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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 268 次阅读2017-6-26 22:37 |系统分类:大学论坛| 中国, 百年, 历史学家

百年中国,薪火六代

谢志浩


 “是知灯者,破愚暗以明斯道。”——引自《燃灯者》

   

   

晚清七十年,依照李鸿章的判断,实乃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应对这个大变局,不仅要从中国看世界,还要从世界看中国。从农业到工业,从皇权到民权,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领域,都要求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

   

中国近代化的历程,并不自晚清始,高王凌先生认为,乾隆年间的诸种举措,其实,已经与世界有着同步现象。此种看法,无疑具有颠覆性。

   

很长时间以来,约定俗成:中国是被拉入近代化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专制的皇权制度、文字狱导致的思想禁锢、四亿人口的巨大压力,一直被认定为束缚中国进步的四根绳索。中国近代化的起步,究竟是乾隆年间还是道光年间,究竟是被动的还是主动,存而不论。

   

按照梁任公的说法,晚清开启器物—制度—文化的嬗变,晚清民国和新中国,百年中国,改朝换代,革故鼎新。这里面,史家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必然构筑属于自己时代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百年中国,五代史家,交相辉映,异彩纷呈。梁启超、罗振玉、王国维实为中国新史学的开山,筚路蓝缕,以启山林;陈垣、柳诒徵、吕思勉、陈寅恪、胡适、郭沫若、顾颉刚、钱穆、傅斯年,发凡起例,蔚然大观;谭其骧、何兹全、周一良,第三代承前启后,薪火相传;章开沅、张广达、张光直、朱维铮,艰难时世,刮垢磨光;葛剑雄、葛兆光、高王凌、杨奎松、阎步克,运交华盖,孜孜矻矻,可为第五代之标杆。

   

二十世纪中国史学思潮与流派,是一个饶有趣味的话题。侯云灏博士在《20世纪中国史学思潮与变革》一书中,分为新史学派、古史辨派、南高派、考古派、国粹派、食货派、守旧派、史料学派、生机史官派、生物史官派、战国策派、马克思主义学派,共计十二派。失之琐碎。特别是,视钱穆先生为“守旧派”,失之同情的理解。

   

1987年,唐德刚先生,发表演讲,当今具有世界地位的中国史学,大致有三大主流。第一是从往古司马迁到今日钱穆先生,这一脉相传的中国传统史学;第二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第三派则是现代西方中国史学。

   

王尔敏先生在《20世纪非主流史家与史学》一书中,认为20世纪中国存在两大主流史学派,俱创生于30年代前后。一个是科学主义史学派,傅斯年领导的史语所为大本营;马克主义史学派,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为领军人物。

   

科学主义史学派,从表面看,承袭兰克史学,其实,自有乾嘉学派“朴学”的内在理路,有着“汉学”的遗风;马克思主义史学派,并不仅仅是西学东渐的产物,有着“宋学”的风味。

   

在“汉学”和“宋学”之间,有一个历史的钟摆。仔细思量,王国维、陈寅恪、吕思勉,一代史学巨擘,其实,并不固执一端,而是,慎思明辨,择善而从,执其两端,取其中庸,实为佳境。

   

秦晖先生,将“汉学”和“宋学”,转换为“问题”与“主义”,精辟地指出:回避“问题”的“主义”说教,是为空疏之学,缺乏“主义”的“问题”研究,可称饾饤之学。空疏之学与饾饤之学今后像过去一样仍会存在,但走出空疏化与饾饤化的“问题与主义”的讨论无疑是中国思想界的希望。笔者以为,同样是中国史学界的希望所在。

   

   

百年中国,第一代史家,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莫过于罗振玉、王国维先生,两位先生的学问合称“罗王”之学。两位老辈,眼里常含满泪水,因为对这片土地爱的深沉。


罗振玉


王国维

   

新材料的出现,对新学问的产生,重要性自不待言,这一点,已成为学术史的共识。穿越时光隧道,回到清末民初,殷商甲骨、西北史地、流沙坠简,明清档案,这些新材料,要是没遇到,怀揣故国乔木之心,志在挽救礼崩乐坏,拥有远见卓识的罗振玉先生,新学问难道可以自然而然地产生吗!

   

罗振玉、王国维两位老辈,才是百年学术史上真正的“预流”,开启了无数法门。两位老辈心情是古典的,头脑是现代的。冷静的头脑和热烈的情感,在晚辈眼中,不够搭调,但在两位老辈那里,水乳交融,相得益彰。这一事实,也许在昭示着一个道理:任何真正的创造,必然是有根基的,这一使命,必须由亦新亦旧的人物成就。

   

第一代史家,生逢末世,振衰起敝,亦学亦政,只是在晚岁,梁启超、王国维两位老辈,才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落脚,成为学术体制的一员。

   

第二代史家,陈垣、柳诒徵、吕思勉、陈寅恪、胡适、郭沫若、顾颉刚、钱穆、傅斯年,大体上出生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相对于上一代史家而言,多为学术体制内人物。陈垣长期执掌辅仁大学,柳诒徵任职南京国学图书馆,吕思勉执教光华大学,顾颉刚在燕京大学教书,胡适担任过中国公学和北京大学两所大学的校长,傅斯年执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五十年代,钱穆先生创办新亚书院。

   

第二代史家群体,陈寅恪、郭沫若、傅斯年有游学的经历,但对学历都不是特别挂心,陈寅恪追求学问、不要学历的故事,更是成为佳话。这一代史家,也是亦新亦旧的一代。陈寅恪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尽管吃住在赵元任家,但是,对王国维先生,别有一种同情的理解和温情的敬意。在第二代学者中,陈寅恪是老辈王观堂难得的知音。


第一代和第二代史家,都遭遇了改朝换代。罗振玉、王国维可说是前清遗老,少壮派陈寅恪,则是遗少。很有意思的是,遗老王国维,遇到改朝换代,学术上,依然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可以比较的是,第二代和第三代史家,民国三十八年,遇到了另一次“改朝换代”,老辈学者,都要从头再来,适应新的意识形态。

   

第三代史家,谭其骧、何兹全、周一良,大体上出生于1912年前后,可谓“民国婴儿”。这一代与战争有着“不解之缘”,抗战和内战期间,这一代史家获得学术地位,1949年,渐入佳境的谭其骧、何兹全、周一良、王瑶、赵俪生、陈旭麓,在轰鸣的炮声中,迎来了新中国。

   

大体上,1949年,便成为第三代史家的分水岭。这之前,成就了一半,这之后,另外一半,能不能成,要看造化了。1949年,鼎革之际,第三代史家,除了傅斯年执掌的史语所,出走台湾。留在了大陆的,绝大部分,在长期的政治运动中,闪转腾挪,左处右置,到了1978年,流淌在他们身上的,精气神和真性情,日见其少,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他们遇到了全能政治的大时代。

   

   

笔者绘制学术地图,对于第四代史家,寄予的温情和敬意,可说最少。现在想来,不够公道。史学家的性格基因,既有超越性,又有时代性。

   

第四代史家,大体上生于1931年前后,可以称为“九一八的一代”。按照李零先生的说法,他们还是有些“童子功”,可惜生于忧患。第四代生逢国难,少小漂泊,上大学,赶上国共内战,国共鼎革,院校调整,批判武训、批判胡适、批判胡风、反右、反右倾、大跃进、四清、文革,桩桩件件,无一漏过,堪称“老运动员”,久经考验,沙场老兵。

   

第四代整体特征,无论与上面的第三代,还是与下面的第五代比较,都呈现着特殊的风格。

   

第四代史家,遭遇全能主义政治,受到意识形态的洗礼。谢泳有言:我们低估了主事者改造传统的能力。第四代史家知识建构的关键期,从生态到心态,从语言到知识,全方位受到集权政治的耳濡目染。

   

意识形态已经深入第四代史家的灵魂,使得这代史家,成为百年六代史家中,政治敏感度最高的一代,他们的学术,紧贴着政治。对部分第四代史家而言,学术与政治,完全可以“合二为一”。准备着,时刻准备着,成为“姚文元”式的种子选手,应招成为“姚文元”,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不止是一位史学家的理想和追求。

   

主事者改造传统的能力,从大历史的角度,第四代史家与第二代、第三代一样,成为一段历史的见证。第二代史家,既有郭沫若,也有陈寅恪。陈寅恪先生,文化世家的根底,自身强大的气场,无形之中,化解不少“意识形态”。文革过后,痛定思痛,才发现,举国若狂的年代,居然还有这么一位老前辈,坚守着中国文化本位,印证着那句话:人是思想的芦苇。


陈寅恪

   

冯友兰、周一良,第二代、第三代很有代表性的大家,文化大革命中,成为“梁效”的顾问,令海外华人诟病。他们都见证了文革结束,新时期来临,大家慢慢理解了冯友兰和周一良。冯友兰反省自己,有一段时间,没有做到修辞立其诚,而是修辞立其伪了,晚年的冯友兰先生,重新找回自我,海阔天空我自飞。


冯友兰


话说回来,哪怕知识界永远也不谅解冯友兰、周一良两位先生,冯友兰氏的两部哲学史和《贞元六书》和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在那里摆着,任谁也诋毁不了。周一良氏,毕竟是书生,1949年之前,依然有很好的学术成绩,比如《魏收之史学》。

   

第四代的幸运和不幸,是与新中国密不可分的。全能政治、意识形态和大批判,可以说是第四代史家成长的土壤、温度和空气。客观而论,“大批判”成就了不少第四代的种子选手。朱维铮先生,从不讳言,自己是罗思鼎小组成员。这是一种真正勇敢的态度。

   

第四代史家的特点,在两个方面,非常突出:第一个方面,具有极高的政治敏感度,立论很正大;第二个方面,从学术史上看,遗传性不高,变异性很强。

   

政治敏感度高,使得文章极易泛政治化,这是第四代与生俱来的,历史让他们生活在全能政治的时代,岂是第四代史家自身的“原罪”?

   

这就可以理解,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很长一段时间,第四代学人依然习惯于打棍子,扣帽子,这是他们的长项啊!第四代,要是不这么干,才让人想不通呢!

   

第四代在文革之前,就已经在学术上“造反”了,一系列的大批判,第四代手到擒来,弄到最后,第四代很少能够懂得敬畏什么,比如传统。

   

朱维铮、袁伟时是第四代史家里面,很有代表性的人物。两位身上,体现着第四代史家的一般特征。

   

   朱维铮在复旦大学,曾受教于周予同、陈守实先生。周予同先生,尽管认为经学已丧失了活力,但,老先生对经学史依然有一种同情的理解和温情的敬意。朱维铮从周予同先生习经学史,但对经学史,朱维铮已经没有老辈的那种情分,有的是纯客观研究。朱维铮既然对经学史都没有那种情分,所以,看待一代醇儒——马一浮,自然也欠缺一份温情。马一浮老先生,办复性书院,在朱维铮眼中,只是蒋介石的小点缀而已。


朱维铮

  

袁伟时先生内心,有着和朱维铮相似的理念。两位先生,致力于近代中国研究,朱维铮的《走出中世纪》、《走出中世纪二集》,袁伟时的《晚清大变局》、《中国现代思想散论》,有才气,有见解,可谓精彩纷呈。


袁伟时

   

这一代进行传统文化的研究,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传统”在第四代史家看来,可以说是“封建”和“专制”的代名词,是现代化的“障碍”和“包袱”。

   

放宽历史的视界,就会发现,“传统”在袁伟时笔下,是笼统和模糊的。一旦走近,表面的肯定,转换为具体的否定。也就是说,在朱维铮和袁伟时这代史家心中,“传统”当然不比“现代”有价值。

   

新时期到来之后,第四代成为八九十年代的学术带头人。有人说第四代是过渡的一代,其实,哪一代不是历史的过渡呢?哪一代也不可能长期占据历史舞台,关键看谢幕是否精彩。

   

谢幕,其实就是“知止”,明白自己的局限,才能寄希望于下一代,通过传帮带,薪火相传。第四代史家里面,华中师范大学的章开沅先生,大气磅礴,在学术传承方面,具有高度的自觉。

   

当代中国学术地图,章开沅先生带出了很好的团队。章开沅先生,不仅具有学术魅力,还有有非凡的人格魅力。章开沅带着马敏、朱英,师生之间,切磋琢磨,近代史研究的华中学派,很是让人羡慕。


章开沅  


   

第五代史家,出生于1950年前后,葛剑雄、葛兆光、高王凌、阎步克、杨奎松是这一代史家中的佼佼者。

   

第五代成长史上,无论在物质还是在精神方面,都有着难以忍受的“饥饿”记忆。

   

“红卫兵”和“饥饿”,是第五代史家身上的两大关键词。这一代学者在政治化方面,和第四代学者,不相上下。也就是说,扣帽子,打棍子,本色当行,原本就是红卫兵。第五代比第四代,更加适应市场经济,“饥饿”情结,已经训练出红卫兵异乎寻常的“觅食”本领。

   

第五代学者,大多具有上山下乡的底层和草根体验,中国难得的政治黑暗和清明时期,都被他们赶上了。这一代,胸中常怀问题意识,业余喜欢与师友聊天,正好碰上大学教育和研究生教育不大上“轨道”,历史正好选择了他们成为新知识、新学术、新思想的弄潮儿。

   

这一代人的经历,可谓悲喜交加!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赶上了“低指标、瓜菜代”,城市户口的要好一些,农村的孩子,忍饥挨饿是家常便饭。2005年,笔者在北京大学参加一次有海峡两岸学者出席的学术研讨会,放眼主席台,同一年龄段的学者,大陆学者不仅面带菜色,待人接物,似也不如台湾学者从容。细心想来,这就是“饥饿”给人造成的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伤害吧!该学习的年龄,先是停课闹革命,接着就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往事可堪回首!慢慢地,这些人琢磨出味道:主事者想出这么一招,并不是出于浪漫的政治想象,而是为了解决城市就业问题。

   

痛定思痛,有识之士以为,取消大学招生,致使中国人才断档。笔者,倒是觉得,没有上山下乡,那么,沿着历史的惯性,只是批量生产第四代学者而已,有量的积累,不会有质的提升。事实是,有头脑的知识青年,在广阔天地,上了一所别具一格的“早稻田”大学,用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得出与文化大革命相反的结论。

   

第五代史家,整体上较第四代深刻,原因很简单,历史给了第五代十年的时间,进行思考。因为有了反省的态度,所以,第五代人,在七十年代初,执着地思考:我们是从哪里来的,现在处于什么状态,中国到底往何处去!

   

“七十年代开花,八十年代结果”,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有什么好奇怪的。第五代史家,习史之前,有着工农兵的各种历练,人情练达,世事洞明,如此特殊的际遇,可谓空前绝后。

   

老大不小的第五代,拖家带口,来到学府,成为“老童生”,得遇第三代学者,这是他们的格外幸运之处。老辈多已古稀之年,否极泰来,终于不用写检讨书了,重新焕发了学术青春。带学生,写文章,开会议,创学会,办刊物,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谭其骧与葛剑雄、周振鹤,程千帆与莫砺锋、程章灿,张岱年与陈来,王瑶与陈平原,赵俪生与秦晖,陈旭麓与茅海建,石声淮与傅道彬,张舜徽与张三夕,第三代带第五代,就在书房、客厅,权且当做教室,一块聊天而已。别小看聊天,此中有真趣!

   

八十年代,学府没有脱贫,才有坊间的议论:傻得像博士,穷得像教授。愣是不去,机关和国企,炙手可热的地方,住在憋屈的筒子楼,到底图什么呀?

   

得天下英才而育之,人生一乐矣!

   

   

绿茶兄来信,希望梳理青年历史学家,探讨他们的成长轨迹,不觉讶异:在我看来,一代史家,要到五六十岁,才算成熟,现在是不是有点早啊!静心一想,第六代史家,已然人到中年,再不梳理,他们也都开始变老了!

   

第六代史家,出生于1970年前后。“市场”和“电脑”是这一代人的关键词。1970年代生人,相比六〇后,少了些理想主义色彩,多了些现实主义的味道。1992年邓公南巡,吹皱一池春水,第六代很活泛,很自然地,接受了市场经济,不长的一段时间,就风生水起。

   

这一代人赶上了历史的巨变,不仅擅长经营自己,还拥有强有力的工具——电脑。作为与互联网共生的一代,第六代有着极为广阔的信息来源,他们的写作方式,比较互联网化。

   

当代中国,正在进行着从农业向工业和信息社会跨越的“三级两跳”,社会的急剧变革,使得文化的样式,发生着剧烈的嬗变。农业文明通行的“前喻文化”,通过互联网的普及,正在为“后喻文化”所替代。

   

第五代学者,就生活样式而言,绝大多数生活在“互联网的史前时期”,因为,这一代学者,学术研究过程中,信息的采集和加工,主要通过图书馆、资料室和私人藏书。也就是说,老派学者的成长,依托于北京、上海这样的文化中心,居住在人文底蕴深厚的城市,自然有着极大的便利。在小地方,图书文献方面,有着先天的限制。

   

网络时代的来临,读书人购书、读书的生态,发生了巨大的转换。秀才不出门,就知天下事,只有信息化社会,才能够真正做到。网络这种新生事物,走入“七〇后”的生活,并已形成一种心理积淀。第六代学者的成长,就有可能打破“大地方”对文化的垄断,笔者很期待,“小地方”能够涌现更多的大学者。

   

 “七〇后”自身,也存在一个与生俱来的问题:网络时代的碎片化。“互联网史前时期”学术著作,所具有的确定性,随着互联网的到来,被彻底颠覆,并有进一步碎片化的可能,互联网时代的学术伦理,伴着阅读的碎片化,日益变得模糊不清。

   

互联网确实改变了中国的学术生态和格局,但,并不是说,传统路径就走不通了,其实,更多的时候,传统路径还是很给力的。

   

赵晓力、俞江、叶隽博士毕业于北京大学,论文指导老师分别是沈宗灵先生、李贵连先生、陈平原先生;付海晏,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导师是马敏先生;朱浒博士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导师是李文海先生;冯筱才毕业于浙江大学,导师是金普森先生;吴赟毕业于中山大学,受教于吴承学先生。吴飞硕士毕业于北大,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张晖本科、硕士毕业于南京大学,硕士指导老师是张宏生先生,博士毕业于香港科技大学中文系。名师出高徒,老道理还是不错的。

   

比起第五代史家,第六代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短板”。第五代成为老童生,一门心思,要把失去的损失夺回来;他们的老辈,即第三代学者,也是这么想的。师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为了“四化”,干劲十足。老辈要把一辈子的经验,传授给这些老童生,当时的学府,确有几分闲暇和宁静。

   

时下的学府,闲暇和宁静,已成前尘往事。第六代学者发育成长,与导师似已不大密切。成为学术掌门人的第五代学者,今非昔比,课题、项目、基金,基地、刊物、会议、答辩、访学,焦头烂额,目不暇给。最该用心的教书育人,反倒支应差事。

   

有什么样的老师,就有什么样的学生。不少读书人,已经把攻读学业,作为功利考量,只要跟对了“大牛”,吃香的喝辣的,滋润的很,应时得很!

   

像张晖这样,将学问视为安身立命之所,不说凤毛麟角,但也不会很多。汲汲于功名利禄之徒,充斥学府,是很自然的,有什么值得奇怪的。

   

追本溯源,学术生态格局,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化。大环境和小环境,学术规制这根弦,越绷越紧。评比、总结、职称,都是杀手锏,指挥着第六代学人,团团转。不要说十年磨一剑,就是三年磨一剑,都已经落后了。

   

张晖,这么天才的学者,竟然要一年磨一剑。身体原本就弱,岂能耐得住超强度的劳动!张晖,可说是第六代学者中,最早离世的一位。


张晖


《龙榆生先生年谱》,是张晖大三学年论文,深得吴小如先生好评。耿直率真的吴先生以为,国内名牌大学的博士也未必有这种水平,徒有虚名的中年学者也未必写得出,因为他们很少耐得住这种枯燥与寂寞,坐不住冷板凳。

   

张晖之死,带来的不该仅仅是追念,还应该反思学术评价和认定机制。量化机制,实在很害人。身上的绳索不能松绑,头上的利剑不能卸下,那么,第六代学人,就不可能获得宁静和自由,中国学术,则很难走出荆棘路。

   

第六代史家,理当秉承着独立人格和思想自由的信条,通过运用人类学,体悟地方性知识,增进文化自觉,进一步解释:中国何以为中国,世界何以为世界!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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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T+8, 2017-8-22 2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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