欢乐的后现代社会学家，老成持重的古典派哲学家出来说话了。他们提醒我们别忘了，古人定义的"政治"是一种共同生活的艺术，是对公共利益的追求；而这种追求和这种艺术最关键的原则是在公共事务领域和私人生活、内部利益之间划定明确的界线。

因此，他们说，这幅后现代民主欢乐的"社会学"画像标志着政治的毁灭，因此导向了一种由消费主义个体性的独特法则所全面掌控的社会形式。为反对这一趋势，有必要像亚里士多德、汉娜·阿伦特、里奥·斯特劳斯所主张的那样，恢复一种不受民主消费者侵蚀的政治意识。在实际操作中，消费的个体自然而然地跟领工资的工人等同起来了：他自私自利，一切行为都只为捍卫自己原始的特权。我想大家一定还记得，1995年秋，法国铁路工人罢工游行期间，报刊杂志上一口气跑出一大堆文章，希望在这些享受特权的个体当中唤醒一种共同生活的意识，希望他们能够意识到被自己自利行为所玷污的公共生活原有的荣光。然而，此类间接运用远非事实全部，最重要的是民主人与个体消费者之间的等号似乎已经不可撤销了。后现代社会学家和古典派哲学家之间的争论最终推动了上述等式成立，因为他们在《辩论》（ Le Débat ）（名字起得真够讽刺）期刊上的二人转只不过让人看到了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或者说从两个不同方向解读了同一个等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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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主要总结了民主如何在第一阶段操作中被缩减为一种社会状态。现在我们来看看民主变形的第二阶段，即民主如何不仅变成一种过度侵占政治领地的社会状态，还成为一种人类学意义上的大灾难，一种人类的自我毁灭。这第二步操作同样是通过哲学与社会学之间又一次井井有条的互动展开。这次的过程没那么和平，但最后结果是一样的。互动展开的舞台是有关教育（l'école）的争论。争论最初产生的背景跟学生成绩不良有关，也就是说，教育机构没能给予家庭贫寒的孩子平等的机会。所以，争论的最终焦点是应该如何理解教育的平等或通过教育实现的平等。所谓的社会学阵营赞同布尔迪厄和帕斯隆（Jean-Claude Passeron）的观点，强调知识传递看似中立的形式背后隐藏着社会不公，建议学校教育走出象牙塔，以便实现更大的平等，主要措施包括：改变教育业界形式，为那些没有文化背景的孩子量体裁衣，提供最适合他们的教育内容。而所谓的共和阵营看法恰恰相反：拉近学校教育和社会的距离只会令学校体制跟社会不公更加同质化。所以，学校教育只有在与社会隔开的高墙之内才能追求平等，专注于它应该完成的任务：无论家庭出身或社会命运，一视同仁地为所有人提供普遍知识，为实现平等主义的目标，采取必要的不平等的教学形式，即无知者受教于有知者的形式。这样，重申以于勒·费里共和教育体制（republican School of Jules Ferry）为代表的学校教育使命就很有必要。

因此，这场辩论的中心论题似乎是不平等的形式以及实现平等的手段。但论战的措词却非常含糊暧昧。成为该倾向标准叙述的是米尔纳的著作《学校》，这一点更证明了上述暧昧性。因为米尔纳书里的内容跟当时人们对它的理解有很大出入。这本书说的并不是让普遍为平等服务。它更多关注的是知识、自由与精英三者之间的关系。和于勒·费里相比，它更倾向于跟随勒南（Ernest Renan）的脚步及其精英治国的观点，勒南认为，面对天主教内在的专制属性威胁，精英阶层的专家们能够保证这个国家人民的自由。共和阵营和社会学阵营间的对立其实是一种社会学跟另一种社会学间的对立。但光是"共和制精英主义"（republican elitism）这一个概念就足以掩盖所有暧昧性。该论题的真正核心隐藏在了共和的普遍性与社会不平等及特殊性间的简单区分之下。表面看来，辩论焦点似乎是公共权威机构能够或应该如何使用他们现有资源来缓解社会不平等。但没过多久，视角就转回正轨，整个（舆论）背景也随之发生变化。一连串评论指出，在超市价值观冲击下丧失个人价值观的"人民"势力正在不可抑制地增长，那么我们终于可以锁定邪恶的根源：当然就是民主的个人主义。共和国教育机构的敌人不再是不平等的社会，学校的任务也不再是保护学生不受社会不公的侵害，相反敌人变成了学生本人，他／她简直就是民主人的完美化身--年轻，不成熟，陶醉于平等之中，以《人权论》为人生指南。很快便有人宣称，祸害学校的根源只有一个，那就是学校必须传授的东西：平等。

和教授权威一同受到损害的并非知识的普遍性，而正是不平等本身，此处的"不平等"是"超越性"（transcedence）的一种表现：

如今世上再也没有超越性可言，个人被提升为一种绝对价值；如果还有什么神圣的东西留下来，那也肯定还是借民主和人权之力对个人的赞颂......这就是教授的权威为什么受损：随着平等浪潮的发展，教师变成了一个服务用户的普通工人，他发现自己必须"平等地"与学生讨论问题，而学生倒可以反过来评判他们的老师。

就这样，共和国的老师、为纯洁无知的灵魂注入平等理念的普遍知识传授者变成了正在不成熟的广泛统领下逐渐消失的成年人代表；教师成为文明的最后见证人，他徒劳地想用自己思想的"细致"和"复杂"对抗这面"不可穿透的墙"，对抗这个注定陷入青年的可怕统治之下的世界。他绝望地看文明在自己眼前陷入大灾难，这场灾难的名字可以是消费主义，也可以是平等、民主和幼稚。他面前站的"朋克青年完全背离康德和柏拉图，要求属于他／她自己的权利"，他们代表着陶醉于消费的民主万劫不复的下滑螺旋，证明了文化终结（反过来也可以说一切皆成文化），世界变成"生活方式大超市"或"Club-Med"度假村，"一切存在均掉进消费领域"。这类文章要多少有多少，现在再去追究其中细节已经没有意义。一段时间内，我们每天都能听到让大家小心这种"批量民主"（pacage-deal democracy）和"同好毒药"（poison of fraternity）的警告：学生错误地把用户平等当自己的主张，造成毁灭性的后果；没文化的年轻"另类全球主义者"（alterglobalists）"醉倒在新生的慷慨里"，上街闹起事来；电视真人秀让我们看到了某种连希特勒都未曾想象过的专制独裁讯号；年轻女子凭空捏造了一次种族歧视分子的袭击，她的这种受迫害妄想症本身就跟"民主个人主义的发展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这些指责民主破坏一切思想、一切文化的断言不仅可以从反面证明批判者自身文化无限深邃、思想无比有高度--从正面证明这一点要困难得多，更重要的是，这种指责允许人们把所有现象都放到一个平台讨论，将所有原因都归结到一点上。在所有事物之间都划上致命的"民主"等号--这种做法的确首先是上述操作方式的产物，即对一切现象都提供同一个解释，无论是社会运动、宗教或民族冲突，还是潮流风气的变化、广告宣传或其他活动。于是，以父亲的宗教为名拒绝在学校摘下头巾的女同学，认为《古兰经》比科学更合理的孩子，对老师或犹太同学进行人身攻击的孩子，都会发现他们各自的态度最后被总结为脱离超越性的民主个体掌握了主导权。根据眼前事业的需要和心情，这一被平等美酒灌醉的民主主义消费者形象可以是领工资的工人，可以是占领失业保险部门的无业人士，也可以是被机场扣留拘押的非法移民。如果你发现这种在我们意识形态里激起最大程度义愤的消费激情的代表竟是那些消费能力最最有限的人时，也没必要惊讶。的确，对"民主个人主义"的谴责以极小的代价融合了两个论题：财产所有者的经典论题（穷人总是想要更多），以及精英分子的论题--个体太多，想要个体性特权的人也太多。这就是如今的主流知识分子话语跟十九世纪纳税选举（Censitaire:纳税选民，1815年，波旁王朝复辟将投票选举权规定在那些有能力支付300法郎选举费的人群范围内）以及知识渊博的精英人士话语发生重叠之处：个性对精英来说是个好东西；但如果人人都想要，就会造成文明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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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政治整体如何被一种人类学全面阐释，而这种人类学只知道一组对立：成熟人类和幼稚人类的对立。前者建立传统，也忠于传统；后者梦想自我更新，但往往走向自我毁灭。观念上更加考究的《民主欧洲的犯罪倾向》记录的正是上述语域的转换。"无制约的社会"（limitless society）这一主题以最简洁的方式总结了大量同类文章的内容，这些文章在"民主人"一个形象下塞进了超级市场消费者、拒绝摘下头巾的年轻人、要求养小孩的同性恋伴侣。最主要的是，它总结出的双重变形让我们看到，民主如何到今天既变成催生社会同质性形式（过去只有极权主义才能解释该现象）的罪魁祸首，又变成内在于资本主义逻辑的自我增生之源头。于是，"无制约社会"这一主题代表了法国人重新解读民主双重约束的最终成果。双重约束理论将好的民主政府与政治民主生活以及大众个人主义的双重剩余对立起来。法国的重读压制了这些对立面之间的紧张关系。民主生活变成对商品、少数族裔权利、文化产业和实验室出生的小孩等持漠然消费态度的非政治生活方式。它被单纯地跟"现代社会"等同起来，与此同时也就被改造成一种同质的人类学构造。二十年前积极提倡世俗的共和主义教育制度的旗手们如今摇身一变，成了民主罪恶最激烈的抨击者，这一事实显然不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正是在围绕教育问题的争论当中，一些关键词--共和、民主、平等、社会--的含义才发生了重大改变。昨天的讨论焦点是共和国教育体制特有的平等问题以及这种平等与社会不平等之间的关系。今天关注的目光只集中于知识的传输过程，以及如何将它从民主社会内部产生的自毁倾向里解救出来。今天传来传去最后传递的，以及米尔纳嘴里"犹太人"所代表的，就只是家庭出身的原则，性别区分和亲缘关系的原则。

这样一来，那些要求子女"学习法利赛教派（Pharisees）思想"的家长在今天就可以承担把孩子们从社会秩序的家庭式再生产手中夺回来的共和国家庭教师一职。而好的政府，与民主的腐败相对，再也不需要暧昧地固守民主之名。它曾经的名字是"共和制"。但"共和制"最初指的并不是法制政府、人民政府，也不是代议政府。从柏拉图开始，"共和制"就被用来指代保证人类族群繁衍不受其自身对个体利益和集体权力不断膨胀的欲望侵蚀的统治机构。这就是为什么共和制可以拥有另一个名字，这个名字秘密地、但同时决定性地贯穿于民主罪恶的展示当中：如今的好政府重新发现了过去它为民主之名而放弃的名字。这个名字就是牧羊人的统治（pastoral government）。于是，民主罪恶的根源就在于这最初的一幕：它忘记了牧羊人。

不久前，一本名为《牧羊人的谋杀》（Le Meurtre dupasteur）明确地阐述了上述观点。这本书有一个不容置疑的优点：通过阐明《民主欧洲的犯罪倾向》作者统一性和总体性的逻辑，为"世俗的共和主义学校制度"的拥护者们反复引用的"超越性"赋予了一个具体的形象。书中写道，民主个体的苦恼在于人们丢失了能够统一"一"和"多"，在个体与全体之间建立联系的标准。这个标准不能以人类的约定俗陈为基础建立起来，而只能交予神圣的牧羊人负责，他照顾整个羊群的同时，也看护每一个成员。该标准通过一种民主言论永远无法得到的力量显示自身，那就是神的声音（the Voice）。全体希伯来人在大火之夜都感受到了这种力量。而他们的牧羊人摩西被赋予了独一无二的责任，负责聆听神的教诲，解释神的语言，再根据它组织安排自己的子民。

这样，一切麻烦都可以用"民主人"特有的邪恶以及忠于血缘法则的人和背叛血缘法则的人这一基本区分来简单解释。攻击血缘法则首先等于攻击羊群与他们的父亲以及神圣牧羊人之间的联系。贝尼·列维（Benny Levy）告诉我们，近代人用人－神（man-god）或人民－王(people-king)，用人权这一无制约的人类形象取代了神的声音。而民主主义理论家克劳德·勒福尔又把这一无制约的人类形象变成了一个空位的占有者。统治我们的不再是"面向摩西的声音"，而是"取代已死上帝的人"。但后者能够实行统治的唯一前提是利用在空虚中迷失人群的苦恼，为他们提供"一点点可怜的慰籍"。而这空虚的王国也就等同于民主主义、个体或消费的统治与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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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obiao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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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罪恶假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行 ？   简直多的如天上的星星，根本数不清。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