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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 271 次阅读2017-8-10 00:20 |系统分类:生活感受

乱世和末世的自我救赎

文:周树山


 大约历史到了某个阶段,人们的精神状态有某种相似处。清朝宣统二年(1910),梁启超的同学麦儒博(字孟华)因为找不到人生的方向,心情就很郁闷。按说他是我们祖爷爷一辈的人物了,又是饱读诗书的老夫子(他和梁为万木草堂的同学,都是康有为的高足弟子,时称梁麦),应该世事豁达,从容澹定,对自己的人生有个明确的规划和目标才是。可是不然。他虽然很闲,却什么事也做不下去,他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悲观,认为大乱将至,自己的命运操在别人的手里,一切自我努力都是徒劳的,因此有些厌世和悲观。于是他向同门好友梁启超倾诉了内心的苦闷。梁启超给他回了一封长信,在信中,梁启超不仅表述了自己积极乐观的人生哲学,而且以救国救民的使命相砥砺。今天重读此信,对于人生路上苦闷彷徨的朋友疗治心疾未始不是一剂良药。

   

自戊戌国难始,梁启超亡命异国,颠沛流离,至此已十余年,对社会的黑暗有刻骨铭心的感受。他说:“窃以为吾辈生此混浊之世,而势又不得不日与为缘,而天时人事之相厄者,又无所不用其极,今日正吾辈生死一发之时也。”在这样黑暗的世道,所谓生死,并非仅指自然生命的盈虚存亡,他主要指的是精神生命。他认为人一旦精神堕落,不可复振,虽生犹死。而战胜精神死亡的药方,一曰“自乐”,二为“自信”,由此达“自得”之境。这种精神上的超拔之道在于祛除世俗上成败得失的心魔,而不为其所累。他说:“吾辈十年来,循物太甚,驰逐不可必得之业,而歆羡忧戚,遂日与之相乘,习之既久,视为固然,虽自问初志本在用世,而役役于得失,已渐夷为流俗人而不自察矣”。所谓“循物太甚”,过于看重世俗的功业和物质上的得失,日夜为之“歆羡忧戚”,精神不能超然独立,其实已经成为“流俗人”,产生苦恼、消极、颓废的情绪是必然的。人只有进入“自得”之境,这些情绪才会一扫而空,怎样才算“自得”?梁启超引用孟子的话说:“孟子释自得之义曰‘居之安而资之深 。’吾辈之于学未有一专能安而深者,是既未尝自得之效也。”对于平生所选择的学问、事业持守不移(居之安)并精研深讨(资之深),从而达到一种精神愉悦无所不适的忘我之境,这就是“自得”。返观我们自身,左顾右盼,患得患失,为物欲所累,被世相所蔽,浮躁烦恼,心灵不能宁帖安然,当然就进入不了自得之境。

   

梁启超从古代哲学的角度谈“治心”之法,云:“古今言治心之法者,不出两派,一曰应无所住,二曰主一无适”。所谓“应无所住”,大约是老庄和佛家的人生哲学,即心游万仞而无所用心,如庄子所言:“芒然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大宗师》)“乘夫莽眇之鸟,以出六极之外,而游无何有之乡,以处旷垠之野”。(《应帝王》)这是一种超越各种外在因素的诱惑和影响,突破自身形骸的拘囿,把是非、生死等量齐观的人生观,和佛家所云的破除“执着”的教义有相通之处。梁启超认为这当然是人生的“极轨”,但像我们这些人是不容易做到的。我们生当这个尘俗的世界,在其中“陷溺”太深,“欲求无住,则如猢狲失树”。所以,我们还是应该力求“主一无适”。所谓“无适”,可以理解为“无往而不适”。就是说无论身处何种环境,都能安然自得。梁启超说:“惟无适之义,则似平实而最切于用。欲求无适,必先有所主,而所主者必须为足乎己而无待于外者,否则非主也,而役从也”。就是说,在你的心灵深处必须辟出一个花园,那里茂草葳蕤,鲜花盛开,果实累累,你在不断的努力中使之丰满、圆融,郁郁葱葱,从而使你自身得到快乐和满足。这个花园,就是你的人生之“主”,也就是你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所在。这个花园,不受外界风雨阴晴的影响,更无须借助外力来耕耘,它是你“自己的园地”。有这个园地,谓之人生有“主”,无这个园地,当然就是无“主”,无“主”者如无根的飘蓬,人生也就失去了依傍和目标。梁启超又说:“所主者有大德,有小德,为有用,为无用且勿论,苟诚足乎己,无待于外,则必能有以自乐,有以自信,无入而不自得”。无须用大德、小德、有用、无用来衡量你这个园地的价值,只要它使你自乐、自信、自得,就是好的园地。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一个人热爱书法,孜孜圪圪,不断研习求索,比起有人研究救国救民的大道理来,自属“小德”,这个人也没有靠书法成名,甚至也没有靠书法挣来钱,在常人看来,当属“无用”。然而却使此人怡然自乐,活得自信而充实,无论身处何地,皆能自得,这当然就是“主一无适”的人生了。梁启超也举了两个人的例子:一个叫古微的人喜欢填词,一个叫伯严的人喜欢作诗,这两个人活得非常洒脱,“有凤翔千仞之概,嚼然不滓之志”,究其所以然,“古微举天下之美,不以易词,伯严举天下之美,不以易诗,古微、伯严无所往而不得诗词,故常有以自乐,诗词可以致古微、伯严于不朽,故常有以自信,而其卓然自拔于流俗者,则亦在此矣”。或许有人会说,这个道理当小学生时老师就讲过了,有什么高明处?梁启超驳斥道:“世之以应酬名誉为诗词者,其视诗词也,决非有伯严、古微所视者同物,至易见也。彼方以所学为科举之行卷,为商贾之货贿,岂得曰学”。一句话,一个人所“主”者,必得有一种精神的超越。

   

梁启超


梁启超认为一个人悲观、颓丧,惶惶不可终日的原因在于心中无“主”,也就是没有自己的精神追求,心灵深处没有“自己的园地”。因而既闲极无聊,又浮躁惶惑,不想做事,不知做什么事,也做不成事,他指出这种精神状态的病根,告诫他的朋友说:“今吾弟受病之原有二,一曰太闲,二曰将来之命运悬于人手,有所待而不自决。闲故憧扰,有所待故蹉跎不振。治本之法,当绝所待,治标之法,当使勿闲”。我们见过多少一天无所事事,却又大叫活得累的人,这是些不能把握自己命运的人。梁启超为他的朋友拟了十六字的座右铭,曰:“必有事焉,知止乃定,莫非命也,乐天不忧”。有自己的精神天空,有自己的人生追求,每天有做不完的事,乐天知命而又奋斗不息,如范仲淹在《岳阳搂记》中所说的那样:“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不仅是一种人生修炼,更是一种通达的人生境界。

   

梁启超写这封信时三十八岁,正当意气宏壮的盛年,与友人以救国救民的伟大志向相激励,认为危厦将倾,重开新局的使命舍我其谁:“夫今天下之人才,已可见矣,吾辈数人不任此,谁复任者?自古丧乱之世,恒有一二瑰伟绝特之人,为千古百王之道所托命,非惟吾国有然,即如意大利、德意志所以蹶而复振,举赖是也,此独非吾辈之责也?今当前古未有之运,信能会通古今中外,而成就古未有之学术,则其所造于天下者,亦岂可量,乌可以不见用而嗒然自丧哉。”这样的志向对于常人,或许陈义过高,难以企及。后来梁启超在政治的旋涡里搏击浮沉,是非经过而成败昭然,回归到知识分子的本位立场时,再以一个普通人的心态来谈人生就平实得多了。梁启超的一生是通达乐观,进取充实的一生,他自称他信仰的是“趣味主义”,即人活得要有意思。怎样活才有意思?1922年,正是梁启超知天命之年,他发表了《学问之趣味》的讲演,讲的是怎样活才有意思的话题。我觉得他讲的不止是学问,讲的是人生的真谛——

   

我是个主张趣味主义的人,倘若用化学化分“梁启超”这件东西,把里头含一种元素名叫“趣味”的抽出来,只怕所剩下仅有个零了。我以为: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若哭丧着脸捱过几十年,那么生命便成沙漠要何用?中国人见面最喜欢用的一句话: “近来做何消遣?”这句话我听着便讨厌。话里的意思,好像活得不耐烦了,几十年日子没有法子过,勉强找些事情来消遣消遣它。一个人若生活于这种状态之下,我劝他不如早日投海。我觉得天下万事万物都有趣味,我只嫌二十四点钟不能扩充到四十八点,不够我享用。我一年到头不肯歇息。问我忙什么?忙的是我的趣味。我以为这便是人生最合理的生活,我常常想运动别人也学我这样生活。

   

那么究竟什么是趣味呢?普通人怎样才能抓住“趣味“过有意思的人生呢?他说——

   

凡属趣味,我一概都承认它是好的。但怎么才算“趣味”?不能不下一个注脚。我说:“凡一件事做下去不会生出和趣味相反的结果的,这件事便可以为趣味的主体。”赌钱趣味吗?输了怎么样?吃酒趣味吗?病了怎么样?做官趣味吗?没有官做的时候怎么样?……诸如此类,虽然在短时间内像有趣味,结果会闹到俗语说的“没趣一齐来。”所以我们不能承认它是趣味。凡趣味的性质,总要以趣味始,以趣味终。所以能为趣味之主体者,莫如下列的几项:一劳作;二游戏;三艺术;四学问。诸君听我这段话,切勿误会,以为我用道德观念来选择趣味。我不问德不德,只问趣不趣。我并不是因为赌钱不道德,才排斥赌钱,因为赌钱的本质会闹到没趣,闹到没趣,便破坏了我的趣味主义,所以排斥赌钱。我并不因为学问是道德,才提倡学问,因为学问的本质能够以趣味始,以趣味终,最合于我的趣味主义条件,所以提倡学问。

   

 不是所有人都是学问的人生,但你可以是劳作的人生,游戏的人生(不是游戏人生,譬如收藏,旅游,做票友,亦可谓之游戏,它足可使一个人活得兴味盎然),艺术的人生,所以,普通人要想活出意思来,尽可以找到你的趣味。

   

梁启超一生,他的朋友徐佛苏总结为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亦可称为变法维新之时期,第二个时期亦可称为立宪、革命双方并进之时期,第三个时期亦可称为兴兵起义,恢复共和之时期,第四个时期亦可称为讲学育才,领导青年救国之时期。”这是从梁启超对社会影响方面而言。我认为,就他的个人生命体验来说,无妨说成是两种人生:即为在中国实现宪政而奋斗的政治人生(包括徐氏所言的前三个时期),到1919年从欧洲游历归来,他进入了第二种人生,即回归到知识分子本位立场的学问人生。无论是“主一无适”的政治人生还是看重个人生命体验强调趣味的学问人生都贯穿了一种自强不息,乐观进取的精神。


  

下面是他对自己人生的一种总结——

   

假如有人问我,你信仰的什么主义?我便答道:我信仰的是趣味主义。有人问我,你的人生观拿什么做根柢?我便答道:拿趣味做根柢。我生平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总是做得津津有味,而且兴会淋漓,什么悲观咧,厌世咧,这种字面,我所用的字典里头可以说完全没有。我所做的事常常失败——严格的说,没有一件不失败——然而我总是一面失败一面做,因为我不但在成功里头感觉趣味,就在失败里头也感觉趣味。我每天除了睡觉外,没有一分钟一秒钟不是积极的活动,然而我绝不觉得疲倦,而且很少生病。因为我每天的活动有趣得很,精神上的快乐,补得过物质上的消耗而有余。(《学术讲演集》第一集147页)

   

从“主一无适”的人生到趣味人生,梁启超的人生哲学贯穿了一种积极进取的乐观精神,对于某些身处迷惘苦闷中的现代人是一剂有益的良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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