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王传超分子人类学中国人三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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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王传超分子人类学中国人三分法

----迈向远古联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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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远古联合国起源于第二个孵抱期有一个统一的基因样本吗？虽然在这第二个孵抱期是游团、部落、酋邦组织形态都有的集成体，类似今天的联合国的民族组成，但前者的地域毕竟只是古巴蜀盆塞海四周及其扩散地区，即使在这四方都有如王传超博士的中国人有三个超级祖先的争论，然而起底王传超分子人类学真实观，也能给我们提供远古联合国起源于第二个孵抱期的DNA基因考量。

关键词：分子考古学、盆塞海文明、远古联合国、卡-丘空间

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朱大可教授在《华夏上古神系》一书中说：“刘邦推翻秦帝国之后，在互相兼并和大统一的价值观支配下，一种全新的血姻叙事开始启动，大批重要史书被‘意外地发现’，《五帝德》和《帝系》应运而生，这些文本利用残剩的神话传说资源，编织出统一的上古帝王传承谱系……顾颉刚嘲笑和批判了这种制造‘伪史’的行径”。1923年顾颉刚先生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中，对这种“伪史”表现的行径说成是：“时代愈后，传说中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大”；于是结论“层累”为虚。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李锐教授说，顾先生的“层累说”作为一种批判古代史的模式，有成立的地方，但根据近来公布的竹简《子羔》篇、《容成氏》篇和新蔡楚墓竹简等出土文献，“层累说”也存在有问题。但问题还不在出土文献，近年来DNA分型与测序技术的突破性进展，极大地推动了分子人类学的进展。复旦大学现代人类生物学博士王传超先生说，他们以分子人类学证据为主，结合考古学、语言学、历史学和民族学等其它学科，分析中国人的起源和蒙古人种的形成，已基本证实了中国人的非洲起源说。按顾先生的“层累说”，中国人非洲起源，是时代愈后提出的观点，而建立的古史却是最早的，这是否也是“伪史”？我们是赞成用DNA分型与测序技术研究上古史的，但王传超博士说上古时代中国人有华夏、蚩尤和东夷三个主要来源，时段不分期精准吗？

            

                   一、王传超博士的学术功底和观点

上世纪末“北京猿人到底是不是我们的祖先”争论，学界针锋相对，媒体辩论激烈，还在念小学的王传超觉得挺有趣。今天28岁的王传超博士，已成为研究分子人类学的学霸和杰青。他1987年出生在山东阳谷县农村。2006年考入中国海洋大学海洋生物学本科专业。2008 年王传超在论坛上接触关于现代人类祖先是非洲起源还是多地起源的辩论，在熟悉相关研究后，参与了讨论。2009年夏天王传超参加复旦优秀大学生夏令营，这相当于提前的研究生面试。他找到时任复旦大学副校长兼研究生院院长的金力教授，李辉老师被安排面试他。面试顺利，2010年考研也录取到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师从金力院士硕博连读，研究方向都是分子人类学。2011年王传超曾到美国贝勒医学院人类基因组测序中心作研究；2012年王传超以第一作者在国外《科学》杂志上发表《反驳‘语音多样性支持语言从非洲扩张的系列奠基者效应’》一文，成为反驳语言非洲起源论而提出早期人类及语言“亚洲扩张”新假说的学者。

复旦大学的作为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是全世界成立的8个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之一。2012年由国家基金会提供经费支持启动回民遗传基因调查，暑假王传超只身一人，辗转13个省份取样，历经40天，行程两万多公里调查回民遗传基因，取得了1000多份唾液样本。王传超在川西的羌藏取样，高原缺氧，一待就是20多天，且每两天要走过一个县，往往是中午赶在半路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只能啃面包喝矿泉水。可见他是个非常吃得苦的人。

王传超在读博期间共发表学术论文23篇，第一作者SCI论文9篇；获教育部学术新人奖 、华人生物学在读博士最高奖-吴瑞奖等10多个。我们是在科学网上读到《分子人类学所见东夷族群的起源与演化》、《川西羌语支人群的遗传结构》、《四成的中国人Y染色体继承自新石器时代的三个老祖宗》等博文后，对他产生了关注。分子人类学以“新石器”分段不精准，即使不质疑他证实中国人非洲起源为真，但王传超博士等用该方法分析现代人进入中国，就分为南北两支人群，没有第二个孵抱期的聚散交流，与21世纪以来工作在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如苏三、郭静云、程映虹、朱学渊、朱大可等借助国际科学界对人类和人类文明起源第一个孵抱期，是非洲到中东的地区的研究成果的普及，纷纷打出中华上古文明西来说，长江中下游说，北方游牧民族说等，虽然有区别；然而与国内史学界的各种中华文明本土起源或演化论之间，看他的相关的迁移路线及主要扩张事件的年代估计和规模，也仅是大同小异。

这虽然避免了朱学渊、朱大可等的中国60%以上朝代的统治者、先秦的所有著名的学者及典籍，均来自外国或“海归”，如老子是印度留学归来的楚国人，孔子的血缘里有通古斯语族的印记，墨子则兼具了犹太先知和拉比等奇谈怪论。但由于他们是借助国内史学界各种中华文明本土起源或演化论等公开发表的成果，重新把各种分散的原始材料选择组合成的反驳“利器”，即使不承认它们是真实可靠，但从苏三、郭静云、程映虹、朱学渊、朱大可，到裴文中、贾兰坡、吴汝康、饶宗颐、苏雪林、李济、苏秉琦、岑仲勉等一起，构成的仍是实质还是殊途同归的主流大多数，其特征是对人类和人类文明起源的第二个孵抱期及其形成的远古联合国远古巴蜀盆塞海文明的不重视。

当然，无第二个孵抱期的人类文明非洲起源和本土多地区起源或演化论问题，谈不上错误，历史因素占了很大的比重，他们作的很多决定在各自当的环境下，也是别无选择，只能说是有些遗憾。像四川省文史馆员何拔儒先生能持第二个孵抱期的看法，也只是因出生在巴蜀远古盆塞海后来干涸了的大围坪盆塞海海啸遗迹地貌标度的本土，和能亲身数十年作历史计量学考察；反观前者只把自己掌握的本地性材料作普世性来推论，这种不全自然成为缺憾。现在中国的社会环境已经经历了30多年改革开放的锤炼，应该有能力求真把此前的事情做得更好。古巴蜀盆塞海文明建立的远古联合国的版图和地貌，与古地震、堰塞湖、盆塞海及海啸联系，复杂的变迁，是古巴蜀盆地几经盆塞海、几经干涸。

这与四周河流、江水入川也是有必然的联系，因为人类第二个孵抱期的青藏高原，围绕古盆塞海形成的山寨城邦海洋文明，是先于农耕文明，成为远古联合国的中心活动地区的。此时的迁徙实为围绕青藏高原与盆塞海的起落，周期流转，与后来盆塞海彻底干涸后的迁徙有区别。人类文明不在于人种来自哪里，而在于文明爆发的时间。作为亚洲从非洲大陆迁徙出来走得最远的一批人群，必定也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人群之一。他们定会选择条件最好的地方辟土开疆，从而在一万年前中华大地东、南、西、北、中五方，分布起原始的部落。古巴蜀盆塞海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先于古希腊、古罗马，如果把当时游团、部落、酋邦组织的大联盟，比作抗战时建立的联合国，那么今天联合国的这种多元一体，其功能松散比不过那时，因是战争对抗的结果，而那时是团结救灾、抗灾的结果。

中华文明分裂起源说，如朱大可教授在《华夏上古神系》一书第七章，提出东亚拥有三个强大支系——辽河文明、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由此建构了三元一体的多样性面貌的“亚洲精神共同体”。他的反“中华文明独立起源论”的“中华文明分裂起源论”，相悖的两者殊途同归，都不见5000多年前存在的远古联合国对华夏“天下大同，幸福共享”理想的贡献。而有相关，是因在第四纪大冰期前后两端，形成有过人类共同基因、语言和文化起源的两个孵抱期。特别在第二个孵抱期是个“多难兴邦”的特殊时期，大自然灾害逼迫原始社会的人们，团结救灾、抗灾才自然成就形成了巴蜀盆塞海及四周内陆山寨城邦中的远古联合国。

但团结救灾、抗灾需要发展生产力做后盾，而科技创新，就成为人们对生产力的第一源泉的认识。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塞维斯，把人类社会组织形态发展序列分为：游团、部落、酋邦和国家等四个阶段。我们则化简为三大阶段：远古联合国时期、游团部落酋邦时期和王国国家时期。远古联合国虽然还是个原始社会，在这第二个孵抱期里游团、部落、酋邦组织形态都有，但只要它们在远古移民和远古贸易等相互交往中，能和谐共处，不以战争和暴力处理内外事物，就都是远古联合国大同世界的成员。而且远古联合国的政权人物，是以科技比赛来当选的。因为有了发达的科技，才能“以富扶贫”；而“以下推尖”的选苗助长的教育模式，也为远古联合国的政权人物，以科技比赛来当选的办法打下了基础。

时间可以搭起分子人类学考古远古联合国历史的桥梁，而且分子钟的方法和理论是生物进化上估算分化时间的核心之一，但如果在使用分子人类学的时间分析上的缺陷，那么王传超博士应用于研究中国人类群体的起源和分化时间提出的三分法，似乎和朱大可教授“中华文明分裂起源论”就有相呼应的地方。虽然王传超提出的早期人类及语言“亚洲扩张”新假说，是与朱大可教授赞同语言非洲起源论是对立的。2015年

再说王传超博士采用的DNA分型与测序技术的分子人类学方法，还是男女性别先前的普世性认识，这也需与时俱进。例如《南方周末》2015年4月13日发表《男女之外，还有多种性别》，报道性别是一列频谱，并不是简单的非男即女。性别频谱典型男性染色体为XY，女性XX。在男女两个性别中各自还能分出更多的类别，而存在重叠；处于重叠区的人不能简单地用这种二元结构对自己的性别进行定义。一些研究甚至表明，每个细胞的性别都会通过复杂的分子间相互作用网络来驱动细胞的行为。因为性别决定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两个截然相反的基因活动网络展开竞赛，决定性腺的命运。

从某种意义上讲，性别是一种平衡。即使在发育结束很久以后，这种平衡仍有可能改变。除此之外，一般认为每个细胞都含有相同的一套基因。但有些人身上存在镶嵌现象：这些人为一个受精卵发育而来，却携带着基因不同的细胞。而人的性别开端在人生命开始孕育的胚胎发育五周后，在胚胎的肾脏附近，名为生殖腺嵴的两处凸起会沿着两对管道形成。其中一对管道可以形成子宫或输卵管，另一对管道形成男性的内生殖管道：附睾、输精管和精囊。胚胎发育六周后，性腺开始发育成卵巢或睾丸。如果睾丸发育，性腺会分泌睾丸酮，支持男性生殖管道的发育，还会生成其他激素，迫使可能发育成子宫和输卵管的部分退化消失。如果卵巢发育，性腺会生成雌激素，而男性生殖管道将由于缺少睾丸酮而退化。性激素对外生殖器的发育也起着支配作用，外生殖器会在青春期再次发挥作用，激发第二性征的发育。上述过程中的任何变化都可能对一个人的性别产生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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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发现每年的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风总是从东北方的大陆上吹来，拂动着海水向西南流去。这时的海上总是晴空万里，积云和雨水都很少。4月至11月则恰恰相反，出现西南风，驱赶着云涛和海流不断驰向东北方，海上的雷雨也比较多。而横渡阿拉伯海，航海到远方的印度去的办法，也许早就能遇到夏、秋两季西南风，乘独木舟之类的工具，就能飘航到印度；冬、春季两季遇到东北风，再返回阿拉伯半岛和非洲，而建立起连接东西方非洲和印度联系的海路。

因为在第二个孵抱期，从《山海经》描述诞生的远古联合国盆塞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时开始，我国便流传有许多远方的异国。例如东方海外的黑齿国，那里的人们牙齿是黑色的，喜欢吃蛇，也能玩蛇；南方海外的灌头国的人嘴部突出，以捕鱼为生；西方海外的奇肱国人会捕捉各种飞鸟；北方海外的聂耳国的人，耳朵较长，住在海岛上，是猎虎的能手。这些有趣的传说，看起来仿佛都是充满了幻想色彩的荒诞神话，但是仔细加以分析，便会觉得其中的一些国度与印度洋及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上的许多地方相似。传说往往以现实为基础，其中有一些很可能是古人在海上的见闻实录，或在航途中从其他民族古人那里听来的，也许有一部分是真实的情况。总之，如果是20万年前生活在非洲的人类祖先，离开非洲，有一部分迁移来到阿拉伯海的也门和阿曼海岸边生活。

例如，据欧洲、美国和南非科学家的报告，他们在南非印度洋沿岸的“布隆博斯洞穴”中就发现，距今约7．5万年前，人类就开始佩戴由贝壳制成的珠链饰物。这一贝壳珠链的发现，不仅提供了人类最早开始在大脑之外存储信息的确切证据，而且提供了早期人类早在南非印度洋沿岸生活的确切证据。他们如果在数万年间能发明一些用蒙着海豹和海象皮的小舟，或用芦苇捆扎成的小船，或者就是用独木舟，在缓缓漂浮木块的洋流水道上跟随着行进，又顺着风一桨又一桨地用力划行着，向着迷茫不清的海面驶去，虽到处都潜伏着不可捉摸的危险，但他们世世代代都生活在阿拉伯海岸，尽管许多古人曾经葬身在变幻无常和神秘莫测的海里，可是他们之中有人却汲取了更多的经验教训，勇敢地划着小皮舟或芦苇舟或独木舟，在东方的海面上越驶越远。

而且，也许经验告诉他们，有一股海水从印度那边滔滔不绝地涌入，在这股海流下面，隐藏着数不清的鱼。这对捕鱼为生的海上古人来说，也是一种强烈的诱惑！终于有一次，他们驶行得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远，逐渐驶入了那股夹藏着大量游鱼的暖流悄悄向东偏移，丝毫也不觉驶近了迎面而来的另一条陌生的印度海岸。后来又把他们送到了纳马达河和恒河流域，从印度到缅甸，缅甸到我国云南。如果遇上这一股是从印度通向阿拉伯半岛的洋流，反之亦然。

这项研究曾有探险家注意到太平洋上的土阿莫图群岛的民族起源，再仔细察看埃及一座大金字塔内壁画上的芦苇船图形；与此相似的芦苇船，至今还在南美高原上的的的喀喀湖上应用。他们认为大洋可能不足以成为古人类往来的障碍，古人很可能就是乘坐芦苇小船漂航能到印度去的。于是他们在青尼罗河发源地的达拉湖边砍了12吨芦苇，按照从金字塔里抄绘来的图纸捆扎了一条小船，大约一个月就漂航了3300公里。而关于独木舟，大约在17世纪末，英格兰中部兰开郡的马丁湖被排干了，当人们在开挖湖底的时候，无意中掘出了一只独木舟，接着又是一只……，就这样一共挖出了8只。最初人们以为这几只独木舟不过是英国古代原始人类的遗物，但是经一位名叫李依的学者仔细研究和比较分析这些独木舟的式样和大小，发现竟和当时美洲印第安人使用的没有什么不同。如果鉴定没有错，这唯一的可能性只能是古代的美洲印第安人曾经到达过英国。难道古代的印第安人就是凭借这种原始的独木舟漂过辽阔的大西洋到英国来的？其实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难，从美洲中部炎热的墨西哥湾，也有一股宽达几个公里的墨西哥湾流，以每昼夜150公里的流速偏向北西，流到英伦三岛的西岸，然后再向北流到挪威的海面，最后消失在北极圈里。这股巨大的海上“河流”曾卷带着一些美洲的热带树木流到北欧沿岸，给古人以启发。独木舟漂洋过海虽然充满了危险，但是在顺利的情况下，却不是不可以成功的。

千百年来，不知有多少迷航的独木舟在漂洋越海的途中被大海所吞噬，真正到达印度海岸的只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有趣的是，在与大海完全隔绝的巴蜀各地区考古，都发现有一种像船的棺材悬在悬崖上，而并非发现于中国东南的海边。很可能，5000多年前巴蜀还是内陆盆塞海，那些侥幸逃生的人类的非洲祖先，经阿拉伯海的洋流乘独木舟之类的工具到印度，从印度到缅甸，缅甸到云南，云南到广西，北至内蒙古,特别是进入中国后，就迁居到水草丰美、适宜于渔猎生活的巴蜀内陆盆塞海，并按照曾在阿拉伯海湾生活的方式制造了这些像船的悬棺的独木舟。在四川省盐亭县天垣乡盘垭村发掘出的“盘古王表”和盘古王退位后南迁的传说，以及在四川发掘出的三星堆、金沙等古遗址发现的远古文明，和巴比伦古苏美尔人是蜀人等，也为这种东西方往来的远古交流提供了证据。因此，20万年前生活在非洲的人类祖先迁徙到中国，如果走的是海路，就不需要10到15万年，用年差挑战“非洲起源”说难于成立。因为柳江人和鄂尔多斯人的时间测定在10到15万年区域，说明也可能是从海路来中国的。

由此不难想象人类和人类文明的起源有两个孵抱期：一是非洲到中东的地区，一是古巴蜀盆塞海及周边东南西北中的地区。人类的大迁徙曾在这两个方向有过多次的来回，但在非洲起源，有杂交分子人类学DNA交叉的过硬测量证据，而远古联合国起源于第二个孵抱期有这种证据吗？虽然在这第二个孵抱期是游团、部落、酋邦组织形态都有的集成体，类似今天的联合国的民族组成，难以找到一个统一的基因样本。但远古联合国的地域核心毕竟只是在古巴蜀盆塞海四周，比今日联合国组成小得多，即使在这四周都有争抢的本土文明起源说与演化论。现拿王传超博士的中国人三个超级祖先起源看，起底王传超分子人类学的真实观，其实正是《川西羌语支人群的遗传结构》一文，他给我们提供了远古联合国起源于第二个孵抱期的DNA基因考量，即使这工作做得很难。

王传超博士说，他们是按照知情同意的原则，在川西采集的407个健康无关个体的血样。而且他们的研究需要由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伦理审查委员会审核通过，并与受试者均签署了知情同意书。这407份样本分属四个群体：47份取自丹巴县尔龚语人群，43份样本取自道孚县八美镇尔龚语人群，124份样本取自新龙县康藏人群，193份样本取自雅江县河口镇的康藏人群。使用天根生化DP-318试剂盒进行全基因组DNA提取。远古联合国起源的一个统一基因样本与汉藏语系相关，这包含汉语、藏缅语族这两个分支的400多种语言，使用人数超过10亿，可见第二个孵抱期DNA基因考量的仅次于印欧语系的第二大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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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A测序和细胞生物学领域的新技术也表明，几乎每个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是遗传物质不同的细胞的混合体，其中一些细胞的性别可能与身体其他部分的细胞不符。分子人类学的数据，是积累父系Y染色体研究使遗传脉络明晰。王传超说他们构建的Y染色体进化树，最惊人的发现是在O3-M324下的三个星状扩张，他们将其依次命名为Oα、Oβ和Oγ，这既是在M117下游、M134xM117复合单倍群的下游以及002611下游。但一看时间，只是在约5000年前的远古联合国瓦解前后。所以他们选择样本进行高通量测序，说是已考虑了样本的全面性和代表性，但也只是在远古联合国瓦解前后的快速变化。

而且他们承认星状扩张表明父系支系是在很短时间内（500年内）的成功扩张，三个支系在现在的大部分东亚族群里的频率都很高，总共占到了现今全部汉族的40%，其中Oα占到16%、Oβ占11%、Oγ能占到14%，即现在大约有3亿男性是新石器时代晚期三个男人的父系后裔。王传超博士说，人体内有23对染色体，其中22对常染色体中，每一对染色体都有一条来自父系，一条来自母系，两条染色体在传代过程中对应的部分会发生交换，从而造成混血的效应，就是遗传学上说的重组。另一对性染色体包括X染色体和Y染色体。在女性体内，X染色体也是成对的，分别来自父母双方，所以也不能避免混血的影响。而在男性体内，却只有一条来自母亲的X染色体和一条来自父亲的Y染色体，也就是说男性的Y染色体只能来源于父亲。Y染色体DNA大约包含六千万个碱基对，其中染色体两端的5%为拟常染色体区域，在传代过程中与X染色体相应区段会发生重组，而主干部分的95%为非重组区域，不与任何染色体发生重组。

但Y染色体主干部分的此特性，保证了子代能完整地继承父代的Y染色体主干而不受混血影响，保证了Y染色体主干的严格父系遗传，是绝对的吗？王传超博士没有说，只说Y染色体主干类型分布追溯群体或者家族的父系起源是最佳方法。普世性的是没错，但他们是在有很多条件限制下测序和取样，不全面就有所难免。例如王传超说，三个支系的扩张时间分别是5400、6500和6800年前，这正好是青藏高原围绕古巴蜀盆塞海形成的山寨城邦海洋文明，在先于农耕文明之前；而后在古巴蜀盆塞海逐渐干涸开始的6800年前中国北方全面转入农业的阶段，才有的远古联合国瓦解迁移分化出来的黄河中游的6900-4900年前的仰韶文化、黄河上游6000-4900年的马家窑文化，以及黄河下游7400-6200年前的北辛-6200-4600年前的大汶口文化等。

王传超和李辉的《从Y染色体解析东亚人群历史》一文的“Y 染色体单倍群C、D、N和O在东亚的迁徙（虚线表示另外可能的迁徙路线）”图，类似有统一指挥领导一样，迁徙分化路线清晰单一，这也许不符合事实。即使约5000年巴蜀古盆塞海干涸后的中国现代文明的农民工出外打工，有的地方农村95%的人走空，也没有统一的指挥领导，而是农民自发集群寻找合适自己的方向。王传超博士采用的是单一“卡-丘空间”分析的母系父系时期，旧石器新石器时期的传统划分。如果采用代表全面性的“卡-丘空间”分析，这是用远古联合国时期、游团部落酋邦时期和王国国家时期等三个序列划分时代，如何呢？“分裂论”称上古时代中国人来源华夏、蚩尤和东夷；把居住在黄河中游地区的民族，称为“华夏”，把华夏以外的其他民族称之为蛮、夷、戎、狄；如夷大致分布在华夏族的东部，便被称为东夷。与时俱进，母系父系、旧石器新石器不是唯一准确的选择，差距会越辩越明。据傅斯年研究，夷在“今山东全省境中，及河南省之东部，江苏之北部，安徽之东北角，或兼及河北省之渤海岸”；这里人考古也支持“黄河南岸的杞县至淮河北岸的安徽临泉一线”以东都是东夷族群的分布区。其实这与考古学家们的出生地、经历、学识也有关。

王传超出生在山东，对东夷情有独钟，这和今天山东“稷下学”的学者周光华等先生类似，说东夷族群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主要源头之一，对理解中国各民族族群的起源、融合和分化，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还有朱学渊教授，更类似把王传超的情有独钟推到极端。朱学渊的母系有朝鲜血统，他认为东夷人来源朝鲜人，甚至整个东亚，包括贵州古夜郎国都来源朝鲜人。他们赞扬东夷族群在山东及其周边地区先后创造了灿烂的有承继性的北辛、大汶口、龙山和岳石文化。其实人类文明起源的地方，如古非洲现代人起源、古希腊科学文明起源、古盐亭盘古-嫘祖文明起源，也许今天还成经济相对落后的地方。

如果把王传超的“分裂论”构建的东夷人Y染色体进化树“卡-丘空间”，称之为“单倍群”，他认为全世界的Y染色体都属于一种单倍群，都来自20多万年前的一个东非晚期智人男子。进而全世界又可以分为20种主干单倍群，用编号从A到T 。其中O, C, D和N是东亚四个主要单倍群，约占到东亚全部男性的93%。O-M175是东亚最大的单倍群，约75%的中国人以及超过50%的日本人都可归到这一类型下。O-M175分出三个主要的下游单倍群O1a-M119、O2-M268以及O3-M122，这三个单倍群约占到东亚男性的60%。

王传超等使用此捕获测序方法，对110个东亚样本做Y染色体全测序，重新计算了Y染色体主要分支节点（尤其是O3单倍群）和相关东亚族群的分化时间认为，Y染色体O3a1c-002611的遗传证据勾勒出新石器时代晚期汉族祖先清晰的迁徙和扩张模式是：单倍群O3a1c-002611、O3a1c1-F11在约1万2千年前开始从东南亚大陆向北迁徙。约7千年前，单倍群O3a1c2-F238起源于中国东部的汉藏祖先人群。约6千年前，汉族祖先脱离原始汉藏族群，广泛分布到东部和南部。约5千年前，单倍群O3a1c1-F11可能在东部族群中经历了快速的扩张过程，并与周围人群融合形成东亚各个民族。

王传超等还结合STR多样性模式分析，时间估算002611及F11的突变也似乎同时发生于约1.2万年前的东南亚人群，然后向北迁徙到东亚。汉族O3a1c1-F11的变异年龄约为4800年，STR的网络结构图呈现星状扩散，反映出汉族的该父系类型在新石器时代有过强烈扩张。F238突变可能产生于约7千年前的中国东部的族群中，汉族的O3a1c2-F238的STR年龄约为7200年，但未见于老挝人，在西部的藏族和其他人群也非常低频。然而王传超博士承认，由于Y染色体STR突变率的不稳定，且随着位点的不同而相差很大，根据STR估算的时间有很大的不准确性。说到底这种对分子人类学中国人三分法的贡献，准确吗？

例如，2007年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考察队邓涛等专家，在喜马拉雅山西部海拔4200多米的扎达盆地中，发现的一具远古完整的披毛犀头骨和下颌骨后，推证全世界的人类起源的“动物”类，来自青藏高原雪岭地带的“雪人”类。因为这表明西藏披毛犀，有带着对寒冷的适应能力基因，走出西藏，扩展到包括北极圈在内的欧亚大陆北部的干冷草原地带，最后演化为最成功的冰期动物之一。由此的贡嘎山视角是：人类进化到类人猿，与人类文明起源于非洲是有区别的。因为世界亚、欧、非、美等各洲都有类人猿，以及中国有类人猿，这只与生命起源来源于共同的动物祖先有关，而与后来人类文明起源的孵抱地的单一没有关系。即人类社会的起源，不是从一盘散沙开始，而与有早先优胜动物社会群体的传承性有关。“贡嘎山雪人”约200万年前到非洲，其杂交后代约20万年前从非洲，沿陆路和海路走出，是已经进化到“智人”的一部分现代人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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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拔儒先生和笔者都出生在四川盐亭县。何拔儒先生说“山海”就是“盆塞海” ，《山海经》就是以“盆塞海”文明为中心的古联合国史地志书。何拔儒曾把《山海经》看成是《涸海古卷》，并以盐亭县榉溪河两岸，距今8000年左右犹存的规模宏伟、气势壮观的山寨聚落遗址，以及围绕山寨的处于半山腰的大围坪，延伸数百里的地貌作为具体考古平台，提出西部远古地震---堰塞湖---盆塞海---大围坪----海啸有关联的假说。

人们能理解让这种文明失落证据的古巴蜀盆地几经盆塞海、几经干涸，由此人类早期起源地的青藏高原，四周河流，江水入川，围绕古巴蜀盆塞海形成过山寨城邦海洋文明，是先于农耕文明的。此期的迁徙实为围绕青藏高原与盆塞海的起落，周期流转，与后来盆塞海彻底干涸后的迁徙也有区别。这个“远古联合国时期”存在的事实，解决了中国“多地区起源”和“非洲起源”的争论，也解决了现代人种与中国类人猿不分的错误。这可以沿循朱大可教授的《华夏上古神系》一书用 “全球移民”、“世界贸易”等概念来说明。例如“移民”、“贸易”与行走有关，行走与腿有关。远古联合国留下的古蜀土著民，相对其他移民、贸易的交流行走，古蜀土著民在几万、几千年中要少许多，在“腿”的基因进化上，会有变化。我们虽然不能做DNA检测，但从基因表型反映在“腿”的行走上，外表观察，会相对有腿伸展差异较直、较慢的“硬”感觉。

事实也是，几十年间我们在家乡盐亭县家族大量正常人群中作的概率观察统计，确实发现在姓杜、姓范、姓何等人家间通婚频率大的出生的男性中的概率高，这也许和名曰“杜宇”的古蜀王有一定对应。远古巴蜀智人的后代，不但可以在20万年前走出非洲，回到东亚故土，重建人类进化的第二个孵抱期----远古联合国巴蜀盆塞海文明。而且还可以早在200万年前，就走进非洲，加入到非洲人类进化的第一个孵抱期的建设和杂交。所以《华夏上古神系》虽然说人种基因、语言基因、神话基因等三大原创，都起源于非洲，但反过来也能证明与第二个孵抱期有关，原因是巴蜀盆塞海古智人，不但因他们是来自青藏高原的雪山，有不怕严寒的基因，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是最早吃熟食的古人，如吃烧烤的笋子虫。而烧烤的“苏、苏”声，使巴蜀盆塞海古智人兴奋得常学着“苏、苏”叫嚷。

这是人类语言起源原语中的一个集体语音。“蜀”人----吃“熟”食的人-----吃“苏”食的人----脑子会变得聪明的人----这就是类似联系最早的苏美尔人和最早最高苏美尔文明的起源----而“蜀”人、“熟”人、“苏”人，与“丝”、“瓷”的古读音相近----“丝”人与嫘祖养蚕联系；“瓷”器与陶器联系盘古陶场文明大爆炸，等等。所以当后来古蜀人的非洲杂交后代，成为全球移民、世界贸易，以及神话与宗教等交流的领跑者，是其原因的所在。1992年在平武第四届全国数学、物理、力学及高新技术研讨会上，云南大学高能天体物理学家喻传赞教授，曾拍案而起讲近万年产生盆塞海灾变的证据是什么？他在会上，放弃了原准备好的发言稿，专讲“喻传赞曲线”。即证明中国远古史中，存在女娲突变纪和大禹突变纪的科学认识方法。这是他在完成国家交给的“近万年的气候变化曲线”的高能实验测定项目中，发现该曲线在6000多年前和4000多年前有两处出现特高的奇峰，大大超过曲线全段其他地方的峰值。喻教授虽不是研究历史的，但在惊异之余，终于在远古女娲补天、大禹治水的传说中找到了答案，即中华远古文明传说中有真实成分。“喻传赞曲线”是女娲王表、大禹王表存在的第一批科学根据；它支持的《盘古王表年表》为中国上古编年史，比王大有先生的三皇五帝的断代，更能“提供可靠的依据”。

人类共同基因起源和人类文明起源，有两个孵抱期，一是非洲到中东的地区，一是巴蜀古盆塞海周边及东南西北中的地区。人类的大迁徙在这两个方向，有过多次的来回。讲完整的全球历史演化序列构成，必须说明世界文明还起源于8 000多年前的巴蜀盆塞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这里有类似远古海啸遗迹地貌的标志，还有从平武到黄龙寺、九寨沟路上，能看到延绵数十里，不见一只飞鸟、不见一棵草木的怪石嶙峋的大山，就像刚发生过大地震的景象。喻传赞教授1992年调研这一情况后，他讲的就是这本地理古史教科书。所以不难理顺王传超的导师金力院士的研究团队，通过DNA分析证实现代中国人带有非洲起源的基因。

二．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远古联合国

中央电视台每周倪萍主持的“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节目，很感动人，但都只涉及个人、家庭或少数人的意志和力量。为缘天时地利人和寻找，为爱共享和平幸福大同世界坚守的远古联合国，却是全人类的精神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武汉大学梅荣政教授有篇《对当前几种错误观点的评析》文章，说有四种错误观点：“苏马非马”、“西马释马”、“以儒化马”、“指鹿为马”。文章认为“苏马非马”将“苏联模式”篡改为“苏联马克思主义”；主张这种错误观点的人，对于究竟什么是“原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却避而不谈。而梅荣政教授也没有完整准确谈什么是“原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马正马”。

全国人大外委会主任委员傅莹同志说：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大国之间通过协商而不是战争建立起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关系和秩序，好像还没有先例。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希望中国和美国这两个重要的大国避免陷入大国竞争冲突的老路，走出一条合作共赢的新路。这也为世界大国的相处之道提供一种新的解决方案，因此，世界进入一个共同秩序的前景是存在的。“中马正马”，这正是中国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带来的政治变革，和中国取得的这种成功及增强的自信，使中国道路更加不可逆转。

马克思主义与远古联合国有没有关系？有没有远古联合国？这是评论王传超分子人类学中国人三分法关注的一个焦点。事物有简约之美，也有复杂之美，数学“卡-丘空间”就是这两种情形都能很好结合的例子。读王传超博士的中国人分子人类学文章，虽然说得很复杂，但细看只有简约之美缺少复杂之美。

远古联合国也类似一种“卡-丘空间”，因为一个人的脑洞脑海再复杂，跟很多人结合的学派、民族、国家组成的共同体比起来，也只算“卡-丘空间” 一个脑洞脑海的简约之美，不是整个“卡-丘空间”多种脑洞脑海翻转的复杂之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人分子人类学结合，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例如，享誉中外的“资阳人”头骨化石出土半个多世纪了，在历史教科书和大小百科全书上，仅有文字记载。贾兰坡、裴文中、吴汝康等我国人类考古学家，是否也有辜负邓小平同志抓人类上古史大统一的地方？在追捧北京猿人、半坡人历史中，是否因为时代的局限也有让外国人骗了我们？近代中华古文明科学研究方法的开创与文物的发掘，如北京人头盖骨的发掘和仰韶文化的开拓，先是西方模式的国外专家、学者和资金的介入，解放后又是苏联模式的进来，单一的或传统的意识形态一边倒，恰恰对中华古文明研究有害。例子是西安半坡遗址纪念馆，我国建国初请前苏联专家帮助塑造半坡人像。但直到我国改革开放，才允许不同意识形态的西方学者，进入大陆考察古文明的研究。这批学者中有人指出，半坡人塑像属白种古人，我国学者还不以为然。到上世纪90年代，有美籍华人学者回国，他们再次指证，半坡人塑像才得以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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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2011年3月12日，《重庆日报》在头版发表的新闻稿《91年前的今天 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在重庆诞生》，并以整版篇幅发表了长篇报道《“重庆报告”：中共创建史上的一个未解之谜》和专家学者对《重庆报告》的评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的执政党，编写中共党史成为现实的需要和历史的必然，1951年6月，胡乔木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文中明确指出：“1921年7月1日，在‘五四’运动以后发展起来的各地共产主义小组选举了12名代表，在中国工业中心和工人运动中心上海举行了第一次代表大会。”由于胡乔木在党内“一支笔”的地位和在学界的影响，他的这篇文章自然成为了后来学界编写中共党史的一个参照和范本。但事实是，1982年人民出版社才内部印行中央档案馆编译出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第一版，其中收入的《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到1983年才第一次公开在《四川党史研究》1983年第9期，发表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何盛明的《关于<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的探索意见》一文，才从党史角度作学术研究。

这种复杂性和难言之隐说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也有两个“孵抱期”。俄国红色的社会主义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成期，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绕过的一种必然的和特定的历史潮流，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和帮助很大。但即使没有列宁、没有十月革命、没有苏联，中国也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会有中国共产党。道理就是在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如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毛主席的岳父杨开慧的父亲杨怀中先生；以及如直接参加过四川保路运动和“重庆组织”的当事人、邓小平同志的父亲邓文明先生，和在邓文明先生的战友张澜、吴玉章、王佑木、杨闇公、何拔儒等的影响、关怀和引导下，从青少年时代开始的毛泽东和邓小平同志就直接在离开苏联模式和西方模式的走向约定，体验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文明走向。他们把俄国红色的社会主义作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磨刀石，韬光养晦；用今天作比较，能深刻体会这种才可持续走向中的多元高深莫测复杂的中国智慧。

例如从1933年到2008年的65年间，在四川发生过三次7.5级以上山崩地陷的大地震。1933年的叠溪大地震，叠溪地陷、堰塞湖溃坝扫荡，震区和邻近的就有9300多人丧生。但那时正是国共在进行井冈山战争，当时对赈灾、抗灾、救灾只能敷衍，几十年连谈都不愿谈此事。1976年的松潘平武大地震，那是在文革中，虽然能团结抗灾、救灾，但贫穷物资有限。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七万多人死亡，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已见成效，三年团结抗灾、救灾大变样，赛过20年。所以有人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第四次人学大解放，人类才明白，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霸权也不是社会主义；遭大多数发达的现代西方国家经济封锁就是社会主义吗？正能量如果说今天实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有很多不尽人意的问题话，这不是邓副主席的错，也不应该由邓小平同志来承担，而是俄国红色的社会主义从1921年在我国影响以来，遗留下来的雾霾。

依法治国的“法”、“中马正马”有两层意思的，一是“法律”，指要以法治国，但所有的国家、所有的时期，也许掌权的人都说是在“以法治国”。所以还有“效法”：在远古联合国盆塞海山寨城邦及海洋文明的“法天法地”时期，人类始祖就知道“效法天、效法地”来治理社会。俄国发生十月革命，是俄国人民的选择，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人，无意选择同或不同意。事实上从远古联合国那时的科技先进传遍世界，经济互惠吸引全球，被称为人学的第一次大解放起，后因使古巴蜀盆塞海干涸的强大自然灾害，胜过当时人类驾驭科技的能力，远古联合国解体，“大同世界，幸福共享”的理想分散到全世界各个民族、各个国家以来，发展科学战胜自然灾害的梦想，就存在于第二、第三、第四次人学大解放的目标中。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等是精准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合作共赢的科学分析，反对通赢通吃。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作为事实、现象、规律的论述，强调人民掌权和认可暴力，但主张世界统一和依法治国建立平等、相互尊重的关系与秩序。在学习与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形成的“苏马”和“西马”，用于两类争霸统一世界时，是各取所需。其产生的雾霾，也不应该由马克思来承担。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远古联合国，作分子人类学研究的成果，1993年第3期《四川丝绸》发表的《嫘祖年谱初探》，和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嫘祖研究》一书发表的《嫘祖年谱初编》，都提到现代人类在第四纪大冰期后期，约20万年从非洲走出存在文明起源的第二个孵抱期问题，实际就暗指是“远古联合国”。这是把早期人类社会组织形态发展序列，分为“远古联合国时期”、“部落游团酋邦时期”、“王国国家时期”等三种分类。以四川盐亭县流传的天垣《盘古王表年表》设为上古编年史，从盘古到嫘祖的人类进化的第二个孵抱期巴蜀盆塞海文明，可以追溯到非洲人类进化的第一个孵抱期，但只有第二个孵抱期才可划为“远古联合国时期”。夏朝以前到嫘祖可划为“部落游团酋邦时期”。从夏商周春秋战国到秦汉等可划为“王国国家时期”。正是有远古联合国第二个孵抱期巴蜀盆塞海文明，也才有产生后来出现中华《易经》、《山海经》、《道德经》、《黄帝内经》以及墨子、庄子、惠子、孔子、老子等中国古代著名经典和文化名人的基础。中共盐亭县委宣传部为《嫘祖研究》一书作《序》中曾号召：有关嫘祖的争论，希望大家抄用分子考古学、遥感考古等国际先进科学成就来论战。

在该“嫘祖年谱”第38条中写道：“公元前3137年，为发展蚕桑，嫘祖邀轩辕南下第一次到浙江巡视，在吴江、吴兴、河姆渡会见原来派出去的女友。” 在该年谱第83条中写道：“公元前3092年，为开辟丝路，嫘祖轩辕巡视东北，并到了朝鲜。” 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重视朝鲜上古史研究，据《参考消息》报道，1994年金日成主席生前为此视察了檀君陵。因为朝鲜自古就有“檀君神话”，传说天帝之子桓雄天王率领3000人马自天而降，来到太白山顶的一棵神奇的檀树下，造就了古朝鲜开国鼻祖檀君王俭。在平壤市郊江东郡的檀君陵现还存在；尽管日本曾盗掘过该陵墓。在金主席的指示下，后来朝鲜社会科学院还是在陵墓中发现86块人的遗骨和一些遗物，经现代科学手段的多次检查，证明遗物的年代是约公元前3016年的。这是《嫘祖年谱初探》经受了一次严峻的国际考验。

当时盐亭的衡平先生曾有争论：说嫘祖被史书和民间称为“行神”、“道神”不好理解。其实这正与嫘祖类似“远古联合国”最后一任“秘书长”和执行她的责任，不忘巡行天下教民养蚕缫丝织绸有关。黎鸣先生说：“中国，其实是‘终国’，即早就已经终结了自己历史进程的国家”。这话如果是说远古联合国终结了，也是事实。但中华民族从来没有终结过那时起就凝聚的人类理想和责任。今天我国的“一带一路”宏大战略，让“世界丝绸之源” 绽放夺目光彩，与远古联合国最后一任“秘书长”嫘祖也分不开。而且可以说远古联合国的“秘书长”是“行神”、“道神”，就是一种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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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9世纪出生在巴格达的阿拉伯史学家和旅行家马苏第，写的世界名著《黄金草原》，似乎把非洲大迁徙开始时的中国人的祖先首领，都要一一记录在案。但他们用的阿拉伯人的名字。何拔儒在日本，曾读到这本《黄金草原》，他震动了，但他有疑问。因为他早在探讨家乡四川省盐亭县天垣地区的远古传说，这里不但出了黄帝元妃嫘祖，而且还是盘古故里。何拔儒的远古联合国及人类文明起源于大地震假说，是在“水”上做文章。这是约公元前8000-3150年在川、甘、陕为一个大地震多发地区，长江三峡和剑门关山峡因大地震的山崩地裂有合有开，在川西北地区造成过无数的堰塞湖。如果其中有的大地震的山崩地裂，造成长江三峡山崩堵塞而剑门关山峡地裂分开的组合，引起长江断流，黄河通过渭河与嘉陵江连接的剑门关山峡分开的峡谷流入四川，古蜀盆地就有可能从堰塞湖演变为盆塞海。而在约公元前4170-2070年，如果相反的组合---其中有的大地震的山崩地裂，造成长江三峡地裂溃坝而剑门关山峡山崩堵塞的组合---即引起盆塞海下面的长江三峡溃坝，盆塞海上面的渭河与嘉陵江连接的通道剑门关山峡的重新堵塞，黄河重新向东流入大海，那么巴蜀盆地的盆塞海就会干涸，发达的盆塞海文明大部分就会向中原转移。以此类推第一次长江三峡上面的盆塞海地裂大溃坝，发生在良渚河姆渡文化产生之前；第二次同样的长江三峡大溃坝发生在江汉湘楚文化产生之前。第一次盆塞海大溃坝后，组织救灾、抗灾巡行天下，成为远古联合国的“秘书长”作“行神”、“道神”的一种责任和任务习惯。

找到远古联合国形成前后多堰塞湖事件的硬证据，有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张岳桥教授领军作的青藏东缘考察取得的新成果。张岳桥是温总理亲点的科学家之一，也是其中最年轻的科学家。张岳桥研究团队2009年以来在野外的一些考察工作，发现岷江上游，在史前7-1万年（主湖期可能是3~4 -1万年）期间，存在一个大型的堰塞湖，其规模远远大于唐家坝，对比当时地震的级别绝不会小于5·12大地震。张岳桥研究团队还发现这一时期，在岷江、青衣江、大渡河、白龙江等长江上游水系中，仍有很多大型堰塞湖规模均很大。更为有趣的是，这些堰塞湖在大约1万年左右全部溃坝了。溃坝意味着大量的水，被卸载到盆地里面。他们认为，其水量足以淹没整个四川盆地。而这些堰塞湖，在一万年左右溃坝的原因，可能跟气候转变有关，也可能跟大地震有关。中华上古有传说共工撞倒了不周山，造成了天倾西北、地陷东南，继而洪水泛滥，这一幕与1933年叠溪地震颇为相似，有可能是一次大地震的纪录。地震造成的山体滑坡，堰塞湖溃坝，对于下游的人们，才有水从天上来的感觉。

2010年在《第四纪研究》杂志第4期上，李海龙和张岳桥、李建华等发表有《青藏高原东缘南北向河流系统及其伴生古堰塞湖研究》论文。李海龙是张岳桥先生的助手，各方面的工作都是由张岳桥来安排。李海龙等人提出青藏高原东缘南北向河流系统，包括岷江、青衣江、大渡河、鲜水河、雅砻江等总体呈现南北走向的河段，这些南北向河流系统的形成演化，具有构造和气候双重意义。因为.晚更新世以来，南北向河流系统发生多次堵江事件，形成数套堰塞湖沉积。他们选取岷江上游、青衣江上游、大渡河上游3个古堰塞湖进行沉积、构造及年代学研究，结果表明，岷江上游叠溪一带于71ka左右，发生了大面积堵江事件，形成了上游长约30km的堰塞湖。堰塞坝位于叠溪以南的下游河谷，沿江分布约10km。该堰塞湖持续了60ka，于11 ka左右，彻底溃坝。青衣江上游五龙乡古堰塞湖85ka前形成，35ka前溃坝，规模不详。大渡河上游开绕村古堰塞湖长于5km，堵江时间不明，20～17ka间溃坝，堰塞坝位于色玉村一带。

依据这些古堰塞湖的沉积、构造、关键层位光释光测年数据，结合前人研究成果，他们划分出青藏高原东缘晚更新世中、晚期，存在85～70ka、43～30ka和20～10ka的3个构造活跃期，可对应于青藏高原古里雅冰芯δ18O曲线，体现出的C1,C3和C4的3次气候冷暖转变期。他们指出大规模堵江事件，是快速的能量物质转化过程：地震释放强大内能，气候因素使得物质得以积累，深切河谷是堵江的有利场所；构造-气候耦合，促使大型洪积扇发育、大规模堵江事件发生，进而改变河流动力、塑造河谷地貌。

从远古堰塞湖到远古盆塞海是如何形成的？有环境地理学家认为，远古长江和黄河上游四川、云贵、青藏、陕甘等地区高山冰川，在20000-8000年前的第四纪大冰川末期的迅速融化，不仅会改变当地的地质情况，也会引发从远古堰塞湖到远古盆塞海及其溃坝等灾难性后果。四川冰川在内的横断山和藏东南冰川，冰川末端下伸得比较低，冰川温度都接近于零度。张文敬先生说，四川的这些冰川，是川西高原的固体水库，是四川许多江河湖泊水流之源。根据张文敬的介绍设想，这些山系冰川，都参与了距今2-3万年至5000年左右西南地区8级以上的大地震，也许涵盖了李海龙等说的大约1万年左右全部溃坝的古堰塞湖景观。

而最核心的是从地质学，探讨盘古文明大爆炸以来有类似远古联合国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的地貌，而在我国最容易引起海啸遗迹地貌学的争论。因为问题是，现在这个盆塞海早已经不存在。如果存在，就能统一解释围绕盆塞海四周的多个文明起源和迁徙路线分支争论。例如湖北十堰市陈志忠先生提出秦岭南麓汉水之滨的郧县，1989、1990年在曲远河口出土两具完整颅骨化石，贾兰坡教授观察为距今180万年的南方古猿等，认为汉江是人类文明及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可用超百万年的郧县猿人、郧西猿人、淅川猿人等头骨、牙齿化石为证。

然而据朱大可教授认为，古代屈原所在的楚汉文明，是来自印度人和印度文化；汉朝的开国者刘邦生在楚地，也属印度人。这些来自非洲的共同文化基因，加上“丝玉之路”推动的大规模交流，在上古时代促成了一个“亚洲文化共同体”的诞生。这个共同体的地域范围，东起太平洋西岸，西至地中海东岸，囊括华夏文明、印度/伊朗文明、中亚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叙利亚文明。这些文明之间的彼此沟通、学习和融合的程度，远远超出了人们的平庸想象。中国上古神话（历史）存在着两个原型：一个“巴别神系”，来自于人类的共同祖先非洲智人，但这个“第一原型”因无文字而无从追溯。但另一个在人类迁徙过程中经过再创造的“第二原型”，同样来源于非洲，包括“西亚神系”与“印伊神系”，即涵盖两河文明、叙利亚文明、南亚文明和地中海文明等，随着人类的迁徙，分作多条路线往东亚传播、嬗变，构成华夏文明的神秘来源。

这里朱大可说“第一原型”来自于非洲，是说对了。但说“第二原型”同样来源于非洲，就大错特错。其实只要挑明“第二原型”来源于古巴蜀盆塞海文明形成远古联合国，沿着盆塞海四周的印度/伊朗文明、中亚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叙利亚文明，反而都能沟通、学习和融合变活。朱大可认为中华先秦神话始祖和文化始祖来自外国人，朱学渊先生的《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夜郎国在哪里？》也类似说，中国历史从夏、商、周、秦、汉、晋、隋、唐、宋、元、明、清等大的统一朝代中，除秦朝政权人物的祖先是来自北方少数民族外，商、隋、唐、元、清等朝代的政权人物的祖先，也都是来自北方少数民族。

郭静云教授的《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一书，类似支持陈志忠中华文明起源于汉江流域，而不是黄河流域。只因代表北方族群的政权打败了南方古文明，从而一切神话经由北方族群传给后世；失败者的神史，变成胜利者的荣誉神史。周光华先生的《远古的华夏族》虽不讲何为“山海”？何用“山海”？但该书第四章“华夏补说”，还无意中留下揭开中国西部远古盆塞海存在的秘密。在主要还是维护黄河大文明和“稷作文化”时，给“稻作文化”留有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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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陈志忠先生讲，人类没有种族之别，只是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由于生活的习好（如某个人不吃猪肉）、自然条件、水土影响，造就不同的习惯、习性、文化积淀，才形成了各种家族、宗族。在中国的古籍中，没有“民族”之说，只有汉人、满人、唐人、秦人……宗族、家族……等说法。如贾敬颜先生考证，在元朝时，契丹、高丽、女真……等8种人也是汉人，不称“汉族”。此前至到周天子“封姓”，不存在“民族”，所有此前的“民族”之说都是后人加封的。“汉民族”称谓来自“汉人”，“汉人”称谓来自“汉朝之人”。“汉朝”称谓来之“汉中王”，“汉中”称谓来自“汉江”。即有刘邦在汉中当汉中王，建立汉朝，于是有了“汉人、汉字、男子汉、庄稼汉、汉族”等一系列以“汉”组成的词组、短语和称谓。而从何光岳先生认为，伏羲生于离汉水源头不远的天水，女娲生于汉水上游的竹山县；伏羲、女娲后代的炎帝、黄帝也当在汉水流域。藏族人和汉族人的基因一致，中华民族的基因也是一样一元起源之后，经100万年不断繁衍、迁徙、发展、融合，等万年之久的发展，在清末民初由孙中山“五族共和”提法开始，才有了“汉族”的正式称谓。

陈志忠先生的观点，使我们想起云南丽江人宣科先生称：纳西先民直接来源于古“丽江智人”，在经受第四纪冰川的严寒等灾变的考验中，也没有离开过丽江地区。即纳西先民没有经过非洲等遗传DNA的杂交，成为汉人的来源之一。纳西先民是中华古文明中的“超人”吗？众所周知，王传超博士及其导师金力院士，是从DNA角度就中国人的遗传分子进行的实验研究，证实由于第四纪冰川的存在，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智人”难以存活，而非洲靠近赤道的地方因温暖才能生存，使得中国人的DNA都带有非洲的遗传痕迹。而2014年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华南理工大学和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等中外学者合作的藏族人高原适应性研究，在《自然》杂志上发表的最新研果表明：早已灭绝的人类群体---丹尼索瓦人的基因渗入，可能使藏族人更快地适应了高海拔地区的缺氧环境，揭示了通过基因交流帮助，人类快速适应极端生存环境的特殊机制。这些都是挑战中国古人无早期外来人基因交流的猜想。

关于“汉人”和“汉族”概念起源的争论，使我们再次想起顾颉刚先生的“时代愈后，传说中的古史期愈长”是“伪造”的说法，把汉朝才出现盘古，看成是靠不住；而类似也把《黄帝内经》最后成书是在汉初，与黄帝时期相隔很远，就是“假托”等，这种说法不对，是盘古传说、《黄帝内经》等著作，毕竟不是出在近代，和近代类似政治解读的影响无关。中国人“为缘寻找为爱坚守”人类的良知，只能与远古政权及政权人物有联系，这像根据DNA遗传分子认定现代人起源非洲，是有条件一样。如果刘邦生于楚地是印度人，他何必抬举“盘古”？正是先前中原历代政权及政权人物，有意回避古巴蜀盆塞海文明时的远古联合国，直到只缘刘邦与项羽争天下，被项羽赶到原古西南盆塞海之地立足，被遗忘的远古联合国和盘古，类似今天非洲“DNA基因”的重新发现，刘邦-盘古-汗族-汉人等才被联系起来。即“汗族-汉人”与支持远古联合国政权及政权人物的多数邦族、邦国、部落“汗牛充栋”有关，这约在公元前6390年的法天法地时期。

陈志忠说的郧县猿人、郧西猿人、淅川猿人等南方古猿，宣科说的纳西古丽江智人，百万年前为什么也要到非洲？我国冰川学家韩同林的书《发现冰臼》提出，距今约2至3百万年前开始的第四纪冰期，全球四分之三的陆地被冰雪覆盖，中国全境也不例外，可谓“冰臼时代”。由于只有非洲大陆赤道附近有绿洲，这就是中国和其他地区有先进的原始人群落，都在约100万年前向那里迁徙，从而第一次杂交、融合产生了全球的现代人种。又约在20万年前至8000年前，现代人种原始人群落，分陆路和海路两大支，从非洲走出。陆路回迁向东可抵达太平洋西边沿海，如公元9世纪阿拉伯写的《黄金草原》就把从非洲回迁记录在案。

有人说2025年印度人口将超过中国。但印度有200多个民族，中国才50多个，汉族仍是世界的“大多数”群体。它是如何起源的？《黄金草原》和《发现冰臼》等书，都涉及古地质“自手术”现象，使杂交融合产生的现代人种从非洲走出，来到巴蜀远古盆塞海的发展历程是：从约1万年前到公元前4000年，经过约30多个世纪的操练，这里已成为世界远古文明的中心，并借助海洋贸易，其势力、文明传播至世界各地。现在中华民族大多数的少数民族，其实那时是“多数”原则的“实权派”，掌管着海洋山寨城邦的“会议厅”和“金库”。约在公元前3000年时，再次的古地质“自手术”使远古盆塞海开始干涸，最后把他们与“汗族”的多数分割。到约公元前2000年时，中原农耕经济高度发展与争夺兴起，部落的纷争，再促进了夏商周等诸朝代的经济又一轮繁荣。

秉承何拔儒先前远古联合国等思想，理解“中国”的“中”字来源、“汉族”的“汉”字来源，有文章说：藏象“中”字，包含从“众”音以及“中原、中和、中庸、中正、众”等意思；“汉”字包含从“汗”音以及“汗牛充栋、大汗长流”等意思中的劳苦、劳累、勤劳、下层大众。两者宝藏“多数原则、大汗、汉族”等引申。如果说“大多数原则”，是对一种提案或选举表决的判定程序，那么它同中华民族为什么在世界上是人类中的最“大多数”群体，是有文化基因关联的；

甚至同“汉族”为什么在世界上是人类中的最大多数群体，有文化基因关联。

即围绕青藏高原古巴蜀盆塞海经历的海洋文明自然灾害，如超强大地震、大火山、陨石、海啸、台风、龙卷风、暴雨、泥石流等造成地质山崩地裂天翻地覆的磨练，团结抗灾，才奠定了团结抗灾中心活动地区的“远古联合国”，由此形成了以“多数”原则的大社会族群“汗族”----汗牛充栋的多与实干出汗之意的盘古文明。但这个文明失落了，直到秦始皇打下重新统一中国的基础，汉初才第一次开始认知盘古的历程：“多数”原则的“汗族”类似“允执其中”，类似“儒”之治理的来历。这里主干的“多数”与支干的“少数”，在一个多元一体的内部远古国家模式，可称为“世界原始共产社会联合国”，或简称“远古联合国”。这个远古国家共同体模式的政权，就是所谓的“盘古开天地”。这一文明的顶尖优势的确立，也就确立了汉民族和中华各民族凝聚的核心，以及传承、争夺和溶合的基础。因此不能把东南西北中五方区系内的地域古称号，当成是古民族的称号，如把蜀人、楚人、越人等与当时的古汉族完全相区别。

盐亭有一则关于嫘祖设计越千古，产生中华多民族的传说。众所周知，嫘祖的丈夫轩辕，如果说像古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的儿子亚历山大，从马其顿与古希腊各城邦之争，虽既专制又落后，但亚历山大使希腊联军遭到惨败，又先后征服波斯帝国，占领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等地，进攻波斯腹地巴比伦、巴克特里亚，远征中亚，进入印度，建立起一个人类历史上空前庞大的世界帝国，其领土东起印度河流域，西至巴尔干半岛，北起中亚，南至埃及，几乎包括了地中海东部所有先进的地区。但嫘祖没有让轩辕用战争，像亚力山大那样来征服西陵，摧毁远古联合国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建立的成果，因为嫘祖有超人的智慧。

远古联合国在中华的远古蓝色文明，首先举起了原始的自由与科学的旗帜，创造出像丝绸等这样巨大的原始物质财富，即使这些财富主要集中在被后人包装为神仙、道人、鬼怪的盟王、城主、寨山老板的手里，但盆塞海山寨城邦人仍然比其他大多数地区富强得多。因此远古联合国的古国王从盘古到夸父，一代又一代都坚持“传播发明，天下大同，幸福共享”的理想，一次一次带领本土的能工巧匠到外地去撒播福祉，但都不理想：走得近的都跑回了故土，走得太远的又杳无音信。传说到嫘祖当王时，她审时度势，决心设计出一种能超越数千年的“允执其中”，让所有人都经历一段长时期的痛苦磨练，才能醒悟远古联合国留下的“传播发明，天下大同，幸福共享”的人生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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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古书记载，辕轩出生在海外，即古巴蜀盆塞海南边的广西，他是东北方炎帝的同母异父之弟。因为炎帝族和黄帝族之间内斗，又都与东南方的蚩尤争夺和西陵氏的货物交换权，连年战争不断。在一次混战中，炎帝的母亲随逃难的人群流落到东南方，磨难求生中，与蚩尤族的一位老工匠结合，生下了轩辕。少年的轩辕聪明过人，有不少的奇思异想和发明。远古联合国国王西陵氏的歧伯卸任后，按神喻到南方外邦物色寻找王储，年少的轩辕在艰苦中虽然腿带有残疾，但仍被歧伯选中带回西陵，这就是嫘祖和轩辕有早期的婚缘的原因。到西陵氏轩辕后来并没有当上国王，而是被北方白马族绑架到了中原，并奇迹般地又当上黄帝族的首领。也许这些是说书人编的故事，但崛起的轩辕黄帝族，被最后一任远古联合国国王西陵氏的嫘祖的千古设计所选中，从而把西陵氏开创和争夺来的顶尖优势，和平地交接到中原弱小之邦的手中，成就了中华近五千年来的文明。

据传，嫘祖与轩辕成婚，嫘祖还有一个条件，要轩辕把他的一些大臣和部将，分封到东西南北去镇守边疆，这也许是中华50多个民族的起源。用远古盆塞海文明的“大同世界”起源形态解读的汉人，就类似远古联合国盆塞海文明的“农民工”；中华少数民族和外国民族，类似远古联合国盆塞海文明的“红二代”、“穷二代”，是从这时的“农民工”分化出来的“枭雄”。据盘古王表约公元前4170至3150年的城邦之美时期，就有文字发明家仓颉当远古联合国国王。联系盐亭发现的远古界碑文字，以及传说远古联合国在西陵氏选的第一任国王文昌，也因与文字教化有功当选。汉字起源多元一体有正统的渊源，夏商周的甲骨文、青铜铭文，不是中华最早的文字，而是这些朝代竞争取胜后，把本部落的文字发展水平，强加到了中华文明的文字发展序列中的。在二级地域内也有如此情况。

到中原中华古王国王朝时期，虽然多次换代，文字类形为什么还能大体传承？也许中华各民族、各部落，早有东南西北中的大联合期，各部落间曾早有文字的交流、传播和相互影响。而王权的争夺，也有以弱胜强的情况。因此，文字的发展水平序列，也会有波峰波谷起伏式的推进发展。文字发展水平高，并不表示它起源的时间一定迟。按照国际贯例，要来四川绵阳地区考古发掘研究盘古--嫘祖文明其真实性的学者，首先应自己先筹集够资金。在开发中，对招募的当地的民工应付工资。如果是外国的学者，还要向主权国或当地政府申请和交管理费；发掘的文物应全部交主权国或当地政府所有。参加主持开发工作的学者只享受这些成果发掘的发现权的荣誉，以及他们可以在文物主权国或其他国家的电视、报纸、刊物、出版社，发表自己的发掘和研究成果。

因此远古联合国盘古-嫘祖文明的开发，如果能与国际接轨，并不缺乏资金和人才。当然前提要的是求真而不是虚构。但有一种逻辑问：为什么真实存在的地方能知道古王表、年表，而不存在的地方却不能更知道？这种问话类似为什么你知道你是你父母亲的孩子一样可笑。这种逻辑，直到夏、商、周断代工程王表、年表公布后才被打破，因为它的夏朝王表基本还是按古人提供的王表没改动。同样可以设想，如果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继续，远离了这一常识，不管在年代上不存在的地方做了多少发掘、考察、实验和分析，中华远古史王表、年表真实存在的地方，永远会挑战他们的成果。从国际贯例来看，在四川也有这方面的先例。这就是英国学者维尔教授在井研地区，对四川古井盐作了近十年的驻点系统研究，从维尔在《科学美国人》杂志发表的文章来看，大大突破了盐亭本土对盐亭籍宋代画家文同的研究。因为从古至今我国学者对文同研究，也主要集中在诗、画、字、词所谓四绝上，而维尔教授从古代井研地区长官文同，组织深井钻孔取盐水和使用天燃气等第一手资料中，得出中国比西方深井钻孔开采石油和天燃气还早几十年，从而认文同为石油之父。同时，文同改革官盐为贫民私盐开采，以安置饥民和暴民，当属宋代治乱安贫的杰出行政长官。由此可见，国外学者的参与中国古文明的考察和研究，能够打破中国学者传统的定势思维。

八千多年来，经过无数次内部社会大的改朝换代，远古联合国造就的“多数规则”至今都难动摇。“汉族”和古氐羌族、古彝族、古苗族等，从“盘古开天地”起，就是中华民族。那些所谓古氐羌族、古彝族、古苗族等等少数民族，是远古华夏国家共同体政权之外民族的说法，都是不实之辞。认为人文始祖“盘古”是汉朝才出现不可信。其实盘古文明的失落是政治，汉朝捡回盘古，也仅是刘邦政治短暂的需要和开放。因盆塞海干涸重心移到了中原和东部地区，突出炎黄文明是巩固“中心”的政治纪律或新闻纪律。如果说中国本土的学术与远古中华民族的起源有关，这是因有两种理解，一是上个五千年人类在这一孵抱期，来自青藏高原围绕古巴蜀盆塞海四周的河流、江水入川，气候温和，食物丰富，优于黑海和里海两大内陆海地区，从非洲回迁才自然汇聚在这里，由此奠定了远古联合国团结抗灾形成的核心和文化大同世界思想。左、中、右人群，“中”为多。到古盆塞海彻底干涸期，大地震仍然有一段过渡期。而在之前的若干年代，向四方分支的逐步迁徙已经在进行。随着两期大溃坝，最后才在东部、中原，甚至远至欧洲和埃及--中东成为闪族及巴比伦苏美尔人等的来源，由此创建了各处繁荣。

把《嫘祖研究》作为分子人类学检查，地质学家从不关心嫘祖存不存在？是不是盐亭人？如果把地貌的很多特定参数和能构成海啸的所有可能的地方的特定参数结合，用来讨论巴蜀远古盆塞海及其后来干涸了的四川盆地大围坪盆塞海海啸遗迹地貌，可创建内蕴海啸地貌学。即这里的古盆塞海证据还涉及内蕴海啸地貌学的定义。把海啸学当作一种地貌来讨论，更多是原有的海啸地貌学。

内蕴地貌的求证方法，地貌类似记录、档案，内蕴海啸地貌学是用干涸了的盆塞海自身可确定的特定参数量定义的，并且没有必要把海洋海啸地貌原有的海水、力源看作是位于某种远古特定条件形成内陆盆塞海，干涸后还要照旧有的必需因素。海啸的定义，原是指一种巨大的海浪，主要是由海底地震、火山喷发、海岸崩塌、滑坡等海底地形大规模突变所引发的具有超长波长和周期的一种重力长波。这是与潮汐靠星球引力营造地貌力完全不同的地方。那么从远古堰塞湖到远古盆塞海是如何形成的呢？有环境地理学家也从现在的地貌内蕴来引导，如用类似内蕴几何学的科学智慧的火花，来启示揭示海啸地貌学。

如在内蕴几何学建立之前，平面一直被作为三维欧几里德空间中的图形来研究。但高斯和黎曼等数学家受平面几何能通过专注于平面本身得以研究，建立具有点、线、面的一些定理和用参数来表示的表达式的引导，为曲线、曲面一类更为宽泛的空间发展了一种内蕴几何学；这一几何学是内蕴于平面的，并且与周围的空间没有关系。例如把三维欧几里德空间发展到n维空间并当作一个流形来讨论，可用流形自身可确定的量来定义。类此，海啸地貌学中的地貌，不就类似记录、档案吗？反之这些记录、档案内蕴于地貌，盆塞海不存在了，但仍可以用它的“流形”自身可确定的量来定义。原因是，海啸的老定义在我国的旧教程中是有遗漏的，如说主要是由海底地震、火山喷发、海岸崩塌、滑坡等海底地形大规模突变所引发的，其遗漏的是，还有神秘的古陨石引发古代海啸之说。如目前在国外计量历史学，已有数十年的实践，但在我国出现的速度却异常缓慢。海啸地貌学，在我国没有，不等于在澳大利亚没有。因为海啸地貌学是由澳大利亚伍伦贡大学地理系的布赖特教授等科学家建立的。他们经计算发现海啸袭击海岸的大滑坡，可导致对邻近岛屿产生高出海面达约375米的巨浪。于是他们在澳大利亚南部海岸寻找海啸的遗迹，发现有力的证据来自岩石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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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台地通常盖有年龄达约10万年以上的沙堆层，然而高度不到40米的山岩都已经变得光秃，处于未经风化的原始状态，有一处地方显示曾有许多布满棱角且重量约20吨的岩块从岩石表面被冲刷掉。这种清晰刻蚀的形状，只有在岩石被至少每秒10米的急流冲刷才会产生，并让岩石改变面貌。以新南威尔士洲为例，那里许多海岬的北面是悬崖，没有零散岩石块，而南面则缓慢倾斜入海。在过去，有人把沙丘的消失归因于暴风雨或者河水的冲刷，但布赖特等科学家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即使是带有7米高巨浪的大风暴，也无法强制把岩石台地磨光。那里作为海啸地貌学的研究平台，不会是伍伦贡大学等科学家的臆造。

我国对海啸地貌学容易引起争论，也许是因为我国虽是一个地震灾害大国，但却不是一个海啸灾害大国，无澳大利亚类似活的海啸地貌学研究平台。然而在远古我国西南的盆塞海，既是一个地震灾害多，海啸灾害也多的地方。但后来这个盆塞海干涸了，中华文明转移了中原地区。事情也许就完结了，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却困扰着数代中国人。例如2011年8月“科学网”的“个人学术展示”专栏就发表过一篇短文《嫘祖与内蕴海啸地貌学》。其实古巴蜀在洪荒的历史时期是否存在盆塞海，常健民先生到盐亭盘古故里天垣盘垭村袖头山、五面山以及嫘祖故里的云毓山、烟鼎山、嫘村山等地实地考察，他对从榉溪河畔到梓江、涪江流域的数百座密集寨子山的古生态景观与寨子山下半坡的大围坪台地，在山头与山头之间即使有河流、山沟相隔，水平线延伸数十数百公里如此一致，有过实际了解，不至于像成都理工大学刘兴诗教授参加1993年绵阳市科学小说研讨会期间，有人提出盐亭存在近万年前海啸遗迹地貌的问题请教他，得到的回答却是：我是教地质的，不用看也知道是错的。

比刘兴诗教授更为激烈反对的是中国地震灾害防御中心的研究员李德文博士，他先说：“A、从来就没有过海啸地貌学，更不会有什么内蕴海啸地貌学。B、四川盆地如果有过海啸留下的证据，那也只能是沉积证据而不大可能是地貌证据。C、讨论问题最重要的是证据以及证据和结论之间的逻辑关系。作为新观点的支撑，对论据的科学表达是很重要的。不能指望每个人都去亲自查看吧？D、海啸是专指由津波-tsunami引发的自然过程，是一种与潮汐完全不同的地貌营造力。也就是说，海啸证据这种说法本身就包含了它的成因意义，用潮汐理论来解释海啸证据是自相矛盾的”。但后来李德文先生却改口了，他说，海啸的成因有多种，常见的是地震断层引起的,另外还有海底滑坡, 海底火山塌陷和外星撞击洋面等类型。李德文是在得知澳大利亚伍伦贡大学地理系布赖特教授等科学家的资料提示下改口的，这丰富了他爱的地貌学教程和最新的地貌学百科全书的定义。他说：布赖特教授是研究海啸的, 并在剑桥和伦敦地质学会出版过这方面的经典文献，但他主要的工作，是致力于外星撞击地球引起的海啸。

这里涉及形成远古堰塞湖到远古盆塞海的间断变化的景观，是类似外星陨石撞击地球引起的海啸和地震断层引起的海啸以及海底滑坡、塌陷等因素的概率组合都有。李德文说：“不能指望每个人都去亲自查看”，这话不错，但不等于像刘兴诗教授回答的“我是教地质的，不用看也知道是错的”，是对的。也不等于像中国地质科学院李海龙开车专门到盐亭考察海啸遗迹地貌，但不到已指明的如榉溪河畔延伸数十数百公里大围坪景观去亲自查看，而只是在盐亭县城里游转一下，和只到盐亭县城附近的公路沿线看过，就说对当地的地貌特点已进行了总体性的考察，还有照片；盐亭处于内陆，远离海沟和俯冲带，根本不具有发生海啸的地质条件，所谓的海啸遗迹竟是子虚乌有之事，也是对的。而以前李德文感到困惑，他说国内民间学者关于此研究如果在构造地震成因与地外成因之间游离, 将无助于问题的深化和解决；他要求国内民间学者提供有关布赖特建立海啸地貌学的支持性文献。李德文博士是年青有为的高层地震所研究生导师，他先前不信时就可以亲自到澳洲去一趟，或亲自与布赖特教授讨论，而不至于在国内出版社出版的有关古巴蜀盆地地貌演化历史的著述难找齐时，就开黄腔地说：“地貌学研究无外乎两个主要的方面: 历史地貌学和过程地貌学。海啸地貌学无疑是面向过程的，应属于过程地貌学。在讨论学之前，应该优先解决史的问题。在史料悬而未决的情况下讨论建立史学, 很容易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三、起底王传超分子人类学真实观

作为远古联合国分子人类学研究突破口的《嫘祖研究》，在未了解王传超博士的分子人类学三分说的中国人有华夏、蚩尤和东夷三个主要的超级祖先来源之前，我们已经知道不少三分说祖先来源的观点。其中也许最难接受的就是出生在盐亭本土的著名历史学家蒙文通先生，他早在1927年，在《古地甄微》一书中就提出，中国上古民族可分“江汉、海岱、河洛” 等三大系统。他说的与人类大迁徙有关的路线，陆路向东第一次在伊朗分支，一路往印度方向，一路往戈壁滩方向。到戈壁滩的又有第二次分支，一路往河洛方向 ，成为河洛系；一路往内蒙、河北，东北，山东方向，成为海岱系的先声。海路向东的快一些，第一次在印度分支，一路往缅甸和我国云南、广西方向。到云南、广西又有第二次分支，一路往四川、贵州方向，成为河洛系的先声。一路往广东、湖南、福建、江浙方向，成为江汉系的先声。其后，徐旭生也将中国古代民族概括为苗蛮、东夷和华夏三大“古代部族集团”，这大体上与蒙文通三大系统可对应。

蒙文通（1894--1968），四川省盐亭县石牛庙乡人。1911年6月四川发生保路运动，选举蒲殿俊、罗纶为同志会正副会长，蒙文通的伯父蒙公甫(1859-1928)等商定在家乡成立了盐亭保路协会(分会)，与此同时各地分会相继成，四川保路运动轰轰烈烈地兴起，蒙公甫同蒲殿俊、罗纶、张澜等人遭诱捕，囚于成都监狱。这时蒙文通在四川存古学堂读书，四川发生保路运动学校停办；紧接着辛亥革命成功，民国建立，蒙文通又于1912年继续进存古学堂读书。1920年初蒙公甫经张澜介绍参加“重庆组织”，蒙文通在家乡经范仲纯和范蜀林兄弟介绍，也参加“重庆组织”。1921年蒙公甫在重庆任联合中学校长，蒙文通奉伯父之邀，由盐亭到重庆在重庆第二女师任教。

由于蒙文通先生年少在家乡就受伯父蒙公甫和其好友何拔儒等先贤的熏陶和教育，离开盐亭求学又得到过他们的支助。因此他至死牢记伯父等先辈们要他探索盐亭古文明的重托，1929年他写出《汉潺亭考》一书力排众议，认定汉代文献中的潺亭就是古四川盐亭，他家乡的元山即是潺山；弥江水，即是潺水，意称孱水或弱水，音转若水，就是黄帝之孙昌意降居的地方。但当时多认为若水在乐山的雅砻江，他被疑古之风包围。如果蒙文通先生直说嫘祖出生在自己家乡盐亭，不但要遭打击，更重要的是连嫘祖生在四川也不能保，所以两者相比较取其轻，说嫘祖生在乐山也是有可能的。直到今天，四川大学还有教授批蒙文通先生的潺亭在盐亭不实。学人不愿涉足蒙先生的家乡盐亭，还有一个旁证：蒙先生的学生四川大学童恩正教授著《古代的巴蜀》一书，古代四川产井盐的县都提到了，惟独不提盐亭县也是最早产井盐的县。盐亭县名，得产井盐之故，古籍早有记载，著名的童教授居然把它漏掉，是他才疏学浅，还是有意避之，众人不难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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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文通参加“重庆组织”，与介绍人范仲纯（1884-1964）和范蜀林（1893-1949）兄弟都是盐亭石牛庙乡人，且是朋友也有关。范父范炳南，清末科举秀才，一生不涉仕，在家穷研经史，但只对中国传承的“抗争文化”作推演研究，起因类似湖广填四川关联的动乱，暴力对土著的冲击，感生对“抗争”与 “文化”的调研。范炳南自持几代殷实，满门书香，为培育子孙后代去应付和解决这种现象，就独自拿出资金，长期聘请有关教师在家开办一所私塾，既教本家几个子弟，又供同族及村内儿童免费读书。范仲纯先受父亲的影响和指派，东渡日本想学习了解外国的“抗争文化”。此时范仲纯已经读到过日本贺长雄的《近世政治史》的中译文，以及幸德秋水著的《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知道西方学者谓之的社会主义和赞扬马克思的知识。1906年范仲纯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系求学，专攻马克思学说。1910年学成归国后，范仲纯开始在自家私塾和盐亭县里新潮人士家庭朋友聚会中，讲解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好东西。

范仲纯把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经济学和阶级斗争思想引入“抗争文化”，推演马克思的“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和起来”，结论得出马克思主义极具“改革开放”性和精准性。范仲纯鼓吹组织共产党的想法，还是他从日语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书名受到启示，认为中国应该成立“共产党”。范仲纯首先从教弟弟范蜀林认识“共产党”、“社会主义”、“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和起来”的知识做起，让通过弟弟范蜀林的口说出他理解学习马克思主义后的语言表述，去教其他人。所以到后来范蜀林几乎成了范仲纯的代言人。这也为范仲纯离开家乡先后赴重庆、上海及川北等地从事新闻、译著、教育、文化工作后，家乡也有人宣传他的中国要成立“共产党”，要搞“社会主义”的浅显道理。石牛庙乡是盐亭最北面的大山区，接近秦岭和岷山，中国历史上马克思主义第一次在这处贫瘠偏僻的深丘区传播，人们还只是当着国外传回来的新闻。范仲纯在盐亭主要是在课堂和富家子弟聚集的地方解释“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党”和“无产阶级专政”，那是正值保路运动的前夜，范仲纯结合巴黎公社起义的一些生动材料，把它们说成类似抗争文化双方求衡追求的共同富裕、捍卫国家主权、更多照顾贫苦人家的法制社会和组织。在穷人多的地方，他还会结合一些具体的群众关心的热点事情，增加一些马克思主义是公平、公开、公正的法治道理来解说。

所以范仲纯和范蜀林兄弟在盐亭传播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多大的反对声音，反而把它们作为新闻传播的人越来越多，很快和何拔儒、杜润之、彭健修、蒙公甫、蒙文通、胥竹成、袁焕仙、王济钦、张维川等盐亭的进步人士打成一片。后来还联络上王右木、张秀熟等一批外县籍组织或参加类似“马克思读书会”的人。特别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列宁的一些活动和主张在国外一些媒体上公开曝光，等了十年之久的愿望，终于在1920年3月12日以成立“重庆组织”爆发，并通过北京大学的李大钊教授联系上苏俄共产党和共产国际。今天能在《重庆报告》中见到说的1920年“重庆组织”，有近40个成员和60多个候补成员中，就有17位是来自盐亭存古学堂走出的有关的人员。他们是：袁思尧、何拔儒、杜润之、彭健修、岳鹏程、蒙公甫、蒙伯飏、胥竹成、蒙文通、杜佩绅、任望南、袁焕仙、刘仰高、王济钦、张维川、范蜀林、范仲纯等成员。

范仲纯最初播下的火种，似乎得以见到曙光。从1917年11月至1921年8月近3年时间，范仲纯和范蜀林兄弟俩还在想尽办法收集列宁主义材料，全力以赴共同研讨列宁主义跟马克思主义的比较。因为1911年保路运动的胜利成果被随后的辛亥革命和同盟会的光环夺取，范仲纯兄弟在山沟里播种的马克思主义，本应没有俄国十月革命也能早诞生“重庆组织”，也能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新事物出来了。他们从家传抗争文化内乱的研究，本能地已经为“重庆组织”这个新生“婴儿”担心她的未来向何处去？当1921年8月15日张澜从北京-武汉-重庆原路赶回时，1921年8月30日开始举行的解散会议，张澜与吴玉章介绍他们先后在北京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李大钊会谈的情况，特别是张澜提到马林说的不要陷入类似布尔什维克党与孟什维克的分裂后，范仲纯和范蜀林兄弟作为“重庆组织”的理论家，是坚决同意解散“重庆组织”。

蒙文通出生的石牛庙乡在盐亭最北面接近剑阁大山方向，很早又离开盐亭到成都、重庆等外地学习和工作，虽然对盐亭古史的研究有贡献，但他对盐亭南面的大围坪地貌和人文传说没有切身感受，是其有缺陷之一。有缺陷的历史和科学著作不觉为怪，读王玉哲教授2000年出版的《中华远古史》一书，按斯塔夫里阿诺斯的侵略与遏止史观，所谓的国家，其实就是强势集团依据某一地域对内对外实行的生存保障或侵略；从这一定义出发，不管掌权者的时期的长与短，邪与正，强与弱，在没有新替代者较量取胜之前都可以近似代表此时的顶尖优势。所以中华古王朝时期的国家模式，不是王玉哲教授困惑的夏王朝那种实际占领控制的版图模式。因为这种版图很小，连王玉哲也难相信夏朝在中华民族国别史上是一个王朝。王玉哲的这种看法，用的是秦以后的国家专制更为集中，更为统一的疆域概念，使中华远古史王朝国家的疆域，并不成其是中华当时实际的疆域，因为西南没有了，东南没有了，西北没有了，东北没有了，而只剩下中原偏东部分；他书中对成都平原早发现的中华远古三星推遗址，连提都不提。而秦以前的国家观念，应看作仍然传承有远古联合国海洋文明和城邦文明期的多民族联合的影子，即王朝的传承是以顶尖优势的阶段性较量为标志的，局部地区的二级政权有的也如此。以此理解中华民族的远古版图，才更为完整、真实。

我国地质学家们是否也支持中华文明起源分裂说，似乎也不少。例如2014年《中国地质》第3期的《我国古人类迁徙的探讨》一文中，葛肖虹教授说：新生代以来由于青藏高原的隆升和我国构造--地貌格架的形成，直接影响了我国和全球气候环境的变迁以及古人类迁徙的路径，因此需要地质学家、古气候和古人类学家共同探索，对我国及亚洲新生代以来古地貌、古气候变迁的历史和我国古人类的发源与迁徙得出科学的结论。但葛肖虹收集的结论缺乏全球人类基因线粒体坐标的研究，也缺乏青藏高原隆起的时间坐标的研究。

他说，在距今208万年之后，高原地质板块的快速隆升，部分“西域羌塘人”适应高寒缺氧环境，成为了高原人，即西藏人的祖先（西藏人和汉人的基因相同说明同源）。而大部分“西域羌塘人”适应不了骤变的环境，逐渐开始沿古长江、古黄河源头向高原下方迁徙。其中一部分沿着古长江（金沙江）迁徙到云南，后来衍生为距今170万年的“元谋猿人”（胡承志，1973；刘东生，1983）。另一部分沿古黄河故道的南支，在陕西蓝田繁衍为早--中更新世115-53万年的“蓝田猿人”（吴汝康，1965）。再一部分则沿着古黄河故道的北支，繁衍为中更新世约50多万年的“河套人”（贾兰坡，1951）。北京周口店中更新统郝家台组距今约40万年直立的 “北京人”，和尚未确证而距今约150多万年的 “泥河湾人”，显然和古黄河故道北支的古人类相关。

葛肖虹这是否在说可证西藏人和汉人的基因里，没有和距今208万年之前的全球其他任何民族基因的交流？是否在说青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山脉的地质板块的隆起，与在距今208万年之前的涿鹿--延庆盆地，和西部大同--蔚县--阳原盆地、西部临河--包头--呼和浩特湖盆，都类似是一个比现今低矮的“平原”的统一的泛盆地----泥河湾盆地？以及当时的古黄河故道北支，并没有向南流，是距今208万年之后青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山脉的地质板块的隆起，这一带才成为高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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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时再发生的涿鹿--延庆盆地地质板块与临河--包头--呼和浩特湖盆地地质板块之间低高的错位变化呢？古黄河史是否要重写？然而就在2014年6月，新华社报道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丁林研究员为首的研究组，在国际地学刊物《地球与行星科学通信》发表的成果，得出青藏高原南部的冈底斯山在5500万年时已隆升到4500米，大大早于喜马拉雅山1600万年前达到这一高度的时间。当然葛肖虹教授并不孤立，从杂交分子人类学DNA交叉的时间标度，中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吴新智院士就认为：杂交在早期是比较少的；到了晚期，因为人的活动能力强了，交往越来越频繁，到后面的几千年就相当频繁了，外来的基因多了以后，才把原来那样的基因组成冲淡了的。

吴院士做有过硬的测量吗？他说的中国现代人的眼眶，有的是长方形的，有的就是圆的，或者是在两者之间的；比如说跟欧洲、东南亚的有混杂、杂交基因的交流，一些形态上的证据如说眼眶，中国大部分人类化石的眼眶都是长方形的，而考古学家在广东地区发现的马坝头骨的眼眶，明显是圆的。眼眶的形状就是基因决定的精准分辨吗？这类基因在中国找不到，而在欧洲这种圆形眼眶的比例比较高，就完全可以假设：这个圆眼眶基因的主人是从欧洲“移民”过来并和当地人成功“融合”了的吗？当然还有另外发现广西柳江头骨的枕部鼓起来了。

在四川、云南也各有一个头骨这样的构造，也是比较晚期的，中国再早的头骨都没有这个构造。而在欧洲，三万五到十万年前具有这种构造的头骨比例相当高，十个头骨当中有九个都有这个。除此之外，中国古人类还有个别的头骨的鼻梁是比较翘的，这个在中国也找不到根源，可能也是从欧洲或者是非洲过来的，因为那里翘鼻梁比例较高。如此种种，就可以说这类基因完全有可能是从欧洲过来的吗？中科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许汉奎研究员也是这种思路，他说“南京猿人”2号头骨额骨上的正中矢状隆起低而宽，也与欧洲和非洲直立人及早期智人相近，也可证明中国古人类在进化过程中有附带杂交现象。

人类来源于一个共同的祖先不成立，世界分裂说、中国分裂说的中心意思还有说21世纪在中国、缅甸和其他亚洲国家发现的化石，颠覆了非洲是类人猿灵长目动物进化起点的观念。但这更能揭示类人猿祖先，最早是什么时候迁徙到非洲，并在那里它们继续进化区分成猿和现代人种的。正是在这里，王传超博士等的分子人类学中国人非洲起源观，和葛肖虹教授等的反中国人非洲起源观，交汇缺失走出非洲存在的第二个孵抱期的聚集和再分支，实际这两种观点在暗中对接支持。其实在全球陆地，被冰雪覆盖的距今约2百万年前开始的第四纪冰期的序幕阶段，各地类人猿的超级祖先如何大迁徙汇聚到非洲，这只能走陆路。但在距今约20万年前的第四纪冰期后阶段，现代人类智人从非洲走出的往返大迁徙，路线在非洲的劳动进化，已经有海路和陆路的区别。查看这类生物学意义上的非洲起源和反非洲起源，王传超等专家的现代人类迁徙路线之亚非区与亚欧非区的所有演示图，虽然有多种分支和时间各有不同，但并不存在多大分歧。

而被称为第二个孵抱期的远古联合国古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海洋文明，却容纳了这类演示图的多种分支和时间各有不同的海路和陆路来回往返迁徙路线的早期现代人类的汇聚，而且因在西方海洋文明产生之前，就已经在古巴蜀盆塞内陆海及四周城邦之间演习操练过多时了，对所有亚非区及亚欧非区演示图的分支迁徙路线，也就能得到合理的解释。例如，非洲西北部尼日尔河地区原始部落的黑人土著民族多贡人，据说在大约3000年前与外星人接触，被认为是懂得天狼星等具有很先进科学知识的来源。其实与我国西南被藏语意为“圣洁的神山”的贡嘎山远古科学文化联系，就不觉得奇怪。远古联合国虽然还是个原始社会，但

早在约公元前6390前的远古联合国的盘古时代，盐亭的许多山寨城邦都建有“观象台”，设有“观天司”。汉代著名浑天说的传人落下闳渊博的天文、数学知识，就是从那时一代一代传下来的。落下闳把宇宙全息类比于真鸡蛋，而分为“蛋清”、“蛋黄”和“鸡子”等三部分，这不但与现代宇宙学解读宇宙的构成，包含暗能量、暗物质和显物质等三部分相似，而且也同时还能解读正质量定理和卡拉比猜想。因为真鸡蛋既然可以分为：出“鸡子”的蛋，这是有受精胚胎细胞能孵化鸡子的鸡蛋；和不能孵化鸡子的鸡蛋，这类似有两种“宇宙”。后者全息类比可对应封闭宇宙的空无一物的空间，仍然有引力或总能量为非负。如此，也许非洲多贡人说的“外星人”，就是雪域古蜀“贡嘎山人”，他们也有贡嘎人的基因。

其实从今天非洲人通过意大利、希腊偷渡到欧洲的路线，可想距今约20万年前第四纪冰川后期，现代人类智人从非洲走出的路线很多。有人用年差挑战人类祖先直到6万年前才离开非洲大陆，仅说明这种考古实测“瓶颈”有不完备的地方：我国分子生物学家，根据线粒体DNA和Y染色体的研究估算“非洲起源”，认为现代中国人是3．5至8．9万年前从非洲迁移来的，现代东亚人群的非洲祖先大约在距今6—1.8万年前首先进入东南亚，再转入中国南方，最后越过长江进入北方地区。这些专家认为中国古人类化石记录中有一个“空白期”，即距今10—5万年间尚未有古人类化石的确切记录。他们将这一现象归于末次冰期降临，使绝大多数生物种类难以存活，人类也因此而灭绝。冰期结束后，来自非洲的现代类型人群进入中国大陆，成了这块土地的新居民。

这种“非洲起源论”的破绽，且不说是否真的存在这个“空白期”并无充分的科学依据，即使有这个“空白期”，也有些问题不好解释：这就是第四纪大冰川期，和始于距今7万年最冷的冰盛期是在距今2.5—1.6万年前的最后一次冰期，这是两个不同层次和温度差别很大的时期。非洲来的居民赶上最后一次冰期最严酷的寒冷环境，而如果原来的居民不能生存的话，非洲来的居民又岂能生存下来？如果在最后一次冰期的寒冷环境能生存，只是在第四纪大冰川期我国原来土著特点的居民，不能生存或难于生存，才约在200万年前离开从陆路到非洲，在约20万年前从非洲走出，这时期的往返迁徙，陆路和海路信息都能利用了。

中国广西境内最新挖掘发现早期人类牙齿化石，其历史可追溯至7万-12.5万年前，这是早期现代人类迁徙至亚洲东部的可靠证据。王威先生说，这里所采用的测年方法，突破了以前同位素碳－14测定法最多只能测到3万年的局限，而把可检测的最远时间延长到数十万年，这种方法目前在第四纪研究中，已被公认为是一种最为成熟、可靠的新方法。而用基因研究的结果，推测人类进化过程，无论如何是间接的，但来自化石的证据却是直接的。中国最早的古人类化石是170万年前的元谋人牙化石，在中国出土的各时期的古人类化石都有共同特征，如铲形门齿、长方形眼眶、脸较为扁平等，这表明至少170万年以来，中国人的进化过程是连续不断的。但由于东亚地区缺少5万年至10万年前的人类化石证据，使这种连续性出现了缺环。因此基因研究者认为，东亚地区的古人类在这个时期灭绝了，非洲现代人迁移亚洲并取代原住人群，便“顺理成章”。

王威反驳说，用先进的方法测得柳江人和鄂尔多斯人，可能生活在距今7万年至13万年之间或更早后，弥补了这一缺环。在不久的将来，包括年代学在内的对中国南方古人类遗址的系统综合研究，有望揭示现代人类在东亚出现的年代和演化模式。但用年差挑战者和“瓶颈”论者，共同想到的都是走陆路。如果走海路，打开地图看早在遥远的古代，虽然印度洋上的阿拉伯海和孟加拉湾是阻碍东西方来往的一片难以逾越的水域，它们上面的亚非大陆，索马里、阿拉伯、波斯和印度西部沙漠一直伸展到海边，但是早有古人就开始考虑从海上开辟一条更直接便利的道路。先说在3000多年以前，阿拉伯人顺着红海航行到了东非，还曾在波斯湾上航行过。因此,追溯到更遥远的古代，在第一个孵抱期世世代代在海边和海上生活的智人，其结果是使他们逐渐发现了印度洋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