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20 年挪威的布朗开始证明“9 + 9” ，经过了1924 年，德国的拉特马赫证明“7 + 7” ，1932 年，英国的埃斯特曼证明“6 + 6” ，1937 年，意大利的蕾西先后证明“5 + 7”, “4 + 9”, “3 + 15” 和“2 + 366”，以及1938 年苏联的布赫夕太勃证明“5 + 5” ，1940 年，苏联的布赫夕太勃证明“4 + 4” ，1956 年，中国的王元证明“3 + 4” ，稍后证明 “3 + 3” 和“2 + 3”。到1948 年，匈牙利的瑞尼证明“1+ c” ，（其中c 是一很大的自然数），1962 年，中国的潘承洞和苏联的巴尔巴恩证明“1 + 5” ， 中国的王元证明“1 + 4” ，1965 年，苏联的布赫 夕太勃和小维诺格拉多夫，及意大利的朋比利证明“1 + 3 ” ，1966 年，中国的陈景润证明 “1 + 2 ” 。 再到1995年安德鲁怀尔斯搞的费马大定理，2004年陶哲轩搞得“存在任意多对素数算术数论”，一直到2013年张益唐所谓“有无穷多个小于70000000的素数对”我们发现了什么？ 首先，这些浅显的错误总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连续出现，太蔑视和挑战学术规则了吧，不论讲什么理由，都反衬了数学家的低效率，低水平，1920年至2013年，长达93年，同一个数论领域，同一个集合概念的命题，同一个特称判断的结论，先后发生了几十起狗屁不通的成果。这些错误的手段都是一样的，内容大同小异，就像多起杀人案犯罪分子，案件是同一人所为，并且案犯留有同一脚印、指纹、等线索。
这使我很不理解，数学界是干神马的，是光会喝酒吃饭的群体吗？这一迟破93年的疑案，暴露了数学家的素质问题，有多么严重，它的选人用能是反向的，它的逆向淘汰制说明，数学家队伍里，有许多人不具备基本的素质，他的来源多由一群不学无术的低能人员构成，较好的，有水平的，有学术能力的人很难受到重用，如此简单的有规律的错误，按理说是非常容易发现的的，这些犯错误的数学家就像流窜作案，不是偶发一起，不是没有一系列线索，它久拖不破，彰显了数学家队伍的无能，应当深刻反省和检讨，对领导人要追究渎职的责任。
此外，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当事人的虚荣，浮躁，懒惰和不负责任，这些错误发生和数学体制有关，没有对应的批判系统，数学界单一的审稿模式，评价体系，媒体无中生有的吹捧形式，如此有影响的费马大定理鉴定班子人员组成，线索发展方向，每一环的处理结果，一般情况下，都应该请示逻辑学家，而数学界为了获取资金支持和利益，都千方百计地忽悠大好形势，而弄虚作假，欺上瞒下，他们想得是如何平安地升官发财，自然对阴暗面的东西，能压就压，能瞒就瞒，能拖就拖，实际上，除了科学领导人和数学家的责任，媒体也有失声的问题，由于中国没有学术批判的独立媒体，记者无权报道这些内容，也助长了学术造假者的嚣张气焰。
为什么对批评内容不能像当时吹捧的那样大肆报道呢？是担心原先的错误引发群众恐慌吗？是担心科学从此没有地位吗？各种数学奖悬赏的疯狂表明只有钱能解决问题吗？
如果及时报道，从第一起质疑开始，就上头条新闻，把可以公开的细节如实告知数学界，可以增加数学界的防犯意识，完全可以使后面的错误免于发生，刻意造假者也会有所顾忌和收敛，但恰恰相反，搞得神秘兮兮的，许许多多的错误至今不肯揭穿，大学数学系的师生，没有质疑的课程，逻辑学界各种人物不少，难道都没有留意吗？大概数学所的人只想抬高自己地位，数学系师生只想有一个好工作，逻辑学家只想多赚钱不想得罪人，而忽略了这么多造假或者错误的疑点吧？总之，费马大定理这起典型的学术变态系列案，给科学界以巨大的嘲讽，越是大肆宣传越是丢脸，越使人们感觉生活环境的不安全。我看，在追究学术造人的责任的同时，也要严惩不作为的科学领导人和酒囊饭袋的数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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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9-10 17:32: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